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夜幕降临，莫斯科红场上的游客们、向列宁墓行进的仪仗队士兵们，还有克里姆林宫的一石一瓦，都见证了参议院大楼上苏联红旗的缓缓降落，这也意味着苏联政府——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言人下台了。1991年圣诞节这天，通过电视，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观看了这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当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实况转播了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演说，这是苏联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总统，因为苏联不复存在了。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夜。
刚刚发生了什么？第一个能回答这一问题的人就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12月25日晚，在看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其他广播电视对戈尔巴乔夫演说的报道后，在看完克里姆林宫的红旗被降下之后，布什很快步入电视直播间，为美国人民就他们所看到的画面、他们所听到的消息以及他们所收到的圣诞大礼进行解释，剖析其意义。他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和苏联红旗的降下视为美国40多年来对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且，布什将苏联共产主义的崩溃与冷战结束联系起来，庆祝美国人民的价值观赢得了胜利，他在三个句子里连用了三次“胜利”。几个星期后，他在国情咨文中提到，“苏联于一年之内解体所带来的变化有着几乎神圣的意义”，他宣称“受到上天的眷顾，美国人民才赢得了冷战”，此外，他还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将要产生。他在两院联席会议上说：“世界曾被分成两个对抗的军事阵营，现在剩下唯一一个卓越无比的强国，那就是美利坚共和国。”闻者掌声雷动。[1]
40多年来，美国和苏联确实陷入全球对抗之中而无法自拔，这场对抗没有以核灾难结束真是纯属偶然。一边是红旗飘飘的克里姆林宫，另一边是星条旗飞扬的美国国会大厦，一代代的美国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东西阵营分明的世界中。那些在1950年入学的人们仍然清晰地记得核警报演练以及一旦发生核爆炸要躲在桌子底下的建议。为了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数十万美国人为之奋斗，上万美国人为之牺牲，最初战斗在朝鲜的崇山峻岭之中，后来又战斗在越南的热带雨林之中。几代学者为阿尔杰·希斯（民主党人，美国国务院官员，他曾以美国总统罗斯福顾问的身份出席了雅尔塔会议，还担任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于1948年被指控是华盛顿特区美国共产党间谍网成员，曾向苏联提供国务院机密文件。后因伪证罪被判刑5年。这起间谍案至今仍是一个疑案。）是否叛国投苏而争论不休；而受约瑟夫·麦卡锡（美国政治家，生于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极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参议员蓄意逮捕共产党员这一运动的影响，几十年来好莱坞都难以恢复元气。就在苏联解体的前几年，要求核裁军的游行示威还在纽约和美国其他主要城市的街头上演。这一活动甚至使父子反目，年轻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罗恩·里根就反对他的父亲——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美国人和他的西方盟友在国内外展开了无数次斗争，战争似乎还要继续进行下去。但现在，曾经全副武装的对手，从未在一场单独战役中失手的对手，居然不放一枪就降下了国旗，国不复国，分崩离析。
在戈尔巴乔夫——这位与布什和里根共同结束冷战的人——宣布辞职当天，布什总统宣称美国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这当然值得庆祝，但是有些事情还是令人困惑。虽然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只是象征性地结束了苏联（从法理上苏联在4天前也就是1991年12月21日已经被它的成员国正式分解了），但冷战的目的并不是分解苏联。而且，布什在1991年12月25日面向全国的讲话，以及1992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的讲话内容，与政府早前关于冷战的报告是截然相反的，报告原本说的是不能与戈尔巴乔夫对抗，而应以与其合作的方式结束冷战。这类声明最早是在1989年12月的马耳他领导人峰会上做出的。就在布什发表圣诞节演讲前几个小时，白宫还有过类似的声明。该声明赞扬了戈尔巴乔夫的合作：“（戈尔巴乔夫）与里根总统、我自己和其他联盟国领导人一起工作。戈尔巴乔夫总统行事大胆，果断决定结束痛苦的冷战，并将致力于重塑一个完整和自由的欧洲。”[2]
