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时代
2003年上映的电视剧《孝庄秘史》，在当时着实热播了一段时间。剧中的摄政王多尔衮，乃清太宗皇太极之弟、顺治皇帝之叔，不仅是个能武善战的大英雄，还是个统驭能力超强、性格直率刚强的政治家，更是个多情种子，终生和大玉儿（孝庄皇太后）缠绵情思，最后因为求婚被拒，竟然在纵酒纵欲之余“毅然”战死沙场……
电视剧本中，多有有悖史实的地方。从外貌上看，真实的多尔衮，长有一张典型的通古斯人面孔，小眼睛，胖脸，细长鼻梁，身高近一米九，体形消瘦。他既不侠肝义胆，他也不是悲剧英雄，而是一个阴险、狡诈、自私、狭隘、嗜杀成性的政治人物。
韬光养晦心机深
多尔衮的青少年时代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作为明朝僻远边裔的建州女真豪酋，努尔哈赤本人身上落后文明的印迹十分明显。努尔哈赤一生之中，不仅兄弟相残——杀掉了弟弟舒尔哈齐，而且父子不睦——幽杀了长子褚英。
在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凶蛮的一生中，始终不忘肉体之欢。他共生有十六个儿子，按照长幼顺序，分别是褚英、代善、阿拜、汤古代、莽古尔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极、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阿济格、赖慕布、多尔衮、多铎和费扬果。
在努尔哈赤心中，这些儿子绝非按照长幼顺序排序，而是“子以母贵”——哪个儿子的母亲家族势力大，哪个儿子就是心肝宝贝。所以，皇太极虽然当时排行老八，却因为他母亲是叶赫贝勒之女，在后金政治联姻中地位最高，就成为努尔哈赤“爱如心肝四子”之首。
而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是建州乌拉部酋长布占泰的侄女。为了讨好努尔哈赤，布占泰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亲自把年仅十二岁的阿巴亥送给时年四十三岁的努尔哈赤。
不过，当时的努尔哈赤还没有看上这位小姑娘，正一心一意爱着皇太极的母亲孟古。三年后，孟古病死，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之余才移情别恋，开始宠爱时年十五岁的阿巴亥，并且和她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
努尔哈赤一生中，正式的福晋一共有十六个，但《清史稿》中，只有孝慈皇后（叶赫那拉氏孟古）、元妃（佟佳氏哈哈纳扎青）、继妃（富察氏衮代）、大妃（乌拉那拉氏阿巴亥）、寿康太妃、四位侧妃以及五位庶妃。
由于孟古是皇太极的生母，因此被追封为皇后。《清史稿·孟古传》中有对这位女人最后的赞语：
庄敬聪慧，词气婉顺，得誉不喜，闻恶言，愉悦不改其常。不好谄谀，不信谗佞，耳无妄听，口无妄言。不预外事，殚诚毕虑以事上。
由于《清史稿》撰文皆清朝遗老，这些阿谀之语，也纯属按照皇太极当初为了抬高他的生母而编造的资料撰写而成，可信度不大。其实，正因为聪明伶俐的小姑娘阿巴亥嫁给了努尔哈赤，孟古深感自身地位受到威胁，急火攻心，最终一病不起而亡……
升任努尔哈赤大妃后，阿巴亥一直受宠。但在天命五年（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一件看似非常不起眼的小事，竟然让阿巴亥这位尊贵大福晋的地位一落千丈——当年三月初十，服侍阿巴亥的两个侍女纳扎和秦泰吵架。其间，秦泰骂纳扎与达海通奸，并私下给了达海一匹翠蓝布。结果被努尔哈赤的小妃德因泽听到，并将此事向努尔哈赤告发。努尔哈赤本人是个老财迷，他特别在意后妃私藏财物，得知自己府中有东西流出，更是深感愤怒。
经过调查，阿巴亥的侍女纳扎的确与达海通奸，而且在大妃阿巴亥同意下，确实送给过达海一匹翠蓝布。
努尔哈赤大怒，立刻下令处死了纳扎。由此，德因泽进一步揭发说，阿巴亥还曾经给大贝勒代善送过两次饭，代善受而食之；给皇太极送过一次饭，皇太极受而不食。隐隐约约，德因泽似乎还证明阿巴亥和代善曾有通奸嫌疑。
对于自己大福晋和儿子代善是否通奸，努尔哈赤倒不是非常在乎。女真当时还处于奴隶制，对这些事情也不太在意，努尔哈赤更在意的，是自己媳妇是否吃里扒外把东西倒腾出去。于是，他故意扬言，要搜查阿巴亥私藏的财物。
当时阿巴亥非常害怕，就把财物一一藏匿到自己娘家人家里，但最终都被搜查了出来。
大怒之余，努尔哈赤痛斥阿巴亥。如果没有三子一女需要阿巴亥亲自照顾，努尔哈赤很可能当时就把阿巴亥杀掉。
其实，阿巴亥当时给代善和皇太极送饭、做吃食，并私藏财物，都是出于一个女人护雏的本能——努尔哈赤身体不好，一旦去世，自己孤儿寡母的，只能依靠新即位的代善或者皇太极。仰人鼻息生活之下，确实需要留些财物以供吃喝……
当然，阿巴亥之所以被揭发，根据后人分析，很可能是皇太极设下的一个阴谋。因为久居深宫的德因泽，竟然知道努尔哈赤大福晋给代善和皇太极送饭的事情，确实令人生疑。
此事结果，除了阿巴亥大受责罚以外，大贝勒代善肯定也会遭受父亲的怀疑。另外，事前代善就是否杀朝鲜李朝投降官兵之事和努尔哈赤意见相左，经过阿巴亥送饭之事后，他这个大贝勒的日子雪上加霜，弟弟皇太极的地位看上去显得更加稳固……
阿巴亥被废后没过多久，由于后金大军夺取辽沈许多土地，努尔哈赤高兴，很快就回心转意，恢复了阿巴亥的大妃地位，并派人把她迎到辽阳城（今辽宁辽阳市）居住。
天命十一年（明朝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红夷大炮击中后伤重不治而死。弥留期间，他让人传命阿巴亥前来与自己诀别。这对夫妻到底说了什么话，已经成为千古之谜。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矫传努尔哈赤遗命，让阿巴亥给老汗王殉葬。当时，阿巴亥正当三十七岁盛年，虽然生有三个儿子——二十二岁的阿济格、十五岁的多尔衮、十三岁的多铎，却不得不屈从继子、新汗王皇太极的诏命。
据理力争久之，未得允许，万般无奈之下，阿巴亥只得悲愤吊颈而死，为努尔哈赤殉葬。
有关努尔哈赤遗诏中让阿巴亥殉葬，疑点多多，从以下几点看，很可能是皇太极为了汗位稳固而制造的一场精心阴谋：阿巴亥作为努尔哈赤爱妻，确实有殉死的资格，但她膝下有幼子要照顾，所以并不满足殉葬的要求；而且，天命五年努尔哈赤大怒的时候都没有杀掉阿巴亥，临死前，和大妃关系恢复得不错，更不可能遗命让大妃阿巴亥殉死；与阿巴亥同时殉葬的还有两个小妃，其中包括当初告发阿巴亥的德因泽——这也间接说明，皇太极为了一劳永逸掩盖天命五年的那个阴谋，顺便也把德因泽灭口。
至于有人揣测说，皇太极当初之所以矫诏让阿巴亥殉死，可能是努尔哈赤在临终弥留之际对阿巴亥说让多尔衮继位才导致皇太极大动杀心。此说，也是妄自揣测。当时的多尔衮，年方十五岁，以德以能以才以地位，都不足以和满洲贵族共同看好的皇太极相提并论！
但是，对于当时十五岁的少年多尔衮来说，凭空一声惊雷，严父刚死，慈母又被逼自杀殉葬。在他的心中，仇恨肯定如同春天新发的嫩芽，悄然滋生。衔恨之间，也就养成了日后他那种阴【上陟下鸟】的、韬光养晦的性格……
阿巴亥一生悲惨，死后也没有多大的荣光。顺治七年八月，已经权倾朝野的摄政王多尔衮追封其生母阿巴亥为“孝烈武皇后”。但好景不长，没不久多尔衮就暴死。顺治八年初，福临和他手下诸王将多尔衮、阿巴亥和多尔衮之妻博尔济吉特氏的追封全部追夺。日后，虽然乾隆恢复了多尔衮的亲王封爵，对其生母阿巴亥却只字未提。所以，阿巴亥这个可怜的女人，终生只有一个“大妃”头衔……
皇太极虽然逼杀阿巴亥，但继位之后，对幼弟多尔衮却不薄，非常信任，非常重用。
天聪二年（1628年），年仅十七岁的多尔衮就在战争中崭露头角。是年二月，多尔衮随皇太极出征察哈尔蒙古多罗特部，获得敖木轮大捷。此役，多尔衮率部斩杀二千余级。为此，皇太极大宴诸贝勒大臣，大赞多尔衮能干，赐多尔衮号“墨尔根戴青”，意为“聪明王”。从此，多尔衮一步一个脚印，开始加入后金军主要征战统帅之列。
天聪五年（1631年）大凌河之战，多尔衮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冲锋陷阵直抵大凌河城下。皇太极得知后，切责诸将不加劝阻，几丧这位十四弟的性命。松锦大战，多尔衮更是被皇太极委任为主攻统帅，他披坚执锐，在锦州城下差点被明朝守将祖大寿的红夷大炮轰毙。
日后，清军包围松锦，多尔衮虽然因为擅自让手下军士轮休而遭到皇太极贬爵处理，但其军事才能还是一直深受皇太极赞赏，不久就被恢复了爵赏。
作为清朝政治家，皇太极确实属于深谋远虑之辈。他继位之后，重新在女真诸族中建立封建性质的伦理道德观念，稳固皇权，称帝建国，改“金”（史称后金）为“清”，易“女真”为“满洲”，重用汉族儒生，提倡满汉一体，基本构建了日后清朝大业的根基。
皇太极在处心积虑利用汉人力量的同时，还特别强调要以昔日金国灭亡的历史教训为鉴，强调不忘满洲旧俗。
当时，皇太极既倾心学习中原儒家文化，又对女真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极其重视。其手下重臣达海和库尔缠虽然屡劝皇太极效汉人服饰制度，改易满洲衣冠，却一直未被接受。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崇德元年（1636年）十一月，皇太极对以多尔衮等人为首的亲王、郡王、贝勒、固山额真等大臣们说：“如果朕先前接受达海和库尔缠等人的建议，改服宽衣大袖的汉服，则不便于我们女真人骑马射箭，而骑射乃八旗兵之长技和战无不胜的法宝，所以，我们大清的衣冠风俗断不能改！”
转年，皇太极又对诸王、贝勒们说：
