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31日，峰会召开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刚刚敲响下午3点半，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就稳步迈入大克里姆林宫的冬季花园。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仪式，签署重要的国际条约，而这只是仪式的一部分。
莫斯科会议
山峰即山之巅峰，喻指登峰造极的成就。1953年，两位勇士终于征服了珠穆朗玛峰，温斯顿·丘吉尔随即在英国议会谈及在“万国之巅”实现和平的愿望，“巅峰”一词才进入外交领域。直到两年后，该词被用来形容苏联和西方国家领导人在日内瓦的会晤时，它才流行起来。国际政治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新词语，用以形容最高等级的外交会议。“峰会”一词恰如其分。
实际上，自20世纪30年代起，这种会议俨然已成了国际关系的重要一环。尽管执政者进行会晤、讨论双边关系的事古已有之，可是在航空旅行的时代到来之前，这种会议实属罕见。飞机不仅使战争发生了革命，对制止战争的外交亦是如此。因此外交活动借助飞机而一飞冲天。
1938年夏，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飞往德国，试图说服阿道夫·希特勒放弃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现代高峰会议由此诞生。二战期间，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又强化了巨头外交。彼时，尚未找到对此恰当的说法。
高峰会议在冷战期间发展至顶峰，赫鲁晓夫会见约翰·肯尼迪，随后，勃列日涅夫会见了理查德·尼克松，这些举动吸引了全球媒体的关注，可是，直至冷战行将结束之际，苏联才采用了这一西方说法。
1991年夏，正值莫斯科和全世界都处于剧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转变之际，苏联媒体扬弃了它们青睐有加的词语——“最高水平会议”，取而代之的是英语“峰会”一词。这一胜利“得不偿失”，在接下来的10年间，“峰会”一词实际上从国际关系中销声匿迹。[1]
1991年7月30日至31日，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根据安排与第一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最高水平会晤”，尽管苏联人已经不用这套外交辞令了。此次峰会筹备期颇长，可是最终见面时间却是在会晤前几周才决定的。直到最后时刻，苏美专家们发现对于两国总统将在莫斯科签署的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具体到每个细节是如此艰难。布什希望尽快签署，因为无人知晓戈尔巴乔夫将留在克里姆林宫多久，更无法预知达成协议的机会是否会稍纵即逝。
白宫将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披露给媒体，并且称其为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峰会。乔治·布什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将签署的协议，旨在使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互信与合作关系。协议从诸如核武器等敏感议题入手。历经9年谈判，《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才最终摆上了签字桌 。该协议要求削减核武器总量的30%，以及苏联洲际导弹的50%，这些导弹主要是对准美国的。长达47页的条约之外，还包括数百页的附加协议，两位总统不仅赞成控制军备竞赛，更要着手削减军备。[2]
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对抗几乎将整个地球拖入核战争边缘，如今，总算要结束了。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开始了统一进程，此时，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辛纳屈主义（又译为西纳特拉主义，是苏联戈尔巴乔夫政府用来戏称其允许周边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自己决定自己的内政的政策名称。这个名称来自于法兰克·辛纳屈的歌 My Way——苏联允许这些国家走自己的路。），允许莫斯科的东欧盟国“走自己的路”，它们最终离开了克里姆林宫的怀抱，冷战冲突的核心随之瓦解。苏联军队开始撤离东德和该地区其他国家。
然而，政治风云变幻，核武器库却未动分毫。俄国著名剧作家安东·契科夫曾言，若是戏剧第一幕的舞台上放了把枪，下一幕它将开火。两个超级大国已在全球舞台上布满了核武器，迟早会有某位演员在第二幕擦枪走火。
核武器是冷战时期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方面，它可能引发的后果危险至极；另一方面，最先拥有核武器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还从未发生过直接与公开的对抗，核毁灭的风险不堪设想。
分裂的德国是冷战时期地缘政治角逐的中心，尽管苏联的常规部队在中、东欧地区有压倒性优势，这些地区曾被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占领，随后倒向了社会主义，然而，美国在1945年夏就掌握了核武器，所以，面对这一切，美国人泰然自若。美国人觉得很安全，苏联人的感觉必定相反。于是，他们加紧了核武器研制工作，成功地研制出自己的核武器。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世界上的两个核强国，正走在冲突对抗的道路上。他们都希望研发出新一代的核武器，以此超越对方。20世纪50年代，美苏都发明了威力比原子弹更猛、更难控制的氢弹。当苏联人在1957年秋天成功地将“伴侣号”人造卫星送至太空轨道时，说明他们的导弹已经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了，世界自此进入了新的、更加危险的时代——超级大国美苏对抗的时代。
斯大林在1953年去世之后，他的继任者对于和西方展开对话持更加开放的态度，然而，苏联在导弹技术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们高高在上，苏联人首次将不载人卫星和载人卫星发送至预定轨道，因此，苏联继任领导者比斯大林更加难以预测，也更加危险。
直到1962年10月苏联在古巴部署了导弹，赫鲁晓夫和肯尼迪执政下的两个超级大国才发现他们已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此时，美苏竞争蔓延至全球。竞争始于东欧，苏联人一旦占据此地，再不愿放手，随着中国在1949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几年朝鲜长久地分裂了，美苏竞争延伸到了亚洲；英法帝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向崩溃，使得其他亚洲和非洲国家也有机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对象；自从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为了寻求苏联的军事援助和意识形态的鼓舞而倒向苏联以后，拉丁美洲也沦为战场。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在彼此妥协下解决，苏联人同意把导弹撤出古巴，美国人则把导弹撤出土耳其，可是，这段经历深深震撼了肯尼迪总统和赫鲁晓夫。必须做些什么缓解紧张的局势，减少核战爆发的危机。于是，两位领导人在1963年签署了首项旨在控制核军备竞赛的协议——《有限核禁试条约》。
经过8年的谈判才有了这份文件，虽然刚刚起步，内容确实很温和，但毕竟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从那以后，尽管两个超级大国仍在全球进行较量，从越南到安哥拉，“代理人战争”在全世界打响，可是，它们就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从未间断，还从“共同毁灭原则”中找到些许安慰。依据该原则，敌对国双方如果都拥有足以把对方从地球上彻底消灭的武器，就必须进行谈判，这样才能保住两个国家。
尼克松于1972年5月飞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则于1979年飞往维也纳，又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份条约都规定了核武器生产数量的上限。但是，后一份条约签署后不久，苏联就入侵了阿富汗，美国则在次年抵制莫斯科夏季奥运会。继任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试图在越南溃败后重塑美国精神和国际影响力。在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逝世后，克里姆林宫发生了一系列危机。国际局势陡然紧张起来，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冷战恐怕第一次要变成“热战”了。[3]
1983年9月1日，苏军在库页岛附近击落了一架载有269名乘客的韩国客机，其中包括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随后他们等待来自美方的报复。就在这个月稍晚的时候，在莫斯科附近的苏联防空部队司令部，空军中校斯坦尼斯拉夫·彼得洛夫在雷达屏幕上发现目标，显示有一枚导弹正向苏联飞来。他随即发现同一方向好像有四枚导弹。他怀疑是电脑故障，因此没有上报长官。如果他报告了，那么两个大国间的核战争也许就此变成现实。实际情况是，太阳光线和云彩罕有的排列方式，使苏联的预警系统出现了小故障。彼得洛夫随后被捧为英雄。可是，促使他拯救世界免于核战的原因，不是他不相信美国人会首先发动攻击，而是他认为美国人进攻时，会让成百上千枚导弹打头阵，而不是只有一枚或四枚导弹。在众所周知的彼得洛夫事件后，苏联人依旧等待着美国的报复。[4]
同年11月，苏联误认为北约在欧洲举行的代号为“Able Archer”的军演是为即将到来的核战做准备。他们所有的海外谍报机构均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监视着即将来临的核决战信号。同一时间，上亿美国人观看了制作粗糙的电影《浩劫后》，该片讲述了生活在堪萨斯州劳伦斯市的居民应对核武器袭击后的故事。许多人认为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里根总统对苏联的措辞。
尽管在1983年3月，他还把苏联称为“邪恶帝国”，但是在1984年发表的著名演说“伊凡和安娅”中，他谈到了美苏人民对于和平共处的渴望。1984年1月，他向颇感诧异的国民说：“请随我一起设想一下，如果伊凡、安娅发现他们和吉姆、萨利在同一候车室，或是站在同一屋檐下避雨，而且彼此之间没有语言障碍，那么，他们还会争论彼此的政府有什么不同吗？还是他们会发现大家都在谈论孩子或是生活呢？”[5]
苏美关系的改变不只在措辞上，这一关系的焦点已从两个超级大国的国家利益转向了普通百姓的权益。对此，老布什比别人更深知这一点。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已经参与制定美国的对苏政策，并且坚持要尽量负责任的立场。
1924年6月，老布什生于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参议员之家。年轻时的布什在听到了珍珠港事件的新闻报道后，推迟完成他在耶鲁大学的学业，加入了美国海军。在19岁那年，他成了美军中最年轻的海军飞行员，在整个战争期间他完成了58次飞行作战任务。就在1945年1月他即将从驻扎在太平洋上的美国海军退役之际，布什和年仅19岁的芭芭拉·皮尔斯结婚了，婚后共育有六子。他们的长子乔治·沃克·布什生于1946年，他就是日后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这一年，老布什在耶鲁大学学习经济学。
老布什用两年半的时间完成学业，考虑到他的出生和成长环境，没有人想到老布什会将全家搬到得克萨斯州，开始从事石油贸易。在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政之前，他已是一位专门从事近海石油开采的石油公司总裁，一位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
布什的国际事业始于美苏关系将要缓和的黎明。1971年，尼克松总统任命这位来自休斯敦的45岁前共和党议员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随着他的上级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老布什发现在由尼克松发起的中美恢复邦交这件事上，他竟扮演着首席设计师的角色。随后，他担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一职，共履职14个月，促使中美建立联系，这么做主要是针对苏联的。1976年，布什回到了华盛顿担任了中情局局长，主持美国在安哥拉进行的秘密行动，旨在推翻由古巴支持的安哥拉首位总统阿戈什蒂纽·内图组建的政府。1977年至1979年间，布什作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亲眼目睹了在卡特执政的最后几年中苏美关系的恶化。
1981年，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成为美国的第43位副总统。这时作为美国总统的罗纳德·里根，突然使华盛顿方面的反苏言论变本加厉。他还致力于提升美国军力，鼓舞因越战失败和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而受挫的民众士气。但是，里根也在寻找可以与之对话，以削减双边核武器的苏联领导人。因为苏联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在他面前去世，所以，寻找的过程并不顺利。
就在里根首先提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想法后不久，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11月逝世。勃列日涅夫的继任者、苏联克格勃首脑尤里·安德罗波夫在1984年2月又紧随他的脚步，辞世而去。而安德罗波夫的接班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又于1985年3月逝世了。老布什作为美国的代表出席苏联领导人的葬礼，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成了莫斯科的常客。在国内，他因这句名言而广为人知：“你死了，我就飞来。”正是在1985年3月的契尔年科葬礼上，老布什第一次遇见并且问候了一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当时年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6]
1991年7月，老布什首次作为美国的最高领导人飞往莫斯科，因为他已在1988年赢得了总统一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参加葬礼，而是和一位重要而精力充沛的苏联领导人进行磋商。其间，苏联正发生着巨变。在一份总统团队为其签署削减核武器协议而准备的演讲中，老布什提到：“自从1985年我上一次拜访莫斯科以来，我们目睹了欧洲的开放和因互不信任所造成的世界分化的结束。那年，戈尔巴乔夫成为了苏联领导人，启动了多项至关重要的改革，他的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现在，在美国，每个人都至少认识两个俄语词——‘公开性’和‘新思维’，在这里，人人喜欢一个英语词——‘民主’。”[7]
老布什66岁的妻子、满头银发的芭芭拉女士和他的团队成员陪他一起前往莫斯科。莫斯科时区要比华盛顿时区早8个小时，所以横跨大西洋向东飞行既偷走了乘客的睡眠，又偷走了乘客的时间。飞行中，老布什就想补上他丢失的时间，不睡觉，而是阅读随行人员替他准备好的峰会召开前几日的报纸。
7月29日，在温暖的莫斯科之夜，飞机降落在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布什夫妇受到了苏联新任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的接待。在苏联的三天访问中，美国总统日渐喜欢上了这位谦逊而低调的主人，他履行着礼节性职责，但被排除在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可能使老布什想起了自己作为里根政府的“二把手”在白宫中度过的那段孤独岁月。当总统车队到达莫斯科时，暮色已沉，老布什回忆说：“有些人在挥手，我们打开车内的灯，这样能使里面亮一些，好让老百姓看清谁在里面。但看外面就费劲了，好几次我们对着灯柱不停挥手，真是好笑。”[8]
在夜色下，幽暗的莫斯科街道上缓缓行进的总统车队，恰恰象征着即将到来的峰会。美国外交政策的绿灯已经亮起，期待颇高，可是，在苏联国家飘摇之际，很难看得清楚。再三踌躇之后，戈尔巴乔夫似乎要继续坚定地推进改革和苏美合作，他似乎越来越坚持要求美国提供经济援助。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其中包括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和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却都反对向美国请求援助，主张集权统治，他们的主张背离了戈尔巴乔夫推进的民主化改革目标。军方也反对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削减苏联军力方面做得太过，但是却换不来美方的任何回报，或是回报少得微不足道。
最终，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出现了越来越自信的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其中一位就是俄罗斯备受瞩目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他将与老布什在莫斯科会晤。
美国总统还将飞往基辅，会见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领导人。苏联的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人之手，不再由莫斯科单独掌控。苏联的权力日益分散，此次峰会与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就是现实的写照。老布什不得不试图忽略苏联新兴政治大厦波坦金式的外表，从而展望未来。美国总统已多次与他的顾问探讨这些问题，现在是他拿定主意的时候了。他最急迫的问题是怎样帮助戈尔巴乔夫继续执政，把苏美蜜月期维持下去。
