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北京，树叶慢慢变黄。锅里炒着的栗子冒着热腾腾的香气。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哭泣
开车的时候总容易犯迷瞪，所以车里总是备着薄荷糖和音乐。唱片塞满了手套箱，但有时还是听手机里的歌，有时听到一首特走心的歌，即便车子时速达到60公里也要把播放模式切换成单曲循环。但更多时候是随机播放。
每周三在中关村有节瑜伽晚课，下课要到9点。和往常一样上车，打火，嘴里塞颗劲爆酷爽的薄荷糖，开放音乐。系好安全带，照旧犹豫了一下走四环回家还是走三环。北京的交通并没有因为已过晚高峰而变得顺畅，当我拨动左转灯，以时速30公里的常速驶向四环主路时，伴随着左转灯响起的“嗒嗒嗒”的提示音，音乐从一首歌的尾音结束，空白三秒钟后，旋律切换到下一首歌。
这首歌的旋律很熟悉。屏幕亮了——朱哲琴《拉萨谣》。
近视镜架在我短矮的鼻梁上，我推了下有点儿往下滑的眼镜框。除去看电影和开车，日常的我是不愿意戴眼镜的。相比四目清晰地看清这个灯火繁华的城市，我更愿意让双眼望向模糊成银河一般的街道。
四环路难得一路畅通，油门被右脚踩得更深。秋天的夜晚无须紧闭车窗，夜风吹乱了我的头发。“该剪头了。”——我不得不总要摇晃脑袋，好让这过长的发帘儿离开我的视线。
“去过的地方都忘记了，都忘记了。只有拉萨忘不了，拉萨忘不了。”我握着方向盘的双手总是一只握得紧，另一只则握得很轻。可此刻的我，双手都紧紧握住方向盘。心里忽地一阵发酸，鼻头也酸了，嘴唇也紧紧地抿了起来。拉萨……很长的一段藏语唱了起来，我可以感知我的喉咙正剧烈地吞咽了一口口水。我的面部肌肉感受到有液体从眼角向下滑落。
“我要回西藏吗？”我问自己。夜晚的四环又回归了拥堵的常态。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一次次进藏。我甚至想弄明白为什么那个触动心里最柔软的地方是西藏，而不是别的地方。
我想弄明白，可我看得模糊。或许答案藏在时间里。我想到了西藏、进藏路，想到了这些年的自己。
像是在做一场告别
“去拉萨而没有到大昭寺，就等于没有去过拉萨。”尼玛次仁曾这样说道。去大昭寺——这是我每次离开西藏之前要做的事。像是在做一场告别。
2014年2月7日，我第二次离藏。拉萨的冬日阳光甚是强烈，镶了金边的云缀在瓦蓝的天空中。太阳刚好升至大昭寺金顶的上方，大殿在光芒中更为庄重。
拉萨的中心——象征着拉萨古城的八廓街，因撤离了售卖藏式商品的小摊位而不再局促，足可以并排站十个壮汉的街道仍被朝拜的藏族群众填得满满的。
朝拜的藏族同胞们，男女老少，自大昭寺正门顺时针行于转经道。有的人顺时针转动着手摇转经筒，系在转经筒耳孔的小坠子，随着转经筒的转动也随之而动；有的人在转经道上三步一磕长头，双手合十于胸前、高举头顶、向前一步，双手合十于面前、再向前一步，双手合十于胸前、双手打开、再向前一步，匍匐于地、手臂向前伸直、额头叩于地面、五体投地、屈肘、双手合十于头部上方、起身、周而复始。他们的身上满是灰尘，在这寒冬中竟有少年依旧打着赤脚；有的人在转经道上慢慢地走着，不四处张望也不回头；有的人拎着酥油壶排在寺外长长的队伍中等着进寺朝拜；有的人在大殿前原地磕长头；他们的口中始终喃喃地诵着六字真言，旁人的话语和目光都无法将他们的脚步和唱诵扰乱。
大殿前经杆上缠着的经幡在风中飘扬。人们将桑叶填进洁白的煨桑炉中，白色的桑烟徐徐升向空中。我驻足于大殿前，不知是不是桑烟熏了眼，一种突如其来的仪式感让我不由自主地双膝跪地。双手撑在大腿上，我，哭了起来。我能听到眼泪下坠的声音；但我听不到答案，我为什么哭？
似乎有一阵儿，沉重的背包把我的腰压得更低。就在我试图把上身支撑起来时，恍惚听到一段稚嫩的男声——他是在和我说话吗？眼前这个穿着土黄色羽绒服的小男孩离我不足两米远，两片高原红缀在他稚嫩的小脸蛋上。他看着我，目光像是一把利剑要把我刺穿——他认识我吗？
“你为什么哭？”汉语从他干裂的小红嘴里一字一顿地蹦了出来。我的身子也向他探近了些。我侧着脑袋又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确信自己和他并不认识。我没作答。
“你为什么哭？”他又问，那更高了的音量透着一股一定要得到答案的气势。我从没被一个陌生人这样问过，尤其他看上去也就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我笑了，不是笑他的横冲直撞，而是笑竟不知自己为什么哭。
他见我笑了，便像在嘱咐一个小孩子一样，用力地点了两下头，说：“你不要哭。”他的目光没有离开我。我双手撑地，慢慢站起身，晃了晃有些麻了的右脚。我俯身想要和他告别，他仍注视着我，我无处可躲。我们四目交接，他又重复了那句：“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眼泪瞬间又涌满了眼眶，我抿起嘴，笑着对他点头。
“你从哪里来？”他问道。
“我从北京来。”
“你走路来的吗？”他又问道。
走路？我愣住了。眼前这个小男孩，此刻一脸平静地望向我。在我的印象中，虔诚的朝圣者会一步步走到拉萨。似乎在他心中，走路进藏是再寻常不过的了。
