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叔为君分忧
西汉时，梁孝王派人刺杀了前任梁国丞相袁盎，景帝于是召来田叔，命他去调查审理这件案子。当田叔查明真相以后，便把此案的供词全部焚毁了，然后空手返回，向朝廷汇报。景帝问道：“梁王有那些事情吗？”田叔回答：“全部属实。”“那供词呢？”田叔回答：“烧了。”景帝大怒。田叔却不慌不忙地说：“请圣上不要再追究此事。”景帝问：“为什么？”田叔说：“如今梁王不伏罪，是因为国家的法律不完善。如果让他伏法了，太后就会吃饭无味，起居不安，这也是陛下忧心忡忡的事情啊！”于是，景帝对田叔大加赞赏，认为田叔是贤能之才，便封他为鲁国的宰相。
田叔担任鲁国的宰相后，有一百多名民众上诉说鲁王夺取了他们的财物。田叔当即就抓了率众告状的二十人，各打了二十皮鞭，并愤怒地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君主吗？你们怎敢诽谤他？”鲁王听了后，大感惭愧。就从国库中把钱拿来，让田叔把钱还给民众们。田叔又说：“鲁王您还是派人亲自还给他们为好，不然人们要说鲁王是坏人，而田叔是好人呢。”
还有，鲁王喜欢打猎，田叔经常跟随着他。当鲁王要休息时，田叔就到馆舍外休息，在苑外的太阳下坐等鲁王。鲁王多次恳请田叔进来休息，田叔就是不肯。他说：“我们的王都不怕太阳晒，经常外出打猎，我又怎能独自休息呢？”鲁王听后，明白了田叔的用心，就不常外出打猎了。
西汉时，洛阳有人互相仇视，城里的十几个贤达人士从中调停十来次，他们还是不听。有人去请郭解，请他从中协调。郭解夜中去仇家劝谏，仇家勉强听从了郭解的劝告。郭解对他们说：“我听说洛阳的贤达之人从中调解，你们都不听从。今天诸位给我面子听从了我的劝告，可我又怎能从别的城邑中夺取贤达调停的事呢？”于是连夜径自走了。临走嘱咐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还是听洛阳贤达的调解吧！”此事和田叔发还鲁王府中的钱物相似。
魏晋时有个叫王祥的人，对他的继母非常孝顺，可继母偏袒爱护亲生儿子王览，对王祥却百般虐待。王览规劝母亲，可她就是不听。每当母亲叫王祥做什么苦差事，王览都与王祥一起去做，终于打动了他的母亲。此后，母亲对王祥也同样疼爱了。这件事与田叔暴坐日下等鲁王是相类同的事情。
智囊
田叔查办梁国丞相袁盎被刺一案的经过和结局，虽说是古训“刑不上大夫”的一个极好的诠释，但是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意义，那就是：古代为官者不仅要“通经术”，更要“识大体”。这正是田叔不追究梁王杀人罪行的要害。当然，田叔识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大体”。正是因为“识大体”，他才将此案不了了知，所以，才没有卷入刘氏皇族的内部纷争中去，进而也就保全了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识大体”，他才能为国君分忧，进而加官进爵，荣升鲁国的宰相。
中国古老的象棋游戏留有如此一个说法：弃卒保车。当然我们非但不会对如此的行棋手法提出丝毫异议，甚至还要将精于此道的棋手们奉为大师。棋子不会有感情，所以也谈不上会不会因为凭借牺牲自己帮助“主人”取得胜利的行为让它们产生自豪感，或许即使棋子们真的开口说话发表自己对此的不满时，也会顺理成章地出来一位和蔼可亲的说客说：“要懂大局，要识大体…… ”
裴光庭与突厥议和
唐玄宗年间，张说考虑到皇上要去泰山封禅，担心突厥乘机入侵，建议增兵以防边境不测，于是便请侍郎裴光庭前来商议。
裴光庭说：“天子封禅，是向天下人表明治国的成功。现在却在成功之时害怕突厥的侵犯，那就不能显示我大唐的强盛和功德。”
张说便问：“依您之见，应当如何做呢？”