戈尔巴乔夫对此次峰会的期待很高，这将是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与老布什的第三次会晤。他曾于1990年5月底6月初前往华盛顿，拜访美国总统； 1991年7月中旬，他们又在伦敦举行的“七国峰会”上，进行了磋商。每一次，戈尔巴乔夫都请求老布什提供经济援助。事实上，苏联领导人感兴趣的不仅是金钱，因为他急需提升自己在国内低迷的支持率，所以，国际舞台是他最能有所斩获的地方。此次峰会可以提醒苏联民众，戈尔巴乔夫是世界舞台的领导者。
生于1931年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首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出生和成长起来的苏联领导人，他比老布什年轻7岁。和老布什一样，他也是一个“南方人”，来自苏联的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紧临不安分的北高加索地区。他也和老布什一样接受了精英教育，从久负盛名的莫斯科大学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后，最初并不在首都工作。至此，他们生活的平行线就戛然而止了。
老布什来自美国政治贵族家庭，而戈尔巴乔夫出生在俄罗斯和乌克兰双重移民的农民家庭。他的俄语发音一直不标准，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南方口音，还常常夹杂着乌克兰语的影响。正是因为这个特征，莫斯科的精英分子把他视为乡下来的新星。在莫斯科，年轻的米哈伊尔和他的同学赖莎·季塔连科结婚了。她本人也是苏联民族大融合的结果，赖莎的父亲是来自乌克兰的铁路工人，母亲是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农民，她就在西伯利亚出生和长大。与老布什夫妇育有六个孩子不同的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只有一个女儿，名叫伊琳娜。
戈尔巴乔夫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他的故乡斯塔夫罗波尔，并在共产党机构中表现很出色。根据老布什的莫斯科简报摘录的戈尔巴乔夫简历的内容：“戈尔巴乔夫早年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党内担任职务。1970年，年仅39岁的他就担任了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区委第一书记，在他被任命为苏共书记之前，一直担任此职。”
在这里，戈尔巴乔夫引起了勃列日涅夫管理精英中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关注，并且与之建立了联系。这两个人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有着直接关系。一位是苏联意识形态的守护者米哈伊尔·苏斯洛夫；另一位是克格勃的掌门人，日后的苏共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正是靠着这两位盟友，戈尔巴乔夫才有可能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日薄西山之际，走向了莫斯科。[9]
直到1979年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担任分管农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之前，除了偶尔跟随中低层的党的代表团出国考察外，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外事活动的机会。然而，他学得很快，尤其是在安德罗波夫短暂任期中他赢得了更加重要的职位，直至1985年3月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苏共总书记。主张自由政策的莫斯科顾问终于发现这位高层人物已经准备好倾听意见，并且愿意冒险尝试改变国内外现状。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拥有相对宽松的，如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早年那样的亲善政策。他们私底下也是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仰慕者。“布拉格之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企图建立“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但是最终被苏联军队镇压了。
赫鲁晓夫公开谴责了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的恐怖行为，这对戈尔巴乔夫产生了影响，因为他的祖父母就曾被斯大林时期的警察逮捕过。他在莫斯科大学的室友兹德涅克·姆林纳日则是“布拉格之春”的策划者之一。戈尔巴乔夫不仅是一位难得的倾听者，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行动者。
在内政方面，戈尔巴乔夫开启了“改革”——确切地说是“重组”，以此弱化苏共对计划经济的控制，同时引入了一些市场要素。他还启动了“开放”政策。“开放”一词借用了苏联反对派的说辞。他这么做，弱化了苏共对媒体的控制，为多元化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在外交方面，戈尔巴乔夫重新采用了勃列日涅夫的亲善政策，不过最终他完全抛弃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干预东欧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戈尔巴乔夫的出现，让里根和老布什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位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死在他们的前面，而且准备就削减核武器进行磋商。戈尔巴乔夫就任后不满一个月，就终止了在东欧地区部署苏联的中程导弹，几个月后，他邀请美国方面一起将双方战略性核武器削减一半。
1986年11月，在冰岛雷克雅未克峰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差点签署了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这可着实把他们的顾问吓倒了。阻碍美苏签订协议的绊脚石是里根坚持要发展他的导弹防御系统的“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认为，倘若美国人真将此计划付诸实施，苏联将处于不利地位。和谈因此陷入僵局，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暗无天日的冷战岁月。
可是，谈判还是重启了。苏联“氢弹之父”，同时也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使戈尔巴乔夫相信，“战略防御计划”不过是里根总统的黄粱美梦。1987年，苏联领导人飞往华盛顿签署协议。该协议通过了限制美苏核武器发展和拆除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的内容。如今时间来到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和老布什拿着“欧洲导弹”制造的钢笔，打算签署一份新协议，根据协议，大西洋这一侧的华盛顿、纽约、波士顿和另一侧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的远程核武器数量都要削减。[10]
就在莫斯科峰会召开前的数月，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得不捍卫他岌岌可危的政治地位。尽管苏联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以及国内外那些善意的人们都坚信没有苏联的民主化转变，苏联的体制改革难以进行，然而，在实际中，苏联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进程没有很好地协调发展。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打破了旧的经济结构，可是新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更未见成效。
另外，苏共结束了对媒体的垄断，并且自1917年以来首次敞开公开批评的言路，政治的公开性激怒了党内人士。而且，随着经济愈加困难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受到党政干部和改革派的双重抨击，因为改革派主张参照波兰和其他苏联前东欧盟国的模式，进行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在西方记者对莫斯科布什—戈尔巴乔夫峰会的先期报道中，美国路透社吉恩·吉本斯的报告内容指向了克里姆林宫与莫斯科街头百姓日益扩大的分歧。“阿帕奇导弹好比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打出的一张名片，对于深陷经济崩溃泥潭中的首都人民来说，它适时地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另据他的报道：“随着老布什的车队驰过这座拥有880万人口的城市，他将会看到在商店门口排起长队的人群、空荡荡的商店橱窗、破旧的汽车和闲置的起重机停满了街道两旁。但是在克里姆林宫，他将见到截然相反的景象：珠光宝气的水晶枝形吊灯熠熠生辉，精美绝伦的绘画，雕刻精美的木地板，以及多到足以打造千万座纪念碑的大理石。”[11]
虽然戈尔巴乔夫试图给予人民自由，可是他却不受人民待见，因为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因此他们不仅对自己的处境越来越感到不满，同时对领导阶层的特权也日渐不满起来。美国三大新闻主播之一的彼得·詹宁斯在峰会期间参与了莫斯科报道，他向美国广播公司电视网的观众宣布，戈尔巴乔夫的支持率已经降至危险的20%。（此时，老布什的支持率因为美国在海湾战争的胜利而超过70%。）
可是，戈尔巴乔夫在与西方记者的交谈中表现得乐观而幽默。他一边指向克里姆林宫外友善的人群，一边对詹宁斯说：“你看，还是有人喜欢我的。”他接着说：“一切因我而起，要是有人这么写我，真是太肤浅了。”戈尔巴乔夫在几个月里第一次认为，通过控制保守的反对派，他终于掌控了全局，他渴望利用这次峰会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12]
1991年7月30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宫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老布什在回忆这次会谈时，写道：“戈尔巴乔夫很神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承受得了如此巨大的反对压力。”这位苏联领导人的确步履维艰，从和他一起会见布什的代表团成员中，就能看出他在苏联政坛的声望日衰。戈尔巴乔夫代表团的成员中有一位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即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而另一位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领导人叶利钦虽然也收到了邀请，但拒绝参加会谈，因为他正盼着那天晚些时候老布什亲自来他的办公室呢。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莫菲耶维奇·亚佐夫也缺席会谈，只是派来了他的代表。[13]
戈尔巴乔夫通往峰会的道路并不容易。他把此次峰会视为外交新政的胜利时刻，可是，在苏联一些最有权势的统治精英的眼中，他这么做，出卖了苏联利益。尽管苏联军官对削减军费预算一直颇有微词，可是，比起他的前任们，戈尔巴乔夫和军方势力更是格格不入。这些前任中就包括赫鲁晓夫，他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规模裁减常规武器而被人记恨至今。然而，并不是只有苏联军方认为美国人在与核武器条约相关的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上得偿所愿，美国重要的外事评论员和90年代中期美国国务院对苏政策的主要设计师斯特普·塔尔博特也表达了类似感受。
莫斯科峰会刚结束，塔尔博特就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他写道：“在《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几乎所有主要问题上，凡是美国提出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在该条约中，戈尔巴乔夫默然接受了全面劣势的状况，至少在短期内处于劣势。他正在放弃苏联的主要军事优势，其中包括陆上弹道导弹。同时他也允许美国在轰炸机、巡航导弹和潜水武器方面继续保有优势。”塔尔博特真是直言不讳。
可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签署一份如此失衡的协议，以至于不但他的国防部长感到不满，还让美国政治评论员连番发问呢？塔尔博特给出了答案：“苏联让步这么多，而美国却回报颇微的原因很简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历史上最大的军火交易，这种交易的价格总是会被压低。”[14]
条约的内容包括削减双方用于航空业以外的导弹数量，这样的规定将突显美国人在核武器运输方面的优势，因为他们在重型轰炸机领域处于上风。戈尔巴乔夫知道，要劝说总参谋部和苏联军工业接受这些协议条款是异常艰巨的任务，于是他把难题摆到了国防部长面前。苏联军方最终还是同意了。[15]
协议的最后一项胶着议题直到莫斯科峰会召开前两周不到的时间才得以解决。该条款是关于美方是否有权监测苏联SS-25导弹的飞行测试。SS-25导弹是苏联的第一款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也是苏联核武器库的最新成员，苏联人把它叫作“白杨”，美国则称其为“镰刀”。它的点火测试在1987年12月已经完成，到1991年7月为止，苏联共架起了288枚针对美国的“白杨”导弹，而美国则缺少可以与之抗衡的移动式弹道导弹。
“白杨”导弹形似“香肠”，宽1.7米，长20.5米，置于14轮的导弹运输发射车上，和其他同类型武器相比，该发射车可以使导弹发射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从而避开侦察。三级火箭载有重达上千公斤的核弹头，爆破威力为550千吨当量，相当于40枚广岛原子弹。
一项关于后冷战时期的研究，评估了550千吨当量的核弹头在纽约爆炸可能产生的影响。该研究称，爆炸的结果将导致500万人死亡，市中心曼哈顿区一半的人将被掩埋在倾塌的高楼瓦砾之中，剩下的人将暴露在致命剂量的核辐射中。冲天烈焰将吞噬爆心投影点方圆4英里内的一切生命，放射性坠尘将弥漫至长岛。
美国人的武器库里有足够多的武器和苏军相抗衡，所以他们并不惧怕苏联SS-25导弹和它的巨大威力。他们主要的担心是“白杨”弹道导弹是否能携带不止一枚核弹头，这样的话，计算将彻底不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他的团队，从苏军的实力而非意图出发，为了搞清楚“白杨”洲际弹道导弹是否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希望可以在1.1万公里内监测“白杨”导弹的点火测试。考虑到美军在其他核武器上具有的优势，苏军表示拒不接受。可是，最终他们同意美军监测其他弹道导弹在1万公里内的测试，但是仍然不同意将监测范围再扩大1000公里。[16]
戈尔巴乔夫希望在他动身前往伦敦参加1991年7月16日召开的“七国集团会议”之前，美苏谈判人员可以解决所有分歧。第二天，他打算会见老布什和其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向他们提出间接财政援助的请求，以挽救囊中羞涩的苏联经济。1991年7月17日，就在戈尔巴乔夫计划会见老布什之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已经不情愿地签署了协议，接受了美方要求。通向莫斯科峰会的道路终于完全打开。戈尔巴乔夫正式邀请布什前往莫斯科，美国总统也欣然同意尽快访苏，他们定在7月底，老布什去缅因州度假之前举行会晤。[17]
在7月30日和老布什在莫斯科的第一次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敦促他的客人帮助苏联尽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为该组织能给苏联经济提供财政支持。在伦敦会谈中，戈尔巴乔夫拒绝将《削减核武器条约》的签署和请求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财政援助联系起来，避免给外界造成印象，他正出卖自己国家的战略利益，以此换得美钞。
然而，在莫斯科，他毫不羞涩地谈到了他的财政援助预期。“当着代表团的面，我再次让美国总统跟他们说说，考虑通过我们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地位，”戈尔巴乔夫说道，“再过一两年，我会有大麻烦。能用那笔钱，对我们很重要。随便你们喜欢，叫我们‘准会员国’或‘半准会员国’都行。”和当月早先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上的态度一样，老布什不愿给苏联正式成员国地位，他说：“我们还是先来讨论作为非正式成员国，你们究竟有何需求。” [18]
午餐后，戈尔巴乔夫邀请他的美国贵宾在克里姆林宫内散步。他们立即被成群的记者团团围住。“克格勃不得不推开人群让我们前行，”老布什回忆说，“还发生了一些小意外，工作人员和摄影师被推倒，摄像机也摔碎了，但是，我们的队伍像坦克般前进，戈尔巴乔夫本人让推来挤去的记者们给我们让出道来。”成百上千的记者来到莫斯科报道这次被热切盼望的高层会晤，他们都急于看上一眼，抓拍到一两张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位领导人的照片。
对有些人来说，此情此景恍若旧梦重温。3年前，里根总统为了“中导协议”的正式生效而访问了莫斯科，此前一年，该协议在华盛顿签署。那时，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也在红场上向苏联普通民众发表了演说。如果说，里根总统的莫斯科之行是象征性大于实操性，那么，老布什的此次莫斯科之行则是货真价实的，他们不仅要使旧协议生效，还要签署一份新协议。
然而，根据《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也就是日后《纽约客》的编辑大卫·雷姆尼克所说，与老布什的“全方位”会谈不同的是，里根的莫斯科会谈富有感染力，令人激动。雷姆尼克在从莫斯科发出的通讯稿中写道：“老布什走过人群，好像穿过耶鲁大学的人群。他对一小群俄罗斯游客说：‘你们来自西伯利亚吗？’现场一片冷寂。”[19]
老布什赢得的欢呼声寥寥无几，原因之一是他的性格。他是年富力强的管理者，谨慎尽责的政治家，可是说到领袖魅力，老布什和他的前任根本无法相比。在这方面，就连他的苏联对手也胜他一筹。从1987年12月起，“戈比（戈尔巴乔夫的昵称）”这位坦率的苏联领导人已经为西方媒体所熟悉，在他访美期间又获得了美国人的好感，成为关注的焦点。身材挺拔却貌不惊人的老布什根本不能和这位神采奕奕的苏联总书记相比。《纽约时报》的沃尔特·古德曼写道：“在形象战上，戈尔巴乔夫即使需要翻译，还是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了乔治·布什。”作为冷战的两位掘墓人之一，戈尔巴乔夫虽然更讨人喜欢，但是外界普遍认为老布什更具政治分量。如古德曼所言，莫斯科峰会“粉碎了电视界的第一准则——形象胜于实力”。[20]