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其祖宗时衣冠、仪度，循汉人之俗，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凡出师田猎，许服便服，其余俱令遵照国初之制，仍服朝衣。且谆谆训谕者非为目前起见也，及朕之身岂有习于汉俗之理！正欲尔等识之于心，转相告诫，使后世子孙遵守毋变弃祖宗之制耳！
可见，金朝灭亡的历史经验，一直让皇太极忧心忡忡。他借金朝覆亡前鉴，谆谆告诫说，语言、服饰和骑射，三者皆为满洲传统文化的根本，要一直努力保持下去。不仅在当朝，后世子孙也不要轻易改变。
皇太极不仅是口头上这样说的，在实际行动中也是这样做的。在满语方面，早在天聪八年四月，他已经命令将业已汉化的官名和城市名改为满语，如总兵官改为“昂邦章京”、副将改为“梅勒章京”、参将改为“甲喇章京”等；又将沈阳改为“盛京”、赫图阿拉改为“兴京”等。不久，他下令礼部举行科举考试，不仅考核传统儒家文化，还专门选拔精通满语、蒙语的人才。服饰方面，为了遏制清朝内部改穿汉服的趋势，他严令清朝大臣要身着圆领、窄袖、左衽和衣摆四面开衩的旗式服装。在骑射方面，他诏令各旗的牛录额真们必须带领士卒在春、夏、秋三季进行操演，并派部院大臣随时抽查，在适当时候，大范围举行骑射比赛……
对皇太极如此的训示，多尔衮最为心领神会，他当时就跪奏：“臣等更复何言，惟铭刻在心，竭力奉行而已。”
虽然对于皇太极这位皇帝哥哥杀生母之事一直耿耿于怀，但对于皇太极“满洲化”的教诲，多尔衮却一直铭记在心，甚至在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中原和江南占领区的汉人剃发易服，竭尽残酷之能事……
当什么一定就要有什么样子！这种类似丛林法则的处世之道，多尔衮一直谨慎遵行。
在皇太极在位期间，多尔衮处处附和、赞同皇帝八哥。早在天聪七年（1633年）六月，皇太极曾经询问诸王及将领：时下征伐的主要目标，是明朝，还是察哈尔或者朝鲜。揣测到皇太极的心意，深知主攻方向关系到后金政权能否进一步迅速发展的重大问题，多尔衮就极力赞和，力主以“征明”为先。他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目标出发，向皇太极献策说：
宜乘春时整练士卒，待我（后金）耕种既毕，彼（明）谷将熟，入边直逼燕京，截其援兵，残毁屯堡诸物，因粮于敌，为久驻计，可坐待其毙也。（《碑传集》卷一《睿亲王多尔衮传》）
当然，多尔衮赞和皇太极是揣测上意，但他的建议，确实对于当时的后金政权是最好的一种策略：第一，从八旗实际情况出发，在整练战备的同时，不误生产；第二，抢掠明朝粮食，以战养战；第三，对明朝统治地区施行“残毁”的屠掠破坏性战争，可以不断削弱明朝的国力。
天聪八年（1634年），蒙古察哈尔林丹汗死于青海打草滩。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皇太极命令多尔衮、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率精兵万人，收服了林丹汗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这次攻蒙之战，多尔衮不仅为皇太极顺利地解决了蒙古问题，还从察哈尔苏泰太后处得到元代传国之玺“制诰之宝”，为皇太极正式称帝的合法性大造其势。
为此，皇太极不久就改元“崇德”，改国号为“清”，正式立国，而多尔衮也因功晋封为“和硕睿亲王”。
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清军猛攻朝鲜，把朝鲜国王李倧包围在南汉城。为促使李倧投降，崇德二年（1637年）正月，多尔衮率军进攻朝鲜的江华岛。当时朝鲜的二王子、王妃以及众多大臣和眷属都在岛上。
正是由于多尔衮出军猛战，江华岛被清军占领。朝鲜国王李倧绝望，不得不率文武群臣向皇太极献上明朝所颁发的敕印，正式向清朝称臣并遣送质子。
由于多尔衮的鹰犬功劳，清军收降察哈尔，击降朝鲜，最终使得明朝在辽东失去了两翼之援，整个明清战争形势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对明朝战争的过程中，多尔衮率领清朝军队，每到一处都施行屠掠政策，犯下种种暴行——崇德三年，多尔衮作为“奉命大将军”和岳托一起进犯明朝，分别在董家口、墙子岭等地毁边墙入侵，西掠至山西，东破济南，杀明朝总督卢象升。
此次清军在明朝境内纵横豕突数千里，蹂躏明朝城池四十余座。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掳掠一空，二十多万汉人被掠出关供奴役，汉地损失财物不计其数，给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百姓带来了噩梦般的深重灾难……
皇太极时代，多尔衮倡谋出奇，攻城必克，野战必胜，深得皇太极的信任。其谋略思路，与皇太极同出一辙，自始至终对他的意图予以贯彻。在清朝开国过程中，多尔衮可谓居功甚伟。所以，皇太极一直非常看重多尔衮，甚至表示对这个十四弟“爱胜亲子”。在诸贝勒中，除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颖亲王萨哈廉之外，多尔衮的官阶升迁最稳定。
努尔哈赤去世前，多尔衮已初封贝勒；天聪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二十九日，晋固山贝勒（旗主、和硕贝勒）成为镶白旗旗主；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十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焚香盟誓之时，多尔衮在诸小贝勒中名列第五；天聪五年（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二十八日，与大凌河投降汉官祖大寿等人盟誓中，多尔衮排列顺序未变；天聪九年（崇祯八年，1635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以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当时除大贝勒代善坐在皇太极右边（济尔哈朗两次缺席）外，多尔衮在诸小贝勒中已跃居第一位，多铎、岳托、豪格、阿巴泰、阿济格等人都排在后边；天聪十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初五日，诸贝勒正式登堂仪式上，多尔衮排第三，初八日，皇太极上尊号，出场贝勒中，多尔衮虽然依旧排名第三，但由于是代表满族官员向皇帝敬献表文，多尔衮的地位实际上又有上升，二十三日，多尔衮被正式赐封为“和硕睿亲王”。
皇太极时代，相比多尔衮，济尔哈朗一直排名第一。这主要是因为，在皇太极心中，济尔哈朗的才能虽然不是很高，但他为人比较厚道，不擅权，不居功，从生活上真正关心皇太极，平时过错很少，而且在松锦大战中开辟过“围锦打援”新局面。这种安排也体现出了作为帝王的皇太极的用心良苦——十四弟多尔衮才能出众，但位高气骄，难以驾驭，有济尔哈朗在前，可以压制一下多尔衮……
拥立大功莫大焉
甘心扶立侄子福临登基
皇太极一直努力维护皇权一统，但在他去世前，竟然没有明定储君。
皇太极一共有十一个儿子：长子豪格（时年三十五岁）、次子洛格（1611-1621年，十一岁卒）、三子洛博会（1617-1623年，七岁卒）、四子叶克舒（时年十七岁）、五子硕塞（时年十六岁）、六子高塞（时年七岁）、七子常舒（时年七岁）、八子无名（1637-1638年）、九子福临（时年六岁）、十子韬塞（时年五岁）、十一子博穆博果尔（时年三岁）。
在皇太极十一子中，除三个儿子早死以外，尚有八子。按理说，从这八个儿子中选择一个当继承人，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根据长子继承制，皇太极驾崩后，豪格嗣位，应该顺理成章。
但在皇太极活着的时候，他自己就排除了豪格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其一，在后金、清朝初期“子以母贵”时代，皇太极后宫基本都是蒙古贵族女子，蒙古五宫并立，而豪格生母是乌拉贝勒博克铎之女（阿巴亥的堂姑），属于继妃，地位低下；其二，豪格虽然相貌魁伟，广有智谋，身经百战，但皇太极曾经当面痛斥他“怀异心以事朕”，对这个长子没有信任感。
至于皇太极的其他儿子，十七岁的叶克舒的母亲是庶妃，地位低下；十六岁的硕塞的母亲地位稍高，是侧妃叶赫那拉氏，但在后宫地位仍然偏下；至于七岁的高塞、常舒，五岁的韬塞，三个小孩子的生母都是庶妃，所以他们自己的爵位都只能是公爵；三岁的博穆博果尔，之所以能够得封“和硕襄亲王”，倒是因为他母亲是懿靖大贵妃，乃蒙古博尔济吉特氏。
因此，皇太极在世之时，如果选择继承人，肯定要从自己的科尔沁五宫后妃所生的孩子里面挑选。崇德二年（崇祯十年，1637年）七月初八，关雎宫宸妃海兰珠生下了皇八子。为此，皇太极高兴至极，很快就在笃恭殿大会文武，颁诏大赦，暗示要立皇八子为“皇嗣”。可惜孩子福薄，不到七个月就夭折。两天之后，也就是崇德三年（崇祯十一年，1638年）的正月三十日，皇太极的永福宫庄妃布木布泰有喜讯传出：皇九子福临诞生！
但是，这位皇九子福临一直长到快六岁，皇太极都没有再提立嗣之事。这几年中，皇太极一直全神贯注打天下，猛攻明朝，发展清朝势力。松锦大战中，皇太极带病纵马奔驰，操心国事，使得病情不断加重。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年）四月初六日，皇太极病重，清朝大臣们通过朝鲜李朝世子馆寻找医生，最后让朝鲜医生朴柳达为其诊治，当时的诊断为“风眩”，大概是今天的高血压症状。此后半年间，皇太极病情时好时坏。到了当年的九月初九夜间，这位皇帝忽然“暴逝”。按照逻辑推理，他应该是死于因高血压引起的突发脑溢血……