裴光庭说：“四夷之中，突厥势力最大，他多次要求与朝廷和亲，可朝廷主意迟迟定不下来。现在可派一名使臣，征召突厥国派一名大臣随圣上一同去封禅泰山，他们必然欣然从命。突厥国来了，其余的夷人戎狄也会派人来，这样就可以偃旗卧鼓，高枕无忧了。”
张说听后，说：“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真不及您的见识啊。”
当即奏明皇上，派使臣去邀请突厥前来参加封禅。突厥于是派大臣阿史德颉利发前来唐室进贡，其它各族的首领也都派出使臣前来跟随皇上东巡。
智囊
在处理大的突发事件的时候，裴光庭坚持以和为贵的战略思想实施针对性地策略，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力量的。同时，他坚持以和为贵，将矛盾冲突最小化，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从何而来？当然有许多大的方面需要努力，如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等。同时，对于每个单位、每个人来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帮助。面对一些非原则问题，大可不必针尖对麦芒你强我更强。大千世界，茫茫人海，矛盾总是有的。人们遇到矛盾，如果总是从一己之利出发，彼此相斥，互不相让，摩擦不断，那怎么能带来和谐呢？
宽宏大量令人敬，小肚鸡肠易结怨。和谐需要“和为贵”。单位与单位，人与人之间，关键是要做好“容”“让”二字的文章，善于胸怀全局，容人之短，学人之长，谅人之过；善于以和为贵，待人谦恭，讲究文明，遇上有争之事，主动礼让。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这样做，都能有度量，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加温馨。
崔祐甫献计
唐德宗即位，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敬献三十万缗钱。德宗想接受，但又怕被李正己蒙骗；拒绝接受，又找不到合适的措辞。宰相崔祐甫给德宗出了个计策，恳请皇上派使者去慰劳淄青将士，把李正己所献的钱赐给淄青将士，让他们人人感恩皇上的圣德，也可使其它节度使知道朝廷不看重钱财。德宗听从了崔祐甫的计谋，李正己惭愧万分，由衷地钦佩皇上。
神策军使王驾鹤长期执掌京城的禁军，权震朝野。德宗想派人取代他，但又担心他闹兵变，就向崔祐甫讨教主意。崔祐甫说：“圣上不必为这件事担心。”他立即把王驾鹤请到府中，和他长时间促膝交谈，谈话期间，新的神策军使白志贞悄然上任，接管了禁军。
智囊
崔祐甫为德宗献计，德宗转而把钱赐给了淄青将士，不仅使将士们感恩皇上的圣德，更加敬重皇帝，不敢看重才货，而且使李正己所献的钱财在浩荡的“皇恩”面前显得如此渺小和低下，给李正己也敲响了警钟，告诫其踏踏实实地做事，不要整日沉迷于钱财小计之上。另一个故事中，崔祐甫又为德宗献技，使得德宗不动一兵一卒而收回王驾鹤的兵权，既稳定了军心，又达到了目的。这里的两个计策都起到了一石二鸟的功效，既制服了敌人，又抬高了自己。
这就启发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选择突破口非常重要。选择突破口的关键是有针对性地号其命脉，找到主要矛盾，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促进事物的良性循环和发展。
王旦妥善处理国事
