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60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黄河流域某个村庄的王大和王二两兄弟，正在享用野菜糊糊做的早餐。也就在此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拥进屋子里的是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他们二话不说，抓起两人就往门外拖。
“官爷，我们犯了什么事？给个理由。”两兄弟一头雾水地问道。
“没犯事，也没有理由。”官兵吼道，“皇帝要修房子，还要挖一条沟，人手不够用，抓你们去帮帮忙。你们是要建房子还是挖沟？这是一道必选题，二选一。”
“我喜欢建房子。”老大没有丝毫的犹豫，就抢先答道。
“那好，你去建房子吧！”老大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官兵带走了。
“请问官爷，皇帝要建什么房子啊？”老二看上去似乎精明一些，也谨慎得多。
“少废话！说了你也不知道，东都洛阳！”
“那我还是挖沟吧。”精明的王二认为，自己挖沟肯定要比哥哥建房子有活路。后来他才知道自己挖的沟要比村东头那条沟大得多得多，那已经不能算是沟了，而是一条大运河。小人物王二至死也不清楚有这样一组数据，属于这条大运河：通济运河与邗沟运河全长两千余里，三月二十一日动工，同年八月十五日皇帝就要乘着龙舟前往江都，前后只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时间。
小人物王二就这样无奈地上路了，数百万像他一样的农夫此时也正从各州各县各村向着同一个工地聚集。我们可以想象，绵延千里的工地如同一个巨大的牢笼，身陷其中的王二在绝望中一锹一镢地开掘，开掘又使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他只能看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他身边倒下。历史就是用数以亿计的小人物的牺牲，来换取时间深处那些屈指可数的功与名。布衣小民的生命从来都上不了历史的台面，一句“隋民不胜其害”也就交代了过去。
1.来自南方天空的诱惑
大业元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江南正是大好的风光、大好的时节。一个长身玉立的身影款步登上岸边的龙舟，文武官员紧随其后。桅杆上锦帆次第张开，武士的刀剑在空气里散发着凛冽的光泽，殿脚女和宫娥艳丽的服饰倒映在运河的清波里，时间深处晃动着暧昧的脂粉香气。
在这明媚的秋光里，每个人身后的影子都比他的实际身量伸长了许多，也扭曲了许多。垂杨依依，天涯迢迢，整个画面流淌着现代派画家浓艳而疯狂的意象。那领头之人就这样拖着自己的身影，器宇轩昂地走进了龙舟的头舱。
那人不是别人，正是大隋王朝的第二代君王，死后谥号“炀帝”的杨广。“炀”是一个很生僻的字，何谓“炀”？“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反正都是不好的词汇，昭示不好的名声。在中国历史上，得到这一谥号的还有一个皇帝，那就是陈后主陈叔宝。讽刺的是，陈后主能够得到这一谥号正是拜杨广所赐，但后人习惯称陈叔宝为“后主”。如此一来，“炀帝”也就成了杨广的专用标签，再没人和他去抢。
南下的船队从洛水入通济河，其中包括官船二千八百四十五艘，兵船二千四百艘，外加纤夫八万人，这八万名纤夫中，有专门为皇帝的龙舟拉纤的“殿脚”九百人。有着九百人的“殿脚”，我们可以想象杨广乘坐的龙舟有多么庞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更像是一座水上行走的宫殿，而不是舟。这样一支船队首尾相连，绵延二百余里，可谓气势浩荡。
龙舟乘风破浪，也直接将杨广送往政治事业的巅峰时刻。十三年的帝王生涯中，不安分的他先后八次出巡，留在京城长安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年。杨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水平还算过得去的诗人，还是一个在金粉与铁血中肆意妄为的非主流君主？没有人只戴着一副面孔行走于世，可是能将几幅面孔背后的身份都做到极致的却不多。杨广的那首《春江花月夜》写道：“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有文学评论家说，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帝王对诗歌艺术有着很高的造诣，他的诗歌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表现出了明显的融合南北诗风的特色。
诗人与帝王，一个是精神世界的无冕之王，一个是现实世界的冠冕之王。如果我们将杨广的政治经历也视为一首诗，那么这首诗的开篇显现出了万丈豪情的气象。历代帝王大多定鼎于北方，并将更多的精力与关注点放在了北方或者更北方。与他们不同，杨广却将自己深情的目光投向了烟雨迷蒙的中国南方。之所以如此，与他的政治经历密不可分。开皇八年（588年），身为晋王的杨广率五十万大军平定南陈。也由此结束了自“永嘉之乱”以来将近三百年的纷乱格局，中华文明就此实现了自秦汉之后的又一次大一统。此时的杨广只是一个十九岁的翩翩少年，意气风发，立马扬威，野心勃勃的皇子在政治舞台上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随后，他被封为扬州总管，在江都一待就是十年。
在江都的十年时间，杨广正值二十岁到三十岁。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是性格形成的关键十年，也是为事业打基础的黄金十年。在这十年时间里，杨广和隋朝的军界重臣们有了更多沟通与合作的机会。也正因为这十年，让他后来对江都尤其偏爱。这种偏爱既包含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篇布局，更体现了一个普通人对第二故乡的眷恋。
一个流淌着北方血统的皇子长期浸淫于江南的清风明月，这难免会让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一边是重重关山和漠漠大野的硬朗，一边是山温水暖和稻香鱼肥的灵秀。北方的阳刚与南方的阴柔在杨广的血液里碰撞，然后融合。他不是生在寻常百姓家的孩子，而是一个无限接近权力巅峰的皇子。在扬州的十年时间里，杨广将自己的欲望和野心收敛得接近于无形，身居风花雪月之地，不但没有声色之好的享乐主义倾向，而且天天穿着打着补丁的王服，就连手下婢女也都是一副相貌平平、蓬头粗服的样子。
六年前，离开江都的杨广不过是一个处处都得藏着锋芒、留着小心的藩王，而今天去往江都的是在人间可以翻云覆雨的君王，他的内心也有着普通人的衣锦还乡的情怀。
他问身边的大臣：“自古天子有巡守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胭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大臣回答：“此其所以不能长世。”这样的回答正是杨广想要的结果，他哈哈大笑。
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刚刚登上帝位的杨广就将自己巡幸的第一站定在了东都洛阳。自古以来，帝王们在长安的粮食接济不上时，才会想到“就食东都”，或是在长安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才会想到来这里寻求政治避难。
置身于东都的杨广问身边的大臣，洛阳居天下之中，北临黄河有太行之险，南通宛叶有鄂汉之饶，东近江淮有渔盐之利，西接渑淆有关河之胜。如此上佳之所，为何没有君王在此建都？
尚书右仆射苏威说：“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这句话是在赤裸裸地拍皇帝的马屁，古往今来的那些帝王不是不知道洛阳是龙门宝地，他们之所以没有在此建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天只能将建都的机会留给你杨广。
在大隋王朝的旗帜下，南北财货争奇斗胜，八方衣冠尽显风流。杨广登基之初，隋朝各项经济指标和人口数量的增长都呈递增之势。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帝国的命运走向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局面。但是历史从来都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有任何的假设可言。
杨广的性格深处有着古今文人的通病，那就是对自己的能力自视甚高。自己既然能够成为天下人的领袖，才能自然居于众生之上。他曾经自负地说：“天下的人都认为我是因为生在皇家才能继承皇位，拥有四海。但是如果让我和那些知识分子搞一次以文治武功来竞选皇帝之位的竞赛，我也是当仁不让的天子。”
不知道杨广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此番话的，是对自己自视过高，还是对天下士子过于失望。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杨广的血液里依然流淌着魏晋文人的孤傲孑然。他将文人的自由与帝王的刚霸融于一体，权力的游龙剑由此锻造而生。
杨广的身上有着难以根除的诗人气质，正因为如此，他那不合时宜的政治理性充满了浮华糜烂的气息。诗人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情怀，让他对这个世界有着近乎疯狂的完美追求。他登基之前，十年江都总管的任职履历让他对南方有着别样的情怀，或许是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让他找到了自己精神世界的原乡。等到他将那套象征权力的龙袍披挂在身，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就迫不及待地裹挟着权力狂奔而去。
如果说诗人与政治家是两种分工不同的职业，那么杨广更接近于一个完美的诗人；如果说，时势造就了他，将他送上权力的巅峰，那么坐在龙椅上的他，最后还是成为从龙椅上出走的诗人。说得好听一点儿，他的出走，是以诗人的方式在这块版图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说得不好听，杨广是个喜欢折腾的主，而且这种折腾，完全遵从于个人的内心世界，是一种不管不顾搏命似的折腾。
折腾，是非主流诗人的创作路径；而折腾，往往又是一个执政者的命运死穴。
没有做过皇帝的人，想象不到登上权力之巅是什么感觉。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座城池的命运，一句话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兴衰。权力越来越大，需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从诗人到皇帝，这种角色转换造成的落差，让杨广体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眩晕感。诗人擅长用文字构筑精神世界的乌托邦，而帝王则用权力改变现实世界的国与家。
杨广，他要将诗人与帝王这两种角色的特质集于一身，并且要做到完美，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权力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美学家”更加合适。权力成了非主流诗人手中的一支笔，杨广运笔如风，在帝国这张华丽的纸上挥毫泼墨。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严重倒错，甚至是完全背离时，就注定了他只能成为一个不靠谱的执政者。
不靠谱的执政者是永远也成不了政治家的，只能做一个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诗人。
如果一个帝王能够在他所统治的时代里，迎来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盛大景象，就能说明这个皇帝够得上一个圣君的标准。杨广一方面向高丽发动进攻，以实现“四夷宾服”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又营建东都、凿通运河、修筑长城、开凿驰道，他像一个辛勤的农夫在自己的土地上没日没夜地折腾，每一项投入都不惜血本，倾全国之力。他马不停蹄，一次又一次地北巡和西巡，前所未有地扩张了中华帝国的版图。
按照中国人评判历史的标准，杨广的这几个大手笔并不像一个安于享受的帝王应该去做的。不管出于怎样的一番考虑，中华帝国都在以一种另类的姿态趋向杨广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颗浮躁而澎湃的霸主之心，也由此得到了空前的满足。对于诗人杨广来说，他要构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世界；可是对于皇帝杨广来说，这又是一项宏大而艰难的命题，而他又没有能力处理好个人英雄主义与千秋功业、人民的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
营建东都，为了证明自己是权力正统的核心；修建长城，是为中华帝国竖起一道坚硬的屏障；修筑运河，是为了贯通南北漕运的血管；征伐高丽，是“圣王之业”弈局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棋，也是杨广运作帝王权力的胜负手。
杨广希望能够通过征伐高丽，使他的权力在秦汉版图的基础上得以延伸，那样的话，他就有可能超越秦皇汉武，成就属于自己的千秋霸业。
2.患上癫狂症的权力诗人
有人说，杨广是冲动的，而冲动是要人命的魔鬼。马基雅弗利在他的《君主论》中写道：征服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所以只要能够成功，总能得到人们的称颂而非指责。但若力不能及而又执意前行，很可能会铸成大错而受到谴责。