就在两国领导人忙于讨论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项时，他们的妻子——芭芭拉·布什和赖莎·戈尔巴乔夫，也抓住这次峰会的天赐良机，不仅展示了美苏关系的新形象，还给他们丈夫的政治活动添薪加柴。尤其是芭芭拉·布什利用媒体对这次峰会的密切关注，频繁登上各类美国电视早间脱口秀节目，使外界误以为她因为老布什身体的缘故，并不希望他连任总统。其实，正是她对外宣称老布什为了自己的祖国应该参加竞选，从而揭开了布什竞选连任的活动序幕。美国总统竞选的大幕即将拉开，莫斯科峰会的造势恰到好处。老布什一飞回华盛顿就会亲自宣布他的竞选决定。
赖莎比这位美国第一夫人要年轻7岁，除了年龄和成长环境的差异外，两位第一夫人倒是很合得来，这与赖莎和南希·里根的紧张关系很不同。南希曾经公开反驳赖莎的观点，因为她说白宫不适合居住，更像是办公楼和博物馆。同那些了解赖莎的人一样，南希说赖莎喜欢说教。1991年7月末，当记者问起赖莎对她的丈夫耳语了什么，她答道：“我可没在我丈夫的耳边说过什么悄悄话，大概另有其人吧。”这番话暗指早前南希曾提起赖莎在戈尔巴乔夫的耳边低声说了“和平”一词。此言一出，里根夫人的心一定会在莫斯科的上空徘徊难安。赖莎的这番回答可谓是一石二鸟，既贬损了南希，又调转了苏联人对她的批评矛头，苏联人曾说她在国家政策和官员任免等事情上插手太多。[21]
就在戈尔巴乔夫于1990年6月在华盛顿进行访问期间，赖莎和芭芭拉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尽管她们的丈夫正忙于贸易谈判，赖莎却陪着芭芭拉参加了位于马萨诸塞州卫斯理学院的毕业典礼。学院最初是邀请芭芭拉本人参加毕业典礼，可是150名学生签名请愿，反对这样一位读了一年大学就因结婚而辍学，然后成为家庭主妇的人发表主题演讲。于是，学校的管理层改变了态度，也邀请赖莎发表演讲。这样做不仅因为赖莎拥有社会学博士学位，是一位大学老师，还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对美政策，使赖莎在美国也极受欢迎。
事实上，赖莎主修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准确地说，她获得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学位，但这些都被巧妙地忽视了。简报中关于她在莫斯科的经历， 只提到她学习和教授哲学。考虑到卫斯理学院的论战，苏联方面起初并不愿意让赖莎前往，可是，美国人一再坚持。赖莎也很享受和美国学生见面的机会。她后来说道，正是这些学生的问题激发她创作了自传《我希望》，这本书又着实宣传了一把戈尔巴乔夫的内外政策。[22]
就在莫斯科峰会开幕这天，两位第一夫人游览了克里姆林宫的教堂和博物馆，随后一起参加了以芭芭拉名义捐赠给莫斯科市的一座雕像的揭幕仪式。这座雕像描绘的是《给鸭子让路》的故事，一位鸭妈妈领着八只走在后面的小鸭，创作的灵感来源于1941年出版的美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写的畅销书，与送给苏联一模一样的雕塑一直保存在故事的发生地——波士顿公共花园内。芭芭拉在揭幕仪式上发言：“美国波士顿的孩子喜欢鸭子并和它们一起玩耍，莫斯科的孩子也喜欢这么做，一想到这，真是太神奇了。”[23]
莫斯科的捐赠活动对芭芭拉而言，是她在国内扫除儿童文盲的漫漫长路的继续。人们虽然希望鸭子雕像可以弥补两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然而事实上，它却成了冷战后莫斯科与华盛顿对话艰难的象征：虽然苏联人最初对美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输入报以极大的热情，可是他们却遭遇了水土不服。尽管莫斯科人和他们的孩子都喜欢小鸭子，可是，大多数人对雕塑背后的故事却一无所知，因为麦克洛斯基的《给鸭子让路》这本书根本没有俄语版。
1991年7月31日，峰会召开的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刚刚敲响下午3点半，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就稳步迈入大克里姆林宫的冬季花园。他们将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的仪式，签署重要的国际条约，这只是仪式的一部分。两位领导人沿着前沙皇皇宫内精美绝伦的台阶拾级而下，一路走到了弗拉基米尔大厅。这是一间长方形的厅室，以粉色大理石装饰。大克里姆林宫共有五座以沙皇帝国骑士团的名称命名的待客大厅，弗拉基米尔大厅就是其中之一。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9世纪中叶修建了宫殿，以此宣示俄国强大的军事和荣耀。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人把这座宫殿变成了党政事务的办公场所，当然，也用来举行官方仪式，接待外国贵宾。[24]
《削减核武器条约》就要签署了，好似黎明之光，照亮了新的时代。疯狂裹挟世界太久了，这是理智对疯狂的胜利。老布什事后回忆说：“这次签字仪式真的让我兴奋不已。对我而言，这不仅是一次仪式，它让全世界的年轻人看到了希望——理想主义没有死去。”戈尔巴乔夫的激动之情并不逊于他的座上宾。当老布什在演讲中提到，半个世纪以来美苏军备一直在增长时，戈尔巴乔夫评论说：“用俄语说就是，感谢上帝，我们阻止了这一切。”他把这次条约称为“影响全球的重要事件，因为我们正在宣告，我们碾碎了恐惧的基石，这恐惧主宰着世界，如此强大，消灭它又是如此艰难”。[25]
通过签署《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两国领导人庄重承诺，同意针对彼此的核导弹不再超过6000枚，将每一方可以运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数量限制在1600枚以内。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设法在武器控制和削减方面做得更多，在此前的30年里，这些议题一直主宰着美苏关系。这项条约一签署，冷战时期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也随之结束，老布什即刻允诺要让国会通过苏联的贸易最惠国地位。之前美国以苏联违反人权，以及不给犹太居民签发出境签证为由，一直没有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
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合作也日渐增多。两国领导人就中东问题发表联合公告，承诺要一起努力，召开有关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国际会议。苏联人将设法把巴勒斯坦人拉回到谈判桌上，美国人也会同样劝说以色列人。两国领导人将把他们的外交秘书派往以色列，在那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参加既定会议，与苏联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就苏以建立全面外交关系而展开磋商。
有的报纸甚至宣称，中东问题声明的发表让《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也黯然失色。双方最终也就古巴问题达成一致：为了满足美方需要，苏联承诺减少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经济援助。现在看来，不管任何双边和多边事务，两个曾经敌对国家的领导人都能处理，并最终把问题解决。[26]
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走出了位于莫斯科附近新奥加廖沃的苏联领导人的乡间别墅，来到了大克里姆林宫参加合约的签署仪式。在此之前，他们在乡村别墅内交谈了五个小时，没有预先规定的议程，两人试图在核武器威胁消除后，勾画出新的世界秩序。戈尔巴乔夫后来把这次非正式谈话称为他个人外交政策的“荣耀时刻”，并且戏称为“新思维”。
戈尔巴乔夫认为，“美苏两国从过去直到前不久，一直把对方视为死敌，它们对彼此的仇恨快要把全世界卷入巨大的灾难中”，可是，这次会谈是个转折点，将促进“两大巨头的政策达成一致”。如果事情就按照戈尔巴乔夫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世界将被苏美共同管理，苏美两国不仅能和平相处，还能解决所有的国际问题，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27]
戈尔巴乔夫坐在开放式的阳台上，一边俯览着莫斯科河，一边向美国总统讲述他关于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帕维尔·帕拉日琴科事后回忆那次谈话的要旨是：“世界日渐多样化和多极化，但是世界需要轴心，我们两个国家就能成为轴心。”尽管这位苏联领导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并没有使用“轴心”这个词，然而，可以确信无疑的是，翻译所说的话充分反映了他的思想本质。
戈尔巴乔夫准备就广泛的议题展开讨论。因为欧共体似乎不仅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实力渐长，军事力量也在不断增强，所以，他希望在对待欧共体的问题上，美苏能有联合政策。他还希望在对待人口数加起来超过20亿，正在不断崛起的日本、印度和中国的态度上，美苏能站在同一阵线。对待麻烦不断的中东地区以及在世界权力平衡中作用尚不明确的非洲问题上，美苏也能保持一致。
老布什虽然善于接纳他人意见，可是一贯行事谨慎。他私下里对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一定很怀疑。老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一个人滔滔不绝，我却不想插话，发表评论。可是，他却认为这不是个人独白。”戈尔巴乔夫的翻译回忆说：“布什表示同意了，虽然没有说很多，但是，他愿意以合作的方式同戈尔巴乔夫就一些美国人以前根本不让苏联人触碰的事情进行交谈，这表明了他的态度。”
老布什向苏联主人保证，虽然他要承受来自美国右翼和左翼的政治派系的压力，但他还会尽力使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取得成功。右翼分子想抓住苏联的弱点，摧毁这个冷战时期的老对手，左翼分子则哀叹苏联一直违反人权的状况，老布什反对利用苏联的弱点打击它。
苏联人以为他们的声音被倾听了，因此欢欣鼓舞。戈尔巴乔夫后来怀旧式地回忆：“我们为未来而活。”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顾问阿·切尔尼亚耶夫是极少数参加新奥加廖沃非正式会谈的苏联官员之一，几天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下这些想法：“我们（美苏）的关系比和我们以前的社会主义‘伙伴’国家的关系还要亲近，不拘泥于形式，不假仁假义，不称兄道弟，不屈尊顺从。”[28]
苏联人迫切渴望得到美国新伙伴的支持，并且认可他们的平等地位，但这次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会谈，却没有引起美国人多少关注。富有经验的、同样谨慎的斯考克罗夫特在会后回忆他的感受时说：“会谈让人满意。我们终于搞妥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新时期战略性核军力合理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29]
在老布什的回忆录中，当他讲起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谈时，没有提到任何苏联提出的关于制定苏美共同政策的建议。苏联人认为老布什在听他们讲话，可是他真的听进去了吗？条约签署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发生的小插曲恰恰暗合了他们对会谈中提到的美苏特殊关系的态度。
当戈尔巴乔夫进行开篇致辞，颂扬这次峰会的精神和取得的成果时，正戴着耳麦、听着同声传译的老布什转向了戈尔巴乔夫，笑着说：“你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到。”是设备出现了故障。戈尔巴乔夫焦虑地问道：“你现在听得见我说话吗？现在听得见吗？”布什能清楚地听见他讲的俄语，但是一句也听不懂。混乱持续了几分钟，直到系统最终被调试好。小小危机结束后，戈尔巴乔夫问：“我知道，我的观点你差不多都同意，对吗？”老布什听完翻译后，用他的招牌方式回答：“我听到的，我都喜欢。”
从老布什的回忆录来看，戈尔巴乔夫在新奥加廖沃向他提出建立苏美联合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议直接被忽略了。[30]
宴会上的不速之客
1991年7月31日晚，老布什夫妇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斯帕索庭院内宴请他们的苏联朋友。第二天早上，他们将离开莫斯科前往基辅。在他们宴请的客人中，除了戈尔巴乔夫夫妇外，还包括一些共和国领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刚刚选举出的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
客人中也包括戈尔巴乔夫政府成员，如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和克格勃首脑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宴请的菜肴有芝麻豆瓣菜汤、松露烤牛排，还有烤土豆。服务员还端上了1970年产自柏里欧酒庄的乔治·德·拉图尔赤霞珠干红葡萄酒，1987年产自铁马酒庄的气泡香槟和1990年产的嘉威逊·雪当利白葡萄酒，咖啡、茶水和甜品则被从菜单上剔除了。[1]
在晚宴致辞中，老布什费尽心力地为戈尔巴乔夫歌功颂德。因为他很清楚戈尔巴乔夫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以及在政府内遭遇到激烈的反对意见。布什说道：“这项条约的签署不仅给苏联人民带来希望，不仅给美国人民带来希望，它将把希望带到全世界，在内心深处，我对此深信不疑。”他举杯祝福他的客人，尤其是戈尔巴乔夫，他说：“戈尔巴乔夫是令我尊敬和倾慕的人，在过去的6年中，他的所作所为给那些相信个人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人带来希望，包括我在内。”老布什继续说道：“我要向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致敬，我可以说，比起初到这里时，我更加有信心，我们可以携手共进，实现长久的和平，并将给我们的孩子创造更加光明的未来。”[2]
老布什对戈尔巴乔夫的一番夸赞，很明显并没能让苏联保守的部长们信服。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和戈尔巴乔夫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正好同桌就餐，席间，他们交换了对《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看法。亚佐夫被美国代表团简报形容成“企图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和威望挽救苏联军事颓势”的人，其间，他对该条约和戈尔巴乔夫的总体外交政策均不甚认可。斯考克罗夫特在后来回忆起他在斯帕索晚宴上和亚佐夫的谈话时说：“他性格阴郁，抱怨说整件事都对我们有利，苏联的军事力量却在每况愈下，也没有新装备……年轻人不响应服兵役的号召，从欧洲战场归来的军队无处安置，等等。我问他为什么对苏联军队的状态如此担忧，有什么威胁吗？他说北约就是威胁。” 斯考克罗夫特对此显然难以理解，可他最终还是成功说服了郁郁寡欢的亚佐夫和他一起举杯祝福北约。显然，这顿晚宴上的琼汁玉液，激不起亚佐夫半点兴致。[3]
在斯帕索晚宴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不仅有保守派，还有改革派。刚刚成为俄罗斯总统新办公室主人的叶利钦就是后者的代表。显然，他对没有把他安排到主桌就餐很是不悦，席间，他从座位上起身，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的陪同下，径直走向了布什的主桌，并且高声向这位美国总统担保，他将在职权范围内倾其所能，确保民主改革的成功。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席间诸位目睹了这一切，既惊讶又好奇，不禁在想这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他深感窘迫。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除了提到这次的小插曲外，还提到了发生在前一晚为老布什举办的欢迎宴会上的插曲。[4]
欢迎仪式在峰会召开的第一天，也就是7月30日举行，地点是大克里姆林宫的多棱宫。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老布什夫妇正站在列队迎宾处欢迎宾客。忽然，戈尔巴乔夫夫妇注意到一对不是夫妻的男女站在一起了，他们是莫斯科市长加夫尔·波波夫和新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妻子奈娜·叶利钦娜。叶利钦本人并不在场。可是仪式结束时，他忽然出现了，笑容满面地走到主人跟前。戈尔巴乔夫不自然地开着玩笑：“你怎么把自己的妻子交给了波波夫？”“他不再是个危险角色了。”叶利钦拿他的亲密伙伴开起了玩笑。
叶利钦前一晚曾致电戈尔巴乔夫，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和他及老布什一起步入晚宴大厅，结果戈尔巴乔夫拒绝了。现在看来，叶利钦遭到了冷遇，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按照自己的心意行事。他冷不丁地起身走到布什夫人身旁，俨然以主人的姿态邀请她前往餐厅。她吃了一惊，来不及将赖莎让至叶利钦跟前，就开口问道：“这样可以吗？”记者们看到此情此景，完全摸不清状况。
一位目睹了这一场景的《华尔街日报》记者这么写道：“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故意看向另一侧，他们谈了好久，仔细地讨论着悬挂在他们头顶上的那盏精美吊灯。”宾客中有许多戈尔巴乔夫政府班子成员，叶利钦傲慢无礼的举动让他们很不舒服，对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后来，老布什对他的随员说，叶利钦是“真麻烦”，试图利用他来抢镜，把戈尔巴乔夫的风头遮住。
布什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叶利钦陪同芭芭拉走向餐厅，“一定会让戈尔巴乔夫倍感尴尬”。斯考克罗夫特在叶利钦几年前第一次访美时就对他心生厌恶，他气愤地说：“应该告诉那个家伙，我们可不想让他利用我们，来实现自己的小伎俩。”因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杰克·马特洛克受命给叶利钦的外长安德烈·科济列夫递了话。马特洛克后来写道：“叶利钦的举动既粗鲁，又幼稚，他为引起别人的注意而故意这么做，这使得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都感到不自在。”[5]