北宋时，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旻掌握护卫京城重任，他遵照圣旨挑选士兵，操练军队，但他对士兵每每下的命令都太过严厉，兵士们因惧怕而计划兵变，皇上为此召集有关部门商议这件事情。王旦说：“如果处罚张旻，那么帅臣今后还怎么制众？但马上就捕捉谋划哗变的人，那么整个京城都会震惊。陛下几次都想任用张旻为枢密，现在如果提拔任用，使他解除了兵权，反叛他的人们自当安心了啊。”皇上对左右的人众说：“王旦善于处理大事，是真正的宰相啊！”
契丹王奏请宋真宗在每年照例给契丹送贡的银缗之外，再向宋借些钱币。真宗征求王旦的意见，王旦说：“陛下东巡封禅之事已十分迫近，随驾的车队即将出发，这个时候契丹提出此事是有意试探我朝。可以在给契丹的三十万银缗内，借给他六万，并且向他们说明所借的这些必须在明年的贡品数额内除去。”契丹得到钱后大感惭愧。第二年，真宗又给有关部门下命令：“契丹所借的六万金帛，对我朝来说是小事一桩，事属微未，不用在他们的定额中扣除了，但今后永不为例。”
不借则违逆了对方的意思，而白借又没有这样的名目。借了不扣除，则不能堵塞他们的侥幸心理；借了必扣除，又不能表明朝廷的博大。像王旦这样的处理才是妥当的。
西夏王赵德明向宋朝要求借给他们十万斗粮。王旦请皇上命令主管部门在京师准备百万升粮食，而下诏书让赵德明来取。赵德明对此大感惭愧，说：“宋朝真有人才啊。”于是不再提借粮之事。
智囊
王旦能够时刻从朝廷的利益出发，处处为朝廷着想，才能妥善的将国事处理好。试想如果他处处以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个人好恶为出发点，恐怕就不会做出好的决策了。
那么，我们在工作中也应该学习王旦的这种精神，既然我们都在这个集体中，我们的命运时刻与所在的集体联系在一起，集体荣，我也荣，集体衰，我也衰。因此，我们应该时刻为集体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不要只顾自己一时的得失，只在乎自己一时的发展。没有集体的发展何来个人的成长呢？所以，我们提倡爱岗敬业，实际上正是从每个人的前途着想啊！
严求议禁养鹰鸇
南唐烈祖辅佐治理吴国时，各地都修筑了堡垒。尽管他对将士们十分宽容，然而还是有不少的将士，常常在原野上纵鹰狩猎，在近郊里聚众饮乐，有时还骚扰老百姓。南唐烈祖先打算严厉制止这股歪风，后来又顾虑到现在还需要藉用他们的力量，为了找到切实可行的妙计，于是便向严求征询建议。严求说：“不用那么麻烦的用法去限制他们，这是容易杜绝的。可以请皇上下一道诏书，使泰兴、海盐诸县禁止伺养鹰鸇，这种事情便可不令而止。”南唐烈祖采纳了严求的建议，果然一个月后，将士们就再也没有到原野或近郊去游乐的了。
智囊
严求禁绝将领们养鹰鸇，纵游乐，不主张从绳之以法开始，而是先发出禁令，然后再以法随之，取得了“弊绝风清”之效。严求此举其实就是“先礼后兵”。因为只有如此，下属才能心服口服，上级才能树立威信，进而严明军纪。推而广之，不仅治军，做任何事皆然：不能以势压人，而要使人们心悦诚服。
陈平度近避祸
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叛变，汉高祖刘邦派樊哙以丞相名义前往讨伐。樊哙出发以后，就有人散布流言，给樊哙罗织罪状，说樊哙的坏话，刘邦听后发怒了，说：“樊哙见我生病，就竟然诅咒我早点死去！”于是高祖就使用了陈平的计谋，把绛侯周勃叫到床前，对他说道：“陈平速乘驿马去传我的旨意，让周勃代替樊哙的职务去讨伐贼寇。等陈平到达军营后，就把樊哙斩首。”陈平和周勃领了皇帝的圣旨后，二人在路上商量说：“樊哙是高祖的老朋友，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又是吕后妹妹的丈夫，既是皇室的亲戚，又是豪门贵族，皇帝因为一时的恼怒，所以想杀掉他，杀了后恐怕高祖日后后悔。我们宁可把他囚禁起来，交给皇帝，让皇上自己去杀掉他吧！”陈平还未到军营，就让人在营外建造高台，用符节召来樊哙。樊哙接了诏书符节后就被捆绑起来，打入囚车，送往长安，而任命周勃代替他率领军队，平定燕王的叛乱。陈平在途中听说高祖驾崩，很害怕吕后，又担心被吕后妹妹妄进馋言，于是先派人向吕后回报。