杨广攻伐高丽不过是一时偶然的冲动，很多年后，他在一首写给宫女的情诗里说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这个偶然的冲动发端于大业三年（607年）的春天，杨广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大营，遇到高丽使者。大臣裴矩在旁边进言，高丽本来就是箕子所封之地，汉、晋时期皆为中华帝国所辖郡县。高丽自古就是中央王朝的藩国，这些年既不来朝拜，也不肯进贡。如今，我大隋已统一四方，创下亘古未有的盛世，怎能容忍它在境外之邦。
这样的话对杨广来说，无疑是一团燃烧的火焰。他命令高丽使者转告他们的国王速来朝见，不然将率大军巡游高丽国土。巡游是幌子，踏平才是他的真实想法。
一个偶然的事件，导致了一场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所谓历史的进程，不过是无数的偶然连成的一条线。高丽王闻报惊恐不已，可还是不敢到杨广面前报到。这为杨广征讨高丽落下口实，他当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更何况国内矛盾重重，战争或许可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这是资本主义总结的“以战养战”理论，可是战争在执政者看来从来都是关系到帝国利益的一场博弈。战争可以激发民众的国家意识，以此压倒其他的价值观念，统一国民意志；战争还可以促进就业，老百姓是要吃饭的；战争还可以减少人口，这样人均资源就会相应提高，底层民众就多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战争胜利可以掠夺各种社会资源，从而使得统治更加巩固。
没有人会做亏本的买卖，没有帝王会打赔本的战争。战争的收场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发动战争之时，没有人会认为自己就是赔本的那一方。
作为帝国军队的总司令，杨广号令天下兵卒不论远近，都要于大业四年（608年）春天集中于涿郡，他要用武力征服中华帝国在秦汉时期的“郡县之地”。
隋朝在外交上采用的还是较为开放的大国策略，实行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要定期朝贡，各国之间和平相处。如果有哪个国家不愿意臣服，帝国通常会采用战争手段将其强制性地降服。如果有国家敢于侵犯另一个国家，隋朝也会为了维护朝贡体制出手帮助弱国击败强国。当然，如果各国都能够臣服，隋朝也同样会给予他们优厚的回报。在这种大国外交理念下，隋王朝出现了万邦来朝的恢宏局面。杨广在友邦邻国面前过度地放大了这种四海臣服的局面，造成国力、人力与物力的极大浪费。
隋王朝的战前准备工作做得还是相当到位的，杨广下令修筑从陕西榆林到北京的驰道，这条驰道长达三千里。此外又打通了两条以涿郡蓟城（今北京附近）为交汇点的陆路干道：一条自南向北，一条由东往西。
杨广接着又发动河北百万军队开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这是南北大运河中最长，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段，“长三千里，广百步”。隋朝在修运河的同时，还在运河两岸筑起了专供皇帝巡游的御道，沿岸还种上杨柳树作为景观树。沿运河各大码头建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同时在蓟城建造了临朔宫。《北史》中有着明确记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杨广以涿郡（今北京）作为讨伐高丽的基地，驰道与永济渠作为水陆两条军需供应线。大运河最为重要的永济渠，从洛口到涿郡的一段，也成为杨广征伐高丽的战时专用通道。大量的军用物资和军事人员通过这条通道实现北运，临朔宫也由此成为征伐高丽的战前临时指挥部。
大隋帝国本来是由西边的北周、东边的北齐，还有南边的陈朝三部分组成的。隋文帝时，虽然用军事力量将这三部分强行捆绑为一个统一体，但是内部的裂痕还是无法抹平的。要将这三部分真正焊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靠东都洛阳和大运河将其串接起来。
大业八年（612年），全国应征的军队全部抵达涿郡。对高丽用兵是隋王朝发动的一场全民动员的战争。杨广对于这场战争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乎举全国之力，倾全国之兵来打这场带有侵略性质的战争。当然也有人站在杨广的立场上看待这场战争，这并不是一场纯粹意义的侵略战争。因为战争的理由给得很蹩脚，高丽是不服管教的附属国，战争只能算是帝国的内部事务。
其实六七世纪的高丽不能算是一个地区性的附属国，已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王国。在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与中华帝国争霸的潜力，而这种潜力有可能随时爆发为战争对抗的实力。唐史载：“高丽，本扶余别种也。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西北度辽水与营州接。其君居平壤城，亦谓长安城，汉乐浪郡也。”高丽人本是扶余古人的一支，于秦汉之际建国，建国之初，仅在浑江、鸭绿江中游占据一小片土地，范围和面积还不到今天的一个地级市大，人口更是少得可怜。与其说是一个国家，还不如说是一个部落领地。
由于资源和地域所限，高丽这个民族的生存特质有着巨大的柔韧性，国民意识里潜藏着强烈的生存危机。长期被殖民、被侵略、被分裂的历史和尚未摆脱依附强国的现实，使高丽这样的附属小国不得不学会在大国与强国的夹缝之间求得生存。
对于大国与强国而言，扩张是战略方向；而对于小国与弱国而言，生存才是第一位的。可是对于生存来说，做大做强才是其根本所在。杨广当然有自信的理由，那些自信者习惯于居高临下俯视芸芸众生。他接手了一个统一的经过二十多年精心治理的大好河山，一群以关陇集团为核心的文臣武将，以及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经验。
在大国与强国面前，有野心的小国与弱国通常采取的是一种表面顺服、暗地积力的隐形发展策略。虽然高丽偏安于帝国一隅，但是从来就没有放弃扩张实力的机会。如果中原王朝出现分裂和战乱，他们就会乘机蚕食土地，增强实力。
经过五百年的不懈努力，到了6世纪，高丽已经一口一口吃掉了汉代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土地，隔辽河与中华帝国相望。同时还征服了沃沮、夫余等游牧民族，“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领土扩大了十倍，人口也急剧增长。
在杨广的百万大军面前，高丽能够动用的军力已经达到二十万左右。一个能够调动二十万军队的国家，应该不算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小国。7世纪东北地区温暖湿润，适宜耕作，这时候高丽的国家人口应该在四五百万，而常备军应在五十万上下。
6世纪，高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强国，直接威胁隋朝帝国的复兴。
战争的统一指挥权由杨广本人持有，帝国的军队分为左、右各十二军。史书记载，在这三次征伐中，杨广都是御驾亲征，每次动用的军力都超过百万。百万大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绵延千里，是一道何其壮观的景象，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嗅到古道上飞扬的历史烟尘里，弥漫着帝国权力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狂热气味。
如果统治者一味地信奉“激进主义”，那么就会将自己的帝国带进一条权力运转的死胡同。在我们这个讲究中庸的国度里，“激进主义”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它随时会光临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无时无刻不在暗流涌动。对于历史，中国人早就习惯于用假设来推理真相，“如果……就……”的思维逻辑就像是一团火焰，吞噬一切与理性有关的政治情感。感性的杨广捧着他那平平仄仄的诗行，与荒唐的政治和权力相逢于7世纪。就像是双双对对热恋中的青年男女，以为只要相信激情燃烧的情感就可以缔造出一个属于他们的新世界，只要在政治操作中倾力灌注就可以梦想成真，抵达彼岸。激情有余，狂热过头，一直是拖累中国政治，使它无法摆脱中古式“伦理政治”的罪魁元凶。
中华帝国并不缺乏会写诗的皇帝，乾隆一个人就写了四万多首，几乎可以抵得上《全唐诗》的诗歌总量。可那蔚为大观的四万多首里能够称之为诗的少之又少，量变没有带来质变的帝王诗，充其量只能满足一个帝王附庸风雅的心态。杨广与其他帝王诗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的诗不是写在纸上的，而是写在一个国家的政治蓝图上。读他的诗，其间并不缺乏“理性”的光泽。在他的政治思维中，“激进主义”的狂想应该成为整个中原大地的主旋律。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之一，他们什么事都习惯于听从权威。皇帝是天命所归的天然权威者，他的指挥棒决定着天下人的幸与不幸。
这种人在顺境中容易自视过高，而陷入逆境之时又往往会自暴自弃，甚至产生心理扭曲。杨玄感造反，斛斯政与其通谋，事情败露后逃至高丽。杨广三次征讨高丽，高丽最后将斛斯政献出讲和。
行刑这一天，杨广诏令九品以上文武百官全部到场，并且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先是一批人持箭对着叛将斛斯政一通狂射，接着一批人持刀一阵猛砍，直到将斛斯政剁成一堆肉泥。杨广还不解恨，又下令：“烹其肉，使百官啖之。”吃完肉，又“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这种病态人格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所具有的，相反它更像是一个精神弱者的病症。如同一个嗑了致幻药的人，所有的疯狂都来自于现实世界的恐惧与沮丧。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抵达了一个盛世的巅峰。我们习惯了将唐朝视为盛世的标志性朝代，殊不知，大业六年左右的隋朝丝毫不逊色。二十七年后，有一个叫马周的侍御史在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上疏中说道：“隋家储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当时已是贞观十一年（637年），仍有人享受着前朝的改革成果，沐浴着前朝的恩泽，可见杨广当时创下了怎样一番盛世基业。
在天下承平，国力强盛之时，杨广并没有安于现状。到处旌旗招展，人喧马嘶，政治带给他的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现实的世界是一幅奔腾的盛世景象，他的文字无法企及。他宁愿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忠臣良佐们，他们透过连篇累牍的奏折反复提醒着他，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转折点，干柴遇烈火。
当然杨广身边的忠臣已经越来越少，偌大的朝堂之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明哲保身者，装聋作哑；心有异志者，等待机会；随波逐流者，骑墙观望。总之，沉默的大多数成为这个帝国官僚集团中的主流。当然这也是隋炀帝最愿意看到的，他曾经当着官员的面放过狠话：“我这个人向来不喜欢别人给我提意见，如果你们想通过给我提意见来博取名利，只会落得一个鸡飞蛋打的下场。”
杨广从继位那一刻起，就在倾力打造一个庞大的劳动生产线。此时的中华版图宛如一个巨型的劳动竞赛场，他让自己的帝国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大役之中，老百姓在生命难以承受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史料记载，隋炀帝时期最著名的三大工程：大业元年修东都洛阳，总计用十个月的时间，每月用工两百万；大业三年修长城，又投入百余万人；大业元年到大业六年修大运河，累计用工三百万人以上。有人做过估算，从仁寿四年隋炀帝即位到大业八年第一次东征高句丽，在这八年的时间里，隋王朝一共上马了二十二项大工程，动用人力达到三千多万人次。当时全国人口也才四千六百万，而八年时间就动用了三千多万人，每年平均征用四百万左右的劳动力，将近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几乎是全国男丁的总数。
成百上千的民工，大部分都倒在了工地上，无命归故乡。按照史书记载，营建东都洛阳，“僵仆而毙者十四五”；修长城，“死者十五六”；挖运河，“死尸满野”，河挖到哪里，运送尸体的车子就跟到哪里。那些罪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在当时看来完全是劳民伤财之举。
为了成就自己的圣王之业，杨广让整个帝国陷入这种全民皆兵、全民皆役的疯狂状态中。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山东、河南一带，水灾成患。自然灾害对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破坏，往往是一道无可挽回的致命伤。
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中华大地局部灾害无年不有。而中国官僚体系运行成本也是当时一笔昂贵的开销，再加上官贪吏残，使得帝国的权力集团吞噬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更何况当时的情形已是“丁男不供，始役妇人”，男丁被抓去参与对外战争或者直接送到帝国大工地上当民工，由此造成“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也就是说老百姓为了能够生存下去，很多人被逼沦为匪盗，用刀头舔血之类非法手段来获取血酬以维系自己生存的底线。
