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狗被学校开除的时候，我已经念高中了。因为他的事，母亲找了学校校长。校长是女的，姓张，自从何先生划了右派，她就当上了校长。她刚当校长的时候，我们都不喊她校长，我们心目中的校长还是何先生，何先生已经不当校长当校工了，扫地，敲钟，送报纸。但我们还叫他何校长，还有一些年纪大的老师，也叫他何校长。张校长原来教我们算术，教得很烂，她那个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可额前总是留着刘海，因为她脸长，想掩盖过去，我们背地里还是叫她马脸，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但那个时候我们就时兴给老师和同学起外号，没办法。张校长有一次开会，说，你们不叫我校长我无所谓，为人民服务分工不同而已，怎么叫都是一样。可是你们不能叫他校长，这是立场问题，说得严重一点，管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叫校长，是在向党示威。她说得很严肃，可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归笑，从此我们不敢叫何先生何校长了，不叫又心里过不去，看到他，我就远远地躲开。母亲和张校长说了半天，张校长还是坚持要开除阿狗，母亲就火起来，母亲一火起来就骂人，母亲骂人很难听，张校长倒有很好的涵养，不生气，只冷冷地问，你是他的什么人啊？母亲说，我是他契老母。张校长就笑了，说让汪明亮的父母亲自己来。玄叔玄婶不敢到学校去，他们说，没脸。其实，真正的原因母亲是知道的，他们胆子小怕事。何先生划右派的时候，玄叔在厂里也差点被划上右派。听说厂党支部书记在全厂大会上说，帽子拿在我们手上，看他的表现，什么时候不老实，什么时候就给他戴上。
被学校开除的时候，阿狗才念三年级。说起来这事还和三妹有点关系。三妹念一年级，有一个六年级的男孩子，无缘无故地抓三妹的辫子，那时母亲给三妹梳两根羊角辫，辫子上还扎了两只蝴蝶结。阿狗自己很喜欢抓三妹的辫子，抓一下，三妹骂一句死阿狗，他就乐得笑个不停。可他不许别人抓三妹的辫子。他于是就找那个六年级的男生打架。他当然不是人家的对手，那个打赢了的男生居然当着阿狗的面抓三妹的小辫子。阿狗说，你等着。那个男生大笑而去。谁也没想到，那男生刚在教室里坐定，低头从书包里掏本子的时候，阿狗拿着一块破砖头，冲进教室，朝他的脑后勺砸了下去。让你再抓辫子。
玄叔玄婶在母亲的陪同下，到那个男生家赔礼道歉，并给足了医药费和营养费。那男生的父母倒是通情达理，也不要求开除阿狗，就是张校长一定要开除，她说，这样“横”的学生不开除，学校没法管理。“横”是本地话，意思是蛮狠不讲理。张校长说阿狗“横”的口气有点当下国际社会说塔利班。何先生也找张校长谈过阿狗的事，何先生的意思是，小孩子可塑性强，思想教育为主，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当时何先生的右派帽子虽然已摘掉了，但张校长在会上说，摘帽右派也是右派，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何先生是想了很久才找她谈阿狗的事的，他还引用了陶行知的话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你别忙着把他们赶跑。你可不要等到坐火轮、点电灯、学微积分，才认识他们是你当年的小学生。张校长冷笑，她喜欢冷笑，她冷笑的时候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嘲讽的味道。她冷笑着说，你以为用砖头砸人脑袋的人会是瓦特，会是牛顿，会是爱迪生？何先生说，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说，不要急于把他赶走。张校长说，不是我们把他赶走，是他自己要走，放着阳光大道他不走，偏走独木桥。何老师啊何老师，我说你什么好呢？你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把立场把感情转到人民这一边？你知道那个汪明亮的父亲是什么人吗？资本家。这一下，何先生不敢再说什么了。这些，是后来何先生的女儿何小慧告诉我的。
阿狗被学校开除，他的“横”也随之名扬青年路。“横”也叫“蒙面”，不怕死。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都怕他。几年间，他就成了我们青年路的“歹囡头”。开头，是春梅罩着他，他到哪里春梅跟到哪里，她绝不允许有人和他的弟弟过不去。当然，谁对她的弟弟好，她就待谁好，她是我们青年路真正的孩子头。后来，春梅出嫁了，阿狗也长大了，成了真正的“歹囡头”。春梅嫁给部队的一个连长，结婚之后就跟丈夫到贵州去了。听说临别时，她抱着阿狗哭了一个晚上。母亲说，真是难为了她，阿狗是她带大的，比亲弟弟还亲。我一直弄不清楚春梅为什么那么快就结婚走人，听说，这门亲事是她亲生父母介绍的，是她老家的一门远亲，一说就成，一拍就合。这也是缘分啊，母亲说。
我是在春梅走三天后才知道她走了，那时我在学校里住宿。星期六回家听说春梅远嫁贵州，我的心酸溜溜、空落落的。我依稀闻到她身上的香气，想，她应该告诉我一声才对啊。母亲见我愣愣的，突然想起什么，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条子，说这是春梅的地址，她说要是阿狗有什么事的话，就给她写信。我的心又冷了一层，她心目中只有阿狗。我把纸条还给母亲，说你留着吧。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母亲不知为什么突然想起春梅，让我给她写信，却找不到那张地址。那年，我们家搬走了。我们家的房子本来就是租的，母亲一直想把那房子买下来，最后没买成，因为父亲不同意，父亲认为有了房子就有财产，人家就会把你往资产阶级上划，何苦花钱买一副枷锁套在自己的脖子上？房子我们不买别人要买，我们就得搬走。新房子比原来更小，我就住到学校去了。那几年，为了考大学，我没少努力，可是，后来大学也没考成，因为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久，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闹革命”了。