布什的圣诞演讲意味着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将一改其对苏联老对手的态度，也将重新评估美国影响苏联发展的能力。尽管布什和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1991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公开声称美国对于苏联的影响力有限，但现在他们却将苏联政局的戏剧性发展归功于自己。这种新的解读产生于布什再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于冷战结束和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解读，这种解读即使不是主导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这个有极大虚构成分的解读，将冷战结束与共产主义没落和苏联解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更重要的是，这一解读把事态的发展看作是美国政策干预的直接结果，也是美国的重要战果。[3]
这本书挑战了胜利者的解读方式——他们把苏联解体视作美国在冷战中取得胜利。书中的观点有一部分来源于布什总统图书馆中解密的资料，包括总统顾问的备忘录及布什与世界各国领导人加密的通话内容记录。这些最近公开的文件前所未有地、清楚地表明布什及白宫的顾问做了许多事情来延长苏联的寿命。他们担心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崛起，也担心苏联的其他共和国领导人推行独立运动。一旦苏联解体，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苏联核武器的唯一继承人，并在后苏联地区，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中保持其影响力。
为什么一个在冷战中声称与其敌人进行抗争的国家领导人会采取这样的政策？美国白宫的文件及其他的资料来源为这个问题及这本书中其他相关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些资料表明，冷战时期美国口头上的政治说辞与其实际行为并不一致，事实是美国白宫试图挽救戈尔巴乔夫，因为他已被白宫视作世界舞台上的主要伙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准备容许共产党和苏联的继续存在。因为冷战事实上已经结束，所以白宫关心的不是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而是苏联可能爆发的内战。用当时记者的话说，这会使前沙皇帝国变成“拥有核武器的南斯拉夫”。核武器时代改变了超级大国间对抗的性质及对战争成败的定义。战争的成败不再取决于士气或是民心。冷战时期的布什政府不得不应对两难的境地，根据地缘现实及事态后续发展而调整其说法和想法。从这个角度看布什政府已经尽力了，但他的行为远胜于其自相矛盾的说辞。
那些参与了1991年末一系列事件的人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旗杆上红旗的落下，回忆起美苏争霸期间的牺牲者们，是如此的激动兴奋，这也是可以理解或者感同身受的。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25年后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客观冷静的视角去探究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把苏联的解体视为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这一解读夸大了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这种解读甚嚣尘上之时，也正是从苏联解体到“9·11”恐怖袭击的10年，之后是长达9年的伊拉克战争。吹嘘美国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恰好满足了今天俄罗斯民族主义阴谋论，他们将苏联的解体归因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阴谋。类似的言论不仅出现在网络中，甚至还出现在俄罗斯的主流电视节目中。[4]
关于苏联解体前的几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将提供一个更为复杂和更具争议性的视角，其内容与前冷战双方的说法皆有不同。本书还阐述了当今美国单极独大的局面之所以取代了两极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不仅仅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偶然因素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重新审视这个时代形成的原因，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领导人有意或无意的观念和行为十分重要，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过去15年中什么地方出错了。
从苏联红旗的落下到苏联解体，本书试图探寻这一系列戏剧性事件背后的东西。这本书中提到的帝国的观点，对于我就1991年事件的加以解读十分重要。我认同一些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失控的军备竞赛、经济下滑、民主运动复兴、共产主义思想破灭，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苏联的崩溃，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解体。帝国的根基、多民族构成以及苏联的伪同盟结构才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并没有得到华盛顿决策者和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的高度重视。