民间沸腾如此，那些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应该会有所警醒。他们往往会通过调整政治策略，来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为紧绷的帝国神经做暂时性的舒缓。可是对于自视甚高，一心只想着早日成就圣王霸业的杨广来说，不但没有丝毫的收敛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其实他并不是存心折腾天下百姓，在他的利益计算里，那些挣扎于底层的黔首百姓的生死与他的千秋大业放在一起称量，根本算不了什么，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
老百姓挣扎于死亡线上，各地的局势已呈烈火烹油之势，揭竿而起者比比皆是。可是杨广依旧沉迷于自己的英雄大梦中无法清醒过来。叛乱，在有着浪漫主义情怀的诗人杨广看来，不过是正常年份里疏通民怨的一条管道。成不了气候的叛乱，根本经不起帝国小股军队的轻轻弹压。
小民不足畏，那些寄生于权力机器的官僚才是最难伺候的人。杨广生性自负而多疑，尤其对于朝廷里那些和自己政见不一的人更是倍加警惕。他曾经对大臣虞世南说：“我性不喜人谏，若位望通显而谏以求名，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也就是说，杨广生性最讨厌别人进谏，如果一个已经身居高位的官员，一天到晚还想着靠进谏这种方式来博取美名，他尤其不能容忍，当场就会将其杀了。如果是一个卑微之士来向他谏言，他或许还会稍微地宽待，但是他终究不会让这样的人好端端地立于世间，早晚也还是会找机会将对方杀了。
尽管在此之前，杨广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够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干净，可是随着东征高丽一败再败，国内矛盾日趋紧张，权力结构内部本就不够稳定的利益链也呈现出松懈与断裂的迹象。
君臣之间无信任，官员之间非友即敌，谁又能挽帝国狂澜于既倒？有一首现代诗《杨广本纪》，里面有这样一段：“诗人注定不会成为最称职的帝王/即便有了鞠躬尽瘁的心情/诗人就是诗人/要不个性懦弱的文人/或者热血沸腾的疯子。”综观杨广的一生，这段话为他做了诗的结论。
3.杨广活在谁的幻想里
大业元年（605年）一月三日，杨广在大臣们的注视下，威仪地走向皇帝宝座。官员们行礼如仪，匍匐在他的脚下，这使他看上去似乎拥有无边的法力。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这种法力的控制。那一刻的杨广回头看了看，满朝文武似乎没有注意到他这一细微动作。他总觉得身后有两双眼睛在无时无刻地盯着自己，一个是先皇隋文帝杨坚，一个是他的母后独孤皇后。
一直以来，杨广习惯了活成他们所期待的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那段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他们的目光虽然无法穿透他的伪装，但也常常令他束手无策。
为了能够得到王位，杨广将真实的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在贵为帝王和王后的父母面前，他以一个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等到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外在的压力和约束都已经消失，天性中那长期压抑着的“激进因子”不可阻挡地活跃了起来。百无禁忌的权力强化了他的政治虚荣心，也同时助长了他内心的浮躁感。这么大的舞台，他演戏的欲望更加强烈。他继续扮演着一个虚假的自我，一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自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观众由区区“二圣”两个人扩展为全世界的人。
杨广带着臣僚登上了邙山的最高峰——翠云峰，那里曾经是老子的炼丹之所。西望云天，都城长安隐没于重重关山后面，那是先皇留给他的遗产，那里虽然有雕栏玉砌的宫殿和如花美眷，但他总觉得缺少了些什么。与此同时，他又将目光望向了东方，如果说长安是先皇的荣耀之地，那么洛阳才是真正属于他的新生之地。从长安到洛阳，就像是上天在指引他去完成一场更大的突围。
突围，一个新鲜而刺激的词汇，想想都让他觉得莫名的兴奋。平心而论，杨广所开创的那些事业，只要拿出其中两件就可以将他送进伟大帝王的名人堂。比如说科举考试，比如说大运河。之所以没能进入，是因为他太接近于一个离地三尺装神仙的狂傲诗人。才华这种东西大部分时候总是与理性相悖，如果才华始终转化不了才能，越投入就越疯狂。一个国家奢华浪费不说，穷兵黩武不说，没完没了的劳役也不说，农民被帝国无条件征用，他们被迫从土地上出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就这样被逼入生死一线。
隋王朝在国内外形势的急剧恶化中，与即将崩溃的权力体系来了一个火星撞地球似的碰撞。在零星不断的骚乱和劫掠之后，不满于帝国权力倾轧的杨玄感起兵于河南北部的黎阳，从而打响了帝国官员反对杨广的第一枪。他是杨广宠信大臣越国公杨素之子，官至二品，授礼部尚书之职。一个帝国的二品官员起兵造反，它的伤害值并不仅限于城池的失守和军队折损。对于帝国权力集团而言，它所产生的蝴蝶效应使隋王朝的政治体系分崩离析。杨玄感起兵有家族仇恨的因素，其父杨素的死与杨广有着密切联系。
杨玄感与李渊一样，不仅是隋王朝的社会精英人物，并且与皇室有远亲关系。其父杨素是隋朝的开国元勋，也是隋文帝杨坚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他本人官至礼部尚书，在杨广远征高丽之初，负责督运军需。也就是说，在那些叛军的领导层中，杨玄感算是杨隋帝国王公贵戚的反隋典型代表。
大业九年（613年）春天，在今天的山东地带连续爆发了数起农民暴动。杨玄感利用朝野上下对高丽之役的普遍反对和对炀帝本人的极度不满，纠集军队向东都洛阳进发，并将其围困起来。杨玄感喊出的口号是“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也就是说他要解天下生民于水深火热。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起义者在动兵之前都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往往体现在他们的口号上。
杨玄感是贵族子弟，是帝国的既得利益者，他不可能像农民起义那样，打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王室贵族起义一般打着“清君侧”或者与政治改革有关的口号，这样才能让旧的体制从内部瓦解。杨玄感在这时候举兵，一时间从者如流，队伍迅速扩张。
杨玄感起兵反隋，带来的影响很快就得到了验证。杨玄感起兵在隋朝统治集团内部导致了大分裂。杨玄感起兵与隋炀帝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大业年间，帝国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在权力结构内的影响力，将帝国权力重新洗牌。政治改革往往会导致利益格局的重新划分，在杨广的改革体系里，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以杨玄感为代表的一批关陇集团重要成员的特权利益。
本来就是干柴烈火的时局，如此一来，改革就成了点燃时局的那根火柴。
杨玄感这边大旗一举，那边就有大批年纪相仿的贵族官僚子弟蜂拥至黎阳，与杨玄感“共谋大事”。由于父辈都曾经是朝廷里的重臣，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与杨玄感又是儿时的玩伴。这些人中间有观王杨雄的儿子、开国名将韩擒虎的儿子、内史侍郎虞世基的儿子、民部侍郎裴蕴的儿子等四十余人。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人也直接响应杨玄感起兵。
在众多响应的贵族权力者中，有一个人是杨玄感的莫逆之交——李密。李密的爷爷李曜是北周的魏国公，父亲李宽是隋朝的蒲山郡公。此人才兼文武，尤擅兵法。他继承蒲山郡公的爵位后，散尽家财养客礼贤，结交天下英豪。
李密为杨玄感献上三条策略：上策是挥师入蓟（今北京西南）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克万全之势；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屯兵坚城之下胜负未知。结果，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计为上策久攻东都不下，功败垂成。
时势推进至此，拿起枪杆子闹革命已经不是那些吃不饱饭的农民才干的事，像杨玄感这样的帝国权力集团内部的既得利益者，也希望能够打破旧的分配格局，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利益结构。虽然说不破不立，但是这种“皇帝轮流做”的权力交棒游戏，新或者旧，对于中华帝国的政治体制来说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这场叛乱来得快，去得也快。前后只延续了不足两个月就宣告失败，杨玄感也落得抄家灭族，身首异处。火柴已经点燃干柴，想要自动熄灭已不可能。中华帝国烽烟四起，而权力系统内部和民间流传着各种未经证实的流言和带有目的性的谶语，成为泼洒于干柴上的助燃汽油。在隋文帝时期，已经被炒作过的“李氏当为天子”的神秘谶语再度甚嚣尘上。这条神秘谶语，令隋炀帝和他的权力拥趸者到了谈虎色变的地步，尤其是那些李姓中人，更是人人自危，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李渊，一个站在帝国角落里沉默隐忍了半辈子的贵族官员。
杨玄感的败亡，非但没有让杨广迎来一个喘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隋王朝的崩解。
各地叛乱风起云涌，大大小小上百支起义军投身于帝国利益的重新分配中。而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那就是以反对繁重徭役和兵役为口号。新体制的萌芽往往建立在反对繁重徭役的基础上，当新体制变为旧体制时，繁重的徭役又会成为压弯旧体制的最后一根稻草。
最先起兵造反的是长白山地区（今山东章丘、邹平境内）的王薄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的军歌《无向辽东浪死歌》里提出“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歌词一经唱出，“避征役者，多往归之”。也就是说，他们反对杨广到高丽打仗，拿他们这些贫民当炮灰。
李密的瓦岗军在讨杨广的战斗檄文中，开列了杨广不死无以谢天下的诸多罪状，其中有“广立池台，多营宫观，金铺玉户，青琐丹墀”。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杨广倾全国之力，耗天下之财。由此可见，在反隋的队伍里，为了逃避征役而投身反政府行列的，主要是那些挣扎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隋书》中记载：“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其实隋王朝的国库并不空虚，穷到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系的还是老百姓。
隋朝的财政体制是藏富于国，这就必然会导致官僚资本大量积累，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过得异常艰难。大业六年元宵节，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大设戏台，大演百戏。全国各地进京会演的戏班子，带着他们的拿手绝活儿，敲锣打鼓地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演艺人员有五万多名乐工，这些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通宵达旦，足足闹腾了将近一个月。那些随他西巡入京的诸国使节、商人都有幸见识了帝国的强盛与富足。
除了炫耀自己的精神文明，杨广又将物质文明显摆了一番。东都的市场整饬一新，供各国商人参观。就连那些成本低廉，收入微薄的菜贩子都要在店铺里铺上地毯。各国客商路过酒店，都会被连拉带拽进去喝上几杯，喝完后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根本没人问你要酒钱。胡人们觉得过意不去，就主动去柜台结账，老板们笑脸相迎道：“我中原大国富足，老百姓到酒店吃饭都是不要钱的。”
喝了酒的胡人，满脸写着狐疑之色，他们踉踉跄跄出了酒店，一头就撞在了路旁的树干上，可丝毫没有感觉到疼。半醉半醒之间，抬眼上瞧，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极尽奢华。对于杨广所展示出来的大国奢华之风，胡商们很不能理解。他们转脸问身边的中原朋友：“你们这里有人连衣服都穿不起，还不如把这些裹在树上的丝绸拿去给他们做衣服呢？”这句话极尽讽刺意味。
杨广一生可以说都沉湎于活给别人看的虚幻世界里，史料到处可以见到这样的记录：“高祖幸上所居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上尤自矫饰，当时称为仁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上曰：‘士卒皆沾湿，我独衣此乎！’”在隋文帝面前伪装不好声色，勤俭好德的样子，在当时被人称为仁孝。外出打猎遭遇下雨，手下人给他献上雨衣，他却说“士兵们都湿透了，我怎么可独自穿这件衣服呢？”
那些揭竿而起的反叛力量并没有统一在一面旗帜下，投身其中的叛乱者就像一个个走到了世纪末的疯狂赌徒，手中有枪有人有地盘就会找机会称王称霸。然后又找机会消灭邻近力量，以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这些激烈的斗争中，谁能够正确运用战略战术，并做好政治分化工作，谁就能占据优势，从而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在这些叛乱队伍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北方边境的李轨、薛举、刘武周等部，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后来的李渊等部，江西一带的肖铣等部，江淮之间的杜伏威、李子通、宇文化及等部。
