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可能存在过。是不是总这样就不敢下结论。反正当今社会办不到，再往前推半个世纪也行不通。不用说别人，就拿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我四叔结婚时值三伏没关窗户，礼过之后，一对新人沉沉睡去，两个人的裤衩就被一帮捣蛋鬼用竹竿挑出去，挂在门前的梧桐树上示了众。其他更严重的失窃现象每年都发生几起。路不拾遗更困难，须知中国古代的交通工具的动力多是人和畜，对掉在地上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绕道走的可能性比较大；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多是机动车辆，管他什么东西往往一轧而过。白家桥大队某社员，刚从县城走后门买来一块手表，炫富之心太重，骑在自行车上，走两步就晃晃手腕看时间，像是运动员跑步掐秒表，结果就把表链子晃开了扣，手表也甩了下来，然后又被车轮给轧瘪了，其残酷程度你说有多严重。
刚才我已经分析过，忘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人的一生，谁要是说没丢过东西，我敢说他就不是人；反过来说，谁要是没拾过别人丢的东西，我把本人的姓氏倒过来写。只是有的东西能失而复得，有的则一去不复返。父亲所做的事情，就是极力让从他手经过的失物都能找到失主。
那年县里一名革委会副主任到我们村搞调研，或许是他急于想了解有关情况，就命令把绿帆布篷吉普车直接开到田间地头。而且他还有个不得不提的良好习惯，即在访贫问苦时把原话记录下来，力求保持真实性。这次他碰上了我们村子里素有编外历史学家之称的寿亭大伯，寿亭大伯谈到白家桥村名的来历时，引起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兴趣，赶忙让他暂时打住，从兜里摸出小本来准备记录。本子是掏出来了，再找钢笔时就有些麻烦了。几个口袋他上上下下地摸了个遍，甚至连一块带有女性身体香味的手帕也摸了出来摆在地上，也没找到他心爱的铱金笔。
这可把革委会领导给急坏了，须知这支笔不是一般的笔，是地委书记即将到省里工作时送给他这个秘书作纪念的，县里的大部分头面人物都知道这笔的来历。好不好用我们不得而知，但该笔一天当中掏出来的次数，比他撒尿的频率要高。他撒尿流出来的是臊水，他掏钢笔不一定意味着要下墨水，只是把玩一下，像他的另一种爱好一样。不过一种是解决生理问题，一种是解决心理问题。或许是掏出来的次数多了，习惯成自然，悲剧也就埋下了伏笔。这次当他准备记录时，这笔果然成了伏笔，一支埋伏起来不想再见他的笔。
找不到笔，对他来说像是掉了命根子。训了秘书又训司机。回忆这天用笔的经过，连他自己都说不清，又怎么能使身边的工作人员道得明呢？于是就发动群众展开地毯式地搜索。大队书记号召，谁拾到多记三天工分。当时我父亲在东山顶锄地，没有参加这一盛举。他们从中午找到傍晚，连根毛也没找到。县革委会副主任很不高兴，本打算来了解文化建设情况的，没想到把搞文化的工具弄丢了。他的言外之意是，不知道是丢失的还是被丢失的，这样的大队怎么能成为文化建设的典型呢。这话把在场的人们搞得灰头土脸的。说灰头土脸一点儿也不夸张，当时恨不能挖地三尺，尘土飞扬的，别说头脸，恐怕整个身体都灰了土了，谁叫白家桥的男社员夏天好光脊梁呢。事实是，他们不可能找得到，他们要是找得到，我写这段事情就没有意义了。
也该白家桥这个典型当树，也该父亲注定要出人头地。那天从东山顶回来的父亲一行人，扛着锄头沿着沙子路往庄里走。需要补充的是，当时没有柏油路，路基上铺的是白沙，路面中间的沙子因为车轮子碾来碾去的，都给赶到两边去了，所以骑自行车在路边走最好要保持直立，否则极有可能被沙子跐倒。那时候农村专门有养路工这一职业，其职责就是用皮耙子把路面的沙子弄均匀。
当时天已渐黑，父亲这个眼瞎睁跟往常一样跌跌撞撞地走在队尾。他下学这几年参加农业生产，经常劳动到天黑。那个时代人们普遍缺乏娱乐活动，捉弄人就是最好的方式，像我父亲这样生理上有点缺陷的人最容易成为目标。比如每次从山上下来经过一片坟地，不知道谁来一句“鬼来了”，然后大家伙儿撒腿就跑，我父亲也跑，但踮着脚跑不快，每次都落在队伍后面一大截儿。这还不算事，在他极力追赶队伍的过程中，总有一个更加调皮的从坟地里蹿出来把他拦腰抱住。他屡次受捉弄，屡次都当真，因为他确实在思想上排除不了鬼的存在，所以就多受了不少洋罪。