“我是坐火车来的。”他仍注视着我。当我冲他笑，他也冲我笑，带着羞涩。“我要走了。”我对他说道。他点头，一双小手举起来和我摆着，又和我说了那句：“你不要哭。”
我看着这个安慰了我的陌生人，陌生的藏族小男孩，他的脖子上戴着一条黑色的绳子，绳子上穿着一颗橙红色的蜜蜡，那颗蜜蜡刚好缀在他的锁骨窝儿。
向他告别。我走了几步又回头望向他。他的两只手臂高高举起，用力挥着。我也将手臂举得高高的。
拉萨回京的车轮已经转动。列车在高原上一路向东，我倚靠在车窗边，窗外偶见成群的牦牛在高原上奔跑。小男孩的模样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可以走路进藏吗？不坐飞机，不乘火车，不开汽车？我可以像个朝圣者一样走着到达吗？”这段坐火车要40多个小时的路程，走路要多久？几个月？半年？一个女孩能走着到拉萨吗？可是走路进藏的人一定不都是男的吧。“女孩怎么了，女孩也可以走路进藏！”
如今的我，锁骨窝儿缀着一颗蜜蜡，蜜蜡穿在一条黑色的绳子上。这块蜜蜡是我走到拉萨后送给自己的礼物。它让我时常想起那个孩子，他清澈的眼神，动情的安慰。他那么单纯，好像姊妹湖的湖水。
凡凡的三百三十万步
2014年5月2日，我从成都出发，徒步川藏线；2014年7月30日，走到了拉萨，走近了布达拉宫——沿途2160公里路、3304800步、90天。
这是一段无法令我忘怀的路途。
出发前，强烈的好奇心驱使着行动。我摩拳擦掌：“赶紧啊，我已经迫不及待啦！”脑海中勾勒出完美的川藏线——平坦的大道、蓝天白云、随处可憩的阴凉处、随时可供补给的小卖部、有门的厕所、有床的住处、有信号且信号稳定的路程。
然而一旦上路，所有的浪漫想象都变成了——我吃什么？喝什么？晚上睡哪里？这该死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让我舒服些？还有多少公里才能休息？我不要死！我要活着！
如果你问起我的行程踪迹，我会手舞足蹈地给你讲那山有多高，那天空有多宽广。你都不知道，那往东达山的植被，有多美！成片的云彩缀在瓦蓝的天空中，又近，又远……
在眉飞色舞一阵后，便开始摇头撇嘴——你知道那黑暗的隧道有多黑吗？伸手不见五指！那雨下得勤啊！只要上路就恨不得每天都走在雨里，停下会被冻死，只能不停地往前走。发烧烧到小手指都动不了，就那样了，还不去卫生所呢！你都不知道拖着“姨妈”走路有多惨。最多一天走了55公里，双腿像拧了的发条，都是机械地往前走的。连续6天没洗澡，竟没臭死自己……
就是这样一条路——一条收获帮助，沿途满是风声、雨声、脚步声、哭泣声、欢笑声的路；一条分开即永别，亦是永恒的路；一条只能一直朝前走的路……就像生命。三百三十万步，每一步都很艰难也很慢，好在坚持比放弃多了那么一点点。
无知即无畏
有朋友问我，如果可以重新来过，我是否会为这次行程做些改变？认真想了一会儿，我写下如下几条：
①我会买份保险。现在想想自己竟然胆敢“裸着”就上路，真是后怕。亏得命大没出啥事故。万一没走好运，要是一命呜呼了，除了心碎，我可就真的什么都没给父母留下。
②我会精简背包。在收拾行李时，把不救命的、不需要的东西不装进背包里。这样至少能减少近10斤的重量。
③我会带一个轻薄的笔记本，路上写写东西。
④保持无知。在这次行走之后，我忽然明白了“无知者无畏”的含义。尽管在走路之前，我已做了最大能力范围内的最充分准备，但我对进藏路是无知的。是的，我对自己也是无知的。出发前所有对路的描述都是想象和对自己身心的预判。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车轮不息》里提到了一个真相，大概意思是：人会被自身的恐惧打败。
没有哪个探险家或者极限运动者是毫发不损的。不说那些牛人，光是走了这条路的我，一年之后，身上的伤疤仍清晰地刻在肌肤上。“你这儿怎么有道疤啊？”朋友们总是在身边有意或无意中问起。在我照镜子时、给身体擦润肤油时，它们总是提醒着我经历和伤害是一体的。
正是这些伤疤，让我一次次深刻体会到濒临死亡的感觉，让我假想到那些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脚折了从此要坐轮椅”“咬我的是毒虫子，但又没有血清救命，于是送了命”“发烧烧死了”“缺氧一口气没喘上来死了”“寒冷使我冻死在路上”“持续降雨打穿了我的身体”“塌方将我压垮在泥土中”“泥石流将我冲入翻腾的帕隆藏布江”“大车将我撞倒在车轮下”“我的爸妈整日以泪洗面”……
这些都是只比我的亲身经历更可怕那么一点点而已。所以，我是有多么幸运！也正是这些伤疤，让我确切地感到，自己真正做过这件事！
我还会走这样的路吗？或者说，还会做类似的事吗？
我说不好，不知道我是否还有那样无知无畏的勇气。如果再走，我会在出发前做更精细的准备，无论是地形研究，还是体能训练。我现在不敢说再走上如此险峻漫长的路我会轻松，但我可以肯定我更具备经验，同时我也更小心翼翼——我是绝不会在发烧时不去卫生所了。
高原之上，我太渺小。
西藏面前，我太懦弱。
无知者无畏，或许我应该保持“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