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浮躁》反映改革深化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对于人的改革的高度重视和由此对改革者金狗、雷大空等所做的无情的解剖。小说中写了个州河考察人，作为一个人物形象的创造来看，也许过于观念化，形象也由于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而显得模糊，但是这个州河考察人一番议论却可以看作是这部小说的“文眼”。作者通过州河考察人同金狗的交谈，不仅揭示了改革时代那种浮动于社会之上的“变态情绪”，那种由于我们这个民族先天不足而产生的“病态的亢奋”和“无知的狂热”的“狂躁不安”的浮躁情绪，并指出这种情绪的产生乃是由于“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与人们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也即“一些人认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和价值，而同时他自身的素质太差，就容易把方向搞错，把路子走歪”。于是，强调要“引起我们足够的对于人的改革的重视”。州河考察人的认识当然正是贾平凹的认识，对于改革的这种认识无疑是达到一个新的深度。贾平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来描述社会上那种浮躁情绪和解剖他笔下的改革者的。《浮躁》中出现的两个改革者金狗与雷大空的形象，虽然文化层次的高低略有不同：金狗具有较髙的文化水平，当上了州报记者，雷大空则是卖老鼠药出身的流氓无产者，他们的改革意识和改革的自觉性也不是一个层次上，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被动卷入改革浪潮的，而且他们的改革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于是他们都曾大起大落，也都经历了悲剧性的遭遇，雷大空以悲剧告终，是很发人深省的；金狗在经历了种种曲折之后，又回到了仙游川，同他的恋人小水生活在一起，并且雄心勃勃去买机动船，准备重进州河河运队大干一番。这看来是个光明的尾巴，其实，金狗的前途仍然在未卜之列。金狗与雷大空在改革中悲剧性的遭遇固然有其外在的原因，即田、巩两个家族那政权化了的封建宗法势力压在他们身上，但更重要的则是他们内在的原因：他们“主体意识高扬与低文明层次的不和谐”。贾平凹在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的认识和所达到的审美层次是别的作品所未曾达到的。这正是《浮躁》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1987年人们议论较多的另一部反映改革的作品一”何士光的中篇小说《苦寒行》，也在解剖改革者上达到一个新的思想深度和审美层次。《苦寒行》中的朱老大显然与金狗、雷大空等有所不同。在他身上，较少存在那种浮躁不安的社会情绪，而是较多地表现出某种惰性。中国农民并不都是勤劳刻苦的。像朱老大那样的人，从小懒散成性，既没学成什么本领，也缺乏吃苦耐劳的品质。改革的浪潮冲击着梨花场那偏僻的山村，朱老大同千万农民一样，也想“从苦寒的乡下来”，“到富足的地方去”，希望有一天，“一跤跌下去”，跌到一堆票子上，过安逸的生活。但这仅仅是他的一种梦想。“我”作为他的保证人，帮他贷款买了一辆马车，这本来是一条生财之道。可是朱老大把马车买到手，不是想如何经营，而是先赊购衣服、手表和泡茶馆，到后来，马也丢了，马车也赶不成了。接着，他和哥儿们到供销社当临时工收购烤烟，又想乘机捞一把，于是又给区公所来了两个人叫走了。从此，朱老大只好从梨花场上消失了。何士光写了改革年代农村中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对其进行冷峻的解剖，还是意味深长的。朱老大的故事再一次告诫我们：对于改革者的改革，在改革事业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由于作家们从写改革的事件转而注意写改革中形形色色的人，尤其注意写芸芸众生的命运，从赞颂叱咤风云所向披靡的改革家转而写改革家的受挫和对他们进行冷峻的解剖，因此，在艺术表现上，也由注意情节的跌宕转而注意人物的刻画，尤其注意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出现了像达理的《眩惑》这样注意刻画改革者眩惑心理的心态小说。这既是改革题材文学思想的深化，又是改革题材文学审美层次的一种提髙。我以为，这在改革题材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转折性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改革题材文学创作中，还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想倾向，即作家在表现变革中的现实生活时，尤其在表现农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时，发现商品生产的发展对固有的道德观念的冲击，于是着重表现一种对改革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冲突。这种思想倾向早在数年前问世的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中就有较集中的表现。去年，部队青年作家周大新发表了一组以他的故乡南阳地区现实生活为背景的系列作品《豫西南有个小盆地》（以下简称《小盆地》），也较集中地表现了这种对改革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冲突。尽管作家们在表现这种冲突时也表现出他们的某种思想的困惑和认！的偏颇，对此评论界也有所争议，但我汄为，这种对改革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冲突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改革题材文学深化的一种表现。