皇太极暴崩，所以来不及立储。但在他心目中，长子豪格不是理想人选，十四弟多尔衮更不是——皇太极惨淡经营十七年，甘愿冒得罪不少满洲宗室贵族的风险，也要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皇权。本着“家天下”的皇权理念，皇太极不可能考虑让弟弟来继承皇位。
正当清军对明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之时，皇太极暴崩，以多尔衮为首的满洲贵族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马上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既然皇帝生前没有指定皇嗣，而当时最有力量争夺皇位者，非皇太极长子豪格和皇太极十四弟多尔衮莫属。
根据《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记载，皇太极死讯传出之后，皇太极自将的正黄、镶黄两旗马上表示要拥立豪格（他还是正蓝旗旗主）为帝；图尔格、索尼、图赖、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八人，也忙往豪格家开会，表示拥立之意。
看到索尼等人如此表态，豪格命何洛会、杨善往告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需尔议。”
一直在群臣中排名第一的济尔哈朗，也马上表示拥戴。接着，为谨慎起见，他又说兹事重大，应该叫来多尔衮细加商议。
不用说，多尔衮和其弟多铎所统帅的两白旗，肯定主张拥立多尔衮为帝。多尔衮兄弟中，弟弟豫王多铎和哥哥英王阿济格，当时就“跪劝多尔衮马上继承大位”。
当时的多尔衮，有当皇帝的想法吗？当然有！
但愿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还是很大，满洲宗室诸王和贵族子弟人心不一，所以，多尔衮未敢贸然应允兄弟之请，而是伺机多方面寻求支持，观察形势。
皇太极死后第五天的八月十四日，多尔衮召集诸王大臣进宫，共同议立嗣君。当天黎明时分，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并令两旗精锐护军张弓搭箭，环立于宫殿周围，摆出一副兵戎相见的架势。
会议之前，多尔衮曾经征询正黄旗大臣索尼的意见，问到底立谁为帝合适。索尼也干脆，回答了一句话，让多尔衮彻底死心：“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
会议刚刚开始，又是这个索尼马上表态，力主立皇太极亲生皇子为帝。八旗王公中，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表示豪格当承大统。豪格在场，出于礼貌，马上表示谦逊辞让。
阿济格和多铎这时候赶紧表态，他们认为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睿亲王多尔衮应该继承帝位。
看兄弟二王如此表示，老滑头代善马上又说：“睿王（多尔衮）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也就是说，从此时起，代善开始不再坚持立豪格为帝。
看自己同母兄弟支持自己当皇帝，当时多尔衮脸皮还薄，未敢应允。
此时，两白旗的统领们也都跳出来，他们坚决反对立豪格为帝。
胶着中，本性急躁的多铎看哥哥多尔衮没表示，就“挺身而出”，表示不如自己当皇帝，或者就让年长位尊的代善当皇帝。
看到弟弟丑态毕露，多尔衮大怒，马上表示不同意立多铎为帝。代善人精年长加滑头，以自己年老为辞，转身走人，宣布退出拥立会议。
未等多尔衮兄弟再做他想，一直承担皇太极禁卫任务的两黄旗将领忽然入殿，仗剑而前，激愤表示：
吾属食于帝（皇太极），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沈阳状启》，癸未年八月二十六日）
看到这些拥有兵权的禁卫军将领都表示要拥立皇太极的儿子为帝，多尔衮不敢触犯众怒，只得暂时压下自己的为帝野心，建议扶立皇太极第九子、时年六岁的福临为帝。而后，由他本人和济尔哈朗辅政。待福临年长后，马上归政。
多尔衮这个方案，各方都感到还算折中，就再没人出来反对。所以，皇太极死后空出来的帝位，就让给了当时不到六岁的娃娃福临。
可是，就在定议立福临为帝两天之后，代善之子贝子硕托、其孙郡王阿达礼，又图谋推翻成议，拥立多尔衮为帝。
事发当天，多尔衮即把二人露体绑缚，匆忙审讯后，即下法司诛杀。
多尔衮此举，一直被当时和后世的许多谄谀之人捧为识大体、重大局。其实完全不是。对于硕托和阿达礼串联诸人拥立自己为帝的事情，多尔衮一直心知肚明，但最后关键在于代善本人“大义灭亲”，自己首告儿孙二人大逆不道。至此，多尔衮为帝美梦破灭。
为了杀人灭口，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大义”，多尔衮对外表示，自己曾经“坚拒”硕托和阿达礼二人对自己的拥立，而且他即刻主持诛杀了想拥立自己的其他几个同谋，顺带还清除了皇太极长子豪格的一些人马。
清朝皇位继承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对于清朝国祚来说，关系十分重大。1643年，正值清军入关前的关键时刻，皇太极幼子福临即位，避免了满洲贵族的公开分裂，最终使得清军内部专注于经营中原。
但是，后人也一定要注意的是，如果根据当时多尔衮拥立福临的举动，我们就站在清朝立场上称赞多尔衮“顾全大局”“高瞻远瞩”，也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
多尔衮当时称帝，是想为而不能为，也不敢为！作为长子的正蓝旗旗主豪格，身后有两黄旗的拥立，加上豪格自己的一旗人马，这样一来，就明确有三旗人马支持豪格；而济尔哈朗作为镶蓝旗旗主，也倾向拥立豪格；而正红旗主代善，首选也是豪格或者皇太极其他皇子。至此，八旗之中，最少有五旗已经明确表明不支持多尔衮为帝。
在这样的情势下，羽翼未丰的多尔衮强自为帝，加上他当时还没有日后入主中原后的显赫功劳，其后果难以预料。
对于皇帝宝座，多尔衮显然欲望强烈，觊觎已久。特别是他日后也曾经宣泄过对皇太极的深刻怨望之情：“太宗文皇帝之继位，原系夺立。”——既然太宗皇太极的皇位都是夺来的，那么其子福临继承大统，肯定也算不上名正言顺。由此推之，说多尔衮没有称帝的野心，显然就是掩耳盗铃。
无论如何，在入关前最重要的历史时刻，多尔衮拥立福临为帝，客观上确实缓解了满洲贵族上层的公开决裂，使得清朝上下日后能够在对明战争中齐心协力，最终入关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历史结果全部归结为多尔衮主观上的自愿自为，那显然是对这个历史人物别有用心的硬性拔高。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六岁的福临即位，改来年为顺治元年，其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同为“辅政大臣”，继而称“摄政二王”。
以摄政王之尊，多尔衮得以掌握清朝军政大权。自此，刑政拜除，大小国事，皆在他掌握之中，不是皇帝，胜似皇帝。
当年年底，多尔衮进一步限制诸王贝勒管理政务的权力，实行二摄政王负责制度，并且命令都察院纠察诸王贝勒。而后，他又规定各衙门办理事务都应该先启自己知悉。如此一来，不仅诸王贝勒参政权力遭到削弱，先前与自己并肩摄政的济尔哈朗，也退居多尔衮之下，从此他始专大政。
顺治元年（1644年）一月，清朝礼部在多尔衮授意下，议定了摄政王居内及出猎行军的详细仪礼。从此，诸王和他不得平起平坐，也就是说，多尔衮实际上成了不坐宝座的皇帝，享有真皇帝的尊荣和权力。
当然，主要的政敌不可能自动心服口服。于是，待大权在手之后，多尔衮首先拿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下手，说他在皇太极死后意图篡逆，并且把豪格幽囚起来。
在诸人劝阻下，豪格虽然保命，但被多尔衮废为庶人后软禁，就再不敢和多尔衮一争高下。
短短的几个月，多尔衮真正把清朝大权集于一己之身。
顺治元年（1644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的大顺军队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当时，清朝大学士范文程很有预见性，看到天下形势突变，赶忙上书多尔衮，指出清朝日后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和明朝争夺天下，而是和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流寇”争夺天下。为此，清朝军队要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原的策略，应该从先前的烧杀屠掠转为严申纪律，以此来收揽中原人心。同时，范文程建议，清朝还要积极招降笼络明王朝各级官吏，马上进军北京。
多尔衮当机立断，在数日之内集聚兵马，基本收拾了所有关外家底，率领满洲、蒙古以及先前投降的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部，星夜疾驰，赶往山海关。
