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第七此篇综论孔子品行、为人、思想、教学，以至体貌、坐姿，多借孔子自言。前篇论弟子与君子，此篇论孔子，故相次。邢昺曰：“以前篇论贤人、君子与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渐，故以圣人次之。”说不误。皇侃曰：“《述而》者，明孔子行教但祖述尧舜，自比老彭，而不制作也。所以次前者，时既夷崄，圣贤地闭，非唯二贤之不遇，而圣亦失常，故以圣不遇证贤不遇非贤之失，所以《述而》次《雍也》也。”其说非是。此篇因贤人君子而及圣人，以记述为主，故取“述而”做首章并以为篇名。可见此篇诚有主旨，编排亦有道理。
泰伯第八此篇赞古往圣贤至德，讲为君治民及修身为政之道，替国君及欲为政治天下者立言。由圣人又及其他圣贤君子，故相次。邢昺曰：“此篇论礼让仁孝之德，贤人君子之风，劝学立身，守道为政，叹美乐正，鄙薄小人，遂称尧、舜及禹、文王、武王。以前篇论孔子之行，此篇首末载贤圣之德，故以为次也。”说亦近是。皇侃曰：“所以次前者，物情见孔子栖遑，常谓实系心虑，今明泰伯贤人，尚能让国，以证孔子大圣，虽位非九五，岂以秕糠累镇？故《泰伯》次《述而》也。”非其义。此篇因圣人又及其他圣贤君子，泰伯为至德，故做首章而为篇名，可见编排有道理。
子罕第九此篇前半多论孔子德行，以教人；后半多为孔子教学之言，教人做事做人。前篇论圣贤，为君主立言；此篇论做人，为学者立言，故相次。皇侃曰：“此篇明时感者既少，故圣应亦希也。所以次前者，外远富贵既为秕糠，故还反凝寂，所以希言，故《子罕》次《泰伯》也。”不可据信。邢昺曰：“此篇皆论孔子德行，故以次泰伯、尧、舜之至德。”差可信之。总之，此篇因圣贤而及做人，孔子罕言其利、命、仁，堪为典范，故做首章而为篇名。
乡党第十此篇总记孔子言谈举止、行为容仪，及衣着、饮食等生活习惯。篇内多言朝堂公门，当是孔子在朝为官期间之事。前篇论孔子德行，此篇亦孔子之事，故相次。皇侃曰：“《乡党》者，明孔子教训在于乡党之时也。所以次前者，既朝廷感希，故退还应于乡党也，故《乡党》次于《子罕》也。”亦就首章言。邢昺曰：“此篇唯记孔子在鲁乡党中言行，故分之以次前也。”不尽是。此篇亦记孔子，因德行而及举止，皆日常之事，故以“乡党”做首章而为篇名，实只取“乡”字之义。
先进第十一此篇主要论诸弟子行为志向及孔子对诸弟子评价。皇侃曰：“此篇明弟子进受业者先后也。所以次前者，既还教乡党，则进受业者宜有先后，故《先进》次《乡党》也。”非其义。邢昺曰：“前篇论夫子在乡党，圣人之行也。此篇论弟子贤人之行，圣贤相次，亦其宜也。”较为合理。前篇记孔子已毕，故复转而论弟子。首章实反映孔子注重实干的思想，盖是对弟子的总要求，故冠前而以名篇。
颜渊第十二此篇论修身崇德、为政理民，及交友处世之法。皇侃曰：“所以次前者，进业之冠，莫过颜渊，故《颜渊》次《先进》也。”纯属误解“先进”。邢昺曰：“此篇论仁政明达、君臣父子、辨惑折狱、君子文为，皆圣贤之格言，仕进之阶路，故次《先进》也。”亦欠妥当。此篇之所以次前，盖以前篇论具体人物，此篇复泛论之故，与《里仁》、《公冶长》二篇先泛论而后具体之编排正相反。修身崇德颜渊可为代表，故做首章而为篇名。
子路第十三此篇论从政理民之法及士人之行、君子之德。皇侃曰：“武劣于文，故《子路》次《颜渊》也。” 亦以篇名为说。邢昺曰：“此篇论善人君子为邦教民、仁政孝弟、中行常德，皆治国修身之要，大意与前篇相类，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为次也。”其说近是。此篇之所以次前篇，诚因所记与前篇相类，而以“子路”为首章并以为篇名，亦诚当与前篇名“颜回”有关，取子路次于颜渊之义。
宪问第十四此篇言修德修身与仕进为官之道。仕进为官是从政理民之终归与实践，故次前篇。邢昺曰：“此篇论三王二霸之迹、诸侯大夫之行，为仁知耻、修己安民，皆政之大节，故以类相聚，次于问政。”大致不差。皇侃曰：“所以次前者，颜、路既允文允武，则学优者宜仕，故《宪问》次于《子路》也。”说与实际不符。此篇因从政理民之法而及仕进为官，盖以“宪问”章所言可为纲目，故做首章而为篇名。
卫灵公第十五此篇多记孔子箴戒弟子与时人之言，涉及学习、修身、为人、为政、教学诸多方面，又有孔子行事及品评人物数章。皇侃曰：“卫灵公者，卫国无道之君也。所以次前者，宪既问仕，故举时不可仕之君，故以《卫灵公》次《宪问》也。”非其义。邢昺曰：“此章记孔子先礼后兵、去乱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劝学为邦、无所毁誉、必察好恶，志士君子之道、事君相师之仪，皆有耻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义未明。此篇所以次前，盖以前数篇言为政理民及修德修身大法已毕，而复为箴言以戒之，故相次。以“卫灵公”开言之章为首章并取为篇名，盖取其为国君之义，以便与下诸篇相次。