其实隋末的叛乱者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农民出身，虽然这些队伍的基本构成以失去生产资料的农民为主，但是从叛军领导者的社会地位来看，其中不乏王公贵戚，还有一些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还有僧侣、奴婢和少数民族等。由此可见，帝国的权力阶层已经走到了一个全民情绪的引爆点上，以隋炀帝杨广为首的帝国权力阶层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梦想，不惜与整个社会为敌。
史称迨至隋末，不仅失去活命之资的农民难以生存下去，就连帝国的中产阶级也纷纷走向破产。当时在政府里助编国史的名士王孝籍，就是因为“不免输税”，弄到“申旦不寐，饥寒切体，卒岁无聊”的地步。
4.与烈火烹油的时代共舞
血统是造反者的理由
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着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同时也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这种说法也只是李唐皇室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的说辞，就难免会让人质疑。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一个血缘神话，神话往往是无法落地生根的谎言。在后来者的眼里，贴上去的金粉固然无碍皇家的尊荣，但始终无法渗透血肉。
中国人的血缘纽带往往只限于三代或者四代，上延下伸，跨过这个界限，血缘的纽带扣就会慢慢松开，直至断裂。原因很简单，中国是一个讲究家族传统的社会，每个人的血缘都能产生一种势能，而这种势能往往由血缘生成情感。中国人讲究“隔辈疼”，也就是说爷爷疼孙子，胜过孙子将来回报给爷爷的感情。中国人含蓄的情感表达注定了血缘就像河流一样，往下流淌。
李唐皇室为自己脸上扑的金粉还算厚实：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六世祖李歆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掉以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也是北魏的重臣。
现代人续家谱喜欢攀名人，更何况帝王之家的家谱，更是来不得半点污浊。老子英雄儿好汉，后人做皇帝，前人当为王，这种由后者往上逆推的条件句式依然合乎情理。寻常人家通常只是将个体的荣光向上逆推两三辈。可是对于至尊至贵的皇家来说，家族史就是国史，他们恨不得将家族的至高荣誉逆推至原始社会那只刚刚进化了的猴子身上。好让天下臣民晓得，皇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炼成的。
李唐皇室之所以想尽办法与西凉王李暠攀上关系，是因为他既是北魏的豪门显宦，又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后裔。如果能够将家族的血缘管道与李暠完成一次对接，那就意味着李唐皇室不仅出自汉代名门，而且世代均为陇西望族。可是经过史家考证，李渊的家族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关系。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是折射着七色光的泡沫，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如何，李渊家族在6世纪下半叶已经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神话的轨道，进入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周书》）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不止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大小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第一位。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一条颇为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的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两人刚结婚时，杨坚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身为女人的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大权。有一次，她的娘家人犯案，杨坚想看在她的面子上宽恕此人，可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史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旧唐书？高祖本纪》）。也就是说，少年李渊就具备一个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良好人缘。
李渊作为出身于北朝的关陇贵族子弟，如果说，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遗憾的，那就是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这种亲情上的缺失，深刻地影响着他后来在处理家庭与子女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李渊七岁的时候，父亲李昞去世，母亲去世似乎更早一些。这个世界的孤儿有很多种，对于朱元璋那样一个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孤儿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而对于生来显贵的李渊来说，则又是另外一番情形，毕竟不用为衣食所忧。于他而言，如何摆脱生存环境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才是第一位的。
所幸的是，李渊虽然失去双亲之爱，却有一个待他视如己出的姨妈。而他的姨妈能够为他提供的不仅仅限于亲情上的慰藉，因为他的姨妈有一个强势的身份，那就是隋国公杨坚的妻子。随着南北朝在政治、经济上逐步衰落，身为北周辅政大臣的杨坚于公元581年二月迫使年轻的周静帝让位，自立为帝。因杨坚曾官居隋国公，故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
杨坚登基后，果断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社会改革，巩固了隋朝的统治，并于开皇八年十二月攻占了南朝的最后一个王朝后陈的都城建业（今南京），进而宣布了南朝政体的消亡。至此，长期分裂的中国又复归统一。
在政治变革风生水起的大时代背景下，李渊的姨妈独孤伽罗也妻凭夫贵成为大隋王朝的一国之母。此时李渊刚满十六岁，正步入一个男孩向男人蜕变的人生阶段。独孤氏是个强势的女权主义者，十四岁时嫁与杨坚，就逼着自己的丈夫对天起誓：一生只爱她一人，坚决不与其他女子生育子女。
成为皇后的独孤氏牢牢地控制着隋王朝的后宫，成为历史上最为出名的“妒”后。而杨坚的表现也符合一个好男人的标准，始终恪守着自己所发出的那句不靠谱的誓言。对于一个帝王来说，这句誓言过于严格，可杨坚还是遵照执行，他的五子五女都是独孤皇后一人所生。史料记载：“独孤后性妨忌，后宫莫敢进御。”
独孤氏的“妒”达到了一种心理扭曲的状态，说是变态也不为过。独孤皇后每次见到朝野大臣家养有娇妻美妾或妾室生了孩子，一定要隋文帝将那人贬官。有一次，隋文帝宠幸一个官员的女儿，独孤皇后得知后，命人将其活活打死。隋文帝心中有着百般愁苦，也只能私下叹息：“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在感情的世界里，杨坚真是个万里挑一的好男人；对于帝王来说，他对待感情的态度更是难能可贵。
父母双亡之后，李渊大部分时间都寄养在独孤皇后身边。父亲去世的时候，李渊只是七岁的孩子，正是承欢父母膝下的好时光。李渊虽然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更多的爱与关怀，却继承了他们高贵的血统，袭封唐国公。独孤氏（他的母亲家族）的祖先为漠北的鲜卑族，后来随北魏拓跋氏入主中原而南迁，最终定居在中原境内。李渊身上流淌着汉民族、鲜卑、突厥的混合型血液。
对于一个孤儿来说，除了要面对外部世界的纷繁复杂，更要战胜内心世界的孤独，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在那样一个世道里求生存，没有强大的内心，就不可能拥有强大的生存能力，想要走得更远几乎是不可能的。李渊显然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拓展了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成人后的李渊是一个为人潇洒，性情率真，善于搞好各种人际关系的公关型人才。人际关系是中国社会生存和发展中最重要的软环境，无论是经商中投资的机遇，还是权力场上的竞技，人际关系都起着无可取代的作用。
李渊后来的妻子窦氏是隋定州总管神武公窦毅之女，其母为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因此李渊与隋朝上层统治集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确保了李渊不同于那些身世飘零的孤儿。至少在一个王国的权力世界里，他并不是一无所有的孤儿。李渊在隋文帝杨坚身边做了一名侍卫——千牛备身。
对于中国历史而言，隋开皇九年（589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在这一年里，平陈之战结束，持续分裂了近三百年的中华大地终于重归一统。这一年，李渊刚满二十三岁，青春正当时，也正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阶段。
自古以来无数人的实践证明，一个人的出身虽然不能决定他的人生之路，但二者之间却有着莫大的关系。要探究李渊所走的人生道路，就绕不开社会阶层划分这一规则体系。
在隋朝的社会体系中，各阶层的划分有着明确的法则。按照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从低到高依次排序：奴隶、平民、中下层庶族地主、上层士族、关陇军事贵族、皇族。如果我们把整个社会比为一个金字塔体系，那么奴隶和平民就处于塔底，而庶族地主以及上层士族和军事贵族，处于塔腰的位置并逐级向上，而风光无限的塔顶，便当仁不让地为皇族成员和皇帝所占据。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帝国权力的金字塔体系中，撇开那些处于塔顶的皇族不论。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渴望自己能够在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体系中获得最佳的位置。正是在这种欲望的驱使下，他们都绞尽脑汁，奋力向上攀缘。有条件利用条件，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在这个艰难攀缘的过程中，有人不得要领，中途跌落，有人深谙规则，如鱼得水。
不过金字塔体系是先于规则而存在的，规则只是附于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算有人试图超越等级，抵达它的更高处，也只能是始于想法又止于想法的事。中国人讲究的是等级，《左传》云：“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作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等级制的作用是将全国人民都纳入一种从属关系中，使每个社会成员都归属于金字塔结构，凸显人的不平等，强化每个人的身份意识，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唯有如此，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这种金字塔结构提醒人们，任何事物都不能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
在北朝北魏时期的军事体系中，官家体系里设置了一种高级禁卫武官。这种高级武官除了要负责皇帝的人身安全，还要执掌御刀“千牛刀”，这种禁卫武官就是“千牛备身”。虽然千牛备身的品级只有六品，但由于是皇帝的贴身侍卫，不仅威风得很，同时也很容易获得晋升，是一般贵族子弟梦寐以求的美差事。
有资料显示，千牛备身之类的御前侍卫一般任职时间为四五年，然后就可以通过吏部的考试而被选派到地方为官。根据李渊的官员任职履历，以及隋朝的职官制度等各种史料分析，李渊在大兴殿里为隋文帝杨坚站岗放哨将近十年。如果从开皇初年，李渊十六七岁算起的话，他二十六七岁才离任。这十年时间，是一个男人干事创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形成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阶段。
李渊在这十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调离京城，这里显然有他姨妈独孤皇后的一份功劳。将李渊置于自己身边，从个人情感因素上来说，这样既可以照顾到他，又可以着力培养他在权力场上的生存意志；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隋文帝和独孤氏对李渊有着深刻的信任感，皇帝身边的人通常是最得皇家信任的，尤其是涉及皇帝的安全的人员。
杨坚以一种近乎神奇的速度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进帝国的各个权力要害部门，尤其是帝国的军事枢要部门。如此布置，京师重地就会成为杨家禁脔。