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岸边。被李自成夺了爱妾的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马上派遣副将杨珅至清军乞降。至此，多尔衮得知李自成已经攻占北京，崇祯确实自缢身死。于是，他马上提军，加快行军速度，赶往山海关。
四月十九日，清军抵达山海关附近，心急火燎的吴三桂再遣杨珅致书多尔衮，希望对方速进兵，配合自己和李自成大军一战。
为此，多尔衮复信吴三桂，一改昔日仇恨明朝的态度，声称自己和大清上下都对崇祯帝的惨亡不胜发指，愤怒至极，肯定要率大清仁义之师和吴三桂一起努力灭“贼”。至此，昔日屠戮无数百姓的清朝军队，开始打着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准备入关“吊民伐罪”了。
这个多尔衮确实是个见风使舵的人物。仅仅在两个月前，他掌控下的清廷还曾以“大清国皇帝”名义致书大顺军诸帅，表示说要和李自成等人一起合力攻灭明朝，富贵共之。如今，墨迹未干，多尔衮指挥下的清军摇身一变，又成为帮助明朝军队剿灭“流贼”的仁义之师了。
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在吴三桂策应下兵不血刃进入山海关，一举击溃李自成亲率的二十余万大顺军。然后，多尔衮为了招徕明朝降将，马上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且谕令全军：
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清世祖实录》卷四）
由此一来，清军每日奔行一百二三十里，沿途未遇任何抵抗。五月初二这天，多尔衮就乘辇由朝阳门进入了北京城。
当时，被大顺军祸害多日的明朝北京百姓对清军多怀感谢之意，明朝文武官员也出迎五里之外，热烈欢迎多尔衮入京。
多尔衮大模大样地进入武英殿升坐，接受明朝众官和清朝众官的拜贺，宣布清朝定都北京。
多尔衮之所以决定在北京定都，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但是，当时一些满洲贵族持不同意见，多尔衮同母兄、英王阿济格就主张说：
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守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可无后患。
依据阿济格的主意，就是要趁机在山海关到北京这些清军刚刚占领的地方大肆屠戮抢劫，然后留派诸王镇守北京，而清朝主力军队可以撤回沈阳或者退保山海关。
阿济格之所以如此建议，就是因为他以先朝为例，说在皇太极时期，清军刚刚占领辽东之时，由于杀人不够，使得不少满人被反抗的汉人杀掉。如今，清军就要先下手为强，对汉人能多杀就多杀！
对此，多尔衮心怀犹疑。即使清军当时得到了北京，并不代表可以马上统一天下。当时，不仅南明政权兵力众多，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农民军势力也不容小觑。定都北京之后，如果作为国家象征的皇帝不来，诸王贝勒在北京，肯定也各怀鬼胎，逡巡不前。
想起先帝皇太极曾经的指示：“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多尔衮最终上疏关外的顺治皇帝（其实是上疏给孝庄和孝端两个皇太后），希望皇帝和后宫都能够迁都北京，以彰显定鼎天下的决心。
对多尔衮之议，顺治及皇太极后宫诸妇人自然言听计从，她们马上安排入京事宜。仅仅花了二十九天时间，顺治皇帝一行就在军队护卫下从沈阳赶到了北京。
十月一日，顺治帝福临在北京登基。从此，清王朝取代明王朝。
北京称帝之后，众臣议功，多尔衮肯定第一，就以顺治皇帝名义加封多尔衮为“叔父摄政王”，彰显其功劳。
此时的多尔衮，鞠躬尽瘁，沉迷政务，由表及里，看上去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周公”。
当时，为了统一全国，为了稳住清朝的统治，多尔衮的确绞尽脑汁。形势确实不容乐观。退保西安的李自成大顺军，仍然拥有能征善战的数十万军队；四川地区，则有张献忠的“大西军”数十万；而且，明朝在江淮以南的残余力量还很强大，各镇总兵手下也有数十万正规军。如果在辽阔的中国腹地同这么多对手作战，清朝当时的兵力明显不足。
审度形势之后，多尔衮根据手下汉人参谋的建议，制订了如下军事策略：
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李自成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张献忠农民军）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南明政权）。（《清世祖实录》卷五）
多尔衮这一军事部署，就把攻击锋芒首先指向李自成农民军。由此一来，清军攻打李自成，就造成清朝得天下于“流贼”手中的假象。同时，清朝还能够在短时间内迷惑南明的弘光政权，让他们抱有清军是“友军”的幻想，不会急于防御清军的进攻。趁着南明政权喘息观望之机，清军还能避免东西两面作战，最终集中主力对敌人逐个击破，一举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
日后的事实证明，多尔衮这一计谋非常成功。清军依次克取，步步为营，到顺治七年底多尔衮暴死之际，中国南方各省的战事虽有反复，但大半个中国，基本都在清军掌握之下……
千万生灵尽涂炭
多尔衮丧尽天良的“剃发易服”
占领北京之后，多尔衮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措施，使得清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不断得以完善。他还网罗汉族士大夫，对明朝降官加官晋爵，提倡尊孔读经，重新科举取士，在短时间内赢得了不少北方官僚、士人、百姓的投附。
偏安江南的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很快，清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小朝廷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人民内心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清朝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抱以厚望。
当时的南京街道，居民在清军入城时，纷纷高举“大清国皇帝万万岁”“顺民”等字牌，向清军表示归顺。而且，由于南明诸部军阀残兵的凶蛮，不少百姓还有“清兵如蟹，曷迟其来”的盼望之语。老百姓特别希望清军统治苏松地区之后，能减免田赋，大展新朝抚民的善举。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清廷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但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在明朝降臣孙之獬的撺掇下，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清廷强迫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当时的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经历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清朝中后期，留发范围逐渐扩大，但基本形式不变。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成千上万汉民不愿剃头，自投鸭绿江而死。（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被剃发后有时候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他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是速亡。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颁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亲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主人的财产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震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帝逃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亲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交械。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在江南士绅民众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那么，阴劝多尔衮在全国剃发的孙之獬到底是什么人呢？