尽管老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其他美国代表团成员都不喜欢叶利钦，可是他们知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必须同这位新当选的俄罗斯领导人打交道。随着戈尔巴乔夫这颗政坛之星日渐晦暗，叶利钦把他自己推上前台，成为美国政府处理对苏事务中最大的新希望。他和戈尔巴乔夫天差地别。叶利钦是公众选举出的领导人，却公开谴责共产主义思想，立志让莫斯科的内外政策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然而，想想他的怪脾气吧，人们真能跟他合作吗？和他打交道时，要怎么做到不削弱戈尔巴乔夫的威望呢？这是老布什总统和他的顾问们最为困惑的地方。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年纪相同，背景也有几分相似。叶利钦于1931年生于乌拉尔的一个工人家庭。他白手起家，依靠过人的精力登上了权力的巅峰。他学习工程学，最先在建筑界博得名声，可以这么说，建筑业是苏联经济体系中最棘手的行业。与军工业不同的是，建筑业总是资金不足，人手短缺，政府不断地把囚犯送去建筑工地劳动，公司才得以完成五年计划。在这个领域，主要靠的是建筑头头自身的实力，叶利钦在这方面毫无问题。
他的事业从1955年开始起步，他最初是乌拉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一位工头，一路披荆斩棘，迈向权力的顶峰，靠的是过人的业绩。1976年，他被选为俄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区委第一书记。在45岁时，他事实上已经成为这片巨大工业区的主宰者，从苏联行政区划的重要性来说，这里比戈尔巴乔夫起步的斯塔夫罗波尔市要重要得多。
如果说，戈尔巴乔夫的攀升之路靠的是种粮，以及伺候好那些来他那里泡温泉的莫斯科政坛大佬们，那么，叶利钦则是靠工业产量和建筑业定额来达到目的。叶利钦能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声名大噪，不仅因为他建造了什么（他主持修建的许多建筑，包括歌剧院等，都深受年轻的共产党书记的欢迎），还因为他摧毁了什么。
1977年，接到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官员拆除了1918年夏布尔什维克绞杀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和皇室成员的房子。因为政府官员担心这间房子可能变成敬奉和朝拜的场所。叶利钦拆房和盖房一样神速，这间沙皇最后的避难所，目睹了旧俄国的灭亡，却在一夜之间被叶利钦荡为平地。
叶利钦经常在国内向普通民众发表演说，喜欢被公众吹捧，然而，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开放，并且把这位“人造发电机”（指精力充沛）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请到莫斯科时，他才开始成为一位民主领袖。他很快接手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因贪腐而瘫痪的莫斯科市政府。
叶利钦开除了旧干部，把他的办公室向莫斯科记者们敞开，这些人对这位精力充沛、锐意进取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给予了盛赞。但是，叶利钦很快发现，不像在遥远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他不再能自己做主了。在莫斯科，这位强势的新市委书记不得不应对更加有权势的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他只是政治局一位候补委员。他的同事很快注意到，叶利钦在经历了“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狂热之后，陷入了消沉。
叶戈尔·利加乔夫，来自西伯利亚的前苏共书记，戈尔巴乔夫手下政治局的保守派代表，叶利钦与这位曾经的庇护者就莫斯科改革的步调发生了冲突。1987年秋，叶利钦不仅痛斥利加乔夫，也捎上了戈尔巴乔夫，他指出了改革执行中的问题，谴责政治局委员对他们老板的谄媚。
戈尔巴乔夫发起了反击，他解除了叶利钦掌管莫斯科市党组织的权力，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资格。叶利钦在党内的事业宣告结束。他向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事们请求谅解，但是毫无用处。他的生活好像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他被派去监管苏联的建筑工地，这个国家还在不断地盖楼房，但是，他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重建”却充满怀疑。把叶利钦逐出苏共政治局表明戈尔巴乔夫改革阵营中自由力量遭受挫败，党内保守派获得胜利。一年后，得胜的利加乔夫公开评论叶利钦：“鲍里斯，你错啦。”[6]
如果说政治局失去一个最激进的声音，那么苏联新兴的民主运动却是出乎意料地找到了一位领导者——叶利钦。整个国家的形势正朝着对叶利钦有利的方向转变。戈尔巴乔夫因为担心苏共机关的权力会干涉他的改革政策，使他不能完全掌控改革，所以他开始巧妙地操纵策划，使这些组织渐渐失去权力。
1989年，就是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后的第一年，戈尔巴乔夫允许苏共以外的组织进行政治活动，结束了苏共在政治领域长达60多年的垄断。新的选举机制在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引入了竞争性选举，苏共书记被告知他们要想拥有权力，包括他们担任党内职务和地方苏维埃政府或议会的领导，都必须通过选举。实权从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转到了地方苏维埃委员会和共和国议会手上。
共产党的书记虽然抱怨，但没有造反。他们都有机会参与改革，他们中的机敏分子，成功地运用党的机器及其广泛的影响力，帮助自己在日渐有权势的地方苏维埃政权的选举中获胜。地方政府的改革由高层指引，受高层支持。1990年3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苏联宪法中授予苏共在苏联国家和社会中特殊地位的条款给删除了。大会还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创造出的职位——苏联总统，同时，他仍然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然而，戈尔巴乔夫随即就把他的顾问和苏共重要角色从党的机构调任至新选举出的总统制政府中。
在这场由戈尔巴乔夫掀起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没有人比叶利钦收益更多，现在，他已经是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政敌了。1989年春，当苏联举行第一次半自由的选举时，叶利钦开辟了一条史无前例的职业生涯的道路，在他之前任何心存不满的政治家都无法企及。他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一下就抓住了机遇。在呈阅给布什总统为莫斯科峰会而准备的简报中这样描述叶利钦：“他的反政府情绪迎合了普通大众，他呼吁加速改革，又赢得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如果说，叶利钦不善于驾驭政府机器的话，他却非常善于操纵大众。当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失败了，政治却日益公开时，无数老百姓愿意倾听叶利钦的声音。 [7]
戈尔巴乔夫企图改革斯大林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不承想却加速了改革的覆灭。经济改革的失败加剧了商品短缺，也使人们更有理由批评党的新旧政策，在和反对派的竞争中，苏共正在失去优势。1989年5月至6月召开了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反对派通过这次会议从政治上组织了起来。波罗的海国家的改革者力争更大的自治权，最终希望获得国家独立，来自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主要城市热衷改革的人民代表同他们联合了起来。这个联盟的矛头直指苏共机关。
叶利钦毫无悬念地成为俄罗斯反对苏联政体的反对派领导人。俄罗斯的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戈尔巴乔夫无休止的演说，因为这些演讲结不出看得见的果实。在复兴俄罗斯的民族大旗下，叶利钦凭借出色的政治天赋和才能聚拢了改革中的自由派和俄罗斯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失败了，留下了空空的货架和不满的人群，这两者都促成了叶利钦的超高人气。1989年3月，莫斯科民众违背了克里姆林宫的意愿，选举叶利钦为人大代表。在随后的一段时间中，他的家乡人又把他送进了俄联邦议会，叶利钦在战胜了两位克里姆林宫推举的候选人后，被选举为议长，他随即退出了苏共。
在1990年7月苏共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大代表的面，叶利钦以最公开的方式切断了他和苏共的一切关系。在叶利钦为政党起的新名称——“民主社会主义党”被拒绝后，这位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共产党前大佬发表了公开演说，宣布脱离苏联共产党。叶利钦认为苏联有必要过渡到多党民主制，并且公开宣布，作为俄罗斯议会主席团的领导人，他不会听命于其他任何政党。
做出这个决定对叶利钦来说可不容易，也绝非他的草率之举。他没完没了地修改演说稿的内容，随着脱党演说发表的时间日趋临近，他变得焦虑不安。就在那些晚上，叶利钦对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老乡，也是他在那时最亲密的顾问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倾吐了他的担忧和疑惑，布尔布利斯说道：“他（叶利钦）不仅为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万分，同时也很担心，不知道他到底被要求做些什么……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而是说：‘但这恰恰抬高了我！’”[8]
戈尔巴乔夫相信叶利钦退出苏共意味着他事业的终结，正如他对自由派顾问安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所说的：“逻辑上讲应该如此。”事实上，叶利钦公开脱党预示着党员不再是象征“卓越”的社会角色了，从而引发了苏共的脱党潮。
这些行为一般都很含蓄：苏共党员只是不再支付党费、参加会议以及执行党所交予的任务。党员的流失使苏共的力量大为削弱。1990年，就是叶利钦退党这年，苏共失去了270万成员，全国党员总数从1920万减少至1650万，因为脱党而直接减少的党员数量是180万。据戈尔巴乔夫事后回忆，在1991年7月1日前的18个月中，共有400多万，即接近总数四分之一的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因为担任反党职位，拒绝服从党的命令，或是拒交党费而被开除出党。[9]
这次退党潮让共产党官员们惊慌失措。1991年1月，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奥列格·舍宁向加盟共和国和各州共产党书记发出警告：在1990年的脱党人员中有许多是工人和农民，这是令人担忧的信号，因为苏共一直以这些党员为荣。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大批的知识界人士也纷纷脱党。虽然说，工人通常不愿意加入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实惠的政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入党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事业，成功进入管理层，最终挤进党和国家官僚体系的最高阶层——权贵阶层，这一阶层几乎由清一色的党员组成。不仅在管理层如此，在高校和众多资金充裕的研究机构中，职位也和党员身份直接联系在一起。 [10]
1990年秋，裂缝开始出现在苏联特权最负盛名的堡垒中——外交服务人员和在西方工作的苏联专家。想要得到允许，能在“资本主义天堂”生活以及拥有按照一般苏联标准根本无法想象的高薪的话，党员资格是一项重要前提。尽管许多走出国门的苏联人对国家的体制已经大失所望，可是在一段时间内，他们还是把这些颠覆性的想法藏在了对创造出这种制度的国家政权和共产党忠诚的外表之下。党组织和苏联知识界的关系心照不宣，党组织接受知识界表面上的宣誓忠诚，知识分子同意宣誓效忠，以此获得能够出国工作的机会，可是这种关系在1990年发展到了极限。
叶利钦虽然退出了苏共，可是，他并未因此而失去俄罗斯议会议长的职务，这就等于告诉了社会精英们，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再是展开职业生涯的前提。在1990年的最后四个月中，在日内瓦国际组织里工作的14位苏联官员都脱党了。组织部在提交给中央领导层的一份备忘录中汇报了日内瓦的情况。这份备忘录的起草者充分认识到了在这一新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他们相信罪魁祸首就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得知，日内瓦的部分苏联人和叶利钦团体以及反对派关系紧密，他们甚至正酝酿在日内瓦建立反对派——“俄罗斯共和党”的分支。
背叛不止发生在日内瓦。苏共中央得知跳出社会主义大船的现象不仅在日内瓦十分突出，在纽约、维也纳、巴黎、内罗毕的苏联外交使馆和社区也显而易见。苏共中央机关——位于莫斯科的外交部，也表达了外交服务去政治化的诉求。中央官员准备谴责这些知识界特权分子因贪婪无度而发起的造反。根据苏共中央的备忘录，这些前共产党员拒绝用“硬通货”支付党费，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给自己的收入增加了额外的税负。这么说也有据可循，因为这些在苏联国际组织工作的官老爷们，确实对政府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予以没收而普遍心存不满。他们被要求把硬通货收入上交给苏联海外代表处的财务部门，但许多人拒不执行。
有些人根本不想回国。在1989年到1990年，据备忘录记载，有7位在日内瓦工作的官员在任期已满后，拒绝回到苏联。而且，他们私自签订了合同，继续留在海外工作。这些“背叛者”拒绝和苏联驻日内瓦外交使馆保持联系，也不接受使馆管理人员的命令。在苏联对外服务机构和在国际组织工作的苏联人中发生的反叛，表明苏共已经无法使这些在意识形态方向对苏联幻想破灭的管理阶层行动一致了。一旦得到肥差的人不再申请入党，而且开始脱党的话，苏共的厄运就开始了。 [11]
叶利钦的退党没有让他失去任何特权。他宣布退党时，已经是俄罗斯议会的领导人了，他拥有丰厚的薪水、宽敞的办公室和配有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位在新的民主机构中任职的前苏共官员。最初这么做的人是来自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加盟共和国的苏共官员，事实上，他们在1990年夏就开始反对中央了。
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僚针对之前的政治制度进行民主改革采取的第一步措施，即从中央开始改革，并没有赢得公众多少支持。相反，他的改革使得苏联各族人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威胁到苏联通过武力而达成的统一。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国内外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以为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
苏联领导人与已经崩溃的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刚刚垮掉的葡萄牙帝国的统治者不同，他们已经在让人惊叹的漫长时间内，在没有帝国外衣的情况下，把非俄罗斯族的国民团结在一起。可是这一切在20世纪80年代末戛然而止。
苏联的种族冲突始于1988年初，发生在位于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这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冲突使那些一度相信苏联国际主义成功试验的人大跌眼镜。就在那年秋天，多达两百万的民众每月都参加民族领导者组织的示威活动，示威主要发生在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地区。中央政府不得不经常动用武力来平息种族冲突，恢复秩序。
然而，苏联面对的主要威胁并不是来自高加索地区，而是波罗的海各省，这些地方1940年被苏联占领，直到二战之后才完全并入苏联。1989年8月23日，波罗的海的独立组织为了显示其力量，发起了“波罗的海之路”（是发生于1989年8月23日的一次和平示威。大约有200万人参与这场活动，他们手牵手组成一个长度超过600公里的人链，穿过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一示威是希望世界能够关心三国共同的历史遭遇——在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纳粹德国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三国被苏联占领。该示威也是波罗的海三国追求脱离苏联、各自独立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人链一直延伸和穿越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抗议使得苏联吞并三国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这一占领从未得到美国的官方认可。
就在1989年下半年，立陶宛共产党宣布独立，脱离苏共中央。不仅苏共的权势日渐衰微，苏联这个曾让人引以为傲的国家正在戈尔巴乔夫及其追随者们的眼前走向没落。那一年，苏联宪法修正案提案引发了波罗的海和外高加索共和国的抗议者们的激愤，主要是因为该修正案授权苏联议会，当发现加盟共和国法律与苏联法律有不符之处，或者加盟共和国单方面决定从苏联分裂出去的话，苏联议会可以凌驾于任何共和国的法律之上。1990年3月，新选举出的立陶宛议会宣布立陶宛共和国从苏联独立出去。到1990年夏，苏联大多数的加盟共和国，包括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都宣示了主权，这意味着共和国法律已经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帝国的外衣——一个自愿加盟的共和国联盟，虽然完好无损，但是，在那些惊慌失措、困惑不解的莫斯科政府官员面前，帝国瓦解的戏剧已经开始上演。[12]
