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跟现在不同。从前，人们有家，有父母，还要去学校上学。每个国家都有许多城市，每个国家也各自有其领袖。旅行可以是为了探险，也可以是娱乐，但不是为了生存。然而等我长大以后，整个世界就像是个病态的玩笑。不可思议，小小的滑坡造成失控的崩塌，而世界崩溃之后，我们就像幽灵一样生活在可怕的地狱里。
从前，八九岁的时候，我仍想要成为作家，至少不是当难民。不是以布设陷阱为生。不是拾荒者。不是杀手。我在笔记本里涂满文字。我有写诗，写我如何热爱海洋，也有重述寓言故事，甚至有我自己小说中的场景。那些小说我从没写完，也永远不可能再写完。博恩就像是出自儿时故事里的生物。博恩就像是我幻想出来的朋友。
后来我分析，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会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博恩听，描述那些我一直无法告诉维克的事。正如维克也无法告诉我关于那张图纸的事，无法告诉我一段隐秘的城市历史，无法告诉我类似鹦鹉螺的生化制品。但在那一刻，我诉说的对象也可能是任何其他人。
我出生的岛屿之所以消亡，并非因为战争或疾病，而是因为海平面升高。我父亲算是政治家——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岛屿的议会成员。闲暇时，他喜爱钓鱼和筑造。他收集旧航海地图，而且总爱寻找其中的错误。他有一艘自己建造的船，叫作“龟壳号”。在追求我母亲期间，他带我母亲出海“漂流野餐”，陆地就只是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
当他说起这段故事，我母亲说，“我一定是很信任他，我一定是真的很信任他，才会去那么远的海里”。
我母亲也出生于那座岛上，但她的族人来自远方的大陆，他俩的结合成了一桩丑闻，因为这种事从没发生过。由于那丑闻，我被取名为蕾秋，因为这名字并非出自双方家庭，而是属于外来者。一个折中方案。
我母亲是看护婴儿的医生。她喜欢笑，也许太喜欢了点，因为紧张或悲伤的时候她也会笑出声。我发现父亲总是很仔细地观察她，大概是为了辨别其中的区别。她喜欢家乡的辛辣食物。她也开始制作小型船模，按照真实比例用牙签拼搭而成。她用自己的模型戏谑地嘲讽父亲对船的迷恋。跟父亲一样，她也喜欢读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身边堆满了书籍。
我们的需求总能得到满足，甚至还有富余。我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但这无法阻止海面升高，周围较小的岛屿一个个消失了。晚上站在岸边，原本可以通过望远镜看到它们的灯光。然后终于有一天，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些光了。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但后来把望远镜收了起来。
当我们作为难民乘船离开时，我只有六岁。我能记得这些事是因为父母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经常向我讲述，甚至当我们作为难民到处游荡时，他们仍继续跟我讲。我们在各个营地和国家之间迁徙，以为能逃脱世界的逐渐崩溃。然而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面临崩溃。
我对难民营仍有模糊的记忆。无处不在的烂泥，过度拥挤的人群，密集的蚊子逼得你紧紧闭上嘴，酷热之后紧接着是极寒。栅栏和警犬似乎总是比帐篷保养得更好。我们需要不断申请新证件，而旧证件总是会失效。他们将废弃的生化制品扔进我们的食槽。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话之类的设备开始绝迹。我记得空腹的饥饿感，还有持久的疾病，不是感到冷，就是在发热。外面的警卫跟我们一样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外面，而我们就得待在里面。