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他求官心切，属于第一批乞降的汉官，并很快当上了清朝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孙之獬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上朝时想博个满堂彩。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仍是博冠大袖，明朝装束，见到孙之獬这一装束，心中都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朝后立马写了一道奏章，向多尔衮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多尔衮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七岁，国家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决定。多尔衮本来就是阴沉、狠毒的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1644年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剃发。遥想元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改变，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强行改成剃发梳辫，便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在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日后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三年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孙之獬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1645年6月28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
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死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誓死抵抗，最终，仅江阴一地就有二十多万人被杀。除了江阴之外，昆山人民也因为反抗剃发令被杀数万。最惨的是嘉定清军三次屠城，在这样狭小的区域中杀掉近十万人……
剃发令下，血流成河，江南人民以数百万头颅的代价，终于认清了清朝统治者的凶残面目。至此，他们对于“大清”的幻想，告于终结。所以，强迫剃发之举，不仅仅戕杀了无数人命，也严重阻碍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一进程。
以李自成余部为例，自李自成通山被杀，其属下数十万人一时间群龙无首。马进忠、王允成、牛万才等人皆在岳州等地向清朝英亲王阿济格表示归降；刘体纯、田见秀等人向清将佟养和归降，安置荆州；李锦、高一功等人向武昌清军投札，表示在湖南归顺；郝摇旗等人也写降表，皆有归降之意。而且，根据清朝档案，这些农民军头领的降表书札，一应俱全，且当时决非“诈降”。因为农民军与明军二虎相斗，两败俱伤，当时的胜利者，唯有清军一方，向他们降附，大势当然之举。但是，所有这些农民军军将，皆要求以“不剃头”为条件。
清廷“剃头诏”下，各地的府衙奉命死催，各部农民军残部终于为保汉族冠发，纷纷而起，转投明臣何腾胶和堵胤锡。因为留发复叛，几十万大军，登时与清廷为敌怨。
日后，金声桓、李成栋、吴三桂反清复叛，也都是以“留头发、复衣冠”为号召，致使无数中华赤子为恢复大明衣冠而群起响应。
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与郑成功谈判。本来因父亲被羁押，郑成功已在福建安平会见清使，大有讲和示好之意，并欲接受清朝“海澄公”之封。但是，清使要郑成功先剃发而开读诏书，致使双方丧失回旋余地，谈判终告破裂。（江日升《台湾外纪》）由此，郑成功明军在海内外抵抗数十年。清军因之而起的封海、屠戮，又有上百万百姓因此而丧失性命……
由此可见，多尔衮“剃发令”在当时中国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
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在形式上彻底灭绝汉族的衣冠道统，以此来打击和摧垮汉族人民的民族精神，确保满族在精神形式上不被汉族同化。
通过血雨腥风的镇压和屠杀，清朝统治者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忘却了本民族的衣冠服饰，习惯了满洲大辫子发式和那些原先视为丑恶至极的“蛮夷”服装。到了辛亥革命后清政府灭亡，革命军士兵在各地剪辫子，不少老百姓竟然抱头护辫，痛哭流涕……
除了“剃发令”之外，多尔衮的“圈地令”也是清朝最大暴政之一。
顺治元年十二月，在多尔衮主持下，清廷正式颁布“圈地令”：
我朝建都燕京，期于久远。凡近京各州县民人无主荒地，及明国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等死于寇乱者，无主田地甚多。尔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给予，其余田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地土，良以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无处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区画。
乍看诏书，似乎清廷圈地的本意，在于收取前明王公贵戚以及百姓的无主田地。其真实目的，则是纵容满洲贵族大肆圈地占为己有，以此收敛财富。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许多汉人的土地和房屋被大量圈占，成为贫苦无依、无家可归的流民。
清初圈地，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将近京肥沃土地圈给清朝王公贵族。另外，还圈山海关以外的土地让农民耕种，这叫“圈补”。第二，圈占原来离京太远或碱盐不毛土地，来补还近京被圈农民，称为“全换”。第三，但凡明王室宗亲所遗留皇庄以及各州县“无主荒田”，一律划归满洲贵族和八旗官兵，这叫“圈占”。
无论何种圈地形式，最终目的就是强占汉人田地。
由于后来进关的满族官员和士兵人数大增，满族贵族刚入关时圈占的土地，逐渐不够分配。于是多尔衮的圈地运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最后发展成不管土地有主无主，官府都任意进行大规模圈占。
在多尔衮统治下，清朝这样的“圈地令”多达三次，后来两次在顺治二年八月和四年正月。但凡圈田所到，汉族田主登时被逐出，室中一切财物均为满洲田主所有。甚至包括貌美的妇女，也要留下供旗人奸污奴役。汉族士庶，为此哭声满路。
在很短时间内，京畿五百里内，在东起山海关、西到太行山、南至河涧、北至长城的广大地区内，多尔衮的三次大规模圈地共圈占166600余顷。清廷通过这种方式在各地圈来的土地，分别划归皇庄、宗室官庄、八旗官庄、驻防官庄，总计面积达229639多顷。
在北京城内，多尔衮手下尽圈东城、西城、中城为八旗营地，只留下南城、北城为汉族百姓居住，房屋被圈占者限期逐出，违令着当场斩杀。
随着清廷肆无忌惮大规模圈地，丧失土地的大批汉族农民被迫依附满族统治者，纷纷投旗为奴。为了充实旗人的免费劳动力，多尔衮多次下令，“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这样一来，清朝的投充问题日益严重，从开始时的贫穷小民投充，到农民带地投充，再到一些流氓庄头根据满洲豪酋暗示或者明示，逼迫各州县庄屯农民投充。最可恨的，是一些无赖地痞，他们本身无土无地，却拿别人家里的土地冒充去投充，而后，在所投充旗人保护下，横霸乡里，为非作歹……
为了防止那些强迫为奴的汉人逃亡，多尔衮下令制订严厉的“逃人法”。这项恶法重点不是惩治逃人，而是惩罚所谓的“窝主”。凡逃人被抓获，遭受鞭责，面上刺字后归还旗人原主，而那些有恻隐之心的汉族“窝主”则要被处死，不仅家产籍没，还要株连邻里。
“逃人法”一度造成全国性的恐怖。被抓的汉族“窝主”往往被全家抄斩，如果发现汉族官员有意帮助在逃人员，官员全家也会被抄斩。
为了阻止逃人，清廷还对告密者加以奖赏。因此，不少地方无赖之徒往往勾结旗人所属家丁或者家奴，冒充逃人，然后诬指善良汉族平民为“窝主”，借此进行敲诈勒索，无恶不作。
恶法公布后，多尔衮又虐杀多人，而后，国内确实再也没有汉族人逃跑事件发生。一是因为逃亡者害怕被官兵抓住以后遭到旗人虐打，二是因为汉族百姓和官员谁都不敢冒全家的性命危险来掩护逃人。
多尔衮推行“圈地令”后，致使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满洲贵族手中，大批汉族农民失去土地，或流亡他乡，或被迫投入满洲贵族或者八旗之下为奴。为此，大量百姓失业，衣食无资，辗转流离，挣扎在死亡线上。而那些被圈去的良田，许多还被旗人改为牧场，对于农业生产破坏极大……
