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陈之后的贺若弼是“贵盛”一时，不但自己权势显赫，而且因他之故，他的兄弟亲戚也一并加官进爵，形成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势。可以说隋文帝在物质上与地位上给予了贺若弼极大的享受与荣誉，隋文帝的确做到了与其共富贵。但是作为大臣的贺若弼却是越来越不能清守如故，先是自恃功高，毫不掩饰地与另一大将韩擒虎争战功；此后又常以宰相自许；然后是妒忌心加剧，与杨素不和，形于颜色；由此种种，怨望不止。文帝一再责罚都不管用，最后将他免了官。事情进展到这一地步，按理说贺若弼应该有些反省才对，但是他却是怨气愈盛。隋文帝实在是没有办法来约束他了，于是干脆让他入狱，希望这样的惩处能够平息贺若弼的怨言以及他那颗居功自大的心。
文帝念及旧情，常常宽恕他的言行，入狱不久就又让他恢复了官位和爵位，还经常赏赐和宴请他，希望能以恩威并施的方法来限制和尽量满足他无限膨胀的欲望。但贺若弼依旧是我行我素，毫不悔改，依旧是大放怨言，甚至在一次文帝的宴会上大作怨声载道的酸诗来讥讽朝政。可以看出此时的他已经被自己昔日的功劳冲昏了头脑，认为自己现有的身份、地位、财富跟自己的功劳相比太不值一提了。他要求的远远没有得到满足。俗话说言为心声，此时的贺若弼早已经将其父亲的遗言和朋友的悲剧忘到九霄云外了，剩下的只有那颗居功自傲的心和永不满足的欲望。
文帝死后，太子杨广即位。贺若弼忘记了一点：对于文帝来说，他是文帝的老部下、大功臣，所以文帝迁就与容忍他。但是对于隋炀帝杨广来说，贺若弼只是其父一朝遗留下来的一个大臣而已，他对炀帝没有任何的功劳可恃。当还位居太子位，杨广曾经询问贺若弼：“杨素、韩擒虎、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弼曰：“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太子接着问：“然则大将谁也？”弼拜曰：“惟殿下所择。”虽然贺若弼想借此毛遂自荐一下，希望得到太子杨广的赏识，甚至还有拍马之嫌。但是他的回答却反而引起了杨广的猜忌，杨广认为“弼亦自许为大将”，显然杨广很不喜欢他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回答。于是，杨广怀记在心，但贺若弼对此却没有一丝察觉。在炀帝即位后，他仍然是我行我素，不知约束地大放怨言。于是隋炀帝是旧怨与新怨一起涌起，便找了个因贺若弼议论其过奢的借口诛杀了他。此外，贺若弼的妻子被罚为官家奴婢，他的儿子们也被罚为奴，后来他们全被诛杀。对于贺若弼来说，这样的结局和下场是完全不应该的。他的父亲因口舌之祸获杀，他的朋友也因口舌获诛，贺若弼在目睹了其父的惨状与遭受了肌体之痛后，非但没有能吸取其父的前车之鉴，反而累及家人，使全家都死于非命。他的过失连魏徵等人也为之扼腕叹息：“虽贺若弼倜傥英略，然其功成名立，矜伐不已，竟颠殒于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临终之言，必不及于斯祸矣。”
这位名将，不是战死于疆场，而是死于自己的三寸之舌。其父死于是，其子也死于是。他所遇到的君主隋文帝绝对不是一个残暴的屠戮功臣之人，在他的怨言面前，文帝一再宽容、忍让，一再地警告。但他仍然是矜伐不已，最终不顾隋文帝的屡屡警告而走向了由自己怨言所铺设的万丈深渊。
抗金英雄岳飞死亡之谜
绍兴十年（1140年），宋军与金兵激战于顺昌、郾城等地，连获大捷。两河义军纷起响应，金兵闻风丧胆。值此良机，岳飞上书急奏高宗赵构：“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时，乃金贼灭亡之日。”正当他拟挥师北进，恢复河朔，一雪靖康之耻之际，却在一天内接到宋廷十二道金牌，严令大军班师。随之，他本人也被召回临安，解除了兵权。岳飞的十年抗金之功，顿时毁于一旦。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被秦桧等诬以谋反罪身入囹圄。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宋金“绍兴和议”订立不过一月，岳飞便被赵构赐死在大理寺狱内。死讯传出，“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秦桧是害死岳飞的元凶，是时人众口一词的结论。后来，通过小说、戏剧和长跪在西湖岳庙前秦桧夫妻铁像的宣传影响，使这个说法成了不容更改的铁案。
然而，即使在当时，也有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岳飞死后一年，有人作悼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矛头已经暗指赵构。宋亡之后，关于这桩公案的争论纷起。明人高启写诗认为：“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文征明的《满江红》中有这样的词句：“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明确地指出高宗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帮凶而已。此说一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