虽然苏联常常被称为“俄罗斯”，但它其实是一系列国家的集合体，是莫斯科通过武力强制和文化妥协形成的，整个苏联时期一直是依靠强权才得以维系其统治的。因此到目前为止，在法理上讲，俄罗斯人应接管该地区最大的共和国，即俄罗斯联邦，但是除此之外还有14个国家。俄罗斯有将近1.5亿人口，占全部苏联人口的51%。乌克兰是苏联人口第二大国，有5000万人口，占苏联总人口数的将近20%。
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中的胜利让他们以一种近似联邦的政体拯救了俄罗斯，至少这种政体是在宪法框架下的。这一权宜之策延长了俄罗斯的帝国历史，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没有逃脱与其他帝国相同的命运。到1990年，大多数苏联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总统、外交部长、或多或少由民主选举产生的议会。直到1991年世界才真正知道苏联并不是俄罗斯。[5]
我把苏联解体与20世纪主要帝国的灭亡归为一类，其中包括奥匈帝国、土耳其帝国、英国、法国以及葡萄牙。我把苏联称为最后一个帝国，不是因为我认为未来不会有帝国，而是因为苏联是最后一个在现代实行古典欧洲和欧亚帝国制度的国家。我认为帝国的法规与民主的选举制度不能共存，二者的冲突导致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帝国的灭亡。我研究苏联解体的历史正是以该观点作为前提。1989年当戈尔巴乔夫把民主选举制度介绍到苏联时，一批通过选举诞生的俄罗斯政治新星们突然有权表态他们是否愿意继续承担帝国的重担，同时，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的政治家们也面临着是否要继续处于帝国统治的选择。最终，双方的选择都是否定的。
第一次利用这个机会说“不”的是波罗的海国家和乌克兰西部，这部分国家于1939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一份秘密协议。苏方代表为莫洛托夫，德方代表为里宾特洛甫。该条约划分了苏德双方在东欧地区的势力范围。）时被苏联强行并入。接下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东部，乌克兰东部在二战前就被归入苏联。波罗的海国家、格鲁吉亚及亚美尼亚的新当选的领导人在努力争取独立。其他的共和国中，资深精英掌控着权力。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收回中央对地方领导的支持并任由民主选举决定其政治生命时，这些政治家们也开始与新兴的民主力量打交道了。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以及15个共和国相互划清了界线。[6]
我的叙述集中于改变苏联命运和世界面貌的最关键的5个月里（1991年7月末到1991年12月末）所做的重要决策。7月末在布什到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削减武器条约之前，这位时任的苏联总统与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关于苏联改革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协议。正是这一协议引发了8月份的政变。到当年12月末，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一职标志着苏联彻底解体。许多学术或非学术的作者都曾写过苏联解体的历史，但他们却忽略了从8月政变发生到12月戈尔巴乔夫辞职这一关键时期。一些作者或有意识地或含蓄地认同，8月政变之后苏共的瓦解就意味着苏联解体。这是一个错误假设。正如我在书中指出的，8月的政变后，苏联共产党已经是人心涣散，难以为继了。但政变后苏联虽然元气大伤，却还继续存在了4个月。因此，这段时间就是本书要分析的时期——从1991年秋季到初冬，它决定了各成员国的走向以及核武器问题的发展。[7]
史蒂芬·科特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及国际事务学教授。）对苏联解体及共产主义在东欧终结的研究非常深刻，他关注的是“不文明团体”，即把控苏联国内外政治、最终又决定背弃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精英们。他论述道，苏联就像其之前的罗曼诺夫帝国，是自上而下崩溃的；不论是中央或是地方，苏联解体的发起者与推动者都是精英。的确，街道上没有愤怒的人群要求苏联解体。前超级大国的解体出奇地平静，尤其是拥有核武器的4个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最终苏联的命运是由高层领导人决定，是东西方主要领袖政治博弈的结果。这是一场勇气与外交技能的较量，赌注很大，它不仅涉及政治，有时甚至关乎参与者的身家性命。[8]
处于1991年一系列事件中心的那些人，我认为他们与苏联极富戏剧性地却又平静地解体有很大关系。我的叙述就像1991年后的世界一样并不是单极的，也不是两极的，就像冷战时期的世界一样，却是多极的，就像世界历史大多数时间呈现出的状态或是将来可能形成的状态一样（因为中国的崛起及美国各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涌现）。我不仅记录了华盛顿和莫斯科方面做出的决定，而且还记录了基辅、阿拉木图（曾叫阿玛阿塔，1953年更名）及其他将要独立的共和国做出的决定。可以这么说，作为本书主人公的4位政治领袖对苏联所发生的一切，以及之后苏联的解体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通过叙述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一系列行为，分析其动机。我认为这位谦虚谨慎的西方领导人一直对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予以支持，并坚决主张维护核武器安全，正是他的这一做法延长了苏联的存在并且确保了它的和平瓦解。