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这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其中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即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他还认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之间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统治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人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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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而贱阴
古人贵阳而贱阴，“三纲”即来源于阴阳之道。君、父、夫体现了“阳”面，臣、子、妻则体现了“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据此，君、父、夫的统治地位得以确立，封建等级制和政治秩序得以与宇宙的根本法则连通。
宋代的朱熹最早将“三纲”“五常”连用，正式确立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他在继承和改造程、张“天理”和“气学”理论的基础上，融进了佛、道的思辨观念，提出“理本气末”“理先气后”的哲学思想。
朱熹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他又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但他又强调，不仅要讲“形而上之道”，而更重要的是将这些“道”应用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三纲五常”产生后逐步地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为稳定封建社会的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却成了扼杀进步思想的桎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修身法——存天理，灭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即保存心中的天理，消灭人的欲望。这是宋代大儒程颢、程颐、朱熹等将“三纲五常”神秘化（理生天地，成万物之性，展现为“三纲五常”）后，提出的儒教的道德修养目标，同时也是修炼的方法。
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最先见于儒教经典《礼记》，但是给天理赋予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且把天理和人欲的对立作为道德修养中的基本对立，则是由宋代“二程”，即程颢、程颐首先提出来的。
那么，何谓天理，何谓人欲呢？“二程”认为，天理即人的先天善性、本然之心、纲常人伦，是人必须努力追求并用以自律的普遍道德原则。气聚合为人，人的气质之性——人欲，也随之形成。人欲又会阻碍天理的发挥，导致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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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生化”与“人的生化”
程颢、程颐认为，“天理”生化的“气”创造了世间万物，人也是“生于气”。朱熹则说，“理一分殊”，万物由“太极”生化而来，是为“理一”；“太极”生阴阳二气，继而又生化出万物常理，即所谓“分殊”，并认为“人生于二气五行运行之际”。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标志，就在于人保有天理。本性、本心为善的人之所以会走向恶，就在于其先天之善被后天的物欲所污染，人的本心昏聩不明，天理也就难以彰显，只有泯灭物欲、私欲，才能复明先天的善性。
人们喜欢游玩，喜欢音乐，喜欢财富，喜欢美女等，虽然也是欲望，但那是天理固有的内容，也是人情所无法避免的。遵循规则，使天下人都能享有这些，那就是天理；把这些据为己有，以满足一己私欲，就是人欲。吃饭是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这也可视为天理；但如果要求美味、佳肴，超出了维持生命和健康的目的，那就是人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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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
天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都体现在人心，无心则无以见性。而且，人只一心，知觉从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为了树道心、复天理，必须去人心、革人欲。
天理、人欲的界限，归根到底，乃是当时的制度是否允许。比如说，皇帝、官吏和富人也可以有数个妻子，这都不算是人欲。如果女子不安守本分，企图嫁给心爱者，这就是人欲。臣子享受锦衣美食，也不算人欲；但是如果想做皇帝，这就是人欲。这中间的区别非常微妙，需要认真体会。
“存天理、灭人欲”首先是统治阶层的道德原则。统治阶层之中，又首先是要求皇帝能够存天理而灭人欲。这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而制定的道德规范，以便约束自己内部的个别成员，使他们把行为限制在当时的道德规范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
《大学》中说：“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人生修养之路的四个阶段，四级递进、互相蕴涵，最终可实现内圣外王。