路上遇见使者命令陈平和灌婴屯兵于荥阳。陈平又接到诏命，就飞速赶回宫中。回到宫中，陈平痛哭不已，并借此在皇帝灵前向吕后汇报了抓捕樊哙的来龙去脉，吕后也悲伤地说道：“你先回去休息吧。”但陈平坚决请求在高祖灵前守孝，吕后就命陈平为郎中令，说：“你以后就辅助教导小皇帝吧。”这一来，吕后妹妹的馋言才未能实现。
谗言和灾祸一样，对当前发生的事考虑得仔仔细细，就能杜绝他人的谋害，这样做的只有陈平；对未来发生的事考虑得周周到到，就能消除他人的忌恨，就像刘琦那样。本应就近谋划的，却进行了毫无边际的长思远虑，而本应长思远虑的却鼠目寸光只看到了近处，所有这些都是很快召至祸患的做法。刘表偏袒小儿子刘琮，而长子刘琦害怕招来杀身大祸，就向诸葛亮请求计策，诸葛亮却闭口不答。有一天，二人一起登上城楼，刘琦说：“今天先生所说的话，只能进入我一个人的耳中，难道先生还不肯给我指条光明之路吗？”诸葛亮说：“你没有听说过晋公子申生在朝内危机四伏，遭杀身之祸，而公子重耳出走在外而安然无恙吗？”刘琦听后顿时醒悟，便请求去做江夏太守。
智囊
常言道：人言可畏；而捕风捉影、颠倒黑白的谗言，更是可畏的。伯夷是清廉的。谗言却说他是浑浊的；屈原是忠贞的，谗言却说他是不贞的，最后竟投汩罗江而白尽。故古人说：一自古害人莫甚于谗。对于这点，陈宰相是深有体会的，他少时是清白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说陈平与他的嫂子私通。所不同的是，陈宰相比起伯夷、屈原来，是胸有智谋，故能巧妙地躲避谗言而远离祸患。
司马迁在《史记·陈丞相世家》中称赞道：“陈平宰栢年轻时，本来就崇尚黄老的道家学说。……最后归附了汉高祖，他经常出奇谋妙计，扭转了极其复杂的危机，消除了国家民族的祸患。到了吕后当权时期，国家政治正处于多事之秋，然而陈平终于能够脱身免祸，安定了汉室，保持了荣耀于终身，被称为贤良的丞相，这难道不也算是善始善终了吗？试想，如果没有很高明的智慧和谋略，又怎能做到这一点呢？”
宋祖、曹彬拒收不义之财
南唐国主畏忌赵匡胤的威名，因当时他还在后周供职，就对后周国主使用反间计。他们派遣一名使者送信给赵匡胤，赠给他三千两白金。赵匡胤把这些白金全部送交到了国库，于是，南唐的反间计没有得逞。
周世宗柴荣派遣阁门使曹彬送兵器给吴越，事情办完之后，曹彬急忙返回朝廷，没有接受吴越王赠送的礼物。吴越人又坐轻舟追上了曹彬，把礼物交给他，曹彬推辞了三、四次，才说道：“我再不接受，像是在窃取个人的名声了。”于是接受了对方的全部礼物，回来后又全部献给了世宗，后来奉世宗的命令，才拜受了。到家后他把礼物全部送给了亲朋好友，自己家里一点也没有留。
不接收礼物，无以体现本国的风范；如若直接接受了，又不能显出做臣子的公心；接受后再献出来，是最为得体的做法。
智囊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和小人都爱财，这大概是人的天性。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在于：一个取财有道，一个取财无道；一个是正当的，一个是不正当的。
君子既要顾自己的利益，也要考虑别人的利益，凭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理应得到的财物，小人则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发不义之财是常事，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也不少见。
苏东坡拒高丽僧，范仲淹焚西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