鲍里斯·叶利钦是一位粗野且桀骜不驯的俄罗斯领导人，他几乎单枪匹马地挫败了政变，随后面临着一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他拒绝采纳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的拯救方式，也没有更改俄罗斯原有的边界。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是一位世故精明的乌克兰领导人，他对乌克兰独立的坚持导致了苏联的解体。最后一个就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事件的中心人物，在所有事件中，他可以得到最多，也可以失去最多。最终，他失去了所有——名誉、权力和国家。戈尔巴乔夫的人生是一段传奇，也是我叙述的中心。他把自己的国家从以往的统治中拯救出来，向世界开放，引进民主制度，筹划经济改革，最终他改变了他的家园及周遭世界，但这个世界却没有他的位置了。
我主要的论点是：苏联的命运是在其存续期的最后4个月中决定的。这4个月指从1991年8月19日发动政变到1991年12月21日苏联领导人在阿拉木图召开会议时为止。我要论述的是，决定世界最后一个帝国命运的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美国的政策，也不是苏联中央与俄罗斯的矛盾（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矛盾为代表），也不是苏联与其他加盟共和国间紧张的关系，而是苏联内部两个最大的共和国——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精英不愿意在一个国家的框架下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终结。
1991年12月8日，在位于白俄罗斯比亚沃维耶扎原始森林中的一个山林小屋内，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没有就戈尔巴乔夫提议的新联盟模式达成共识。因此二人决定解散苏联，建立独联体。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主持了叶利钦与克拉夫丘克的会议，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俄罗斯的联邦，其他中亚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这样，因此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照做。谁也不愿意接受一个由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没有俄罗斯与乌克兰的苏联。布什对于苏联解体的贡献在于确保这一过程中没有大的冲突，核武器不会激增。
从苏联解体到现在的20年里，许多当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包括布什、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克拉夫丘克，以及他们的顾问团成员和其他参与者。尽管由亲见者和参与者讲述的故事包含了大量的信息和有趣的故事，但还不能呈现出更为完整的画面，以及解释事件的全部意义。当机密文件还未向公众开放，高层参与者还不愿谈及时，要理解当时民众的情绪及理解当时主要政治人物的感受，采访记录是必不可少的。我克服了前任研究者的这些局限，通过采纳事件参与者的访谈资料，对原有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补充，更重要的是，我还引用了最近刚解密的档案文献。
正如上文提到的，这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最近刚刚向学者解密的美国文献。其中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负责总统出访的白宫官员的通信稿，以及布什总统会议和电话通话的内容记录。部分资料是我依据《信息自由法案》申请得到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资料来源，如位于华盛顿的国家档案馆，詹姆斯·贝克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论文，以及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相比于以前的作者，这些新材料可以让我在讲述苏联解体的过程时有更多的细节。我还很幸运地采访了几位参与了这一事件的人物，包括乌克兰的克拉夫丘克以及白俄罗斯的舒什克维奇。
在我写这本书时查阅的历史资料帮助我解答了许多“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我对后者的剖析正是本书的核心，通过分析关键领袖人物的价值观、文化背景和个人动机，弄清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的原因。我希望我对于这两个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理解苏联解体的原因，还能有助于解释苏联的两大长期利益相关者——乌克兰与俄罗斯，1991年之后在探寻权宜之计时遇到的困难。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够帮读者理解美国是如何参与了苏联解体的进程，了解美国现在在世界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91年就已经决定了。不管我们是不是用帝国来形容自己，如果搞错竞争国失败的原因，就不仅会让我们陷入帝国式的自大之中，还会导致美国走向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