1989年初，俄罗斯不止急切地在俄联邦开展国家动员，活动还越过了它的边界，以此响应发生在波罗的海、摩尔瓦多和其他非俄罗斯族的加盟共和国的地区民族主义浪潮。这股浪潮很快涌向了俄罗斯，然而方式出人意料。
俄罗斯的自由派以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为权力据点，和已经宣布主权独立的波罗的海共和国走上了政治结盟之路。俄罗斯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已经借用了波罗的海国家的自由经济的观点，现在，为了提升俄罗斯共和国的主权，他们决定复制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策略。1990年春，叶利钦为了竞争俄罗斯议会的席位，提出了“提升俄罗斯主权”的想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指的是赋予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政治和经济权力。叶利钦此举相当明智，扩大了他的受欢迎程度，使得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知识界以外的人也开始喜欢他了。
在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之前，包括叶利钦在内，很少有俄罗斯人会把他们自己和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联邦联系在一起，俄罗斯连自己的共产党和科学院也没有。可是，如果苏共和苏联科学院的总部都在莫斯科，又都由俄罗斯人管理和主宰的话，那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叶利钦在1990年末，接受采访时承认他起初对苏联的俄罗斯属性没有太强的认同感：“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苏联人，而不是俄罗斯人。嗯，我还把自己看作热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人，因为我曾在那里工作。但是，‘俄罗斯’和我的联系并不紧密，就在我还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党委第一书记时， 在处理大多数问题时，我并没有询问俄罗斯的机构，而是首先求助于苏共中央，然后是中央政府。”[13]
叶利钦并不是唯一打出俄罗斯这副牌的政治家。他的保守派对手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提议参照在俄罗斯以外其他共和国组建共产党分支的模式，创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正是1989年末，叶利钦和其他激进改革的支持者在苏共内部通过了民主纲领，才在1990年的头几个月，激发了上述想法的产生。
苏联政治局的委员们面对新的形势，不知所措。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是进退两难，举棋不定。在1990年5月3日举行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他对他的同志们说道：“要是有了俄共，其他共和国的共产党会感到压力骤增，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苏联共产党呢？”然而，就在几分钟以后，戈尔巴乔夫斥责了一位苏共中央的书记，因为他向外透露了戈尔巴乔夫对成立俄罗斯共产党所持的反对态度。戈尔巴乔夫说道：“如果我们拒绝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俄罗斯人又会说：是我们把非俄罗斯族的人民团结在一起，已有上千年了，现在，这些人反过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让他们赶紧离开俄罗斯，越快越好！”
戈尔巴乔夫并不希望成立独立的俄共，因为这么一来，不仅可能进一步加剧俄罗斯的沙文主义倾向，还会强化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此外，俄共可能为反对他的改革的保守派提供平台。由于苏联政府的领导人尼古拉·雷日科夫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说：“要是我们反对成立俄共的话，我们在俄罗斯的位置就会被叶利钦一派取代。”无论俄共发生了什么，戈尔巴乔夫都想掌控大局，因此，他想在1990年6月即将召开的第二十八届党代会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在那年6月，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了，果然不出其所料，独立后的俄共成为反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极端保守派在苏共内部的战斗堡垒。[14]
俄罗斯的崛起，无论是以叶利钦为代表，披上民主的外衣，还是以保守的反对派为象征，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对于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同盟者来说都是噩梦成真。越来越坚定的俄罗斯人可能达成清晰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会和苏联的认识完全吻合，却会斩断俄罗斯对帝国的附属关系——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正是这种关系维系着大联盟。
早在1989年夏季，政治局就讨论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可能带来的威胁。当时，苏共的理论家瓦迪姆·梅德韦杰夫反对把已经授予给其他共和国的主权授予俄罗斯，他宣称：“如果我们在此问题上模仿其他的共和国，苏联必定会变成一个联邦国家。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是联盟的核心。”
戈尔巴乔夫对此完全同意：“赞成俄罗斯重塑权威，但是，不能以授予它主权的方式，这样做会让联盟失去核心。”真不明白如何既能让俄罗斯的“权威”得到加强，又能不授予它其他共和国已经成功得到的主权。决定被推迟了，可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或者说，问题更尖锐了。
苏联总理雷日科夫在1989年11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不必担心波罗的海国家，我们需要担心的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那么做的话，将会造成国家完全瓦解。随之而来的是，我们需要另一个政府，另一个国家领导机构，苏联也就不复存在了。”在1989年秋天，很少有人能够预料到，就在若干个月之后，雷日科夫的这番言论将成为现实。[15]
1990年5月，叶利钦在第三次投票中，凭借545票赞成、467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当选俄罗斯议会议长。可是，就在几个月后，他提出俄罗斯拥有政治主权的想法，却赢得了三分之二代表的支持。“对于今时今日的俄罗斯来说，中央就是冷酷的剥削者、吝啬的捐助者，还是不虑未来的宠儿。我们必须结束这些不平等关系。今天，不是由中央，而是俄罗斯来思考把什么职能转移给中央，把什么职能留给它自己。”叶利钦对代表说道。俄罗斯新的捍卫者诞生了。1990年夏，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议会宣布了俄罗斯的主权，赋予俄罗斯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的权力。同年秋天，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汇报，他的所有命令都无法执行。随即，戈尔巴乔夫重组了内阁，企图镇压被称为“主权大检阅”（叶利钦发动的一系列被称为“主权大检阅”的行动，旨在与苏联中央抗衡和谋求俄罗斯主权。 ）的活动，并且将雷日科夫解职。[16]
在大多数共和国都宣示了主权之后，并没有现成的公式去定义共和国和中央政府的新关系。宪法为这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提供了大联盟的外表，甚至保证各个共和国拥有脱离联盟的权利，但是，它却不能给成功处理中央和共和国的关系提供任何帮助。
事实上，依据既定章程，一个加盟共和国要么加入联盟，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全权掌控，要么退出联盟。立陶宛希望退出，可是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一些共和国希望有新的处理办法。戈尔巴乔夫竭尽全力阻止立陶宛退出联盟，阻止俄罗斯议会让叶利钦当选，阻止俄罗斯宣布拥有主权。可是他一败涂地。苏联政治、经济的版图正在瓦解，使得经济危机愈演愈烈，已然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存在。
1990年夏，戈尔巴乔夫的保守派随员向他献上了锦囊妙计——通过武力强行让苏联法律凌驾在共和国法律之上。可是，只有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才能这么做。戈尔巴乔夫希望能够准备好紧急状态的启动方略，他还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分别用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内阁取代了原来的总统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前者直接对总统负责。
戈尔巴乔夫坚持施压，希望让国家进入紧急状态。1990年12月， 在人大召开期间，近400名立法代表投票赞成将戈尔巴乔夫的辞职提上了议程，但是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然而，戈尔巴乔夫亲密的自由派战友——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却因保守派攻击他出卖苏联国家利益而辞职。戈尔巴乔夫自己的事业也岌岌可危，因而没有劝阻他留下。谢瓦尔德纳泽向人大代表发出警告：一场政变就在眼前。在他写给私人朋友、美国外长詹姆斯·贝克的信中，他说，他做了对得起良心的事情。[17]
正如谢瓦尔德纳泽预料的那样，一场政变已经发生。在人大会上，保守党先发制人，戈尔巴乔夫也不甘示弱，他决定由自己领导这次“大检阅”。1991年1月，在尚未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他全权委托克格勃局长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和新任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独立运动。
1月11日，中央媒体宣布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成立了亲莫斯科的“救国委员会”。三天后，内务部特别部队和克格勃突击队，向支持立陶宛独立的反对派所占据的维尔纽斯电视塔发起了进攻。15人在冲突中丧生。1月20日，内政部军队又向拉脱维亚共和国的首都里加开火，造成4人丧生。5天后，苏联政府发布法令，内务部队和苏联军队将对城市进行联合巡逻。这项法令为苏联城市的街道上驻有军队提供了法律依据。
戈尔巴乔夫在3月成立了安全委员会，他主要的顾问团几乎由清一色的强硬派组成。就在当月，在全民公投中，戈尔巴乔夫成功地获得76%的选票支持保留大联盟，尽管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新选举出的政府当局对此视而不见，可是这一结果还是给苏联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壮了回胆。3月28日，他下令驻扎在莫斯科的军队阻止人们集会支持叶利钦，还在当日要求俄罗斯议会的强硬分子好好组织投票选举，把叶利钦从议长的位子上拉下马，可是他的企图落空了。
在莫斯科，集会的队伍不顾政府的禁令，继续前进，政府也未出动军队驱散人群。然而，由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向居住在波罗的海国家和高加索地区的外族人开火时毫不犹豫，却很不愿意打击他们的斯拉夫同胞。此外，戈尔巴乔夫因担心出现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而犹豫不决。他命令部队撤回到军营，此举受到了民主派的反对者欢迎（叶利钦因此稍稍停止了其对苏联总统的直接攻击），却被党内强硬派谴责。戈尔巴乔夫拒绝将打击进行到底的态度，再次愚弄了他们。在强硬分子看来，戈尔巴乔夫这个障碍必须清除。
党内机关有不少人试图摆脱这个误入歧路的共产党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不同，他难以想象自己能随心所欲地离开苏共，这不仅因为他时常宣誓对共产主义理想怀有坚定的信念，以及确信自己有能力改革苏共，而且还有策略上的考量：他不希望这个仍然手握国家大权的政党机器转过来反对他。
就在叶利钦宣布脱离苏共的前几天，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与戈尔巴乔夫的一段谈话：
“他们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除了饲料槽和权力，他们什么也不要。”戈尔巴乔夫这样评论在当天早些时候所见到的苏共书记们。切尔尼亚耶夫继续说：“他们吐着脏话来发誓。”我对戈尔巴乔夫说：“离开他们吧。你是总统；你看清楚这个党是怎么一回事了，事实上，你是人质，是替死鬼。”戈尔巴乔夫有些迟疑，他对切尔尼亚耶夫说：“你难道认为我不懂吗？我明白。但是我不能让这只脏狗挣脱绳索，否则，整架机器都将反对我。”[18]
1991年4月24日， 一决雌雄的时刻不出所料地发生在苏共中央会议上。全国党委会都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但是，戈尔巴乔夫再次凭借他的谋略战胜了对手。与会者们从晨报中惊讶地获悉，前一天戈尔巴乔夫已经与他的头号敌人叶利钦和其他谋求更多主权的共和国领导人达成了一笔交易。在戈尔巴乔夫的宅邸——新奥加廖沃举行的会议上，他们同意达成新的联盟协议。
除了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以外，戈尔巴乔夫最终找到了另一种办法：不是回到原先的状态，依靠武力维护中央的权力，而是向前走，找到可以平衡中央政府和共和国利益的方案。这项权宜之计能使他不再受到自己阵营中其他苏共领导人和强硬派的支配。4月24日，在一次苏共中央会议上，别人对他的做法进行猛烈抨击，作为回应，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准备辞职。苏共的领导人又退却了：失去了戈尔巴乔夫，他们的党将在劫难逃。此时此刻，他是唯一保护他们、对抗叶利钦及其民主派阵营的人。预谋的党内政变又失败，戈尔巴乔夫得以逃生，但是，强硬派没有就此罢手。[19]
1991年6月，叶利钦赢得了总统竞选，并且承诺加强俄罗斯主权。同年7月10 日，他在就职仪式上宣誓，保证捍卫俄罗斯主权。苏联帝国摇摇欲坠。哈佛大学历史学家罗曼·施波尔卢克把主张俄罗斯民族自信的人称为“民族的构建者”，在与“帝国拯救者”的斗争中，他们获得了胜利。
就在举行俄罗斯总统选举的那一天，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在动物般的直觉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没有叶利钦敏锐。他担心俄罗斯人民会因为他放弃了帝国而永不原谅他，可是，结果却是俄罗斯人民毫不在意这些。”切尔尼亚耶夫感到，没有俄罗斯，任何帝国设想都难以实现。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在日记中还写道：“毕竟，失去了俄罗斯，就将失去一切。联盟不复存在，事实上苏联总统只能依靠俄罗斯，而不是纳扎尔巴耶夫领导的哈萨克斯坦。” [20]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接受俄罗斯第一次总统大选的结果——他昔日的门生、今日的对手，成为了俄联邦的首位总统，这得益于多数人的授权，而他自己恰恰没有多数民众的授权。戈尔巴乔夫是凭借苏联议会议员的投票选举才当上了苏联总统。现在，他发现自己必须对付叶利钦了。
就在老布什总统访问莫斯科的前夜，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最终就新的联盟条约达成一致。这是加盟共和国的重大胜利。他们将能够宣布自己是领土内所有自然资源的唯一主人，对于联盟预算，他们有权决定给什么，给多少。联盟政府仍然掌控军队和国家安全，但不包括对外政策，对外政策将通过与共和国的协商决定。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也同意改革政府：和戈尔巴乔夫作对的强硬派将走人，纳扎尔巴耶夫将组建和领导新内阁。1991年8月20日将签署新的联盟条约。[21]
叶利钦，这个曾在戈尔巴乔夫举办的宴会和老布什举办的斯帕索庭院宴会上让戈尔巴乔夫窘迫不已的人，已经不仅是苏联最大共和国的民选领导人，还将掌控苏联大多数的油气资源。苏联的国家金库，甚至连戈尔巴乔夫自己的工资可能都得倚仗叶利钦大发善心。不管叶利钦荒诞的行为令戈尔巴乔夫多么地窘迫和恼怒，他都别无选择，必须忍受。这似乎也应验在了美国总统身上。
老布什的工作人员给叶利钦准备的礼物是一只价值490美元的蒂芙尼纯银碗，这份礼物比给包括戈尔巴乔夫在内的苏联其他领导人的礼物都要贵重。苏联总统收到的礼物是一套美国初版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礼物单上未标明这套书的价格。可见白宫还是把地缘政治的筹码押在戈尔巴乔夫这边，给他的礼物是无价之宝。[22]
老布什总统在1989年9月叶利钦的第一次访美时见到了他。在此次行程中，叶利钦作为苏联议会议员，走访了11座城市，在美国校园举行了多场讲座，登上了《早安美国》，参观了约翰逊航天中心和梅奥医学中心，接见了全美的商业领袖和政治家，也包括来自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在他所乘坐的直升机绕着自由女神像盘旋了两圈后，叶利钦对他的一位助手说，这样，他就拥有“双倍”的自由了。他在公开场合并不掩饰自己的想法。如果有什么话没明说的，那就是他渴望超越戈尔巴乔夫，把美国公众对戈尔巴乔夫的欣赏，转移到他这边。
叶利钦对媒体说：“这么多年来，我被灌输——包括阅读《共产党简史》——而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的印象，对美国的印象以及对美国人的印象，在我到那里一天半的时间里，发生180度的转变。”就像每一位首次来到美国的苏联公民那样，给他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超市。他来到了一家位于休斯敦的大商场，琳琅满目的各类商品和苏联商店里空荡荡的货架形成了鲜明对比。据他的一位顾问透露，正是那次旅行“使叶利钦对布尔什维克最后的一点觉悟也瓦解了”。[23]