季氏第十六此篇杂言辅国治国、天下治乱、侍君慎言、择友择乐、修身护身、行身做事、为学处世、求志达道、重德轻富、学《诗》学礼及教子等事，亦以箴戒为主。各章皆作“孔子曰”（末章无），明非弟子所记，与前十五篇异，当非同时所辑。皇侃曰：“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恶，故据臣凶，故以《季氏》次《卫灵公》也。”邢昺曰：“此篇论天下无道，政在大夫，故孔子直陈其正道，扬其衰失，称损益以教人，举《诗》、《礼》以训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记卫灵公失礼，此篇首章言鲁臣季氏专恣，故以为次也。”二家皆以篇名为说，诚有一定道理。此篇以“季氏” 开言之章为首章并取为篇名，诚当有以权臣（阳货）次无道（卫灵公）之义。但主要原因，亦当与所记内容与前诸篇相类有关。可见编排与篇名皆有用意。宋以来有学者以此篇为《齐论》，今以篇名可知其非。
阳货第十七此篇杂言修德治民。各章皆作“子曰”（唯首章作“孔子曰”，盖以阳货地位在孔子之上），与前篇迥异而与前十五篇同，当为同时所辑。皇侃曰：“阳货者，季氏家臣，亦凶恶者也。所以次前者，明于时凶乱，非唯国臣无道，至于陪臣贱，亦并凶恶，故以《阳货》次《季氏》也。”邢昺曰：“此篇论陪臣专恣，因明性习知愚、礼乐本末、六蔽之恶、《二南》之美、君子小人为行各异、今之与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恶，此篇首章记家臣之乱，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二家皆以首章论陪臣凶恶专恣，实非该章之旨。该章记阳货劝孔子出仕，孔子应对之事，反映孔子当时有出世之心。唯此二篇相次，确当与篇名所出之首章有关。
微子第十八此篇主要论赞古今政治方面的名人贤士，以及孔子出世为民、执著其道的思想及言行。此篇所以次前，盖以亦言政治，与上篇相类之故。皇侃曰：“微子，殷纣庶兄也。明其睹纣凶恶，必丧天位，故先拂衣归周，以存宗祀也。所以次前者，明天下并恶则贤宜远避，故以《微子》次《阳货》。”邢昺曰：“此篇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则隐沦岩野，周流四方，因记周公戒鲁公之语，四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群小在位，则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皆未得其旨。论赞古今名人贤士，而微子堪为代表，故以之做首章而为篇名，与前三篇取名之义不同。
子张第十九此篇杂记子张、子夏、子游、曾子、子贡之语，或言士行，或言交友，或言修德，或以劝学，或勉改过，或言治狱，或论子张，或评仲尼，无统一主题，要皆弟子之语，故次前篇。皇侃曰：“子张者，孔子弟子也。明其君若有难，臣必致死也。所以次前者，既明君恶臣宜拂衣而去，若人人皆去，则谁为匡辅？故次明若未得去者必宜致身，故以《子张》次《微子》也。”发挥首章之义而已。邢昺曰：“此篇记士行、交情、仁人、勉学，或接闻夫子之语，或辨扬圣师之德，以其皆弟子所言，故次诸篇之后。”说近是。此篇名“子张”，盖仿前以人为称。
尧曰第二十此篇旧分三章，今别十章。前九章言君子行政之法，皆为国君立言；末章劝人知命、知礼、知言，有似书之后序与结语。言国君而始尧，故为篇名。皇侃曰：“《尧曰》者，古圣天子之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禅位于舜之事也。所以次前者，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当理，事迹无亏，则太平可睹，揖让如尧，故《尧曰》最后次《子张》也。”有失牵强。邢昺曰：“此篇记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语，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圣人之道，可以垂训将来，故殿诸篇，非所次也。”亦非书旨。此以为国君立言之篇殿末，似当反映编者治国平天下之理念，可见确是有意安排。
以上可知，今本《论语》各篇内容皆有一定的主旨，二十篇自为学修身至治国平天下，是一完整体系，各篇之间，互存一定的逻辑关系。尤其是《卫灵公》篇之取名预贯以下数篇，说明其确为统一命名并编排，全书为一有机整体。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若干断片篇章的简单集合。同时我们也已知道，各篇表面上皆是取首章首句中第一实词为名，但各有取义；取义方法与角度虽不相同，但大部分与内容主旨都有一定的联系，或者与前后篇有一定逻辑联系，说明其篇目命名及首章安排均有一定用意，但又不尽如皇侃等旧说所云。由此可见，今本《论语》二十篇并非杂手所成，而是有统一编辑思想的个人或数人编著。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各篇虽有一定的主旨倾向，但并不严格，二十篇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比较杂，许多章节与主旨无关。前人之所以对各篇内容归纳差异较大，原因正在于此。这种现象，似不是简单的体例不纯所能解释，因为各篇纯与杂的表现并不均衡，尤其是具有明显编辑用义的《学而》、《为政》两篇，真正讲学与为政的章节皆不及其全部内容的一半，说明该二篇内容并不是完全围绕篇题主旨而辑。所以，最好的解释应是：今本《论语》是二次改编增订之本，其篇目命名及编排皆改编增订者所为。可见今本《论语》，确是在初辑本基础上改编增订而成。
（四）今本《论语》的传本由来