秦桧是金人的奸细，自然与抗金事业势不两立。岳飞在抗金的民族斗争中作战最力，是金人的心腹之患。秦桧秉承主子的旨意，要害死岳飞是可以理解的。令人费解的是赵构为什么要害死自己倚为军事支柱的岳飞呢？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曾传下秘密誓约，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这条誓约在北宋历朝都执行得非常严格，赵构何以敢违约破例？这在主张赵构是杀害岳飞元凶的学者中存在着分歧。
一说认为“帝之忌兄，而不欲其归”。高宗看到岳飞一心要“迎二圣”，而徽、钦两帝回来，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他害怕中原光复，因而杀了岳飞。另一说则认为“迎二圣”并不是高宗要杀岳飞的原因。赵构杀岳飞，主要原因是怕他久握重兵，跋扈难制。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是赵宋王朝恪守不渝的家规。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
岳飞个性强，“忠愤激烈，议论不挫于人”，不容易和人合作。绍兴七年（1137年），他上书奏请高宗建储：“乞皇子出阁，以定民心。”同年，他又因守母丧，未经高宗批准便自行解职，把兵权交给张宪。这两件事犯了高宗的大忌。加之高宗有过在金营做人质，从扬州南渡等惊险经历，对金兵始终心存恐惧。他对战争前景有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胜则怕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败则怕欲为临安布衣而不能。因此一心求和，想当个安安稳稳的太平皇帝。所以，秦桧利用岳飞部下的告讦来证明岳飞的跋扈，正好迎合了赵构害怕岳飞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的心理，加上岳飞又是反对和议最力的主战派，故而下令杀了岳飞。值得注意的是，有位台湾学者经过对《宋史》《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大金国志》等史籍的考证研究，提出了一种新说法，认为岳飞的死是由于高宗思母所致。原来高宗的生母韦氏太后，是徽宗的贤妃，在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初一，与徽、钦二帝同被金人俘执北去。赵构南渡初安，特别思念生母。尤其是其子赵专死后，更感到自己虽有天下，但无父（徽宗死于绍兴五年，即1135年）无子，处境悲凉。因此曾说：金人若将韦太后送回，“余皆非所问也”。绍兴八年（1138年），他又伤心地表示：“太后春秋已高，朕朝夕思念，欲早相见，故不惮屈已，以冀和议之成者，此也。”
秦桧知道金人的和谈决策后，便利用赵构思母的心理，请求金人以放回韦太后为条件，于绍兴十年（1141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达成和议。此时，高宗又对秦桧表示：“然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既无及矣，太后年逾六十，日夜痛心！今虽与之立誓，当奏告天地宗庙社稷明言若归我太后，朕不惮屈己与之和，如其不然，则此要盟，神固不听，朕亦不惮用兵也。”但是金人怎会轻易释回韦太后？他们利用高宗思母心切，又以“释母”必先杀掉岳飞来要挟。因此，赵构为一己私利，竟然下毒手害死了岳飞。（李安《宋高宗“赐岳飞死于大理寺”考注——岳武穆真正死因》）
如果真像李安说的，为一老媪竟使岳飞这智勇冠世的一代名将遭之横死，岂不惜哉！
袁崇焕：明朝第一名将含冤而死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桑园客家人，广西梧州府藤县籍。袁崇焕于明万历年间中进士，初授福建邵武知县，后任兵部尚书、右副督御史、蓟辽督师。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明朝政治日益腐朽，统治逐步瓦解的时候。而此时也是东北的女真奴隶主政权正蓬勃崛起、全力向外扩张的时候。他们当中最反动、凶残的势力执行了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广大辽东汉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并且他们在统一东北后迅速南下，准备入侵中原，明朝上下一片混乱，满朝文武手足无措，袁崇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袁崇焕从福建邵武任上赴京朝觐。时值努尔哈赤后金军的势力日益强大，不断对明朝发动进攻，关外大片国土失守，朝野上下震惊，无人敢议战守。袁崇焕挺身而出，单人匹马星夜出关巡察关外形势。回京后，即向朝廷提出一系列战略主张，遂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佥事，督理山海关军务。袁崇焕受任后勤于职守，抚慰军民，爱护将士，整军经武，加快整筑宁远（今兴城）城垣，明军士气大振，不久即收复了大凌河以西的大片失地。
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二十三，努尔哈赤亲率13万后金军围攻宁远。袁崇焕召集将士，集宁远城外民众于城内，刺血为书，激励军民将士，誓与宁远共存亡。当后金军攻至城下时，袁崇焕发出军令，顿时城上矢石如雨，大炮轰鸣，杀声四起。后金军无法前进，伤亡惨重，士气大落，难以再战，不久便败退而返。明军取得“宁远大捷”，袁崇焕被提升为右副都御使，巡抚辽东。努尔哈赤在回师途中叹道：“汗自25岁领兵打仗以来，从未吃过败仗，惟宁远一战，惨败而归。”不久，努尔哈赤又伤又病，气怒而死。