正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人生路上关键一环，是道德之本、政治之本，每个人都要由此出发。而且，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内在的统一性，只要身修，出将入相、修齐治平皆在其中。儒家修身，可分为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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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格物是修身的起点，一般可以理解为广泛地探求事物的道理，包括读书、论学、应接事物、反省内心等多种活动；致知是格物的继续，可以看作是对格物所得的综合思考、整理加工等活动，是体会天道人伦的思想过程。
正心是致知的发展。愤怒、怨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会干扰人的正常思考，导致人有物不见、有声不闻。因此，就需锻炼专心，以排除情绪干扰、聚精会神，此为正心。诚意就是锻炼慎独，做到既不欺人也不自欺，独处时也像被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仍然克诚克谨。
修身之后，人生进入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阶段，这是从内圣到外王的必然转化。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实践，是对修身内圣的客观运用，也是对修身所得的巩固和提高，它们依赖修身，也发展着修身，可以说是修身的继续和特殊形式。
所谓齐家，就是孝顺父母、敬重兄长、慈爱子女等，也就是按儒家伦常来治理家庭，使全家和睦、长幼有序。所谓治国，是出将入相、辅弼君主、为民立命、抚慰孤独，即用王道政治来管理郡国，使君臣有义、人民有信。所谓平天下，是昌明道德、尊贤亲亲、敬臣子民、怀柔诸侯，即行仁义道德于海内，使天下太平、夷狄臣服。
真正的人生应当是修齐治平的，内圣和外王不应分裂。孔孟不得其位是历史的遗憾，而诸葛亮、范仲淹等名相名臣则备受推崇。不管怎样，一个人能从修身齐家的道路上踏入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仕途，在儒家看来都是最理想的，是千百年来知识分子所渴望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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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取人
实际上，多数人没有机会治国平天下，所以儒家也意识到不能以“外王”来取人，如董仲舒提出：“正其谊而不得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因而儒家将评价人的境界、价值的标准归结到了人生动机上。
在儒家看来，人生道路也是“道中庸”的过程。君子无论在何时、何地、何事上都要持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既无过之也无不及。儒家将中庸抬高到了宇宙本体的地位，视之为天人之道，即“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其实，中庸也是一种处世艺术，它存在于人们的日用伦常之中，人人能知，人人能行，但做到极致却相当不易。无论情境多复杂、多困难，人们固然可以向中正不倚努力，但“中庸”不是明摆在那里的，凡事各有其中庸，若不去努力和探索，错误依旧难免。
修齐治平与中庸是儒家提倡的人生道路，也可说是其人生道路的理想范式。它们贯穿于人的生命过程和各种活动中——求学、成家、立业、事亲、为官等，规划着人的生命轨迹，规范着人的生活方式，为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结构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
⊙横渠四句——做个堂堂之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有名的“横渠四句”，是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名言。近代新儒学大师马一浮评价说：“依此立志，方能堂堂地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切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
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
天地之心见于人心一念之善，所以《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说：“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心的善端，就是天地的正理。以此说来，“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若无恻隐，便是麻木不仁。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若能识仁求仁，好仁而恶不仁，就是“为天地立心”。
什么叫“为生民立命”呢？
儒者立志，令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方为圆成。横渠先生在《西铭》中说：“凡天下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即是说，万物是一体的。圣人与民同甘苦，没有众人皆忧而自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自己能独安的。所以，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为生民立命”。
什么叫“为往圣继绝学”呢？
自两汉至隋唐，千百年间，先秦儒家所开创的生命之光、哲学之慧，一直未能完全开显。唐末五代时，华夏的文化生命更萎缩堕落至极，可谓“学绝道丧”。但是，宋明义理之学却直接孔孟，远迈汉唐，复活了先秦儒家的形上智慧，使心性义理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光于世。这就是“为往圣继绝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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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
理义之性，存于人心，在圣不增，在凡不减。所以，人人皆可为尧舜，往圣之绝学人人可继。但若囿于成见，不知“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即便终身读书，也只限于知识的求取，终究埋没自性，空过一生。反之，善用自性，必能求仁得仁。