我们下乡的时候，阿狗没下乡，因为他是独生子，父母身边无子女，可以留城。他不但没下乡，他父亲还提前退休，让他补员，进了东风制药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一名国营工厂的工人是十分让人羡慕的。
阿狗常到我家，每次来都没空手，一条鱼，一块肉，一瓶酒，一袋水果什么的，还没进门就大叫阿母，把母亲叫得乐滋滋的。那时阿狗的名声不好，本地话叫“歹囡浪荡”，常常听说他和谁谁打架，又被叫到公安局派出所。他每次来，母亲都问他，最近学好了没有，还打架？他做出一副十分冤枉的样子，说阿母你看，我这样子像是喜欢打架的人吗？都是那些爱打架闹事的人乱说，无影无迹，我每天都老老实实地上班下班，吃饭睡觉。真的？真的。不信，你去问我们厂领导。他知道母亲不会去问。阿狗如今长成一个少年家，一表人才，嘴巴又甜，母亲越看越喜欢。他额头上不是有一块疤吗，小时候，母亲喜欢摸着他的疤说，我们阿狗啊，什么都好，四方脸大眼睛，牙齿又白又整齐……就是这块疤，以后，把头发留长一点，盖住它。阿狗就说，阿母你摸啊，使劲地磨，把它磨掉它就没了。母亲就使劲地在他的额头上抚摸，他就倒在母亲的怀里嘻嘻地笑，弄得三妹很吃醋，总是羞他不要脸，又不是你的亲娘，弄得比亲娘还恶心。也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阿狗额头上的疤居然就没有了，只剩下隐隐约约的一条上月形的暗线，反倒在他的脸上凭空增添了几分英气。阿狗常来，他的心思母亲是清楚的，他喜欢三妹。开头，母亲并不怎么放心，因为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自从他补员进了东风厂，母亲就从心底同意了。阿狗名声不好，但他不是真坏，她心里明白，从小看着他长大，能不明白？况且，母亲看上了玄叔玄婶，她以为三妹找上这样的公婆，是她的福分。
无奈三妹看不上阿狗。虽说从小一块儿长大，青梅竹马，但三妹心高气傲，她决不会把自己的命运轻易地交到别人的手里。三妹没读几年书，却鬼迷心窍，不可救药地爱上文学，想当现代李白，整天写一些谁都看不懂的句子，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些句子全抄在一本蓝色的本子里，宝贝似的锁在她自己的箱子里。其实，我们谁也不会去看她的东西。偏偏阿狗对她十分崇拜，总是想法子要看她的诗，他越想看，三妹就越瞧不起他，这事有点怪。有一次，阿狗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三妹的一首诗，很神秘地对我说，阿兄，你给我讲讲，这里写的是什么？我说我不看，什么狗屁东西，无病呻吟，故弄玄虚。我越这样说，他就越觉得三妹的诗写得好，对三妹就越是一往情深。还时时跑到三妹的知青点去，弄得那个知青点都知道，三妹有一个很帅气的崇拜者和很死迷的追求者。死迷是本地话，就是执着。
三妹对阿狗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很大方，每次去，都带许多吃的东西，与三妹知青点的男知青喝酒聊天，去多了，三妹不理他，他无所谓，他已经和知青点的男知青们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他喝高了，站在晒谷场上大声朗诵三妹的诗：“我低头，看见一颗闪亮的星星。我抬头，找啊找啊，却找不见她的身影。是一潭污浊的水啊，偷走了我，那颗飞翔的心。”你们知道这诗是谁写的吗？是我未来的老婆——燕子。燕子，燕子，我的燕子！他大喊大叫，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农村小孩，弄得三妹又羞又恼，无地自容。一怒之下，她收拾东西，连夜回城。
从此，三妹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再也不安心在乡下劳动，谁劝也不听。后来，她考上了省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就留在省城教书，再也没有回来。
在三妹还没考走的时候，阿狗还是常常往我们家跑，可是，来的时候不对，以前三妹回城他就来，后来，他专挑三妹不在家时来，陪母亲聊天，帮母亲做家务。当时我们都下乡了，家里就母亲和父亲两个，母亲是家庭妇女，没上班。阿狗一来，母亲就知道他昨晚上的是夜班，就说，阿狗怎么不回家睡觉。他说，我不困。母亲知道他的心思，就说，阿狗，三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命比纸薄，心比天高，你别老想着她，听阿母的话，找一个比她更好的。阿狗就笑着安慰母亲，说他来纯粹就是为了看她老人家，和三妹没关系。
那段时间，我都在乡下，回家很少，先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很投入地学农活，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以后有了上大学的希望，就专心地复习功课，再后来，就考到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去了。阿狗的事，是回家时母亲三言两语地讲给我听的，也没怎么当回事。说心里话，我也不太赞成三妹与阿狗谈恋爱，倒不是因为阿狗的名声不好，而是因为，三妹和他根本就不是一路人，在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不合适，更谈不上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