他的儿子皇太极一心雪耻，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亲自率领大军，攻打明军。后金军分兵三路南下，先把锦州城包围起来。袁崇焕料定皇太极的目标是宁远，决定自己留在宁远，派部将带领4000骑兵援救锦州。果然，援兵还没出发，皇太极已经分兵攻打宁远。袁崇焕亲自到城头上督率将士守城，用大炮猛轰后金军；城外的明军援军也和城里内外夹击，把后金军赶跑了。
皇太极又把人马撤到锦州，但是锦州的明军守得严严实实，加上天气转暖，后金军士气低落。皇太极只好退兵。袁崇焕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可是，魏忠贤阉党却把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反而责怪袁崇焕没有亲自救锦州是失职。袁崇焕知道魏忠贤有心跟他为难，只好辞职。
1627年，昏庸的明亮宗死去，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就是明思宗，也叫崇祯帝（崇祯是年号）。崇祯帝早就了解魏忠贤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所以，他一即位，就宣布了魏忠贤的罪状，把魏忠贤充军到风阳。魏忠贤自己知道活不成，走到半路上自杀了。
崇祯帝惩办了阉党，又给杨涟、左光斗等人平反了冤狱，很想振作一番。许多大臣请求把袁崇焕召回朝廷。崇祯帝接受了这个意见，提拔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负责指挥整个河北、辽东的军事。崇祯帝还亲自召见袁崇焕，问他有什么计划。袁崇焕说：“只要给我指挥权，朝廷各部一致配合，不出5年，可以恢复辽东。”崇祯帝听了十分兴奋，给袁崇焕一口尚方宝剑，准许他全权行事。
袁崇焕重新回到宁远，选拔将才，整顿队伍，军纪严明，士气振奋。东江总兵毛文龙作战不力，虚报军功，不服从袁祟焕的指挥。袁崇焕使用尚方剑，把毛文龙杀了。
皇太极打了败仗，当然不肯罢休，他知道宁远、锦州防守严密，决定改变进兵路线。他做好了一切准备，1629年十月，率领几十万后金军，从龙井关、大安口（今河北遵化北）绕到河北，直扑明朝京城北京。
这一着可出乎袁崇焕的意料。袁崇焕赶快出兵，想在半路上把后金军拦住，已经来不及了。后金军乘虚而入，到了北京郊外。袁崇焕得到情报，心急火燎带着明军赶了两天两夜，到了北京，没顾上休息，就和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别路明军，也陆续赶到，投入战斗。后金军突然进攻北京，引起了全城震动。崇祯帝更是急得心慌意乱，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听说袁崇焕带兵赶到，心才定了一些。他亲自召见袁崇焕，慰劳了一番。但是一些魏忠贤的余党却散布谣言，说这次后金兵绕道进京，完全是袁崇焕引进来的，说不定里面还有什么阴谋呢。崇祯帝是个猜疑心极重的人，听了这些谣言，也有些怀疑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被金兵俘虏去的太监从金营逃了回来，向崇祯帝密告，说袁崇焕和皇太极已经订下密约，要出卖北京。这个消息简直像晴天霹雳，把崇祯帝惊呆了。
原来，明朝有两个太监被后金军俘虏去以后，被关在金营里。有天晚上，一个姓杨的太监半夜醒来，听见两个看守他们的金兵在外面轻声地谈话。一个金兵说：“今天咱们临阵退兵，完全是皇上（指皇太极）的意思，你可知道？”另一个说：“你是怎么知道的？”’一个又说：“刚才我就看到皇上一个人骑着马朝着明营走，明营里也有两个人骑马过来，跟皇上谈了好半天话才回去。听说那两人就是袁将军派来的，他已经跟皇上有密约，眼看大事就要成功啦……”姓杨的太监偷听了这番对话，趁看守他的金兵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赶快跑回皇宫，向崇祯帝报告。崇祯帝听了也信以为真。他哪里知道，这个情报完全是假的。两个金兵的谈话是皇太极预先布置的。
崇祯帝命令袁崇焕马上进宫。袁崇焕接到命令，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匆忙进了宫。崇祯帝拉长了脸，责问说：“袁崇焕，你为什么要擅自杀死大将毛文龙？为什么金兵到了北京，你的援兵还迟迟不来？”袁崇焕不禁怔了一下，这些话都是从哪儿说起？他正想答辩，崇祯帝已经喝令锦衣卫把他捆绑了起来，押进大牢。有个大臣知道袁崇焕平日忠心为国，觉得事情蹊跷，劝崇祯帝说：“请陛下慎重考虑啊！”崇祯帝说：“什么慎重不慎重？慎重只会误事。”魏忠贤余党王承仁等借机报复，告袁崇焕“擅主议和”“专戳大帅”等罪状。多疑的崇祯皇帝就以谋叛之罪把袁崇焕打入监牢。
这一冤案轰动了整个朝廷，很多正直的大臣挺身而出为袁崇焕伸张正义，兵部佥事钱家修曾多次上书，为袁崇焕鸣不平。有个叫何之璧的率全家40余口人，宁愿替袁崇焕坐牢。关外将士百姓每天都有人到督府那里嚎哭。但这一切对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来说都无济于事，他决心处死袁崇焕。含冤入狱的袁崇焕心情悲愤，他在《在狱中》一诗中写道：“执法人难恕，招尤我自知。但留清白在，粉骨亦何辞。”
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一代名将袁崇焕在北京被凌迟处死，时年4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