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八仙”传说中，那位“张果老”总是喜欢倒骑着毛驴，四处游荡。现在，请您仔细想一想：究竟是张果老骑错了方向呢，还是那头毛驴站错了方向？
一般来说，头脑中的思维结果应该与客观外界的思维对象相吻合。换句话说，头脑应该“客观地”“全面地”把握思维对象的“本质”和“主流”。然而，人们的实际思维过程却并非如此简单。在许多情况下，创意思维的结果变得似是而非，或者似非而是，难以简单地断言为“真理”或者“谬误”。
思维观念的普遍性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那本书里，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哲学家饿了，就让他的学生到街上去买一块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圆面包和长面包，没有您要买的那种（既不长又不圆的）‘面包’。”于是，哲学家就让学生去买一块“圆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黑面圆面包和白面圆面包，没有您要买的那种（既不是黑面也不是白面的）‘圆面包’。”于是，哲学家就让学生去买一块“白面圆面包”。学生到街上转了一圈，还是空着手回来了，对老师说：“街上只有冷的白面圆面包和热的白面圆面包，没有您要买的那种（不冷又不热的）‘白面圆面包’。”
于是……结果不用多说，那个学生永远不可能买来面包，而那位哲学家只能等着饿死了。
外界的客观事物是具体的、个别的、拥有无穷多的属性的，从而使得相互之间千差万别，正如莱布尼茨所谓“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是，当这些事物成为思维对象，经过筛选而进入头脑，最终形成观念、思想和计划之后，它们自身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具体性、个别性和千差万别性的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抽象性、普遍性、一般性和共同性。
外界事物与头脑观念之间的鸿沟，是哲学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正因为事关重大，中外哲学家们（特别是西方传统的哲学家们）为填平这个鸿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黑格尔曾设想过“具体概念（包含差异性的观念）”；马克思求助于现实的社会实践；现代分析哲学则要求“改善”哲学所使用的“语言”，甚至想给头脑中的观念各自“编号”，使之与外界的事物一一对应。
这间教室里有许多张桌子，而整个世界上还有数不清的桌子，其中的每一张桌子都与别的桌子不完全相同。我们的头脑中有一个“桌子”观念，但并没有千千万万个“桌子”观念。一个“桌子”观念便足以概括和代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数不清的桌子。而且，“桌子”观念只有少数几个属性，而舍弃了现实中桌子其余的无穷多种属性。圆形的、方形的都是“桌子”，三条腿的、四条腿的都是“桌子”，铁的、木的、塑料的都是“桌子”，高的、矮的、软的、硬的、光滑的、粗糙的……统统都能纳入“桌子”这一观念中。
这正是人们的头脑运用“选取”“抽象”和“截取”等思维能力的结果。这些能力曾经是人类智力发展水平最主要的标志，而且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这些能力却造成了外界对象与头脑观念之间的鸿沟。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条鸿沟是人类所有理论错误和所有实践失败的总根源。
对于创意思维的结果，人们总是希望它们尽量少一些“主观偏见”的色彩，尽量“客观”一些。不过，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问题。
在哲学思想史上，有一种唯物主义曾经认为，“纯粹客观”是脱离人而存在的、能够被思维主体所彻底认识和把握的东西。在他们看来，面对同一个外界对象，不同的人应该得出相同的观念和结论；如果他们之间的观念或者结论有差别，那么其中必然有的正确有的错误。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如此简单。
一朵淡淡的红花，开放在马路边。诗人走过来，看到那朵花是“美好春天的使者”；植物学家走过来，看到那朵花是“草本复叶的蔷薇科植物”；药物学家走过来，看到那朵花是“具清凉解表功效、可焙干煎服的止痛药”；最后，清洁工人走过来，把那朵花看成“有碍市容的东西”而扫进了垃圾箱……那朵淡淡的红花到底是什么？哪个人的看法是“纯粹客观”而毫无“偏见”的？
历史上有一位名叫曹操的人。晋代人写了一部《曹操传》，说他是“盖世英雄”；明代人写了一部《曹操传》，说他是“乱世奸雄”；当代人写了一部《曹操传》，说他是“法家代表人物”；美国人写了一部《曹操传》，说他是“东方文化的果实”……曹操究竟是什么人？难道真如意大利哲学家克罗奇所说的那样，“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们面临着一个意义与价值的世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也许应该归结到外界对象和主观思维两个方面。所谓“纯粹客观”的事物和现象，其自身具有无穷多的对象、无穷多的属性和无穷多的变化，要想“真实”而毫无偏差地把握某个事物，就有必要对所有这些对象和属性毫无遗漏地予以认识，然而这是根本做不到的。