这一恶法，延续时间很长。康熙八年，官府正式下达停止圈地的命令，并宣布把当年所圈占的土地退还原主；康熙二十四年，清廷又正式规定，民间所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可见，虽然朝廷禁止，满洲贵族和八旗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这种赤裸裸的抢夺。时间之久，历时达百年，一直到乾隆四年，清廷才最终下令完全停止圈地。
此外，多尔衮执政期间，还有一条流弊后世的恶令，就是全然出于满洲部族私心的“禁关令”。
清军甫入关，多尔衮就严令禁止汉人百姓进入满洲贵族所谓的“龙兴之地”垦殖。而后，清朝最高统治者一直视东北地区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以保护“参山珠河之利”为名，长期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对擅入者格杀勿论。
后来，与“禁关令”相关，有关清朝的政治词语中还出现了“柳条边”和“闯关东”两个词——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廷不惜代价，在东北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里长的篱笆墙，名为“柳条边”，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这条人为的障碍，从多尔衮开始，直到康熙中期才完成。
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称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今吉林市北的柳条边，称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地区，清廷严禁汉人越界垦殖；而边墙以西，则作为清朝同盟者蒙古贵族驻牧地，听任蒙古牧民放牧游猎。
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天灾人祸，导致无数农民破产。为此，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一词的来历。
清朝自多尔衮以来的“禁关令”，政治后果极其严重，造成了我国东北地区的人口二百多年来一直极为稀少。
直到晚清时代，边疆危机日甚一日，清朝被迫开放边禁，并采取“移民实边”政策补充当地人口。从1861开始的二十多年间，清廷才陆续开放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官地和旗地。光绪八年（1882年），清廷设立珲春招垦总局，此后又开放了黑龙江地区的土地允许汉民开垦。1907年，清廷裁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改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当地设置巡抚，并设立东三省总督……
“周公”变脸“太上皇”
多尔衮的骄横跋扈
多尔衮摄政时期，恰值明清鼎革之际。这位摄政王以其超出常人的残忍、坚韧和精明，使得清军最终在中原大地站稳了脚跟。所以，“多尔衮是大清帝国实际上的创立者”（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这种说法，确实是成立的。
没有多尔衮，就没有日后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大清朝！
正是由于劳苦功高，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多尔衮日益骄慢，任用私人，滥赏滥罚，排除异己，高下在心，可谓“代天摄政，赏罚拟于朝廷”——不仅仅是“拟于朝廷”，他自己其实就是朝廷！为此，顺治皇帝后来亲政，曾经不无怨恨地回忆多尔衮摄政时期他本人作为傀儡所受的委屈：
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清世祖实录》）
顺治三年，南明弘光政权灭亡，鲁王逃，唐王俘，四川的张献忠被豪格军队射死，全国平定的势态日益明显。在这样的情势下，多尔衮志高意满，开始在北京不停有所动作。他不仅篡改实录，为生母阿巴亥“平反”，还开始萌发做真“太上皇”的美梦。
长期以来，郑亲王济尔哈朗地位一直高于多尔衮。虽然对多尔衮一直退让，但多尔衮却一直把这位王爷视为欲加清除的对象。但济尔哈朗为人谨小慎微，很难有大把柄被多尔衮抓住。如果平白无故除掉这位郑亲王，对于多尔衮来说还真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顺治四年，多尔衮先以王府“殿台阶逾制”的罪名对济尔哈朗加以罚俸。而后，他又撺掇济尔哈朗的侄子辈上告，罗列罪名，翻出皇太极死后济尔哈朗和诸人“私相计议”的陈年老账，认定济尔哈朗有“擅谋大事”之罪，削去他郑亲王的王爵，降为多罗郡王。顺治五年四月，又复其亲王爵。同时，多尔衮对昔日对皇太极父子忠心耿耿的大臣索尼也大加贬罚，削官不说，还降为庶民，罚往昭陵劳改。
扳倒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多尔衮自然容不下他内心最为嫉视的皇太极长子豪格。
皇太极死后，豪格曾经一度被多尔衮幽囚，当时还是由于顺治皇帝为哥哥求情，豪格和硕肃亲王的封爵才得以赏还。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派豪格率军下山东，带领清军平定地方，率军进攻江北的南明镇将高杰、许定国等部军队，为清军大举渡江做准备。
豪格搞政治不行，打仗是把好手。这次出军，他完成了多尔衮交给他的一切任务，并于顺治二年初奉命班师返京。
风尘仆仆回京后，豪格没有得到任何奖赏。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征讨陕西、四川的大顺军残部和张献忠部队。
豪格率大军到达西安后，随即发兵猛攻大顺军余部。平定陕西后，他又率军自陕西入四川，在百丈关接受张献忠部将刘进忠的投降。然后，豪格在刘进忠引导下突入张献忠驻地西充，一举打败张献忠并乘胜前进，基本平定了四川。
但是，当顺治五年二月豪格回到北京后，迎接他的不是论功行赏的官员，却是多尔衮派出的审讯人员。
三月四日，多尔衮以“谋立豪格”为中心罪名，翻出旧案，在惩处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和镶蓝旗大臣之后，开始公开宣布豪格罪状：劳民伤财征讨四川已有两年，地方却并未全部平定；对随征将领冒功之事不予处理，隐瞒败报；屡教不改，无引咎自责之心……
于是，多尔衮主持下的诸王大臣召开会议讨论豪格案件，为豪格定罪。既然有多尔衮主持，豪格的罪行很快有了定论：其罪应死！
多尔衮下手很快。他先将豪格的心腹俄莫克图、扬善、伊成格、罗硕等人处决，罪名是“附王为乱”。
当时，小皇帝顺治怕哥哥被杀，又亲自出面向多尔衮求情，甚至在宫内涕泣不食，哀求摄政王不要杀其兄长。为此，豪格性命暂时得以保全。
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多尔衮下令，将豪格圈禁于监狱大墙之内。而豪格呢，本来性格就属于暴躁鲁莽类型，眼看自己立了这么大的战功还被幽囚，再不能忍受这种折磨，就趁看守不备，夜间上吊自杀。
豪格之死，其实对多尔衮并没有多大好处。作为入关后身经百战、劳苦功高的宗室大将，豪格在满洲贵族中的威望颇高。而且，当时他在表面上已经向多尔衮俯首，出征川陕前，曾当众跪于多尔衮马前。
多尔衮幽杀豪格之后，尽夺其家财，甚至把豪格的王妃也弄到了自己家中充任妾侍。这种行为，确实使不少满洲贵族暗中切齿不已。
多尔衮对顺治皇帝的兄长如此薄情，但对自己的同母弟豫王多铎则没有原则地多加封赏。扳倒济尔哈朗之后，顺治四年，多尔衮把亲弟弟多铎晋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
自忖对清朝有再造大功，多尔衮对于“摄政王”这个头衔也不满足起来。但是，真正要篡逆称帝，当时他还没有那种勇气和胆量，毕竟全国还没有完全平定，满洲内部暗中反对自己的声音也太多。因此，多尔衮首先着手的，就是先过“太上皇”的瘾。
顺治五年（1648年）十月，礼亲王代善去世，多尔衮心目中又少了一个重量级制约者，很快，他便自称“皇父摄政王”。
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而后又变成了“皇父摄政王”，似乎在文字上都是小变化，但在朝野时人眼中，却意义非凡。
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乃是由顺治皇帝加封、部院诸大臣集议的结果。可后来根据郑亲王济尔哈朗揭发，多尔衮的“皇父摄政王”乃其自封：
（多尔衮）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
顺治七年（1650年）年初，顺治皇帝在致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还将多尔衮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而清朝使臣同时递交的多尔衮致朝鲜国王诏书中，却自称“皇父摄政王”。
当时，朝鲜君臣对此事有一段对话。国王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大臣金自点答道：“臣问过来使（清使），他回答说：‘今去‘叔’字，凡朝贺之事，可与皇帝一体。’”大臣郑太和也接着说：“敕中虽无此语，似乎是已为‘太上’了。”朝鲜国王则马上得出结论：“清国这是有两个皇帝啊！”（朝鲜《李朝实录》）