凭借着良好的人缘和过人的社会交往手段，这时候的李渊深得杨坚夫妇的欢心。在独孤皇后的关爱之下，羽翼将丰的李渊做过畿辅地区和中国西北战略要地的刺史或郡守。先后辗转累任谯（今安徽亳县）、岐（今陕西凤翔）、陇（今陕西陇县）三州刺史。也就是说，隋文帝在位期间，李渊的最高官级只达到过地方州郡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刺史（太守）。
在这期间，李渊对姨夫杨坚的大隋江山忠心耿耿，并无异心。顶多是在夜深人静睡不着觉的时候，为自己的权力得失做一番权衡和考量，考虑自己是继续留在杨坚和独孤皇后身边发展，还是找个机会到地方上做一个真正有实权的封疆大吏。最后的结论往往是，只有离开才是最完美的回归。这期间，李渊还完成了自己的另一件人生大事——结婚。
李渊的婚配对象是窦氏，此女非寻常人家女子。她是京兆平陵（今陕西兴平）人，父亲窦毅是北周末年的上柱国，金州总管，爵封神武公，而她的母亲是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李渊的这段婚姻虽然有着浓烈的政治意味，所表现出的形式却是一部浪漫的偶像剧。要知道，在门阀制度下，最为人所重视者为“婚”与“宦”，因为“宦”是门阀士族势力得以稳固的基础，而“婚”则是保持家族高贵血统的纯净，并借以攀结其他高门贵族的必要手段。
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十分招人喜欢。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长女）、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
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阿史那。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阿史那，对她的态度极为冷淡。
也许由于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耳濡目染，窦氏从小就表现得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极为难得的。在对待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抑情抚慰，以苍生为念。但须突厥之助，则江南、关东不能为患矣！”也就是告诉舅舅，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突厥还很强大，希望舅舅能够抑制自己的情感，好好对待突厥皇后，只要突厥配合，江南和北齐就容易对付了，统一大业也容易实现。
这句话超越了同龄孩子的政治智慧，让所有人都为之吃惊。如果这句话出自成人之口，周武帝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对于这个小孩子提出的问题，他还是放在了心上。
周武帝接纳小外甥女的进谏，从此对阿史那皇后态度大为转变。六七岁的小女孩能有如此深远的政治见解着实让人惊叹。这种胆识与血性，或许和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密切的联系。窦毅在听说这件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
后来杨坚代周受禅时，窦氏大哭道：“恨我不为男，以救舅氏之难。”窦毅与襄阳长公主忙掩其口说：“汝勿妄言，灭吾族矣！”或许窦毅认为此女非寻常女子，如果随便嫁人，将来难免会为窦氏家族留下祸端。窦毅采用了武侠小说里常见的方法，在长安城公开招女婿，以武会英雄。作为皇亲国戚，窦家大小姐还是很有市场的。消息传开，京城内外的贵胄王孙、豪门子弟竞相前往。
窦毅选女婿的方式很奇特，他一不问家世财产，因为窦家有的是金银珠宝，贵为皇亲在物质上并无特殊要求；二不挑剔容貌气度，只是在园中置一个门屏，屏上画了两只孔雀。凡有上门求婚的，不管老幼美丑，每人必须在百步之外张弓射箭，谁能射中孔雀的眼睛，谁就成为窦小姐的乘龙快婿。
结果李渊如愿抱得美人归。有人说，李渊由此攀上了窦家的高枝。其实真相并非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窦皇后的父亲窦毅在后周算是一颗政治明星，可惜他的小舅子周武帝宇文邕短命，内侄又过于不着调，以至于被杨坚取而代之。
在杨坚大肆清算前朝遗老的时候，窦家感受到的是空前的政治压力。如何摆脱与前朝皇族的利益勾连，如何在新朝的权力结构中寻求突破的新路径，成为一个权力指数正在走下坡路的家族的当务之急。他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女儿的身上，嫁出去的女儿虽然是泼出去的水，但是为人妻后的女人就有了妻凭夫贵的资本。为女儿找个权力靠山，来挽救行将崩溃的家族利益，是窦家人的现实想法。
李渊是最佳的人选之一，他的外公是独孤信，姨父杨坚是帝国的新任帝王。比武这件事，也许是窦家安排好的一场局。这场局不是为网罗天下英雄，而是为李渊量身打造的。对于此次招亲，两《唐书》中分别记载道：“乃于门屏画二孔雀，诸公子有求婚者，辄与两箭射之，潜约中目者许之”；“因画二孔雀屏间，请婚者使射二矢，阴约中目则许之”。最后的结果却是“射者阋数十，皆不合。高祖最后射，中各一目，遂归于帝”。
“阴约”和“潜约”在这里表达的是同一层意思，也就是说，比赛规则并没有向那些求婚者说清楚，而是窦家暗中许诺，射中眼睛者胜出。
“高祖最后射”也是暗藏玄机，李渊之所以压轴出场，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大赛组委会（窦家）在赛前就向参赛选手（李渊）泄题，使得李渊提前获知比赛的潜规则；二是这是一场专门为李渊设的局，规则按他的表现而定。最后出场的李渊显然是为了赢得比赛而来，他出场后，这场毫无公平可言的竞赛也就到此结束了。即使李渊一箭偏离靶心，窦公也会临时修改规则，最后一个偏离者为胜方。
关于李渊的箭术，倒是有据可查。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要游幸汾阳宫（在今山西宁武县），命李渊为其开道护驾。李渊受命后率军东渡黄河，驻军龙门（今山西稷山县北古城）。当时叛军首领毋端儿“帅众数千薄于城下”，李渊“从十余骑击之，所射七十发，皆应弦而倒”，叛军溃败而去。面对敌方数千人，李渊只带了十余骑，所射七十发，居然能够箭无虚发。没有非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怕是无法做到的。窦毅与妻子襄阳长公主在私底下商量女儿终身大事时，也定下了基调：此女才貌如此，不可妄以许人，当为求贤夫。也就是说，窦家对女儿的夫婿有着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不能随意嫁个庸常之人。
大业初年（605年），杨广通过非常规手段成为隋王朝的新君，也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为自己留下罪孽深重的一笔。对于那些开口必言尧舜德，闭口总道孔孟圣的史家而言，杨广俨然成了末世昏君的典型代表，什么弑君篡位、奸淫父妃、诛戮贤臣、大建官苑等罪行，杨广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性格决定命运，当天下人的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一个人的性格便可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有些皇帝，或暴戾多疑，或阴沉偏狭，或荒唐无稽，在这样一些皇帝的统治下，臣民们又怎么会获得好的命运，而臣民们没有好的命运，也就意味着这个王朝不配有好的命运。皇帝能左右天下人的命运，而天下人的命运也同样能够主宰皇帝的命运。
胡戟教授曾经说过一句尚算公允的话：“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杨广即位后，对自己的表弟李渊还算过得去。从小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身边长大的李渊，与杨广的成长过程应该有一段时间上的交集。这种交集很多时候会转换为情感上的倾向性，中国人讲究人情世界里的差序格局。费孝通老先生说：“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差序格局就是我们常说的人际关系格局，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圈状扩展，关系递减的圈子。这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内外有别，亲疏不同。中国是“熟人社会”，小圈子里面的人相对来说会彼此信任一些。李渊与杨广是表兄弟，按照差序格局原理，他们是距离彼此“中心”较近的那道波纹。
我们常说家国天下，可国情又不完全等同于家里的状况。杨李的权力身份决定了这份亲情难以替代帝国的政情。所以两人的亲情关系，在权力的作用下，有了更多趋利避害的成分。有一次，杨广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羞辱李渊是“阿婆面”，也就是取笑他“高颜面皱”，长得像老太太。李渊十分气恼，回家见到夫人羞愤难平，不禁怅然落泪。
李渊并没有脆弱到因为相貌问题而流泪，而是他从杨广的话语里读解出更为深层的问题。对于生长于帝国核心政治家族的李渊来说，他对于权力得失的解读要比其他人来得更为直接和敏感。这些时日以来，他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他内心曾经强硬的部分，似乎被一点点地吞噬。
其实杨广即位后，对他这个表弟还算过得去。可是对于权力者来说，少年时的情感始终代替不了权力上的交割。皇帝的金銮殿也毕竟不是慈悲的佛堂，它自古就是靠死人骨头堆起来的。
李渊从皇帝对待自己的态度，很快就解读出自己在仕途上的黯淡前景，以及李氏家族在帝国权力结构内中的尴尬位置。因为距离权力高层太近，李渊比其他人更了解帝国政治的运作规则，也更加明白受到君王轻视将会有怎样的下场。念及于此，李渊难免会黯然神伤。在他伤感的背后，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帝国贵族在末世来临前脆弱的政治敏感度。
男人的哭，有时有一种迷人的魔力，仿佛此前长久的压力和委屈，都是为此次释放所做的情绪准备。所以那天，李渊在夫人面前肆无忌惮地大哭了一场。窦氏和几个孩子也一起抱头痛哭。这是他们夫妻二人第一次用哭声对话，哭得相当默契。由此可以看出夫妻之间和谐的感情，以及他对窦氏有一种精神依恋，而这一切源于窦氏是个有能力、有想法的女人。她既能够为自己的男人带来创业的思路，又能适时平复他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家人哭完了，窦氏劝自己的夫君：“公封于唐，阿婆乃是堂主。”也就是说，“堂”即“唐”，阿婆就是堂主。这是好的兆头，说明相公将来要做唐国之主。
窦氏的这番话又让李渊眼睛潮了，不是因为难过，而是因为高兴。他们彼此的理解，在哭声中开始，也在哭声中结束。窦氏的一席话打通了李渊内心世界的任督二脉，他借着窦氏的这句吉言，居然当天晚上就在府上设宴以示庆贺。
其实窦氏在这里只是偷换了一个概念，解释也给得有些牵强。为了这样一句话，李渊摆宴相庆显然过于夸张。李渊的兴奋点到底在哪里呢？无非是窦氏的一句话，暗合了他胸中藏着的某种政治野心和权力欲望。加上“李氏当为天子”的预言尽人皆知，机缘暗合，难免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在冥冥之中拥有了天命，他不敢公开庆贺，只能“私相贺焉”。李渊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想法究竟是什么，是帝国权力即将易手于己，自己将成为一个新王朝的帝王吗？
如果说李渊是成功男人的典范，那么窦氏就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大业初年，李渊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曾经得到过几匹身形与速度都超一流的骏马。好武之人都好马，李渊如获至宝。窦氏却告诉他：“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
李渊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他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后来杨广知道了这件事，对他进行责罚。李渊汲取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所说的去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赢得天子欢心。
将隐忍修炼到最高一层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这个世界无穷大，而人的认识十分有限，生有涯，而知无涯。在任何时段里，都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认识。比如谶言这个听上去很玄妙的玩意儿。《辞海》里对“谶”的解释是：“预言；征兆。”
谶言多用于政治斗争中，是一种具有宗教神学色彩的政治宣传。通常用来为谋求权力者或已登上权力宝座的统治者大造舆论，从而收服具有传统天命观的民众，证明其权力的合理性。
谶纬神学在西汉末年的哀平之际大兴，王莽与刘秀就曾利用图谶、符命，作为“改制”与“中兴”的合法依据。在这些事件的推波助澜下，到了东汉，谶纬神学更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历史上所谓的神奇的谶言通常分为三类：一是官史的粉饰，二是野心家的编造，三是大众的选择性记忆。当然，还有部分巧合的因素不容忽略，巧合的因素要远远小于人为的解释和放大。
6世纪末7世纪初，“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在市面上十分流行。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都知道。这一谶言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主要功能是为自己臣服的那尊权力大佛找到一个存在的理由。大业九年，已经四十三岁的李渊转任卫尉少卿，是一名专门掌管京师军事器械的从四品官员。同时他还兼任一项重要的军事任务，那就是在隋炀帝二次远征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向东北前线（今辽宁省）运送军需的监督官员。