于是，无可奈何的头脑只能选取、抽象和截取。由于不同的头脑具有不同的实践目的和价值模式等内容，因而不同的头脑也就具有不同的选取、抽象和截取的标准，并由此产生出不同的思维结果。
当然，不同的人之间，思维的结果只是“不完全相同”，而不是“完全不相同”。因为整个人类在生理结构、基本需求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等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个道理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马克思早就说过，以前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和现实只是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而没有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实际上，不论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现实中的人们总是从意义和价值的层面去把握外在世界的，都是从“为我”而不是从“为它”的角度来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说到底，就连所谓“保护生态环境”之类，也不过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已。这就使得追求“纯粹客观”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没有必要的。
从创意思维的角度来说，必须摆脱所谓“纯粹客观”对思维主体的束缚，自由地发挥其想象力，才能冲破有形的和无形的思维障碍，获得奇妙的点子。假如在创意思维的一开始，便要求头脑“要符合实际”“不能胡思乱想”，那么我们的思维就难以发挥其巨大的“超越性”特点，不可能有新的创意产生。我们稍微留心就能看到，对人类历史影响深远的“新点子”，在刚产生的时候，几乎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没有实用价值的”“纯属胡思乱想”之类的东西。
注意观察时的盲点
孔夫子带着他的徒弟们周游列国，在一个国家饿了很多天，好不容易搞到了一点儿米，便让颜回煮成饭给大家吃。孔夫子看到饭刚煮好，颜回便悄悄地抓了一把饭往嘴里塞。孔夫子很不高兴，把颜回训斥了一顿说：大家都在饿着，你怎么一个人先吃呢？
颜回委屈地说：我刚才打开锅盖，看见饭里有一块很脏的东西，我怕这个脏东西被别人吃掉了，于是我就自己把这个脏米饭吃下去。孔夫子听后，对这个事情发了一番感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观察不到的地方，而且每一个人对于眼前的事实和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加以解释。这里就会发生许许多多的误会和错误。所以，要想成为一个君子，就要认识到自己思考中的盲点，对那些察觉不到的地方，要特别地谨慎，不能匆匆忙忙地下结论。
每一个人在观察和认识事物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盲点，也就是他所看不到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头脑当中都有自己固定化的思维模式。符合这种习惯和模式的事物，我们对它的认识就十分清楚。而超出这个习惯和模式的事物，我们往往加以忽略。而且对于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那些事物，总是特别注意，并且总是习惯于按照自己的理解对它们加以把握。所以，每个人的认识和目光，都像一支手电筒，它仅仅照出一个光柱。在光柱之外的事物，都被我们忽略了。
创意思维所得到的结果，应该尽量地全面一些，考虑的问题应尽量周到一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彻底的全面”同样是若隐若现的东西。如果一味地追求“全面性”，也许要失去许多创意的好时机。
有一位辩证法思想家认为，要想全面而彻底地认识任何一个事物，都必须首先认识整个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请想一想，你面前的这张木制书桌，要想全面认识这张书桌，必须首先认识其中的木板；要想全面认识那块木板，必须首先认识剖成木板的那棵树；要想全面认识那棵树，必须首先认识养育那棵树的土壤、雨水、阳光等条件；要想全面认识这几个条件，还不足以让你去研究整个宇宙的起源和发展吗？
你一定听说过“金银盾”的故事：一个将军站在盾牌前面，说盾牌是“金子做的”；另一个将军站在盾牌后面，说盾牌是“银子做的”；第三个将军站在盾牌侧面，说盾牌是“金子和银子做的”。很显然，前两位将军的话是“片面的”，第三位将军的话是“全面的”，但只是相对于前两位将军来说是“全面的”。也许剖开盾牌，发现里面是块铁板，金和银是镀在外层的。那么，我们能不能从相对的全面出发，逐渐扩展，最后达到“彻底的全面”呢？也许理论上能讲得通，但实践上肯定是办不到的。这还是由于思维对象的无穷多及其属性和变化的无穷多。