在此次美国之行中，叶利钦到白宫做了短暂停留，并且在那儿会见了老布什。事后，叶利钦的这次访问给安排会议的总统顾问们留下了几分酸涩的余味。尽管老布什想见见叶利钦，洞悉他对苏联发展动态的看法，但是，他希望以不冒犯戈尔巴乔夫的方式安排会晤，因为1989年秋之后，叶利钦已经成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大政敌。叶利钦被邀请访问白宫，但是，官方安排他和斯考克罗夫特会面，而不是美国总统，这就带来了问题。
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国家安全副顾问的罗伯特·盖茨回忆：“他被告知可能见到总统，但是，我们希望会晤尽可能地低调，所以没有肯定地告诉他。”当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苏联专家康多莉扎·赖斯从大楼西翼地下室的通道把叶利钦领进白宫时，他询问这是否是带着客人拜见总统的通道，除非保证他能见到老布什，否则他不会再向前一步。赖斯告诉叶利钦，如果他不打算会见斯考克罗夫特，那么他可以离开白宫回酒店了。
叶利钦最终不再反对，而是会见了斯考克罗夫特，向他阐述了在经济上美国可以怎样帮助苏联。据盖茨说，斯考克罗夫特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快要睡着了。当老布什来到斯考克罗夫特办公室时，一切都改变了。盖茨回忆：“叶利钦像变色龙似的，完全不同了，他热情洋溢，兴致勃勃。很明显，在他看来值得对话的有权势的人来了。”老布什重申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但是，叶利钦达到了会见美国总统的目的。他一离开白宫就走向了在草坪上等待的记者，向全世界讲述了这次会晤。斯考克罗夫特事后回忆说：“这不是我们期望的平静无事的访问结果，但也没什么害处。”[24]
叶利钦给老布什留下的印象不错，可是，从斯考克罗夫特的回忆录来看，他认为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并不坦率，而且他一直没有完全摆脱这种印象。叶利钦在早期施政中提出的倡议让人很是惊讶，就连赖斯和盖茨都惊骇于他粗俗无礼、难以捉摸的行为。回想起他的访问，盖茨在回忆录中写道：“看上去，他喝得太多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很糟糕，算得上是粗鄙的。”可是，在共和国议会举行了那场半自由的选举后，自1990年春天起，老布什身边的那些人就不得不关注发生在莫斯科的权力转移。尽管戈尔巴乔夫是西方政客的选择，也是西方媒体的宠儿，可是，无需否认，阴晴难定的叶利钦正在崛起。
就在1990年6月，叶利钦当选俄联邦议会主席后的一周，盖茨在给老布什的报告中说，叶利钦“已经证明自己极度善于运用新的制度规则，从而能再度成为政治领袖。他似乎是行事高效、广受欢迎的政客，尽管有些乖张”。盖茨建议最好不要给叶利钦什么负面评价：“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谈判桌的对面就坐着叶利钦。”老布什对此表示同意。叶利钦的下一次访美时间是1991年6月，就在他当选俄联邦总统后不久。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向美国政府证明了自己的地位。布什和叶利钦共同致电身在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警告他一场由强硬派策划的政变可能即将上演，这一消息是由叶利钦在莫斯科的盟友提供给美方外交渠道而获悉的。叶利钦和老布什政府的关系始于1989年秋天那次略显尴尬的非正式会面，现在已经回归正轨了，至少暂时看上去是如此。[25]
老布什于1991年7月再次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其中包括会见俄联邦总统。7月30日上午，老布什会见了叶利钦。因为戈尔巴乔夫想阻止叶利钦单独与老布什见面，于是，邀请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和美国总统一起参加午宴。届时他们将和老布什和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一起参加宴会。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所渴望的与美国总统的会晤即将到来，但却要在戈尔巴乔夫的掌控和监视中进行。纳扎尔巴耶夫同意了，他利用此次机会游说美国总统投资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但是，叶利钦拒绝扮演苏联领导人指派给他的角色，拒绝成为那种他称之为“毫无个性的听众”。叶利钦没去赴宴，而是邀请老布什来参观他的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布什欣然应允了。[26]
老布什与叶利钦的会谈大约持续了40分钟，主要就戈尔巴乔夫提议、叶利钦赞成的新联盟问题进行了磋商。这次会晤表明了白宫方面给予叶利钦的特殊地位。从老布什的谈话内容上看，尽管他预先阻止了叶利钦一方有可能提出的在美国成立俄联邦代表处，或是和美国签署官方合作协议的做法，但他的主要任务还是使叶利钦确信美国既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政策，也支持他的改革政策。“如你所知，我们不能和你的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因为我们认为那是苏联的一部分。”人们认为老布什是这么对叶利钦说的。在那次会见中，他守住了这道线。
叶利钦问他：“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支持我的想法——让我们关系的基本要素正式化？”老布什并没用什么外交辞令，而是回应道：“什么关系？你指的是美国和俄联邦的关系，还是你们同中央的关系？我不清楚你问的是什么。”美国国务卿贝克也在现场，他把老布什的回答“翻译”给了深感失望的叶利钦：“叶利钦总统，答案取决于新联盟条约规定的，共和国所能够享有的与他国订立条约的权利。我们必须要看新的联盟条约。”[27]
如果说，邀请布什参观他的新克里姆林宫办公室，意味着叶利钦希望在国内民众眼中树立自己独立的世界领导人形象的话，他当然是成功了。如果说，他想戳痛戈尔巴乔夫的要害，让他难堪的话，他也成功了。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想起这段场景时，深感苦涩。但是，如果说叶利钦想要改善他同美国总统的关系的话，他却彻底失败了。
叶利钦迟到了10分钟，老布什对此很恼火。斯考克罗夫特抱怨道：“我们究竟要等这位阁下多久呢？”起初计划好的15分钟礼节性会谈延长到了40分钟，因为叶利钦将已经和老布什私下会晤中提到的观点反复说给随后加入的美俄顾问团听。接着，在未征得老布什同意的情况下，叶利钦想要在那些被带到克里姆林宫的记者中间，举办一场即兴的记者招待会，这又着实让美方吃了一惊。他告诉记者双方已经起草好一份有关俄美合作的协议草案，为此他十分感激布什总统。老布什吞下了苦果，然而，就在叶利钦准备回答记者问题时，布什对叶利钦说，已经很晚，他必须离开了。一上车，老布什就对斯考克罗夫特说，这个“好出风头”的叶利钦，让他中招了。[28]
莫斯科峰会发生的事情提醒了布什和斯考克罗夫特，叶利钦还是他们在1989年9月初次见面时那个性格乖张的政治家。无论叶利钦的行为多么粗鲁幼稚、捉摸不透，老布什却发现和他之间的共同立场日益增多，甚至超过了和戈尔巴乔夫的共同之处。1991年夏季，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摆在了布什的苏联事务议程上——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独立了，众多美国参议院和国会议员对此表示赞成。布什温和地推动戈尔巴乔夫承认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于1990年所宣布的独立。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迟疑不决的，那么，叶利钦则不是。
叶利钦代表俄罗斯谴责了中央政府在1991年初发动的镇压行动。现在叶利钦站在布什身旁，重申了他对独立运动的支持。他告诉记者，在未经布什总统认可的情况下，他已经获悉俄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上立场一致：应该允许3个加盟共和国离开苏联。这是戈尔巴乔夫不敢采取的立场。[29]
由于担心戈尔巴乔夫将要受到来自苏联军队的威胁，还有要面对来自共和国领导人的挑战，老布什决定第二天就离开莫斯科。虽然，叶利钦是最喜欢“放大炮”的共和国领导人，但他并不是唯一想削弱中央权力、为本土赢得更多自由的领导人。
软弱的基辅演讲
1991年8月1日近正午时分，布什总统乘坐“空军一号”专机从莫斯科附近的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苏联第三大中心城市，也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就在1991年初，美军将大约40枚核弹头瞄准基辅。一旦发生核战争，一次又一次的核爆炸将把基辅烧成废墟，全城200多万市民将丧生。然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签订意味着，即使发生战争，也不会有那么多次的核爆炸。就算发生最糟糕的情况，还是会有些市民能活下来。但是，布什此次基辅之行并不是要传达这个喜忧难定的消息，美国总统将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讯息。[1]
老布什的这次行程只是五小时的中途停留，但是它的意义与时间长短无关。事实其实很简单，他相信仅有莫斯科谈判是不够的。他必须前往加盟共和国，和他们的领导人谈判。这是苏美关系的新局面，表明苏联的政治情况一日三变。
白宫希望表明他们愿意与苏联加盟共和国合作，但是又警告他们的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去达到目的。布什政府中还没有人能够预见到苏联的迅速解体，以及数月之后乌克兰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选择基辅来宣布美国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新政，是因为乌克兰最高领导人并不支持完全独立，反莫斯科力量在乌克兰虽然强大，但并不暴力，他们或许乐于接受来自华盛顿方面的新讯息。
美国总统要访问苏联人口第二多的共和国——乌克兰，这个消息让戈尔巴乔夫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乌克兰的领导人还不太愿意签署戈尔巴乔夫在4月大胆提出的新联盟协议。戈尔巴乔夫可不是布什，他完全理解乌克兰对于联盟未来的重要性，担心美国总统的访问会助长乌克兰的反苏势力。因此苏联总统尽可能地阻止这次访问。
7月21日星期一，老布什抵达莫斯科一周多，美国大使马特洛克接到了来自布什总统苏联事务特别顾问艾德·休伊特的电话。苏联代表已经前往休伊特位于白宫的办公室，传递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紧急消息——希望老布什的基辅之行可以取消。马特洛克对此惊讶不已。
苏联方面提起了未明确的压力，可是基辅方面却相当平静。而且，马特洛克是在征得了苏联外交部的同意后才开始准备的，现在一切已经准备就绪。准备工作不仅涉及美国人，还涉及乌克兰相关人员，此时此刻，美方取消访问的话，会让他们很难堪。
就在布什乘坐“空军一号”飞往土耳其的途中，获悉了苏联的新要求，这让他大吃一惊。和斯考克罗夫特商量后，老布什做出了回应，大意是：如果苏联方面不希望他前往基辅，他可以取消这次行程，但是，考虑到已经做了高等级的准备工作，而且还涉及乌克兰方面，莫斯科必须要为取消此次会晤负责。马特洛克使用非机要线路给美国国务院打了电话，因为他知道克格勃可能会监听他的通话，所以，他提到取消此次会议不仅会给华盛顿，也会给莫斯科方面以及其与乌克兰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第二天，他又对苏联外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重申了这番话。受到警告的别斯梅尔特内赫找到了戈尔巴乔夫，十分确定地对他说：“忘了这些吧。告诉美国人用不着担心，就照计划办吧。如果美国总统想去基辅，我想他在那儿会受到欢迎的。”危机迎刃而解，戈尔巴乔夫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2]
7月30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见时，美国总统试图说服这位苏联领导人，对于自己即将开始的基辅之行，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他告诉苏联总统：“我想向你保证，此次基辅之行，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的随行人员，都不会做任何让现存问题更加复杂的事情，也不会干涉乌克兰何时签署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暗示了为什么他起初有些担心的原因：“对乌克兰而言，有些事实我们无法忽略：据悉，就在您启程前不久，美国传统基金会准备了一份报告，建议您利用此次乌克兰之行，鼓动当地的反对派，因为从战略上讲这是很重要的。”老布什对此给予了完全否认：“我不清楚那份报告。但是，我希望您知道，在行程安排上，我强调要竭尽所能，行事周到。比如，我将不准备访问基辅，而是访问列宁格勒。我很乐意到你们的某座城市去看看，但在任何情况下，我都绝不会支持分裂。只有您的外交部长通知我们，你们完全可以接受我们访问基辅时，我们才会把它纳入行程安排。”[3]
如果真的要让戈尔巴乔夫决定的话，老布什永远都不会去基辅。而且，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不能让这个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自行其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在他和布什的谈话中曾提到乌克兰和其他共和国有可能卷入内乱甚至是战争的话，叶利钦则冷静许多，但态度同样坚决。当美国总统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他会谈时，叶利钦说：“乌克兰绝不能脱离苏联。”叶利钦还辩解说，没有乌克兰，苏联就要被非斯拉夫共和国统治。
叶利钦对乌克兰的“特别眷顾”，反映了俄罗斯人对此的普遍态度。根据美国情报机构1991年2、3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22%的俄罗斯人支持乌克兰独立，60%的民众表示反对。而俄罗斯民众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态度则大相径庭：41%的俄罗斯民众表示赞成立陶宛独立，只有40%的人表示反对。[4]1991年6月末，美国中央情报局为他们的总统及其顾问准备了一份情报评估，列出了苏联事态发展可能出现的若干情况。其中只有一种情况提到了暴力分裂，包括乌克兰可能会独立。另外两个选择是“渡过危机”，还有强硬派发起政变，但苏联仍然完好无损。最后一种可能是“系统性变革”，情报预测波罗的海国家、北高加索地区的三个共和国和摩尔多瓦将会独立，乌克兰将加入俄罗斯主导的中亚斯拉夫联盟。叶利钦希望乌克兰成为联盟的一部分，可是戈尔巴乔夫却担心出现“暴力分裂”。似乎中央情报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同意一件事：因为苏联目前遵守《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削减了部分核武器，如果美国希望苏联政权能够和平更迭，那么应该确保乌克兰留在联盟内。[5]
在戈尔巴乔夫的新奥加廖沃寓所中，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交谈时提醒他，苏联的民族问题很重要。戈尔巴乔夫正在进行关于苏美联手、重建未来世界秩序的个人独白，突然被一则报告打断了。时年35岁的尼古拉斯·伯恩斯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美国白宫驻波罗的海联络处工作人员，他接到了波罗的海朋友打来的电话，得到消息：一群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了位于立陶宛与白俄罗斯边界的一座刚建成不久的海关，枪杀了6名立陶宛海关工作人员。
伯恩斯向老布什和新奥加廖沃宴会的主人汇报了该情报。戈尔巴乔夫立即羞愧难当，勃然大怒。据布什描述，他的脸色明显阴沉了下去。美国总统竟然在苏联的最高统帅之前，抢先知道了发生在苏联领土上的枪击事件！戈尔巴乔夫派他的顾问去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美国大使馆认为这是苏联内务部特种警察部队所为。美国人怀疑，为了羞辱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强硬派策划了此次事件。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戈尔巴乔夫缩短了他有关展望新的世界秩序的演讲。布什记得：“阴霾笼罩了会议，我们继续交谈，可是，再也没有热情洋溢的气氛了。”
戈尔巴乔夫担心的是，立陶宛的悲剧事件使得共和国自决权问题更加紧迫，也唤醒了苏联内战的幽灵。戈尔巴乔夫利用这个机会，和老布什交换了对民族自决问题的看法，请求美国对苏联有关南斯拉夫的政策给予支持，莫斯科方面期望通过这些政策防止另一个斯拉夫—穆斯林国家的瓦解。他也渴望美国在苏联对其他加盟共和国问题上给予支持。布什对戈尔巴乔夫说：“现实中和想象中的国际问题和民族间问题都很多。以目前这种方式划分共和国边界的话，会把国家完全搞乱套了。如果让我列出可能存在的领土问题，不仅我个人的手指不够数，这里所有人的手指加在一起也不够数。这里是苏联，有70%的共和国边界尚未确定。以前没有人在意这些，一切问题都依照苏联行政区划而定。”如果说发生在新划定的立陶宛边界的谋杀事件让戈尔巴乔夫在老布什面前难堪不已的话，这件事也让戈尔巴乔夫更有理由担心，苏联将发生南斯拉夫式的骚乱。在戈尔巴乔夫看来，消息来得恰逢其时——正好在老布什即将对乌克兰进行“不受监督”的访问前夕。[6]
1991年8月1日下午1时许，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们聚集在基辅郊外的鲍里斯波尔机场，欢迎他们的贵宾到来。这是美国总统第二次造访这座城市。第一次是理查德·尼克松在与勃列日涅夫签署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导弹条约》后，于1972年5月底访问了乌克兰首都。他乘坐苏联飞机计划从莫斯科飞往基辅，结果在起飞前最后一刻，因为莫斯科地面单位发现了飞机的技术问题，而不得不换机。
老布什则是乘坐新造的“空军一号”飞往基辅，这是一架波音747飞机，取代了从尼克松到里根时代美国总统所乘坐的波音707飞机。让我们回到1972年，那时尼克松发现，那架载他前往基辅的苏联飞机，其内部装饰和设施格外引人注目——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比我们的飞机还让人印象深刻。”[7]
现在布什可以向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炫耀他的新飞机的内部装饰了，那是根据南希·里根的建议，按照美国西南部的风格设计而成的。在老布什夫妇到达莫斯科时，亚纳耶夫已经欢迎过他们了，可是，戈尔巴乔夫请老布什带他一起前往基辅。有的美国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此举意在强调乌克兰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同时，还有些人认为亚纳耶夫是被派去监督美国总统的。
飞机一起飞，老布什就带着亚纳耶夫参观飞机，包括总统指挥中心。亚纳耶夫——老布什事后认为的乘坐过“空军一号”的最高级别苏联官员——给予了礼貌的评价。老布什后来对他的助手说，这位苏联副总统是“友善的君子”，却不是“一个大人物”。[8]