对于一个四十三岁，人生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来说，李渊所获封的从四品官级，的确算不得什么。我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渊在隋王朝的两代帝王心目中，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信任，但始终没有得到高官显位和实际权力。
隋文帝杨广将护身之责交予李渊，而隋炀帝杨广则将战争所需军资交到李渊手里。李渊能够在帝国谋取到实际利益，无非取决于两点，一是先人所赋予的豪门世族的血统，二是与杨氏皇族的母系血亲关系。
杨玄感起兵这件事在李渊内心深处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者既不是赤贫阶层，也不是权力的冷落客，而是位居礼部尚书高位，世袭楚国公的本朝贵族。这时候，李渊已经被杨广调到弘化郡（今甘肃省合水）担任留守。他非常佩服杨玄感振臂一呼的勇气，同时也为他的命运忧虑。其妻兄窦抗也劝他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
李渊没有同意，虽然听到杨玄感起兵的消息时，内心颇不平静，但他觉得造反的时机还不成熟。杨广这时候委派他镇守弘化郡，并兼管关右诸军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卫通往京师的战略要道。根据后来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李渊的气质类型应该属于黏液质。这种人习惯将自己内心的欲望深深地埋藏起来，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做到平静地克制与忍让。如果作为对手的话，这种人也是最为可怕的。在李渊看来，杨玄感发动的这场起义过于唐突。而结果也真的如他所料，仅仅两个月杨玄感便兵败身亡。
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动荡，地方叛乱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波及面越来越广。大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拥进了叛乱者的队伍，他们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瓦岗军中的魏徵、祖君彦，窦建德军中的杜伏威、李子通，以及江南农民军中的李百药等，都是各地叛乱者的代表人物。
不只世俗权力阶层中的人趋之若鹜，就连一些不甘于青灯黄卷的僧侣也参与到叛乱中来，其中有扶风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出世”的唐县宋子贤，等。除此之外，反隋队伍还出现了少数民族的身影，而且势力同样不容小觑，如秦陇地区的屠各胡人起义，江南地区的俚、僚诸族人民起义，等。
众多的阶级、阶层和少数民族卷入这场时代的洪流，使得一个王朝呈现出末世狂舞的盛大图景，中华帝国也因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政治乱象。
在众多的叛乱者中，地主武装发展最为迅猛，尤以关中地区居多。李唐政权的根据地也在关中地区，这一地区集中了大量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他们在地方上势力强大，在社会上声望卓著，在政治上能量很强。
李渊占领长安后发布的《授三秦豪杰等官教》檄文中这样写道：“义旗济河，关中响应，辕门辐辏，赴者如归。五陵豪杰，三辅冠盖，公卿将相之绪馀，侠少良家之子弟，从吾投刺，咸畏后时，扼腕连镳，争求立效。”也就是说，关中豪强的数量、质量都高于帝国版图的其他地区。帝国统治阶层为了各自的利益，蜂拥而起。
这就像一块巨型利益蛋糕，每个人都想趁乱瓜分，下手晚了，恐怕连个渣儿都吃不到。
隋朝是中国经历长期分裂之后才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它的情况有些类似秦朝。从表面上看，帝国强盛至极。可是透过历史的肌肤表层，我们会发现大一统的表面下却涌动着各种割据势力的暗流，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安定因素就像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
杨广的统治基础很不稳固，隋政权本身固有的缺陷，使得隋朝于极盛之际就开始迅速走向败亡。杨广登基后，为了规避关中集团损害帝国官家集团的权力，围绕封爵勋官制度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旨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杨广意图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
杨广是一个急性子，还没有等方案修订成熟，改革就已经破门而出。
既然要改革，就必然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关中本位政策，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一个概念。西魏王朝的建立者宇文泰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做出政治调整，将自己建立的西魏与鲜卑化的东魏和继承汉、魏、晋的梁朝区别开来，以鲜卑旧部落为基础，建立了贵族性质的府兵制。同时将府兵将领的郡望与姓氏做了修改，使他们与关中地区的豪门大姓相结合，使之在地方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以府兵制为基础，建立起一个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更改府兵将士的郡望与姓氏，是要使他所带来的山东人与关内人混而为一，使汉人与鲜卑人混而为一，组成一支籍隶关中，职业为军人，组织为部落式的强大军队，与东魏、梁朝争夺天下霸权。如此一来，就在关中地区形成一个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关陇集团，这是一个具有统治地位的权力集团。
如果只是修改郡望与姓氏，并不足以使关中集团巩固并持续下去。那些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他们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豪族。将领与关陇豪族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在关中地区深深扎根。
宇文泰利用关中本位政策，将关陇胡汉民族中的精英人物都笼络到自己的权力集团中，以创霸业；隋文帝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是西魏以来关陇集团中的人物，所谓的“八大柱国”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历史事实证明，那些居住在帝国边界，经常遭到武装攻击和受到生命威胁的民众，要比那些住在内陆安全地区的民众，更具备开疆拓土的勇气和能力。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一直是华夷混杂之地，从人才角度来说，这些地方更利于产生良将。经历魏晋北朝的长期整合，这个地区已经具备了一统天下的新兴锐气，经过隋朝的发展，这个地区的人才结构更趋向合理。
王朝虽然频繁更迭，这一地区的社会局面却初告安谧。这对于精英人物的成长是有一定影响的。尤其是隋文帝灭陈之后，中华帝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局面。太行山东和长江中下游齐陈故地的人物陆续西来，卜地定居，为后来唐初人物的风生水起奠立了基础。这样，这里不仅有攻城略地的良将，更具备了运筹帷幄的谋士，可以说是帝国人才的选拔基地。更何况，这里还是全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杨广想要打破关中本位政策，可是选择的时机过于超前。整个帝国已经走到火烧油烹的境地，如果这时动摇“关中本位”这一国本，无异于打破帝国权力集团的利益分配格局。因此杨玄感这边一摇旗，马上就有豪门子弟跟着响应。
再看江淮到岭南一带的南方地区，这些地方原来都是南朝的统治地区，有众多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隋朝建立之后，它们大都成为隋朝的异己力量。所以，后来在南方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隋朝的叛乱。隋文帝虽然平定了这次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了州郡的刺史、县令，所以这股强大的势力并没有被根除，一旦天下有变，这些潜在的力量会立即起兵反隋。
还有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地主起兵的数量也很多。中原地区的政治形态向来复杂。隋炀帝征讨高丽，所征用的马匹和耗费的钱物，大部分出自中原地区。史料记载，中原富人因此破家者十之有九。
由此，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成为三把火。其中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梁师都、刘武周为代表的地方大族豪强群起反隋，锋镝鼎沸。按照史家所言，割据叛乱为“土崩”，农民起义为“瓦解”。这时候，杨广的政权不仅失去了天下民心，而且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的支持。
李渊经常会盯着挂在墙上的帝国军事地图，陷入长久的沉思。一个王朝的大厦，要积累多少辛苦才能完成，一个即将崩溃的大厦，却不知道哪一阵风就会将它掀翻。他无法理解，杨广怎会如此挥霍先人留下的这份基业。
作为皇亲，他的内心既有着深深地忧虑，也有着莫名的冲动和迷茫。
他忧虑，帝国的巨轮会将自己与李氏家族的命运带到何处？他有莫名的冲动和迷茫，因为他隐隐感觉到，有一种叫作使命的东西在前方召唤着他，他不应该与这样一个时代失之交臂。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大业九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没过多久就爆发了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
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最为倚重的心腹重臣之一。话又说回来，这时候帝国已走到无人可用的境地。正因为无人可用，表面上还算忠心的李渊才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与极大的提升。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李渊那颗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与壮大。《旧唐书？高祖纪》称，李渊当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是个深谙社会规则的人，有着极好的人缘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对于这样的人来说，乱世是个极好的平台。凭借良好的口碑，引得地方豪杰之士竞相投奔，李渊在地方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李渊行事并不张扬，始终以一名旁观者的姿态注视着天下时局的动向。他只是冷冷观望，以不变应万变。不是不想变，只是时机未到。尽管李渊得到重用，隋炀帝对他这个表弟还是心存防范。当然，杨广的警觉并不是专门针对李渊，他这种不信任帝国权力阶层的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的到。
有一次，杨广在行宫传诏李渊觐见，李渊托病不去。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厉害。杨广似是而非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
后来这句话传到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他比一般人都要了解自己的这个皇帝表兄，李渊能够在隋帝国的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官场的生存智慧自然是少不了的。从那以后，李渊像是变了一个人，终日沉迷酒色，大肆贪污受贿。而且他将这种堕落腐化的行径做得大张旗鼓，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一个烂泥扶不上墙的末代贵族。在外人看来，李渊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为一个酒色财气的地方庸官。
这个消息通过朝廷的情报网传到杨广的耳朵里，杨广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叹息。就好像他一直在等着李渊的这次“华丽转型”，这个消息让他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一直以来，杨广特别讨厌那些在他面前卖弄手段和炫耀能力的官员。像李渊这种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贵族，正合他的心意。一个不求上进的官员，不会有吞并帝国的野心。
当然李渊的恐慌也不是毫无来由的，对于喜怒无常的杨广来说，决定官员的生死只是一念之间的事。《隋唐嘉话》上记有这样一句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也就是说，杨广的文章写得很好，可是他又不希望有人超越他。对付这样一个嫉妒心和疑心并重的表兄，李渊还是有办法的。