关于今本《论语》的由来，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如杨伯峻先生认为，今本“基本上就是《张侯论》”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80年12月版。古棣等也认为古注和“近现代各种《论语》注解本依据的都是《张侯论》”古棣、戚文、周英：《孔子十日谈·第二日》，时代文艺出版社《孔子批判（上）》，2001年4月版。。黄立振先生则认为，郑玄本“即是现行《论语》的来源”黄立振：《论语源流及其注释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而《张侯论》及郑玄本的由来与异同，文献又有不同的记载，前人亦有不同的认识。所以，有必要对今本《论语》的由来进行再考证。
今本《论语》的最早完整传本，无疑是晋代何晏等人所撰的《论语集解》本（以下简称何晏本）。唐开成石经虽为白文，但亦冠何晏等人之《论语序》，并署“何晏集解”字样，说明所据为何晏本。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亦音《论语序》，而且明注“此是何晏上《集解》之序”，说明其所据本亦为何晏本（按：偶有何本所无者，属校补）。邢昺《论语注疏》有《序解》，专解何晏等人之序，说明所从亦是何晏本。所以，今传本《论语》皆出何晏本（按：文字偶有与何晏本异者，属流传异文），当无疑问。何晏本由何而来？《论语序》并无明言。序曰：
汉中壘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令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
所引刘向之言，无疑出自《别录》，所以《汉书·艺文志》亦云：“《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说明三《论》篇数异同无异说。而序于三《论》之外详说《张侯论》和郑玄本之由来与传授，则说明其所据之底本必与二本有关。以理言，郑本时代近，且已融会三《论》，新本当承郑本。然而序又云《张侯论》“为世所贵”。此言尽管是就当时流传而言，但也可见其主观上有贵《张侯论》的倾向。又云“集诸家之善”，尽管主要指注释言，但于经文亦不可能一点没有。看来何晏等究竟所祖何本，诚难简单断言。《隋书·经籍志》云：“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经典释文》亦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周即《论语序》之周氏，其《章句》出《张侯论》。可见又皆以为郑本就《张侯论》而校，与序“就《鲁论》”之说相左。所以，郑玄本之真正由来，亦待考证。这里，我们先从郑玄所就何本考起。
欲明郑玄所就之本，须先理清《张侯论》与《鲁论》的关系及异同。
据《论语序》可知，《张侯论》系安昌侯张禹以“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而成。关于张禹传《鲁论》，《汉书·艺文志》有明确记载。《志》云：“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所以，谓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当属可信。但序文并没有说明《张侯论》的篇数，因为所兼讲之《齐论》毕竟比《鲁论》多《问王》、《知道》两篇。《汉书·艺文志》《论语》十二家虽有“《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但并不能证明《张侯论》经文就是二十一篇，因为毕竟是“说”。所以，《张侯论》的篇章又需进行考察。以理相推，张氏既是“本受《鲁论》”，其篇章自当从《鲁论》之旧。《隋书·经籍志》云：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后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
是《张侯论》篇目确从《鲁论》。孙钦善先生云：“据各种记载，《张侯论》实际是以《鲁论》为底本，并未变乱《鲁论》的篇章。”孙钦善：《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12月版。应该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序文所谓“善者从之”，就当是从字词言。所以，《张侯论》当是以《鲁论》为底本，参考《齐论》，对个别字词作了校改订正而成。而且只有校订比较合理，优于《鲁论》，才能为世所贵。那么也就是说，《张侯论》毕竟异于《鲁论》。所以，即使《张侯论》出于《鲁论》，也不能既说郑玄“就《鲁论》” ，又说“以《张侯论》为本”。皇侃《论语义疏·叙》云：“魏末，吏部尚书南阳何晏字平叔因《鲁论》集季长等七家，又采《古论》孔注，又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讲，即是《鲁论》，为张侯所学，何晏所集也。”直以《张侯论》为《鲁论》，应该说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