当布什在飞往基辅的途中接待他的苏联贵宾时，他的团队成员们正在就具有重要政治含义的语言学问题争论不休。马特洛克看到了布什总统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在乌克兰议会厅内发表演讲的演讲稿，他对其中一位演讲起草者在“乌克兰”前面加上了定语表示反对。这位大使说：“一定要让总统删去冠词。他就应该说‘乌克兰’。美籍乌克兰人会认为冠词的使用使乌克兰听上去更像是一处地名，而不是一个国家。”演讲起草者反驳道：“但是，我们不也说美利坚合众国（也使用了冠词）吗？”可是，马特洛克最终占了上风。他的论据不是语言方面，而是政治方面的：“如果总统在乌克兰前加上冠词，那下星期白宫将收到成百上千的抗议信和电报。”
美国的乌克兰后裔接近75万，加拿大还有100万。按照北美的标准，这还算不上是庞大的群体，但是他们组织有序，积极参与政治，并且坚持不懈。整个冷战期间，移居而来的大批乌克兰人领导者成功地号召其追随者给共和党候选人投票。老布什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在听到了马特洛克的建议后，他采纳了这一观点。删掉冠词既讨好了国内的选民，又不会伤害到戈尔巴乔夫，因为俄语中根本没有冠词。
这次演讲的材料现存放在位于得克萨斯州大学城的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和博物馆的网站上，该文本显示在其中若干章节里，加在“乌克兰”前的定冠词被忽略了，没有从文章中删去，这表明在飞往基辅的途中，老布什的顾问们对此还有所顾虑。马特洛克还试图删去老布什演说中关于支持戈尔巴乔夫和新联盟的段落，因为他考虑到这样的话在基辅说并不合适，可惜为时已晚，演讲稿已经派发给记者了。[9]
来自美国媒体大量的先期报道这么写道：“乌克兰首都基辅位于莫斯科以南515公里，第聂伯河从城市穿过，在这里老布什看到了与苏联不同的面貌。基辅整洁、干净，马路宽阔，两侧绿树成荫，这一切将使总统此次苏联之行的结尾显得多姿多彩，激动人心。” 报道者开玩笑说，总统访问的真正目的是帮助白宫新闻副秘书——名叫罗曼·波帕迪乌克的乌克兰人竞选乌克兰总统，“他的竞选口号是：我无可奉告”。
基辅，不再以19年前尼克松所说的“俄罗斯城市之母”的形象，而是以尚未独立的主权共和国首都的身份欢迎布什的来访。欢迎队伍末尾的标语写道：“布什先生，乌克兰欢迎您！”乐队除了演奏苏美国歌外，还演奏了乌克兰国歌。乌克兰对苏联到底有几分忠诚已经是公开的问题。曾在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问过乌克兰的马特洛克还注意到了其他一些区别。布什的英文演讲被译成了乌克兰语，而在1972年那次访问时，则被译成了俄语。[10]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就在尼克松飞往基辅前的10天，勃列日涅夫刚用他的亲信弗拉基米尔·谢尔比茨基替换了有民族主义思想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佩特罗·谢列斯特。勃列日涅夫的门生粉碎了乌克兰正在萌生的民族意识，把它变成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范本和维护莫斯科统治的堡垒。
谢尔比茨基和勃列日涅夫是来自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同乡，谢尔比茨基是当地大家族的重要人物，这些勃列日涅夫忠诚的追随者在他们的领袖1982年11月逝世之前，一直有力地统治着苏联。谢尔比茨基建立了只忠诚于他个人的党内金字塔，戈尔巴乔夫用了4年时间，直到1989年秋，才有足够的力量将他赶下台。
自从20世纪50年代起，乌克兰共产党的精英们不仅统治着自己的共和国，也以次重要身份参与苏联的管理。就像西方的政治学家们所知道的那样，乌克兰，这个“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在20世纪50年代已和苏共的领导们达成了权力分享的非正式协议。因为就在那时，乌克兰共和国帮助自己的前领导人，也就是长期担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尼基塔·赫鲁晓夫在莫斯科掌握了权柄。
那时俄罗斯人还没有自己的共产党，但是管理着苏共，而来自乌克兰的共产党干部就成了莫斯科党代会上最大的投票团体。他们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投票权。赫鲁晓夫因此把许多他的乌克兰支持者带到了莫斯科，并且委以重任。可以说，1964年的克里姆林宫政变虽然将他罢免，却反而增强了乌克兰官员的地位。
取代赫鲁晓夫掌管苏共的是来自乌克兰的俄罗斯族人——勃列日涅夫，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党员登记卡的“籍贯”一栏，填写的是“乌克兰”。另一位乌克兰人尼古拉·波德戈尔内1965年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是苏联正式的领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由俄罗斯人阿列克谢·柯西金担任，他于20世纪70年代末逝世后，另一位乌克兰官员尼古拉·吉洪诺夫接替了他的职务。内务部长和克格勃两位副局长都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也是乌克兰政党机器的产物。即使在勃列日涅夫逝世之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希望继续它的统治：病中的领导人看到谢尔比茨基成为了他的继任者。
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随后，安德罗波夫掌管下的克格勃控制了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虽然是半个乌克兰人，可是，他和乌克兰的政党机构没有任何关系，和首都莫斯科的乌克兰人也毫无瓜葛，是安德罗波夫使他声名鹊起。戈尔巴乔夫还把谢尔比茨基从他的位子上赶下台，阻断了乌克兰官员通往莫斯科进而发挥影响力的通道。
对于党内的乌克兰精英们而言，既没希望在中央一展宏图，又在家乡受到攻击，他们感觉遭到了莫斯科的背叛。自赫鲁晓夫时代起，他们就和苏联达成了协议——他们以自己的忠诚换取在家乡乌克兰的无限统治权，同时分享中央的权力，如今，这一协议失效了，而且废除协议的人不是他们。
1986年4月发生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乌克兰党内精英的愤恨不满随即滋生。这个核电站完全由莫斯科掌控，然而，乌克兰当局却要全权应对灾难引发的长期后果，还要照顾那些从核污染区搬迁出的人群。而且，当放射性云层到达基辅时，莫斯科方面还要求举行五一游行。乌克兰党内精英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强迫谢尔比茨基举行游行，并威胁他如果不照办的话，将把他驱逐出党。切尔诺贝利事件引发了反对莫斯科的群众抗议游行，这次又是乌克兰的党内精英不得不处理该局面。从上层来说，中央鼓励共和国开展民主运动，此举进一步削弱了乌克兰当局的权力。这些精英们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和遗弃，愤愤不平。如今，中央除了带给他们麻烦之外，什么也给不了他们。[11]
当老布什夫妇到达基辅时，受到了57岁的乌克兰议会议长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的欢迎。报道称他是“一个精力充沛、两鬓斑白、皮肤黝黑的家伙，和约翰·高蒂（曾是美国黑手党甘比诺家族的教父。）有几分相似；很明显，他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或许是乌克兰的纽特·金瑞契（美国共和党籍政治人物。曾在1995年到1999年期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他是美国国会历史上最具权势的众议院议长之一。）吧”。克拉夫丘克的背景和纽约臭名昭著的黑手党头子以及正在升起的美国共和党新星相比，是截然不同的。他是一位前共产党官员，现在是他担任议长的第二年。他艰难地维系着平衡，一方面，维护着对苏联中央忠诚的假象，另一方面在处理与影响式微的戈尔巴乔夫以及权力渐长的共和国领导人的关系时，又有力地维护自己家乡的利益。面对谢尔比茨基时代党政机器和声势渐长的乌克兰独立民主运动组织的不同利益，克拉夫丘克被认为是唯一有能力调和各方利益的人物。[12]
克拉夫丘克生于1934年，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同时代的人，可是，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和莫斯科领导人的生长背景并不相同。克拉夫丘克生于乌克兰西部的沃里尼亚，这里曾属于约瑟夫·毕苏斯基（1918-1922年任波兰国家元首，军事独裁者。）统治下的波兰，他亲身感受二战的残酷，这使得他不仅反对德国和苏联军队，也反对大屠杀、种族清洗，还反对乌克兰和波兰民族分子的游击队在他的家乡进行战斗。他的父亲因为是红军战士而被德军杀害，年轻的克拉夫丘克很早就掌握了生存技能。正如他后来回忆的，他的祖父告诫他——不要把你的脖子伸出去。
克拉夫丘克亲眼目睹了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秘密警察杀害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幸存者，所以，他不需要通过赫鲁晓夫1956年发表的秘密报告，就清楚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苏联司法体系存在的政治偏见。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样，克拉夫丘克的亲戚也在“大清洗”时期遭到了迫害，可是看上去，对于为共产党服务，他并不感到担心。他从基辅大学获得政治经济学学位后，事业上青云直上。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党的领袖，被授权管理疆域庞大的苏联，可是，克拉夫丘克才是最卓越的官员和共产党官僚。
到20世纪80年代时，克拉夫丘克作为一位前波兰臣民，已经从平民跃为乌克兰共产党宣传机构的领导人。他既不是来自乌克兰东部工业重镇顿巴斯地区，也不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集团成员，所以说，这或许是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所能企及的最高职位了。
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到来了，第一次半自由的选举，使得共产党迫切需要找到可以同群众沟通又能与反对派斡旋的人。克拉夫丘克在这方面具有非同凡响的才能，他成为继谢尔比茨基之后，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而谢尔比茨基，因为从不相信那些利沃尼亚（中世纪后期的波罗的海东岸地区，即现在的爱沙尼亚以及拉脱维亚的大部分领土的旧称。）的宣传天才，所以在1989年秋被迫退休。
1990年夏，因为原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瓦什科被戈尔巴乔夫调往莫斯科担任党内第二号人物，企图以此修复俄罗斯和乌克兰与中央摇摇欲坠的关系，所以，克拉夫丘克取代伊瓦什科，成为乌克兰议会议长。克拉夫丘克发现在他所掌管的立法机构内，三分之一的代表支持乌克兰独立，另外三分之二的代表倾向于加强乌克兰在苏联的自治权。
在布什的简报中，这样介绍克拉夫丘克的个人情况：“作为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主席，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平衡立法机构中大多数共产党员与亲独立派代表之间的不同诉求。”事实上，他游刃有余地驾驭着两大派系，那年夏天，在议会中通过了具有政治和经济实质内容的、赋予乌克兰主权的宣言，在这项政策中，他找到了两派的共同点。报道老布什访问基辅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大卫·雷姆尼克这样提到克拉夫丘克——他发现了机遇，建立一个充满活力的乌克兰的机遇，他不会让机遇溜走。[13]
虽然，这次访问令他有些意外，但是，克拉夫丘克还是很乐意在基辅欢迎尊贵的美国客人。正如他事后所回忆的，莫斯科方面很晚才允许他单独准备这次会晤，直到会面前最后一刻，他才被人从度假中召回，迎接美国总统。他从克里米亚直接飞往鲍里斯波尔机场，连进城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媒体注意到了他被晒黑的皮肤。
克拉夫丘克发表了《乌克兰土地》的演说，欢迎老布什夫妇。演说中，他提到了乌克兰而不是苏联，但是，他避免任何把乌克兰称为国家和共和国的说法。就像美国总统顾问担心在“乌克兰”前使用冠词一样，克拉夫丘克也有他自己的语言难题需要解决。
在这一年中，乌克兰已经成为拥有官方主权的实体，但还不是独立的国家。这有什么区别呢？除了戈尔巴乔夫，好像没人知道答案。克拉夫丘克尽可能地在两者间找到了平衡。“美国人民很清楚什么是真正的主权，《独立宣言》第一个向全世界宣传了自由、平等和博爱。”他对美国客人说道。
老布什并不打算赞成克拉夫丘克把主权等同于独立的观点（几小时后，他将解释自由和独立的区别）。作为对欢迎演说的回应，布什先从一些不具争议的事件谈起。他强调乌克兰是几十万美国人的先祖居住之地，在此，他使用了亲苏联的“故土”一词。他引用了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普琴科的话语，祝贺曾被莫斯科当局禁止回国的西方基督教教会领袖回到乌克兰，祝贺其他宗教团体的精神复兴。有关华盛顿方面与共和国关系的问题，他表现出同叶利钦谈话时一样小心谨慎的态度。布什说道：“我们希望和戈尔巴乔夫政府尽可能维持最强有力的官方关系，但是，我也很重视和乌克兰及其他共和国以至苏联全体人民建立更广泛的联系。”看上去，布什试图使他在乌克兰土地上发表的第一篇演说中不使用曾经在“乌克兰”一词前用过的定冠词。[14]
老布什的车队从机场一路行进到基辅市中心。“许多人聚集在广场前，挥舞着象征乌克兰独立运动的黄蓝色条纹旗帜。”马特洛克在回忆录中写道。媒体先期报道称：“车队两旁站满了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许多人在挥手，人们看上去对布什都很友好。几位女士手捧当地的花束，有些人高举起孩子，还有一位男子带来一只大面包和一袋盐，用这种传统的方式表示欢迎。”
这与老布什在莫斯科受到的来自公众低调的欢迎迥然不同，因为在莫斯科他是越来越不受欢迎的戈尔巴乔夫总统的客人。基辅不仅欢迎的热情程度与莫斯科不同，城市面貌也与之不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7月初曾陪同他的领导在基辅会见了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及基辅之行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我们好像置身于某个西欧的大城市，确切地说，是一座德国城市：城市充满了19世纪的风格，和莫斯科相比，道路和植被都很整洁，维护得很好，让人很满意。”
8月，游行人群的情绪与6月相仿。切尔尼亚耶夫听到这样的口号：要科尔！不要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极度反对戈尔巴乔夫。示威者们如此明白无误地表明自己的感受就是要给旁观者留下印象。其中有些示威者还特别针对美国客人：“苏联有15个殖民地”，“帝国的罪恶灵魂在游荡”，“如果帝国的一部分是好的，那美国为何支持其中的一国独立？”“哥伦布解救美国，布什解救乌克兰”。布什热烈回应了乌克兰群众的支持。几个小时后，他在乌克兰议会发表演说：“车队里的每一个美国人都被乌克兰人民的热情感动了，我们将永远铭记这一刻。”至于布什及其随行人员是否搞懂乌克兰人民热烈欢迎美国人的目的——是拉拢美国盟友以对抗中央和戈尔巴乔夫，抑或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就不得而知了。[15]
欢迎布什的人是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拥护者。他们代表了基辅人民和基辅之外数百万乌克兰人的感受，名叫“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政治组织的激进派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该组织成立于1989年秋，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乌克兰人民运动而产生。它参照波罗的海共和国人民阵线的模式创建而成，最初得到戈尔巴乔夫的大力支持。该组织最初由戈尔巴乔夫同意释放的异议分子和乌克兰知识界领袖组成，戈尔巴乔夫把它看作制衡谢尔比茨基领导下的保守派的力量。
克拉夫丘克后来回忆说，谢尔比茨基讨厌“改革”。在戈尔巴乔夫同基辅人民进行公开会谈时，他让他们从一方面给共产党机构施压，他则从另一个方面施压。谢尔比茨基转向他的同僚，用手指着头，暗示戈尔巴乔夫的精神有问题，他对他的顾问说：“他到底指望谁来支持他？”[16]
谢尔比茨基是对的。“乌克兰民族运动”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如果说，最初该组织还宣誓效忠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那么，在1990年10月，该组织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他们就把“改革”一词从组织的名称中删去，随后宣布谋求乌克兰独立是他们的主要目标。那时，乌克兰已经宣布拥有自己的主权，当苏联法律和共和国立法有冲突时，乌克兰议会有权凌驾于任何苏联法律之上。
然而，乌克兰共产党机构、国家安全机构、军队以及乌克兰大多数产业仍然听命于莫斯科。“乌克兰民族运动”希望乌克兰摆脱这种从属地位。对于戈尔巴乔夫宣称的、乌克兰加入改革后的联盟的展望，他们也表示反对。老布什采取何种立场，将决定他的基辅之行起到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还是支持其反对派的作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对此持积极态度。有谣言说，布什此次基辅之行是照戈尔巴乔夫的命令行事。
7月31日，就在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商谈时，“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导层在基辅就布什的即将来访组织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与会者包括“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导人——天才诗人伊万·德拉赫和持不同政见者维亚切斯拉夫·乌斯季诺夫，他曾长期被关押于古拉格集中营，现为利沃夫地区政府主席，该地区是前属奥地利和波兰的西乌克兰独立运动的据点所在。
坐在他们边上的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犯——列夫科·卢基扬年科，他是一位来自莫斯科的律师，1961年因利用马列主义论据鼓吹乌克兰独立被捕，他总共在苏联的劳改营中度过了25年。古拉格的前囚徒和乌克兰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联手，首次领导乌克兰获得了苏联式的主权，进而拥有全面的独立。他们希望获得布什的支持。