不过，多尔衮想当“皇父摄政王”（太上皇）的时机似乎很不恰当。顺治五年，清朝国内大事频发。
在中国南方，接连发生了降将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正”，他们纷纷打出反清的旗帜，拥立南明政权。所有这些，让先前投降清朝的明朝降将姜瓖十分心动。在大同城内，他也开始躁动不安起来。
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一部入边骚扰，清廷紧张，多尔衮派英王阿济格、端王博洛等率大军趋大同，意在戍守要镇。听到此讯，姜瓖惊疑清廷是要拿自己开刀。
与其俎上肉，不如飞去鸡。姜瓖趁清廷的宣大总督出城之际，命人紧闭城门，宣布“反正”，反叛清朝。
此时，阿济格等人得知消息后，快马加鞭，仅用两天多时间就兵临大同城下。
姜瓖自己心虚，见清廷南方多事，便想博取更大的富贵。割大辫复衣冠后，他派人急奔南方，向南明的永历朝表明心迹。
于是，山西诸地奋起响应，朔州、浑源、宁武、代州、繁峙等地皆叛清复明，太原告急。一波成浪，陕西等地也掀起一轮反清潮，连榆林重镇也起兵反清。
多尔衮吓了一大跳。他在催促更多军队奔向大同的同时，写亲笔信给姜瓖，劝诱他“投降”：
前因有事蒙古（喀尔喀部落），故命诸王来大同。如果尔真有罪当诛，安用此等诡计？此必有奸人煽惑离间。尔如能悔罪归诚，大清定当宥有恩养。
姜瓖当然不听。山西、陕西联动，榆林的故明将军王永强已经杀至西安附近。
骇惧之余，多尔衮不断调兵遣将，先后派出亲王尼堪、镇国公喀尔楚浑率兵前往。即便如此，多尔衮仍旧放心不下，在顺治六年三月统兵出居庸关，亲征大同。这位“皇父摄政王”军强马壮，出马就攻克浑源等地，直抵大同城下，与先前诸军一起，共围大同。
见大同城坚，难于一时攻下，多尔衮仍旧宣谕城内，表示允许姜瓖“自新”。
毕竟先前与清军“同事”了好一阵子，参与屠城杀人无数，姜瓖当然不信这套，固城死守。没待多久，听说弟弟豫王多铎得天花病死，多尔衮只得回京奔丧。
这时，从山西其他地方有五千多明军来援，建立两大营，与清军对阵。姜瓖不失时机，自率一千多精骑出城搏战，准备给清军来个反包围。
但是，由于明朝援军太少，清军并不畏惧。端王博洛指挥统领鳌拜及其他诸将，分兵相击，不仅杀败了明朝援军，也把姜瓖重新打回城内。
与此同时，清军在同官击败陕西的王永强部明军，延绥诸路渐平。这样一来，姜瓖再也不能指望陕西方面的支援了。
但在山西全境，诸县诸州反清蜂起，特别是因受贿事发被贬回老家曲沃的前明大学士李健泰四处发布文告，召集了不少人马，在太平等地与姜瓖遥相呼应。
清军主力当时不敢放松对大同的围困，只能由多尔衮不断抽调各路人马赶往山西各地去“灭火”。
情急之时，连人在陕西的平西王吴三桂也被命令率军助战。可以这样讲，当是时也，清廷所有的名王良将，百分之九十都集中在山西战场。
可悲的是，南明永历朝廷对山西大势一无所知，金声桓、王得仁、何腾蛟、李成栋相继败死，进取锐志顿失。小朝廷内“吴党”“楚党”为名利争衡，内讧不已，根本没注意到清军济尔哈朗等部为何忽然舍两广不攻而北还的情况。
大好时机没有抓住，南明小朝廷在南方得过且过，苟安残喘。
华北方面，清将佟养量一部能战，在代州等地大败刘迁部明军，最终把这只生力军消灭于五台山区的黄香寨，刘迁父子阵亡。由此，大同城下清军，再无腹背受敌之虑，虎视眈眈，准备一举消灭大同内反叛的姜瓖。
顺治六年六月，内乏粮草，外无救兵，大同城内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穷蹙如此，姜瓖仍不投降。于他而言，这倒不是什么“时穷节乃见”，而是绝望、畏惧、惊惶到极点的反应。他深知，降亦死，不降亦死。
没想到的是，姜瓖最终没死于清军屠刀下，反死于自己人之手。其手下总兵杨振武变节，为取富贵，率部下数百人忽然冲入姜宅，当场杀掉姜瓖兄弟三人。然后，这些人用高竿挑着三个血淋淋的首级，开门向清军投降。
良可浩叹的是，清军并未轻饶大同军民，除杨振武部几百官兵以外，清军把大同城内十余万军民官吏尽数屠尽，血流成河。
人在北京的多尔衮闻报大同被攻陷，高兴之余咬牙切齿，急令清军把大同城墙毁掉五尺，以泄久攻不下之愤。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明末清初，多尔衮主持下的清军在国内屠戮人口多达几千万之巨。
“年年遭丧乱，人民死锋镞”，这就是多尔衮统治下当时中国各地的真实写照。
山西虽然平定，亲弟多铎却因天花而死，一时间多尔衮意气极度消沉，开始沉湎酒色。
野史之中，有说顺治皇帝的母亲下嫁多尔衮。这种说法，孟森等前辈历史学家已经做出详细研究，并且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结果，笔者不再赘述——所谓的“太后下嫁”之说，最先由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自封“皇父摄政王”引起。如此怪异的称呼，难免让汉人望文生义，以至于清朝的死敌南明大臣张煌言也为此幸灾乐祸做了一首诗：“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建夷宫词十首（己丑）》即使顺治皇帝出于孝顺慰藉老母，也不会把自己的母亲嫁给叔父；即使孝庄皇太后为了感谢和报答多尔衮扶立之功，也不可能嫁给小叔子。满洲旧习俗中，确有兄死弟娶其嫂的婚俗，但自从皇太极开始，已经大肆整顿满洲旧俗。而且随着清朝入关之后封建化的加深，无论是多尔衮还是孝庄、顺治母子，都不会做出这种事……
多尔衮虽然不会娶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但他特别喜欢朝鲜美女。
顺治七年二月，多尔衮元妃刚死，清朝在多尔衮授意下特别派出使者到达朝鲜，私下询问国王李淏有子女几人。三月，由清朝回国的朝使与清朝派往朝鲜的清使同时到达汉阳（今首尔）。
清使召见朝鲜国王后，直接就要国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多尔衮。但是，当时李淏的两个女儿年纪都太小，一个十一岁，一个才九岁。朝鲜国王最后只好把李氏宗室锦林君李恺胤的女儿封为“义顺公主”充数，送往北京嫁给多尔衮。
四月十二日，朝鲜国王亲临西郊，举行仪式送“义顺公主”上路。此行，除了“义顺公主”外，还有侍女十六人，女医、乳媪等数人随从。当时，朝鲜都城百姓观之，无不惨然，大有昔时长安士庶洒泪辞别王昭君的情形……
多尔衮与朝鲜的“义顺公主”洞房后，嫌朝鲜侍女多丑陋，又下令在朝鲜进行二次选美。
九月，清使又到了汉阳，指责朝鲜国王办事不力。无奈，朝鲜只好举国为多尔衮进行“选美”。当时，多尔衮对美女的索求造成朝鲜国内骚动，一时间有女之家无不惶骇，奔迸窜匿，如避兵火，甚至有断发自缢者，真是举国不宁。那些被选为多尔衮侍女的人家，父母兄弟呼泣道路，惊慌失措。为此，身为清朝属国国主的朝鲜国王，对自己的朝臣也发感慨：“夺我无罪之人，驱送他国，其为父子兄弟之情，为如何哉！念之气塞，言之哽咽。国事到此，予甚惭惧！”
所幸的是，摄政王多尔衮于当年年底病死，清朝讣告很快到达朝鲜，那些可怜的侍女得以中路送还……先前嫁给多尔衮的朝鲜“义顺公主”，在北京孀居邸第后不久，多尔衮就被清朝清算，她父亲私下呈文清廷，最终得以被清朝送归本国……
对于从关外入京的满洲贵族来说，北京的夏天溽湿难耐。顺治七年，多尔衮准备在关外清凉的喀喇城（今古北口外一带）修建一座夏宫避暑。为此，他下令在河北、山西、浙江、山东、江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等9个省份加派地丁白银249万两用于避暑宫殿的建设。一时之间，举国骚然。
意态是嚣张的，心情是消沉的。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不顾自己身体状况，“皇父摄政王”依旧率领大批人马出游，仪仗盛大。人马之多不说，仅猎鹰就有几千只，鹰哨响起，大鹰展翅，遮天蔽日……但此行却成了多尔衮的不归之旅。
有关多尔衮的死因，众说纷纭，但很少有“阴谋论”。也就是说，多尔衮不到四十岁就暴死，肯定是死于疾病，而不是谋害……
《清史稿》中，没有说明多尔衮死因。明末清初大作家谈迁著有《北游录》笔记，其中“摄政王”一条，记载了多尔衮的死因：多尔衮在顺治七年十一月出猎古北口外，堕马受伤后，膝受重创，涂以凉膏，很快病重，于十二月初九日暴卒于喀喇城……
虽然谈迁的记载不是清朝官方正史，但当时谈迁本人就在北京，他的生卒年代和多尔衮也最近。所以，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谈迁把当时他听到的“内部消息”记诸笔端，应当非常可信。
现实生活中，不少平常看似非常健壮的人，都可能忽然得病暴死。而当时的医生，对于感冒引起的肺病根本束手无策，更别说心血管、脑血管等原因引起的突发致命疾病了。多尔衮本身更不是健壮之人，长年鞍马劳顿和绞尽脑汁的政治算计，导致他患有多种慢性病：偏头痛、哮喘、气胸、肺气肿、咯血等。当然，谈迁所说的多尔衮膝盖摔伤后误涂凉膏，也可能是致命之因——血糊糊的伤口上面涂上不干净的药膏，无论是破伤风还是血液感染，在当时都能在短时间内要人性命。
根据《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
顺治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皇父摄政王身体欠安，居家烦闷，欲出口外野游。