思维无法达到“彻底的全面”，这一事实并不能让我们感到很悲观，因为我们本来就不需要它。盲目追寻“彻底的全面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庄子笔下的“庖丁”，把一只活生生的牛只看做一堆骨头和筋肉的组合体，只想着其中骨头缝的宽窄，这显然是片面的。庖丁不像农夫那样，了解牛能拉多重的车，一天吃多少料；庖丁也不像画家那样，了解牛在奔跑时的英姿，知道牛抵架时尾巴是夹着还是翘着。庖丁就是庖丁，他不想跟农夫和画家学习，以便对牛的认识更加全面；对于庖丁的实践目的来说，“目无全牛”就足够了。鲁迅也曾说过，在中国古代，对人体颈骨的结构研究最透彻的，不是医生（中医不重解剖），而是刽子手。
随着实践目的的改变，人们对事物认识的重点就从一个方面转到另一个方面。空调厂商经常说，“据科学家预言，地球将变得越来越热”；而电暖气商则说：“据另一些科学家预言，地球将变得越来越冷。”双方都没有讲错，都选取了于自己有利的科学家预言。
全面性问题对于创意思维具有双重意义。有些时候，我们放开眼界，打破某一种片面性，就可以获得新创意；而在另一些时候，我们固守某一种片面性，沿着这个片面性“一条黑路走到底”，同样能够得到某种创意——正如有位哲人所说，“真理就是最偏的偏见”。
在现实生活中，达到相对全面性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不同人的观点和思路结合起来，从中找出创意的幼芽。因为每个人观察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对待某些问题的态度，都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不可能与别人完全相同。听取别人的观点，就等于自己多了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方法和态度，新奇的创意往往蕴含在新奇的角度之中。
本质与主流的凸现
尽管我们无法获得“纯粹客观”，无法达到“彻底的全面”，但是我们还有一种补救的办法，那就是抓住思维对象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上有不少的哲学家，也把获得“永恒真理”的希望寄托在“本质和主流”的身上。他们认为，在思维和认识的过程中，只要抓住了某些重要的对象，抓住了一个对象的某些重要属性，也就抓住了整个对象的“本质”和“主流”，就能够以简驭繁，“纲举目张”。舍掉某些无足轻重的对象，舍掉对象的某些无足轻重的属性，并不妨害我们对整个对象的把握，“永恒真理”仍然是可望又可及的东西。
从人们的实际思维进程来看，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你的面前摆着啤酒瓶，一只普普通通的啤酒瓶。请想一想，它的“本质和主流”是什么？你想用这只瓶来装酱油，那么它的牢固、不渗漏、密封、不透光等属性就成了“本质和主流”；你的儿子想用这只瓶来装蝴蝶，那么它的透气性、透光性就成了“本质和主流”，不具备这两个属性的瓶子就意味着“本质”上不合格；你的朋友想把这个瓶子磕掉瓶底当做自卫武器，那么瓶子的硬度就上升为“本质和主流”的属性，而瓶子的透光之类的属性则成了无足轻重的“非本质”的“支流”问题。
你的面前放着一部《红楼梦》，就是曹雪芹和高鹗两人合著的《红楼梦》。请想一想，这部书的“本质和主流”（即主题思想）是什么？是一部“自然主义的自传”？是一部有伤风化的“诲淫之作”？是一部“反清排满”的“革命者的启蒙”？是一部宣扬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哲理书？是一部展示“封建社会衰亡”的历史教科书？还是一部兼容以上各项内容的“大杂烩”？……
我们思考的各种对象和每一对象的各种属性，其本身是纷然杂陈、平起平坐的，无所谓“本质”或“非本质”，“主流”或“支流”，就像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是混沌一团的东西。
只是当它们进入头脑之后，在思维主体的实践目的、价值模式等思维手段的操作下，不同的对象和同一对象的不同属性才排列出主次轻重的顺序，它们的“本质和主流”方才凸现出来。
结果，在不同思维主体的不同实践目的、不同价值模式的操作下，同一对象的本质和主流就会显示出差异。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能见到两人在不停地争论：某事从“主流”上看是“好事”还是“坏事”，某人从“本质”上说是“好人”还是“坏人”，等等。在这一类争论中，有时有正误之分，有时则没有正误的问题，只是争论者各自的衡量尺度不同。
从创意角度来说，我们不应局限于对事物现有的“本质和主流”的认识，而应该挖掘出同一事物的新本质和新主流。
说到底，每一种具体的事物和观念都具有无穷多的属性，因而也具有无穷多的“本质和主流”。只要调整一下思维主体的各种操作手段，就能发现旧事物中未为人知的“本质和主流”，创意便由此而生。
这类创意事例俯拾皆是。比如，《西游记》这部书的“本质和主流”（主题思想）是什么？你一定知道，那是一部反映正义战胜邪恶的神话小说，还有其他说法吗？它的主题是不是反映了“儒释道合流”？还有比这更邪乎的看法：《西游记》是一部“密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