55岁的德拉赫微有秃发，戴着眼镜，他在“乌克兰民族运动”的新闻发布会上首先发言。他赞扬布什还在为里根政府工作时，就给予苏联的各个共和国的帮助，但是客套话到此为止了，余下的发言则抨击了布什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对乌克兰的政策。
德拉赫说道：“布什总统好像被戈尔巴乔夫催眠了。布什政府所谈的稳定，指的是我们的稳定来自于莫斯科的稳定。我们必须记得，作为美国总统的布什一直对共和国的民主运动加以斥责……他还刻意拒绝在华盛顿会见‘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袖，在这里，他仍刻意拒绝接见我们。我担心布什是作为中央的信使到我们这儿来的。”
美国总统拒绝单独会见反对派领袖，立即引起了“乌克兰民族运动”对他的不满。当反对派领导人到莫斯科白宫要求会见美国总统时，他们遭到了驳斥：“乌克兰民族运动”的领导人将受邀参加由克拉夫丘克和其他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为布什举行的欢迎午宴，但布什不会单独会见他们。
美方在讲话中并不认可乌克兰特色及其文化，反对派领导人对此也很恼火。针对布什所说的，他飞往基辅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苏联的生活和文化，德拉赫给出了态度：“布什总统没抓住要领。”他接着说道：“如果他想看苏联的生活和文化，他可以去克里姆林宫。在那里，他可以了解到帝国的文化，看到它的贪婪。这里是乌克兰，我们并不是苏联文化的样板，我们是苏联贪婪的产物，这是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中央所掠夺的国家。”[17]
布什既要面对来自莫斯科的戈尔巴乔夫的压力，又要在基辅承受来自“乌克兰民族运动”的压力。他的助手已经把他将在乌克兰议会上发表演说稿中的“乌克兰”一词前的定冠词给删去了，但是，总统仍然担心人们对他的演说是否接受。在从机场来的一路上，他请克拉夫丘克过目演说稿，并且询问是否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这种态度让克拉夫丘克大为吃惊。
让乌克兰领导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不能想象任何来自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会表现出此番顾虑。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他们来乌克兰都是告诉这里的人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询问人民是怎么想的。布什，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和强大国家的领导人，却在意克拉夫丘克的看法。
布什还给那些转向民主派的前共产党官员一条建议，这让克拉夫丘克永生难忘：直视别人的眼睛，只有这么做，你才能知道他们是否会投票给你。克拉夫丘克读了布什演说稿的译本，提出了两条修改建议。他提出，有一些可能不适合他的议员的内容，但因为太重要而无法删去。人们不得不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多少代表会对此不满，他们究竟会有多么不高兴。[18]
在克拉夫丘克和布什一同前往议会前，他们进行了短暂的会面，使克拉夫丘克更加相信这位来自华盛顿的客人确实很尊重乌克兰和这里的领导人。布什和乌克兰领导人会面时谈到了乌克兰的“经济实力和国家规模——人口大约相当于法国或英国”。美国总统想要告诉乌克兰领导人，美国只能继续和苏联中央政府保持唯一的外交关系，他希望和戈尔巴乔夫尽可能地维系最紧密的关系，他本人对戈尔巴乔夫也满怀敬意。他还表示不打算在是否加入新联盟的问题上以某种方式影响乌克兰的立场。
“我明白你们推迟做出遵守联盟协议的最后承诺，是要等你们起草好自己的宪法。”乌克兰人恰恰希望布什这么说。乌克兰领导人在联盟协议的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战术——新宪法的起草可以永远进行。[19]
克拉夫丘克和乌克兰其他领导人决定利用布什在基辅的中转停留完成两件事：在美国建立一个乌克兰领事馆（一个美国领事馆刚刚在基辅开张）以及涉及高达50亿美元的投资。后一个目标的完成需要美国给予乌克兰贸易最惠国待遇。加强双方在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果的事务性合作是另一个议题。而乌克兰人除了在联合国给予配合外，他们无以为报——很明显，他们已经准备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过去未曾扮演过的独立角色。和反对派不同的是，乌克兰领导人不谋求对乌克兰独立的支持；然而，他们实质上在朝着同一方向前进。
乌克兰领导人想要的东西和叶利钦所想要的东西是一样的，可能比叶利钦更加迫切，但是，他们表达意愿的方式更具技巧。尽管布什和莫斯科站在同一阵营，可是，他对乌克兰领导人的说辞更加友好。基辅街道旁夹道欢迎的乌克兰民众和国内的乌克兰裔选民的投票，使他找到了该用什么口吻和乌克兰的主人谈话。克拉夫丘克对老布什说道：“联盟协议已经起草好了，这样的话，中央和加盟共和国可以更直接地处理一些事情。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直接谈经济议题和核安全问题。”[20]
布什先是会见了乌克兰领导人，随后和他们及乌克兰反对派代表一起参加了午宴。时间接近8月1日下午4点时，布什站起来，在乌克兰立法者前开始了演说。议会的议员中断了他们关于乌克兰主权执行情况的争论，转而倾听布什的演讲。这些议员代表着5200万人口，其中70%以上是乌克兰族人，约有20%是俄罗斯族人。还有50万犹太人生活在乌克兰。全国人口约有一半说俄语，另一半说乌克兰语。
在二战后被苏联并入的乌克兰西部领土中，很大一部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属于波兰，而在这之前属于奥匈帝国，这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据点。他们和波罗的海共和国选民的投票结果是一致的，这些国家也是在战争期间被并入苏联的。而乌克兰东部地区的投票和其相邻的俄联邦州不尽相同，投票的结果取决于人们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像哈尔科夫这类大城市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相比，已经成为民主反对派的大本营。农村仍然处于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在乌克兰议会中，共产党员仍然占据多数席位，450个议员中有239人是共产党员。而由乌克兰西部选区和包括基辅在内的东部大城市选举出的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构成的“民族民主派”占据125个席位。[21]
布什总统在巨大的列宁像前发表了演说，其主题是“自由和与之相伴的责任”。布什从“乌克兰”一词的起源说起，引出了他的演讲主题。他在演说中小心翼翼地避免在“乌克兰”前使用定冠词，他说道：“许多个世纪以前，你们的祖先将这个国家命名为‘乌克兰’，也就是‘边境’的意思，因为你们的足迹连接着欧亚。但是乌克兰人成为另一种拓荒者。今天，你们在探索自由的边界与轮廓。”出乎“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导人的意料，布什在提及乌克兰，提及它的人民、历史和地理时，并没有把这些和俄罗斯联系起来。这一切和1972年尼克松发表的演说有天壤之别，在乌克兰官员为其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把乌克兰称为“苏联的土地”，把基辅称为“俄罗斯的城市之母”，在乌克兰的国家名称前随意地使用定冠词。[22]
布什接下来所说的话就不那么讨乌克兰反对派的喜欢了。尽管为了不冒犯乌克兰人，布什总统的演说措辞谨慎，可还是印证了德拉赫和他的同事最糟糕的设想，布什的基辅之行是一次政治输入。布什总统说：“有的人让美国在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亲独立的领导人之间进行选择，支持其中的一方。我认为这是错误的选择。公平地说，戈尔巴乔夫总统已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包括他的改革与政治‘公开性’的政策，以及为了实现自由、民主和经济自由而推动的民主化进程。”布什随后解释了他对于“自由”的理解，这些话令反对派沮丧：“自由和独立不是一回事。美国人不支持为了用地方独裁统治取代来自远方中央的专制而谋求独立的做法。美国人不支持建筑在种族仇视基础上自杀式的民族主义。”毋庸置疑，美国不会支持乌克兰谋求独立——支持独立的人悉听尊便。[23]布什的演说反映出白宫当下的想法。尼古拉斯·伯恩斯事后回忆：
美国不认为苏联存在解体的现实可能性，在1991年夏天，我不相信有谁会站在美国这一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总统之间还是相对信任的，我们在处理大多数事情上都合作得很好，我们急于访问基辅，是为了向共和国表示我们对之感兴趣……我们担心如果我们直接支持民族独立运动，暴力活动将随之而起，在共和国内，中央对核武器的管控遭到削弱，所以我们希望看到苏联体系日趋衰微，改革之势渐弱，苏联平稳地衰弱才符合我们的利益。[24]
布什的演讲在乌克兰议会中产生了不同反应。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欢迎布什谨慎的态度；亲民主的反对派则表示反对，他们在美国的支持者同样对此持有异议。布什为了安抚美国的乌克兰裔民众，在演讲中特意提到：“要是你们看见我发疯似的从车内向外挥手，你们就会明白，我想这夹道欢迎的人群中，或许有的人来自费城、匹兹堡或是底特律，许多乌克兰裔美国人就生活在那儿，我想今天我在这里发表演说，他们就和我在一起。”布什以为他的演讲将会刊印在美国的乌克兰报纸上，这些话会讨选民的欢心。然而，这次他真的打错了算盘。[25]
乌克兰最近的局势将美籍乌克兰裔团体都动员了起来，他们不支持戈尔巴乔夫，也不支持乌克兰共产党员。他们支持“乌克兰民族运动”，要是“乌克兰民族运动”不高兴了，他们也不会高兴。很少有人意识到戈尔巴乔夫曾经试图阻止老布什前往基辅，也很少有人意识到布什和他的团队为了让此次访问得以成行所付出的努力。
就在布什访问基辅后的三天，也就是8月4日星期天，一群乌克兰抗议者前往美国白宫，高喊口号“我是乌克兰裔美国人。我不支持布什”，还有“布什先生：乌克兰要独立，所有民族都要获得自由”。游行持续了一小时，抗议者的领导人向白宫表达了他们的不满。抗议信的结束部分直接威胁说，要在下届总统大选时，让布什落马：“总统先生，最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您此次基辅之行，很好地完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嘱托。尽管有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联手，但是，就像太阳总会升起那样，乌克兰将会独立。我们是您的美国子民，在基辅，您说我们会支持您的行为，我们过去不曾支持，现在也不会支持您的所作所为。我们在1992年总统选举投票时会吸取经验教训。”[26]
对布什基辅演说持负面评价的并不仅仅是美籍乌克兰裔群体。影响最大的批评来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也是尼克松演讲稿的撰稿人威廉·沙费尔，他在文章中抨击布什的演说，称布什令人沮丧的“软弱的基辅演说”是当局最大的错误。根据沙费尔的观点，布什“训诫乌克兰人不要争取‘民族自决权’，愚蠢地使华盛顿和莫斯科中央集权制站在了一起，违背了历史潮流”。沙费尔嘲弄的话语——“软弱的基辅演说”这一提法使美国公众不禁浮想联翩，纷纷揣测该词是否暗示布什对外政策的犹豫不决。
在斯考克罗夫特和老布什合作完成的回忆录中，斯考克罗夫特说，总统提到的地方独裁指的不是乌克兰，而是摩尔多瓦和苏联其他的共和国。极力促成布什基辅之行的马特洛克或许发现了沙费尔的阴险动机。马特洛克注意到正是沙费尔起草了1972年尼克松在基辅发表的演说稿，并且将基辅称为“俄罗斯的城市之母”。[27]
1991年8月1日，除了前政治犯和部分离开乌克兰就无人知晓的知识分子举行的一场抗议外，没有什么事预示着布什和他的顾问将遇到麻烦。乌克兰议会的共产党员鼓掌致谢以后，美国总统和他的随从就在克拉夫丘克及其助手的陪同下离开了大楼。
随后，他们驱车前往巴比亚尔（俄语指“娘子谷”），这里是在中世纪建造的圣基里尔修道院附近的沟壑，也是骇人听闻的犹太人大屠杀发生地之一。随行的记者写道：“乘车前往巴比亚尔漫长而缓慢的行程是布什最棒的一次旅行。乌克兰民众站在道路两旁，五六人一群，他们和莫斯科人不同，一直面带微笑。他们朝布什和车队里的每一个人招手。”[28]
1941年9月底，在基辅郊外的巴比亚尔的沟坡上，纳粹特遣队4a分队在两天时间内枪杀了近3.4万名基辅的犹太人。屠杀就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纳粹分子用留声机播放的音乐无法掩盖遇难者的哭喊声，也无法掩盖他们对城市平民犯下的兽行。这时基辅刚被德国占领不久，他们是巴比亚尔第一批被屠杀的人。在1943年秋红军重新占领基辅之前，又有7万多人被屠杀在巴比亚尔的沟壑中——他们是苏联战俘、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吉普赛人、平民人质和精神病人。
德国纳粹在撤退前试图掩盖他们的罪行，掘出尸体，然后焚尸扬灰。可是，他们无法抹去幸存者的记忆。苏联人调查考证，并且记录了这次大屠杀。在针对战争罪行的纽伦堡审判（指的是1945年11月21日至1946年10月1日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对欧洲轴心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袖进行的数十次军事审判。由于审判主要在德国纽伦堡进行，故总称为纽伦堡审判。）中，苏联报告遇害人数差不多有10万人，但是，在最初的报告中，第一波受害者是犹太人，他们的被害应被视为犹太人大屠杀的一部分。而苏联不加区别地将所有的遇害者都视为苏联平民。
基辅的天才作家安东尼·库兹涅佐夫创造的纪实文学《巴比亚尔》于1966年出版发行，四分之一的内容被审查者删去了。直到1970年，当库兹涅佐夫移居西方以后，小说的全本才得以面世。1976年，巴比亚尔终于树起了纪念碑，以此怀念大屠杀的遇难者。根据官方对事件的解读，他们悼念的是苏联战俘和一般民众。[29]
以苏联时代的纪念碑为背景，老布什准备宣读他悼念亡灵的祭文。媒体的先期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近看巨大的青铜和花岗岩纪念碑，这是布什演讲的背景。纪念碑顶端是一位女性俯下头亲吻她的孩子。只有从纪念碑的后面才能看到真实的恐怖和悲情——这个女人的双手被捆缚在背后。”
布什总统在演讲中对乌克兰关于历史记忆的政治新解读表示赞赏，认为这才使得人们有可能认清大屠杀的受害者。他说道：“许多年来，巴比亚尔悲剧的真相一直被掩盖，但是，以后不会继续了。你们很快会在这里放上一块纪念牌，承认对犹太人的种族大屠杀，对吉卜赛人、共产党员和基督徒的屠杀，任何胆敢反对纳粹疯子的狂想的人，都遭到了杀戮。”
正如他在乌克兰议会的演讲一样，布什找到了一种方式，承认戈尔巴乔夫对重新评价苏联历史所做出的贡献，以此支持他在克里姆林宫里处境艰难的政治盟友。他说戈尔巴乔夫不亚于美国历史上的林肯：“林肯曾说过：我们不能逃避历史。戈尔巴乔夫推动了对于历史真相的了解。”
布什后来回忆：“当我们来到巴比亚尔纪念碑时，我难过得无法开口，就在那里，纳粹占领者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犹太人，还有其他人。在演讲时，当描述50年前的一天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事件时，我哽塞难语。”美国总统的演讲中确实充满了大屠杀中让人心碎的细节，其中包括纳粹刽子手使用留声机。芭芭拉坐在那儿听着演讲，紧挨着她坐着的是衣着朴素、农妇模样的长者，她们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坐着听演讲的还有帮助他们活下来的那些人。
克拉夫丘克试图稳定自己的情绪。作为一个生活在德国纳粹占领下的乌克兰的8岁男孩，他亲眼目睹了纳粹机枪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布什结束访问几个月之后，克拉夫丘克将在巴比亚尔大屠杀50周年纪念会上进行演说，其中部分内容将用意第绪语（即犹太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支。这是中欧和东欧大多数犹太人的主要语言之一。）表达。他在随后接受的采访中说，在那样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国人都做了他们应该做的事。他指的是参与大屠杀的乌克兰人。[30]
布什的演讲受到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欢迎。伊万·德拉赫和其他乌克兰民族运动领导者是乌克兰最早认识到巴比亚尔在大屠杀历史中的重要性的人，他们欢迎此次访问。“乌克兰人—犹太人反苏联盟”是由被关押在古拉格集中营中的乌克兰和犹太政治异议者发展而成的，得益于“乌克兰民族运动”，“乌克兰人—犹太人联盟”才获得了政治存在，而乌克兰民族联盟的政策也深受前者的影响。针对乌克兰国内仍普遍存在的反犹太主义，“乌克兰民族运动”站在与之斗争的前沿。其政治纲领主张是乌克兰人和犹太人联手反对中央的支配。[31]
纪念仪式上看起来最格格不入的人是陪同布什访问基辅的戈尔巴乔夫代表——副总统亚纳耶夫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维克多·科姆普列克托夫。因为布什访问中发表的所有演讲用的都是乌克兰语和英语，所有的商务活动使用的也是这两种语言，俄罗斯客人完全不知所云。在布什发表议会演讲时，科姆普列克托夫说：“还好他（亚纳耶夫）懂英语，否则的话，他就无法搞懂美国总统在说些什么。”根据亚纳耶夫在总统简报中简短的自我介绍，他能“说些英语”。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但在基辅看上去却不太像这回事。乌克兰官员的俄语说得很好，但是他们转说乌克兰语，这对于现在已经公开拥有主权的共和国来说很有象征意义。
美国人来乌克兰时带来了一位乌克兰语翻译。他们还满足了乌克兰方面的要求，布什和克拉夫丘克举行没有亚纳耶夫在场的单独会谈。根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埃德·休伊特的回忆，苏联副总统并不说乌克兰语，恐怕大多数英语也听不懂。乌克兰官员对待他，与其说是接待苏联中央的代表，更像是对待“全苏麻风病协会主席”。在克拉夫丘克举行的午宴上，亚纳耶夫明显有些无聊和不耐烦。但是，今时不同以往，现在轮到中央政府向共和国证明它的作用了，亚纳耶夫对新的游戏规则可清楚着呢。[32]
当地时间下午7点，“空军一号”从鲍里斯波尔机场起飞前往华盛顿，访问终于结束了。在通往核裁军的漫漫长路上，在苏联加盟共和国获得民族自决权的新政上，在支持民主方面，在给克里姆林宫的朋友提供帮助以助其继续统治这个摇摇欲坠的前超级大国方面，这次访问都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绩。在亚纳耶夫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马特洛克对苏联副总统说道：“让我们为美国总统看上去非常成功的访问干杯吧。”老布什希望在缅因州肯尼邦克港的府邸享受一次心安理得的休假。 7月已经碌碌不堪，8月应该是舒缓安适的时节。可惜美国总统未能如愿。[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