当时文人学士喜欢扎堆，类似今天的文化沙龙。他们在一起写诗唱歌，不过一半以上只能算是平庸之作。当时的司隶大夫薛道衡，诗写得比杨广好，杨广就找了一个理由逼他自杀，并说：“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杨广也写过一首同题材的诗，官员怎么可以比他这个皇帝写得好呢？
著作郎王胄临刑时，杨广故意诵他诗中的警句，说：“从今以后你还能写出‘庭草无人随意绿’这样的佳句吗？”这完全是一幅变态文人的丑恶嘴脸。
大业十二年（616年）年底，李渊被擢升为太原（郡治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留守。太原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自古为河东——山西地区的中心。历史上，无论上古时代政治中心在中原，还是中古秦汉时期西移关中，以至晚近以来北徙京蓟，它始终处于中央肩背或者肘腋位置。
中央在中原，它隔一条黄河；
中央移关中，它还是隔一条黄河；
中央至京蓟，它则隔一座太行山。
也就是说，它一向处于与京蓟相表里、相依托，与首都长安共存亡的地位。李渊后来之所以能够在诸多反王中一战定乾坤，与他起兵太原密不可分。作为隋朝的军事重镇，它北据幽州，南临西安、洛阳。进可南下直取中原，退可凭借城池坚守待援，即便大势已去，也可以北逃塞外以待卷土重来。同时太原粮草丰足，实在是造反起义、募兵退守的绝佳之处。
李渊赴任太原之前，杨广已经离开东都洛阳，第三次驾幸江都。南方是他疲惫心灵的慰藉之所，他知道南方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里有一个古莽之国，那里的人以醒着为虚妄，以梦中发生的一切为真。他真想生活在那里，这么多年，他心里一直住着这样一个国度。他总觉得这些年来自己所经历的都是抓不住的幻象。回顾长长一生做过的梦，无数的人、事、物，组成了一个浮华无边的世界，而这一切真的在这个现实世界里存在过吗？他如同活在那个传说中的古莽之国。
杨广畏于北方农民军的发展，不敢北还，他的王朝已经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李渊的新任命只确认了他在太原境内可以行使军事权力，并无行政权力。直到此时，李渊表面上仍是隋王朝的忠心耿耿之臣和极有价值的支持者。
杨广自知帝国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经常会在江都的不眠之夜里发出一声声感叹。这是大业十三年（617年）冬末春初的夜晚，他和萧后月下饮酒，两人陶醉于江南香甜的空气里。杨广如同酒醉般，飘飘欲仙，他转头对萧后说：“现在很多人都反对我，就算我丢了天下，也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你也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沈氏）。不用管那么多，且暂管眼前行乐吧！”
萧皇后看着眼前的男人，只有徒留一声叹息在风中。江都的春天比北方来得要早，透过清冽的空气，她分明嗅到了泥土里散发出的潮湿的香气。春天要来了，她感觉不到生命的勃发，相反预感到的却是自己如花的生命正在迅速枯萎，她在黑暗中伸出手臂想要抓住一只救援的手，可四下却空空荡荡。她虽然贵为皇后，却无力改变王朝兴替的规则，更无法改变自己的宿命。
在杨广的成长过程中，宫殿始终作为一个巨大枷锁而存在，这个巨大而沉重的枷锁让他透不过气。他曾经以为，手握皇权的他可以肆意狂舞，再无羁绊。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杨广还有一个诗人的身份。诗人的情绪容易让人琢磨不定，热情过头或者忧虑到底，容易走极端路线。很多时候，他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像一艘船，载着他漂浮于无边的夜色里。
萧皇后是梁明帝萧巍的女儿，才学出众，会八音七艺。那一年杨广二十五岁，萧氏十三岁，一个是年轻有为的当今皇子，一个是才貌出众的前朝公主，他们新婚宴尔，过上了一段幸福甜蜜的时光。婚后不久，杨广就陷入与哥哥杨勇的皇储争斗之中，而身为妻子的萧氏，自然站在自己男人的一边。
在诸多的史料描述中，杨广是一个沉湎于酒色，风流至极的帝王。在他看来，女人不过是只有脸蛋和性器官的侍婢。尽管如此，他对结发妻子萧皇后还是十分礼敬，每次出巡都将萧氏带在身边。可聪慧的萧皇后又怎能弃任性妄为的夫君于不顾，她担心这大好江山迟早会在他的手里垮掉。她曾经作了一篇《述志赋》，劝解自己的夫君。
承积善之余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朦之所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
…………
沉浸于天马行空的杨广又怎能听得进妇人之言，直到有一天，他拿起一面镜子，仔细端详了半天。在这个春天里，杨广看见的不再是那个才华与美貌并存的君王，而是一个鬓发散乱、面目浮肿、神情倦怠、目光空洞的中年男人。尽管这个镜中人已经变得让自己感到陌生，但是他并没有过于失望。因为这个镜子里的人仍然拥有一个宽阔饱满的额头、一个端正挺拔的鼻梁以及一个微微扬起的下颌。纵使失去所有，杨广相信自己依然能拥有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
他回头对萧皇后说：“这么好的头颅，谁来砍下它呢？”萧皇后听得脸色大变，问他为何会说出如此不祥之语。杨广凄然一笑，幽幽地说：“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这完全是遭受到心灵创伤的诗人吟出的一句透着苦味的诗行。
能够将人生的无常看得如此透彻，杨广如痴如魔的政治行为背后有着太多的无奈与无助。杨广身上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成了他人生的致命伤，使他在逆境中的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而他在时局面前所流露出的悲观情绪，像病毒一样传染给帝国权力系统里的每一个人。而这种病毒一样的情绪，最终埋葬了整个帝国。
男人之间的争斗，受祸害最深的往往是女人，这是历代王朝易主的丑陋之处。后来隋将宇文化及杀死杨广，将萧皇后掳到自己手中。随后河北霸主窦建德又在一场战争中杀死宇文化及，萧皇后又成了窦建德的宠妾。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女人和财富、土地一样，都是必不可少的战利品。待到中原混战，李渊在长安称帝，为一个纷乱的时代画上了休止符。而在这个混战的空隙内，北方的突厥人迅速壮大。而突厥番王的其中一个爱妃，正是萧皇后的小姑子——隋炀帝杨广的妹妹。她打听到嫂子的遭遇，就说服番王，将萧皇后从窦建德手里讨要了过去。然后将其盛大迎娶，成为胡人父子两代相继受用的爱妃。
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大破突厥，又将其带回长安。一个妖娆的女子，就这样沦为7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那些权力英雄们的玩物。作为乱世斗争的牺牲品，女人的命运就像是一面镜子，往往能够照见男性权力者卑污的人性。
公元618年的春天，在数不清的噩梦之间踉跄前行的杨广知道，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的时光已经越来越少，就连诗人的感伤也变得遥不可及。趁着杨广“巡游扬、越，委弃京都”之际，翟让、李密率领瓦岗军攻下荥阳诸县，屡败隋军，并于次年二月攻取洛口仓。要知道，洛口仓是帝国最大的粮仓，从江南经大运河运来的粮食基本上都囤积于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杨广已经无力控制局面。
夕阳西下的黄昏，许多宫人都看见她们的皇帝穿着短衫，拄着手杖，像一个飘然遗世的行吟诗人一样，独自游荡在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之间。没有人知道，这一刻的杨广是想把这些良辰美景深深地烙印在自己的心间。没有人知道，就算死神在下一刻马上把他从世界上剔除，他也要在这一刻把属于自己的世界收藏。他知道自己已经回不了那个烽火连天的中原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江东，为此杨广准备迁都丹阳（今江苏南京），以防李密兵锋越过长江。
李渊这时候已经被杨广安置于太原，其主要任务是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与而不取，祸将斯及！”也就是说，唐朝是李家的国，太原就是国土。如今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块地方，是上天给予的恩赐。如果不领情，那么就会大祸临头。
对于早有准备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会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这里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显要的军事重镇，同时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正好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吻合。也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李渊才会“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他认为这是老天给他的一次绝佳机会，不可以错过。
在帝国统治集团内部，杨玄感烧起的那把火无异于吹响了权力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号角。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况下，隋炀帝已经无力再去控制全国的局面。李渊并不急于将自己摆在隋炀帝杨广的对立面上，他一直在等待一个能够让自己跳出来的机会。他之所以最后在太原起兵，并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因为他的胸中早已藏好了一幅锦绣。
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在途经涿郡的时候，与他的朝中密友、皇帝身边的近臣宇文士及有过一次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隋炀帝杨广的驸马，身处帝国的政治中枢。由于二人身份显赫，他们此次密谈显得非同寻常。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
宇文士及于武德二年（619年）归顺唐朝，往前推六七年，就是613年前后。这一年，杨广曾召唤李渊前往他的行宫一聚，李渊借病推托。隋炀帝语带双关地问他会不会病死。也就是说，李渊与隋炀帝的君臣和表亲关系此时已经有所动摇，并且可能已经走到了离心离德的地步。
宇文士及到了长安后，也向李渊掏心掏肺地表白：“臣早奉龙颜，久存心腹，往在涿郡，尝夜中密论时事，后与汾阳宫，复尽丹赤。”
两人“尝夜中密论时事”，有什么样的话题需要他们夜晚密论，除了政治和权力，两个置身于帝国权力高层的老男人，还能有什么私密话题可聊？
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时，被杨广派往山西境内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说他：“如今玉床星座摇动，帝座星不安定，岁星居参宿的位置，必有真人起于晋地。这个人就是你。如今主上猜忌残忍，尤其猜忌诸李姓，李金才已经死了，如果你不趁早打算，必然会成为第二个李金才。”
当时市面上流行的那首《桃李子》歌谣，再次暗合“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言。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浑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成为“李氏当为天子”谶言的第一个牺牲家族。李渊留守晋阳时，鹰扬府司马许世绪也曾经如此劝说李渊：“你的姓氏应在图谶上，名字应验歌谣，你手握五郡之兵，身处四面应战之地，起兵举事则可成帝业，端坐不动则指日可亡。”
而在李世民一再涂抹过的两《唐书》中，他也如此劝说父亲李渊：“如今主上昏庸无道，百姓困顿贫穷，晋阳城外都成了战场，父亲大人要是恪守小节，下有流寇盗贼，上有严刑峻法，我们李家的危亡就要来到了，不如顺应民心，兴起义兵，转祸为福，这是上天授予的时机。”两《唐书》这么记载，是为了坐实李世民为太原起兵的主谋。
这些人的话在李渊的耳边轮番轰炸，有着强烈的催化作用。很多时候，我们和杨广一样都被这个在史料里接近平庸的男人欺骗了。让人不敢肯定的是，这个活在两《唐书》里的李渊是不是真的来过这个世界。一个人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可能只带着一张面孔。李渊虽然是帝国的开启之主，但是由于其继任者李世民夺权的非法性，让唐朝初年的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模糊的印记。
每一个或真实或虚构的事件，都展示了李渊的一个侧面。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一个开国者绝对不会是平庸无能之辈。不像刘邦、朱元璋这些从底层打拼上来的开国者，他们从举起刀枪的第一天，就和旧时代的官僚集团撕破了脸皮。他们不需要太多的伪装，他们只需要冲天的血光和算计死人不偿命的计谋。而李渊不同，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在帝国官僚集团中始终摆出一副爱国者的姿态。
李渊的野心、计谋和血腥，不到最后一刻，都处于隐形状态中，也可以说，都是不存在。对于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而言，想要掩饰自己对于权力的欲望是件很容易的事，毕竟追逐权力的最佳时间段已经过去。
太原起兵的前后，由于史料经过粉饰与篡改，有太多的真相被淹没。李世民为了掩饰玄武门夺权的血腥，在史料中动了大量手脚。他将李渊那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努力，都视为不存在；同时又将帝国创业过程中必然存在的推动力移植嫁接，变成自己的光荣史。李世民通过暴力手段夺得继承权后，为了光大自己权力的正统性，只好不断放大自己的功劳。他一边将李渊的功劳收入自己囊中，一边打压李渊的创业价值。一句话，他偷了自己老子的功劳。