什么叫“为万世开太平”呢？
儒家以内圣为本质，以外王表功能。功能之大者，便是开出千年万世的太平。儒家抱着开万世太平的宏愿，讲论天下为公的仁政王道，在体制上则成就了“治道”。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尧的“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的“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王者以道治天下，贵德而不贵力，所以才能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孔孟有德无位，其道不行于当时，但其言却可垂法于万世。所以，横渠不说“致”而说“开”，以表期待之意。
这四句话最能表现出儒者的襟怀，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因而也可说是人类教育最高的向往。
■ 仪礼、技艺与朝圣之地 ■
儒教是非常重视仪礼的，无论婚丧嫁娶，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规矩。礼仪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对教主孔子的祭拜仪式——祭孔大典。另外，古代中国规格最高的仪式——泰山封禅，也较多地融入了儒教的元素。儒教信徒要学习的六艺，立、坐、行等也要合乎一定的规矩。儒教的朝圣地首推孔子故里曲阜，那里的孔府、孔庙、孔林已经成了儒教的象征。
⊙祭孔大典——最热闹的仪式
儒教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就是祭孔大典。它是华夏民族为了纪念至圣先师孔子，而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祀典，两千多年来几乎从未间断，堪称世界祭祀史上一大奇迹。
祭孔活动可追溯至公元前478年，孔子卒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宅辟为寿堂祭祀孔子。后来，汉高祖过鲁，以“太牢”祭祀孔子，开历代帝王祭孔之先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各地纷纷建孔庙，祭孔之风日盛。
此后历代，祭孔仪式日臻隆重恢弘，礼器、乐器、乐章、舞谱等也多由皇帝钦定颁行。至清朝，仅孔府的祭孔官员、礼生、乐舞生就达300多人。其中分献、监察、典仪等祭孔官员100多人，鸣赞、相礼等礼生80人，敲鼓、打旗、跳舞的乐舞生120人。
在古代，祭孔仪式也有等级区分。祭祀人分为“主祭”和“余祭”，主祭上身穿绛紫色、绣团花的古代祭服，袖口特别宽大，呈喇叭状；而下身穿的是类似于裙子的“裳”。在主祭跪拜祭祀孔子的同时，余祭在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的神位前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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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献礼
三献礼是祭孔的重要环节。三献，即初献、亚献和终献。初献帛爵，帛即黄色的丝绸，爵指仿古的酒杯，正献官将帛爵供奉到香案后，主祭人宣读并供奉祭文，而后全体参祭人员对孔子像五鞠躬。亚献和终献，分别由亚献官和终献官献香、献酒。
另外，从明代开始，孔子后裔“衍圣公”由三品官提升为一品官，相应地，大成殿的主祭也必须由一品官担任；而供奉孔子妻子亓官氏的祭寝殿主祭须为三品官；陪祭的为四品官；五至七品官只能祭十二哲和先贤、先儒们。
最初祭孔每年只有秋季一次，后增为春、秋两次。后来，人们又在阴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举行隆重的大祭。参加祭孔的人员，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国祭则多由大臣、地方官或皇帝自己亲至孔庙致祭。
祭孔时要点燃檀香，奏《大成乐》，使用的乐器有编钟、编磬、排箫等，共几十件，乐舞生则在古乐中跳起八佾舞。除乐舞外，祭典上还要摆设各种祭品，如黄米、菱角、牛、羊、猪、黄酒、盐等。据说仅大成殿中就要用掉40斤黄酒、36头猪、31只羊、2头牛。
辛亥革命后，祭孔的程序和礼仪有了较大的变动，献爵改为献花圈，古典祭服改为长袍马褂，跪拜改为鞠躬礼。后来，祭孔大典一度被废止。1986年，祭孔大典经孔子故里曲阜市挖掘整理，在当年的“孔子故里游”开幕式上得以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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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孔大典祭文（节选）
忠孝首善，礼法持恒，中道不倚，和恕宽容，以和为贵，华夏一统，万邦和谐，世界和平。盛世再现，小康初成。（2008年 金庸）
日月虽迈，诵说优新，百川竞乎孔子之门庭，孔学之克守，于今愈盛。孔子学院，遍列全球，蔚为人类文化之奇观。（2009年 范曾）
如今的曲阜祭孔大典，分为明故城开城仪式、孔庙开庙仪式、现代公祭和传统祭祀四个部分，并且在音乐、舞蹈和服饰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发展。音乐上，引入了交响乐、合唱乐团的表现形式，更为大气磅礴、震撼人心。舞蹈则参照古文献图谱，进行了重新编排，更具感染力。而且，经过重新设计的古服饰，也更加古朴、庄严、凝重，展现出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的盛况。
⊙泰山封禅——祭天的最高典礼
除祭孔大典外，祭祀天地和祭拜祖先等，也是儒教重要的宗教典仪。敬天法祖，正体现了儒教对伦理纲常的重视。古之天子祭祀天地山川、宗庙社稷，往往祭品丰厚，仪式盛大，而封禅就是其中级别最高、最为隆重的。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在泰山举行的一种祭祀天地的活动。那么，为什么要封禅呢？《五经通义》说：“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即表示帝王受命于天，治理百姓，感谢上天赐予“符瑞”，并将自己的功德祭告天神和地神，同时也昭告世人。
秦朝统一中国后不久，始皇帝便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但众儒生说法不一。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