但我也记得父母笑着给我看家中的物品。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懂得欣赏这一切，其中包括若干照片，以及父亲一直坚持要带着的一只礼仪碗、母亲的手工首饰，还有一本影集。每次迁移到新的地方，父亲就会建造一些东西：帐篷、围栏、菜园。母亲则努力照顾病人，哪怕我们居住的国家不承认她的行医准证。这算是无私吗？他们为了生活与身份而奋力抗争。所以，这并不算是无私，但的确有帮到其他人。
父亲一定是为了我和母亲才表现得乐观愉快。母亲也许有一天能返回家乡，但父亲不行，我们也鲜少遇到曾经生活在那岛上的人。他重复讲述的故事，我渐渐地开始觉得无聊，但我现在明白了，他试图用记忆的罗盘对那地方予以定位。
在那段时期内，父母并没有忘记我的教育。那不是正式的教育，但真的很有用。如何评估价值，该坚持什么，该放弃什么。什么是值得奋斗的，什么应该抛弃。哪里会有陷阱。
我们一度找到平静的生活。父亲带我们来到另一座岛：不是原来的那座，绝对不是。不管这种冲动属于徒劳，还是勇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他意图重建自己熟知的一切。我们在那里安稳地生活了将近两年。我住在一座城市中，有可供散步的沙滩，有植物园和学校，还能和看上去跟我差不多的孩子一起玩儿。我们的房子是一套两居室小公寓，父亲在后院造了一条独木舟，马达由从别处拆取的部件组装而成。母亲再次当起医生，收取货物作为报酬。
不时有消息从大陆传来，形势越来越恶化，但父母尽可能向我隐瞒了这些新闻，能拖多久就拖多久。终于有一天，令人震惊的事发生了：士兵们赶着我们登上一条拥挤的渡船，那船突突地喷吐着柴油，将我们带到大陆上的另一座营地。碧蓝的海水、父亲的小船和我们的公寓都消失了。
在那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而是越来越糟。随着形势继续恶化，到最后，我们甚至连营地也没有了。我们独自在陆地上跋涉，所经之处，有的人理智，有的人疯狂，仁慈与残酷有时候来自同一个源头。父亲的靴子里藏有匕首，他和母亲轮流佩带一把小左轮。我们可能会遇到半埋在沟渠里的焦尸，也可能遇到扛着霰弹枪、带着一群儿子的农夫。有一次，有个满脸堆笑的人邀请我们去他家，然后试图强暴我母亲。从那以后，父亲左臂上多了一道疤，而我们也始终远离大路。
有时我们宁愿挨饿，也不加入朝着幻象缓慢跋涉的人群。我们行走的小路毫不起眼，就像灰色的蛇，在黑乎乎的森林与灌木丛之间蜿蜒。远处小屋或村镇里的灯光会引起我们的恐惧，于是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开。
我们不再相信任何安全庇护。几个月后，远处山丘上出现一座奇迹般的城市，在黄昏中，仿佛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落到了地球上，又像是一艘搁浅侧卧的远洋游轮。我无法将视线移开，并恳求父母去那里。他们不予理会。他们做得对。数天来，我们一直看到它在地平线上。第九天夜晚，我们绕过它的东侧，继续挣扎着在森林与平原间行进。城市着火了，灯光所在之处化作一团巨硕的火焰，驱散了周围大片的黑暗。
轰炸机的红色警示灯不停地闪烁，它们正在飞离城市。在遥远的下方，我们惊愕地看着这一幕，因为已经许多年没见过任何种类的飞机。它们既古老，又新鲜。我们不知道飞机是否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复兴，我们是否有希望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但那只是幻象而已，毫无意义。
我们加速朝东方前进，担心有大批幸存者出逃，他们仿佛汹涌的波浪会将我们溺毙，尽管他们跟我们并无区别。接下去的日子里，到处是浓密的黑烟。烟尘随着雨水降下，地面上出现许多垂死挣扎的蠕虫、兔子等动物。
不久之后，当我们回忆起这段日子，会觉得还算不错。但在此过程中，我父母一直抱持着希望，试图找到一处安全地点。他们不愿放弃。他们从未放弃。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死了，但我很清楚这一点。
除了告诉博恩的这些经历，还有一些事我没法儿写下来，因为要用文字描述实在是太可怕。另外，这还涉及一件我记不得的事：我是如何来到这座城市的？我父母出了什么事？我来到城市前的最后记忆是洪水和临时搭建的木筏，还有水中的死尸和濒临死亡的人，沉默不断扩展延伸——地平线上有一丝陆地的影子。我最后的记忆，是第二或第三次下沉，肺里填满泥沙。
然而当我醒来时，已经在城市里行走。我在河边行走，仿佛一直就在那里。
独自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