李渊在起兵之前，长时间隐忍不发，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他不是喜欢浪费机会的人。门阀士族出身的李渊，成长经历不同于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社会底层。他们观察这个庞大帝国的视角也是不同的。在朱元璋看来，庞大的官僚体系就是一根根扎根土地的吸血管道，而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根，帝国流淌的每一滴血液都源自社会的最底层。他的反抗是农民阶级对权力阶层的反抗。
可是对于李渊这样的帝国权力阶层来说，这个庞大的帝国就像自己的家业。他的所有作为都围绕着家族利益展开，他观察这个世界，采用的是一种俯瞰的视角。他不像朱元璋们，只看见抽血的管道，只看见贪婪的面孔。
如果隋王朝的基业没有摇晃到倾覆的程度，李渊是绝对不会迈出那一步的。
试想，一个七岁时就当上唐国公，天上掉馅饼似的捞到世袭爵位的人，一个有着名门望族血统和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的人，与生俱来的荣耀是许多不是世出的名臣大将拼死拼活一辈子也得不到的。李渊七岁时就拥有了一切。一个拥有权力资源和社会利益的人，你能指望他生来就与皇帝叫板，没事就和官府对抗吗，这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如果天下太平，国本稳固，李渊的人生轨迹不会有任何偏差，他的子孙也会像他一样在某个人生阶段进入帝国的官僚序列。哪怕他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再没有能力，也能够轻而易举地在当时的政治或者经济领域攫取优越的地位。
他们生来就是权力的主人，掌握着国家的政治资源，控制社会的经济命脉。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是最容易造反的：一是被权力者逼入绝境的农民，他们为了争取微小的生存空间，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二是在帝国利益蛋糕的重新分配中，部分受到新政压榨的既得利益者，并且利益受到损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人的利益就是集团利益，如果这个集团处于帝国权力阶层的上方，这些人手里往往还拥有反伤害能力。
作为一个挣扎于最底层的民众，由于没有政治背景或经济背景，通常会被整个社会边缘化，甚至无法获得生存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可以想象，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就无法与拥有特权的士族门阀子弟们竞争。士族门阀的存在，使帝国的权力阶层能够轻易获取社会资源，正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种现象和内部的勾连关系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将一个帝国引向覆灭之路。
5.唐朝是机会主义者的果实
李渊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可历史却和他开了一个又一个玩笑。李渊在隋末各路反王中是出手最晚的那个，也是笑到了最后的那个。起兵晚并不能说明李渊对杨广的帝国有着牢不可破的忠心，也不是他没有举兵造反的能力。
他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一击即中的机会。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他不愿意做无谓的牺牲和浪费。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革命，每一次造反，无论是取得成功，还是遭遇失败，都付出了巨大的家族成本和社会成本。如果把造反视为一场赌博，每个造反者的成本都是巨大的。
在李渊看来，这的确是一场豪赌，既然内心已经做了选择，那就要保证最后的胜局。
太原起兵，是李渊对各种矛盾进行分析后才做出的一种策略上的选择。如果仅凭李渊没有最先起兵，就认为他最后起兵是被逼迫的无奈之举，那就大错特错了。时为太原留守的李渊，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军事潜力和经济基础，而且还控制着山西中部的广大地区。但是，他在群雄逐鹿中原的混乱形势下却迟迟没有起兵。难道他真的像史书描述的那样“优柔寡断”而且“昏庸无能”，只配生活在儿子李世民的阴影下吗？
显然不是，李渊是一个真正的战略高手，他不希望成为第二个杨玄感，只希望成为第一个李渊。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会反过来影响历史。一个地区的历史进程和历史文化对人的性格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人，在性格上往往有同一性，就像同一口大锅炖出来的一道菜，有一样的色香味。《新唐书》记载，当时的晋阳长姜谟曾说：“隋政乱将亡，必有圣人受之，唐公负王霸资度，其必拨乱得天下。”也就是说，隋朝早晚要走向灭亡，李渊早晚会成就中华帝国新的帝王霸业。姜谟说这句话的依据何在？他是李渊身边的人，他比我们都了解这个人。
李渊的战略体系
李渊常常望着身边的将领陷入沉思，他的鼻子明显比他们的略高一些，眼睛显得深邃一些。有人背后议论，他像关外的突厥人。尽管身边很多人和他一样长得土洋结合，可是没人认为他们是“杂种”。
作为帝国的豪门贵族，权力就是他们的血统。这个世界有人质疑权力吗？显然没有。
李渊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他的身上流淌着汉人、鲜卑和突厥的混杂血统。甘肃地处中国西北一隅，一直是历史上政权交替、民族交汇最为频繁的地区。也许是历史上的战事纷争、刀砍斧凿、烟熏火燎，让这里承受了太多外来的创伤，这种因地域而来的历史暗伤，对这一地区的民众性格影响极大。
北方地区意味着干旱、寒冷、贫瘠、强悍和壮阔；南方地区则成为温暖、湿润、富庶、发达、柔婉、清丽的同义语。孕育中华文明的长江和黄河，由于分别地处南北，也具有截然不同的色彩。前者以清奇见长，后者以雄浑著称。在文化层面上，这种地域差异也有不同的特质。
我们常听人说“东北虎，西北狼”，西北人的性格虽然透着硬朗，但又不像东北人那样显得有些莽撞。西北人的性格粗线条，坚忍、独立，善于在困境中谋求最大利益。他们做事踏实，又善于思考、勇于行动。我有个朋友是甘肃秦安县人，他在与人交往时属于慢热型，一开始有些放不开，如果与你不经意有了一场相谈甚欢的对话，就会视你为多年的莫逆之交。对待朋友的热情，往往会让那些生于南方小镇的秀气内敛之人受不了。当然这些性格特征，可能和几千年来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充满血腥的历史有关。
历史上，甘肃地区是军事重镇，在封建时代承担着巩固西北，威慑新疆、西藏的重要责任。当地人大多是军队驻屯时的后代，同时，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区又经常被少数民族占领，所以当地的汉人大多有少数民族基因。从他们的长相看，甘肃兰州地区的人大多是单眼皮，高颧骨。
早在李渊任太原留守之前四五年，也就是各路反叛势力刚刚爆发的时候，杨广正在一门心思忙他那一个又一个浩大的工程，开掘运河、攻伐高丽，根本无暇他顾。也许是嗅到了帝国的空气里飘荡着不一样的气息，这时候的李渊有了取隋而代之的想法。
李渊有了夺权的想法之后，隐忍不发，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除了老成持重的性格使然，更多来自利益考量。在新旧权力交替的时段里，有地盘、有枪杆、有军队的霸主们都有逐鹿中原的梦想。可很多时候，梦想一旦付诸实施就会很快止步于现实。李渊的心中同样有这份梦想，准确地说，是他的政治理想。梦想与理想是两个概念，梦想往往会在现实面前撞得粉碎，而理想则会成为一个男人奋斗于现实世界的强大动力。
李渊不想让自己的政治理想成为后人点评历史时的一个笑话或者一声叹息，他要的是家国天下。要想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建立起自己的名号，就要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而这时候的他还没有自己的一块地方，一支武装力量。
李渊成为太原留守，拥有了一块自己的领地后，就“以太原黎庶，陶唐旧民，奉使安抚，不逾本封，隐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也就是说，李渊刚得到一块根据地，就认为上天已经把机会给了自己。虽然获得了控制地区，但是这个地区有着极其复杂的形势，有许多尚待解决的隐患。
在李渊的战术体系里，太原起兵之前必须要走四步棋。只有走完棋，才能扫清起兵的后顾之忧。
一是北方的突厥政权和其扶持的刘武周势力；
二是山西中南部历山飞领导的农民起义军；
三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太原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四是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李建成和四子李元吉）和一个女儿（后来的平阳公主）都在隋朝的统治区，未能安全抵达他的控制范围。
李渊的第一步棋，是彻底解决突厥问题。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上新崛起的又一个游牧少数民族，势力壮大十分迅速。据史料记载，到了隋唐时期，东至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成了它的附属国。势力强大，让他们有了轻慢中华帝国的资本。
他们仿佛天生就是为了征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骁勇强悍而又桀骜不驯。作为游牧民族，突厥所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很多都得从南方汉族地区获得，而他们获得这些物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武力。
李渊的太原根据地，经常受到突厥骑兵的袭扰，这使得李渊北方门户洞开，直接面对突厥的威胁。自古以来，那些成就霸王之业的权力者要笑到最后，都必须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对于这一点，谋划长远的李渊又怎能不清楚？
解决突厥问题，有两个选择：一是实力足够强大，一举将其拿下；二是实力暂时不够，将其稳住。大业十一年，杨广巡幸塞北时被突厥包围于雁门关。拥有全国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隋帝国的皇帝都无法与其正面抗衡，更何况仅有立足之地的李渊。所以，这时候的李渊只有第二条可选，先稳住对方。
大业十三年，也就是李渊准备起兵的前夕，他派遣主张“与突厥连和”的刘文静出使突厥。李渊亲自给突厥的始毕可汗写了一封信，信里，李渊开出了几张空头支票：一是恢复隋文帝时的和亲政策；二是征伐中所得“子女玉帛”都归突厥所有；三是突厥只用坐享其成，不用插手，更不要入侵中原地区。
刘文静不辱使命，获得巨大成功，始毕可汗不仅不再侵扰太原，而且完全支持李渊起兵造反。这一年五月，李渊自晋阳（今太原西南晋源镇）起兵，自号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分领左右三军，先后攻克西河（今山西汾阳市）、霍邑（今山西霍县）、临汾（今山西临汾市）、韩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于大业十三年十一月攻陷隋都长安。随后，李渊拥立年仅十三岁的代王杨侑为帝，自封为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持节大都督、大丞相、尚书令，进封唐王。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十一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江都的离宫万物生长、色彩饱满，许多暗藏于词语之后的事物都在暗香里浮动，跃跃欲试。有人说，词语是公式，是规范化了的符号，而这里却是一个充满惊喜与忧伤、喧哗与躁动的世界。
立于阁楼之上的杨广，看见他最亲信的几个大臣和将军带着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向他靠近。锃亮的铠甲和刀剑在空气中摩擦的声响，让柔软明媚的早晨受到了惊吓。人世间的一切罪恶，起初都以正义的名义畅行无阻。
一个人的内心无论怎样强大，都不可能与整个世界对抗，一个凄凉的笑容在杨广的脸上缓缓绽开，时间停留在这一刻，这是他一直在等待也一直在逃避的宿命的终点。他又一次拿起了手边的镜子，他离不开镜子，也一直小心地躲避着镜子带来的诱惑——镜子是危险的。一旦你看过一眼，就会生出许多幻象。镜子会吸引邪狂的目光，镜子里藏着一个个恶魔。它的表面平滑如缎，展现的却是谎言和诱惑，让意志脆弱的人陷入疯狂。
杨广又一次端详起镜子里的自己，最后一次了。他在镜子里看见了他的功业、他的江山，还有他的诗歌、他的醇酒、他的美人，一切的一切。那一片炫目的、晃眼的光刺痛了杨广。
他冷眼看着在他面前举起刀剑的人，同样是这一帮人，曾经匍匐于他的脚下，说着最谄媚的话语，唱着最好听的赞歌。他说：“诸侯之血入地，尚且要大旱三年，何况斩天子之首？天子自有天子的死法，岂能用刀砍？拿鸩酒来！”
这就是一个帝王最后的高贵与尊严，然而这些造反者没有答应他。他用绝望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这些昔日的臣子，然后缓缓解下身上的绢巾，递给了其中一个叫令狐行达的叛将。令狐行达面无表情地接过去，一下就勒住了他的脖子。
镜子落地发出的清脆响声，生生地刺破了这个美得让人窒息的早晨。那双什么都想抓住，却什么都没有抓住的双手在空气里握成两个硬硬的拳头。就在这个万物生长的春天里，五十岁的杨广终于被轰然垮塌的大业彻底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