多尔衮当时打猎随行的重量级人物很多——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硕巴图鲁亲王阿济格、和硕豫亲王多尼、巽亲王满达海、多罗承泽郡王硕塞、多罗端重郡王博洛、多罗谦郡王瓦克达，以及诸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等人。
可见，随行者中，既有多尔衮的政敌，也有多尔衮在朝中的亲信重臣。多尔衮把这些人全部带在身边，显然处心积虑，一方面是为了处理政事方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自己在京外依旧能够控制朝政，提防对手在侄子皇帝身边说自己坏话或者对自己动手。
十一月十八日，多尔衮一行到达遵化境内，当天住宿汤泉。这一天，摄政王似乎心情大好，还赐给郑亲王济尔哈朗、英亲王即巴图鲁王阿济格备有鞍辔的马各一匹，未备鞍辔的散马各一匹；赏满达海、多尼、博洛好马各一匹。
在汤泉沐浴之后，多尔衮意兴极高，率领王公贵族们转天离开汤泉；十九日，宿遵化；二十日，宿三屯营；十二月初五日，宿刘汉河；初七日，宿喀喇城，当天，“皇父摄政王”病重歇息；“初九日，戊子，戌时，皇父摄政王猝崩”。
从资料记载中可以推断，多尔衮应该是在刘汉河驻扎狩猎的时候受伤，然后转移到附近的喀喇城休养。
当时的喀喇城夏季避暑山庄工程刚刚动工，连间像样房子都没有，一行人应该都是在大工地内扎营宿于营帐之中。而多尔衮的健康状况，在到达喀喇城的第二天（初八）清早忽然大坏，很快就病危了。
计算下来，多尔衮从膝盖受伤到突然死亡，其间只有短短三十多个小时，确实是“猝崩”。
所以，多尔衮的死亡，最可能的是血液感染，其次是气胸导致的肺部萎缩，再次是长期慢性病忽然加剧导致的心脏病或者脑溢血。
多尔衮除了长期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外，整日劳神焦思，此外他的亲弟弟多铎和元妃等人刚死，心情十分不好，郁郁寡欢。而且，他本人还酷嗜烟草，每日大烟袋不离口。由于当时传说烟草可以“辟瘴气”，多尔衮入京之后烟瘾更大，以至于本来虚弱的身体更加受损……多种原因，造成了打猎路上的猝死……
如今坊间、讲坛以及荧幕上有关多尔衮的传奇渲染，其实大部分不是来自清朝野史，而是来自民国时期小说家许指严的《十叶野闻》。由于许指严在商务印书馆当过编辑，写作基本功很强，所以他写出的这本野史很吸引读者。这本书有十则“九王轶事”。字里行间，当然有“太后下嫁”，还有耸人听闻的“皇太极被多尔衮、大玉妃共同谋害说”。特别是关于多尔衮纵欲，更是津津乐道，极尽铺陈，说这位摄政王末年日日纵欲，每天都要吃由人参、鹿茸等制成的“大力丸”，使用“肭温脐”等春药，并且滥服西藏喇嘛秘献的“西天子母丸”，最终导致身体委顿，在打猎之时坠马不起……
所有这些小说家语，当时本来完全是为了吸引大众眼球、卖书蒙钱的小说桥段，谁料到，日后竟然被人奉为“原始史料”，还把孟森先生经过严密考证才写出来的《太后下嫁考实》作为质疑对象，大言其“历史新发现”……
多尔衮猝死，当时的北京清朝政权，确实一时间无法反应。根据《清史稿》记载：
上（顺治皇帝）闻之，震悼。丧还，率王大臣缟服迎奠东直门外。诏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明年正月，尊妃为“义皇后”。祔太庙。
可见，多尔衮死后，清廷对他极尽哀荣，不仅追尊他为“诚敬义皇帝”，顺治皇帝还亲自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迎东直门五里外，孝服痛哭。
狮虎虽死，犹有余威！
但是，仅仅三十六天之后，死后当上“皇帝”的多尔衮就成为清朝十恶不赦的大罪人！
顺治八年二月十五日，多尔衮的贴身侍卫苏克萨哈、詹岱即首告多尔衮曾有“谋篡大位”的企图。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及内大臣等多人，马上同上奏疏，痛斥多尔衮生前的僭妄之罪，要求顺治皇帝对他加以严惩：
昔太宗文皇帝（皇太极）龙驭上宾，诸王大臣共矢忠诚，翊戴皇上。方在冲年，令臣济尔哈朗与睿亲王多尔衮同辅政。逮后多尔衮独擅威权，不令济尔哈朗预政，遂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仪仗、音乐、侍从、府第，僭拟至尊。擅称太宗文皇帝序不当立，以挟制皇上。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收其财产。更悖理入生母于太庙。僭妄不可枚举。臣等从前畏威吞声，今冒死奏闻，伏原重加处治。
如今，多尔衮人都死了，还怎么严惩？
当然可以！
我们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有死后鞭尸的刑罚。于是，顺治皇帝马上下诏对多尔衮削爵，撤庙享，并罢多尔衮生母阿巴亥“孝烈武皇后”的谥号庙享，黜其宗室身份，抄没多尔衮财产入官。
那么，清廷对多尔衮到底实行过鞭尸惩罚吗？确实有！
根据当时在北京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鞑靼战纪》一书，耳闻目睹，有过这样的纪实描写：
顺治帝福临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
但是，根据明末清初作家彭孙贻记载，多尔衮死后是被挫骨扬灰的。1943年夏天，盗墓者曾将多尔衮陵墓的正坟挖开，只见地宫中摆放一只三尺多高的青花坛子，里面放有两节木炭。当时看管墓地的汪士全就向盗墓者解释说：“九王爷身后被论罪，其中金银财宝都被掘去，坟地还先后被挖抄九次，这个坛子只是骨灰罐，是一个象征性骨灰罐。”这一说法，似乎和彭孙贻笔记中有关清廷对多尔衮“焚骨扬灰”说法相类似。还有专家研究说，清初满洲贵族许多都是死后火化，所以，多尔衮死后也很可能按照满洲旧俗火化——此说，乃想当然耳——既然多尔衮死后有巨大的灵柩，加上当时清朝封建化已经深入，这位被追封为“义皇帝”的“皇父摄政王”，肯定是全尸被埋葬的（顺治皇帝因为佞佛，死后倒是由和尚主持加以火化）。
可见，传教士卫匡国记载属实，多尔衮确实被大侄子顺治皇帝下令鞭尸、枭首以泄恨！只不过对此王朝内讧丑闻，清人忌言，故而正史不载。
多尔衮对于孝庄、顺治母子来说，确实算是大恩人。没有多尔衮，哪来顺治皇帝的帝位，又何来清朝的定鼎中原！
顺治十二年，就有汉人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和一等精奇尼哈番许尔安分别上疏，为多尔衮鸣冤，请朝廷恢复这位摄政王的爵号。这二人疏奏下王大臣议后，彭长庚和许尔安被定为死罪，最后获得“从轻”发落，全家流放宁古塔并予披甲人为奴……
到了乾隆时代，弘历才开始真正替多尔衮平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弘历下诏，先是试探性地对多尔衮作功罪相抵评价，派人修葺多尔衮坟茔：
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有年，威福自专，殁后其属人首告，定罪除封。第念定鼎之初，王实统众入关，肃清京辇，檄定中原，前劳未可尽泯。今其后嗣废绝，茔域榛芜，殊堪悯恻。交内务府派员缮葺，并令近支王公以时祭扫。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清廷下诏，正式为多尔衮平反：
睿亲王多尔衮扫荡贼氛，肃清宫禁。分遣诸王，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奉世祖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殁后为苏克萨哈所构，首告诬以谋逆。其时世祖尚在冲龄，未尝亲政，经诸王定罪除封。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敛服僭用龙衮，证为觊觎，有是理乎？
《实录》载：“王集诸王大臣，遣人传语曰：‘今观诸王大臣但知媚予，鲜能尊上，予岂能容此？’昔太宗升遐，嗣君未立，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遂奉今上即位。似此危疑之日，以予为君，予尚不可；今乃不敬上而媚予，予何能容？自今后有忠于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且云：‘太宗恩育予躬，所以特异于诸子弟者，盖深信诸子弟之成立，惟予能成立之。’”
朕每览《实录》至此，未尝不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荩，感厚恩，明君臣大义。乃由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依亲王园寝制，修其茔墓，令太常寺春秋致祭。其爵世袭罔替。
多尔衮生前，明显的篡逆行为确实没有证据，但他肯定有当皇帝或者“太上皇”的野心。如果其命数非短，日后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应该不难揣测。
乾隆出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原因，为多尔衮平反，诏书中只对多尔衮的功劳大肆铺陈，对于他冤杀豪格、排挤其他王大臣的史实却只字不提，其实也属于矫枉过正。
想多尔衮这一生，韬光养晦，能征善战，并善用北方汉人，使得顺治皇帝最终能够坐稳北京龙椅，确实具有超出常人的政治、军事才能。
但是，多尔衮入关前后，曾经对汉、蒙古、朝鲜等族群大肆屠杀，野蛮掠夺，暴行累累。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也都是历史史实，不容抹杀和歪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