县革委会副主任丢笔的这天，父亲仍然走在队伍最后，这几年他慢慢适应并且体会到走在队尾的好处了。走在队伍中间，他不是被前面的人猛然伸出的腿绊倒，就是被后面的人故意踩掉鞋子。走在人后，就不存在这些情况，而且还可以从容地思考一下问题，总结一天的劳动经过，想想家里的事情，梳理一下思路。至于那天他想了些什么事情，我也不好瞎猜，反正他的脚陷在沙堆里，里面一个圆不棱登的东西让他的脚滑了一下。好在幅度不大，他也没有深究。当他继续往前走了几步之后，才觉得有些异样。于是他又倒回来感觉了一下，觉得此物区别于树枝，类似于一个螺栓。既然是螺栓，他就不能忽视了，万一是大队那台唯一的拖拉机上掉下来的，如不及时归位，出事故的可能性就很大。于是他蹲下来，把那段金属性质的物体摸了出来。凭感觉他知道那个物件不是螺拴，而是支钢笔，一支优质的通体金属外壳的钢笔。
要是换了别人，比如说我本人，我会悄悄地把钢笔装到自己兜里，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赶路。一支钢笔，塑料壳的都将近一块钱，金属壳子的价钱就更贵了，少说也得顶一个壮劳力的月工分。全白家桥大队，能有支像模像样钢笔的，除非是大队党政一把手，老师用的多是蘸笔，有的年轻人上衣兜里也像是别了支钢笔，但百分之九十以上只是别了个笔帽，跟毛驴挂铃铛差不多的性质。
我父亲可不是这种人。前面说过，他捡过不少找不到失主的失物，已经给他造成一定的心理负担。他只有捡到更多的失物并且送还失主，才能减小所存失物在全部捡到失物中的比例，良心的负重才能大比例地减少。于是他喘着粗气跑到了队伍前面，立了大功般举着钢笔问：你们有人掉钢笔了吗？我拾了一支钢笔！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吭声，因为他们都没有钢笔。虽然在黑暗中，我父亲还能感觉到羡慕加妒忌的目光投射到钢笔上产生的灼热。只有熊玉辉的表现有些反常，他走出队伍，像是蝎子爬到衣服上那样惊慌失措地抖来抖去，恍然大悟地说，不好了，我的钢笔掉了，这可是我姐夫到济南出差捎来的。
你的钢笔是什么牌子的？有人就问。
忘了是永生的还是英雄的？昨天刚给我，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呢？熊玉辉说。
谁都知道熊玉辉有个姐夫，在另一个公社当秘书，别人家不大可能有这么高级的钢笔，所以也就没了质疑的声音。
我父亲就把钢笔给了他。熊玉辉还不知趣，不光不感谢，还酸溜溜地说，奇怪，就你眼色好！
但这件事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了这伙人的想象。尤其是熊玉辉，刚进家门口，还没来得及就着油灯看清该钢笔的商标，就被请到了大队部。
熊玉辉，这可是个大问题，要不是看你姐夫面子，我非把你这个民兵排长撸了不可！支书当众批评他道。
接着支书又表扬了我父亲：看人家，就是个雷锋式的好社员，大公无私，都这么办，我们早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支书也不敢擅作主张。第二天一早，他赶在上班前来到了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公社领导也高了大兴，说你再来晚点儿，我就亲自到县里买钢笔了。于是两人立马动身，坐着公社的大头车赶到县城送还失物。县革委会副主任说，嗯，不错，一级党组织就应该有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解决矛盾不过夜的精神，不愧是先进！
这次捡钢笔，给父亲带来了好运气。大队团支部再换届时，父亲被党支部书记提名为宣传委员，简直就是任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这个委员也算是捡来的。兴许父亲也是这么想的，多年之后父亲整理档案时，特意把选举他为宣传委员的会议记录找了出来，放到了他的失物收集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