且以周大新的《小盆地》系列为例略作分析。这个系列已发表了八篇作品，包括七篇短篇小说和一篇中篇小说。有人不同意把它看作改革题材文学，因为其中的一些作品大都并未正面展开写改革。诫然，这个系列中的作品大都是从侧面反映改革的，作品中的不少主要人物又并非商品生产者，且又都有较浓厚的乡土气息，写了很有韵味的乡风民俗，把它看作新的乡土文学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系列作品又是以豫西南农村的改革浪潮作为大背景的，而且对改革中历史与道德的冲突又表现得比较深刻，因此我还是把它作为改革题材的文学来看。这八篇作品中，短篇小说《小诊所》、《武家祠堂》和中篇小说《家族》尤其值得注意，他们在表现改革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方面具有一定的深度。在《小诊所》里，复员军人岑子常把他的老板小诊所的主人杏子哥那种在商品竞争中见利忘义的举措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的牺牲精神做对比，表现出一种迷惑和痛苦，其实，这也正是周大新的迷惑和痛苦。最后，作者让杏子哥在一场火灾中因抢救五爷而负重伤，表现出杏子哥这个改革者精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作者也许由此得到了心理平衡。其实，通过杏子哥这个人物形象的描绘，还是表现了作者对改革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冲突的困惑。《武家祠堂》通过农村知识青年尚智经商被阻，似乎对那种用“义”装点的封建宗法势力有所批判；但是这里表现的封建宗法势力，并无政权的力量，而只有道德的力量，而它维护烈士遗孀的利益似乎是既符合传统道德观念又符合新的道德观念的。这样，历史与道德的冲突在这儿似乎表现得更加尖锐也更复杂了。中篇小说《家族》通过周大德、周小德和周云娇三个兄弟姐妹同在一个乡镇上开棺材铺，相互进行竞争，最后却归于失败这个悲剧，既表现出农村普遍存在的那种改革者的盲目性，也表现出商品竞争的无情，它已把维系家族关系的感情纽带彻底破坏。这部作品所表现出的矛盾和感情似更复杂，因此作品就更具有更大的容量，也更耐读。在这儿，我无意对周大新的《小盆地》系列进行整体的评价，我只想通过以上三篇作品的简释指出：对改革中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冲突复杂性与尖锐性的表现，的确使这些作品在反映农村改革方面逐渐深化了。这都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简略评述，可以看到，近年来反映改革的作品只在某些方面有所深化。这当然是改革题材文学的一种进步。但是，也必须看到，并不是所有反映改革的作品都有这种深化的表现的；大部分反映改革的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品，正有待进一步深化。
我以为，要使改革题材文学进一步深化，以下一些问题正有待从创作实践上和理论批评上加以探讨和解决。
首先，作家深人变革中的现实生活认真进行体验，加深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恐怕是改革题材文学深化的一个重要前提。达理夫妇俩是在作为改革者被卷进改革浪潮中并且呛了几口水之后，对改革有切身的体验和较深刻的理解，才有文思的奔涌，也才有《眩惑》和《你好，哈雷彗星》的创作和这两部作品反映改革的新角度、新深度的。当然，达理的两部反映改革的长篇小说还说不上是完美的，伹他们这段创作经验却很有启发意义。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写改革的作家，既缺乏对改革事业进行总体观照的宏观眼光，又缺乏到改革浪潮中去呛几口水的切身经验，往往只是改革大潮的旁观者，这是很难写出有新的深度和反映改革的作品来的。
其次，还应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势，才能突破一些现成的框框或模式，使反映改革的作品在思想上有所深化。只要考察一下某些作家、尤其是一些有较长创作经历的作家的创作情况，就将发现，已经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势是很难打破的；因之，无论多么新鲜复杂的生活现象，都将被按照固有的思维定势化为一定的艺术模式。这是某些作家创作上难以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浩然的《苍生》这样比较优秀的作品，也由于没有完全打破“一体两级”的思维定势，而影响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在小说中，假改革与真改革，丑与美，坏人与好人，总是形成那么鲜明的对照；写了田家庄的假改革，就以红旗大队的真改革加以衬托；写了田保根，就以田留根加以衬托，如此等等，都表明浩然没有从原有的思维定势和创作路数中完全跳出来。当然，不是说不能用对比的写法，对比自然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方法，对比映衬也是一种有艺术表现力的方法，但是，处处用对比，并把它们推向两极，必然容易把生活简单化、模式化，也必然影响到作品的深度和厚度。浩然在《苍生》中的得与失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再次，要使改革题材的文学逐步深化，还要注意题材的超越。张炜的《古船》和贾平凹的《浮躁》这两部反映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之所以被认为是近年来长篇中的佼佼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注意题材的超越。它们决不是就改革写改革，而是把改革做时间的延伸和空间的开拓，因此，或充满历史哲学意识，或深挖民族文化积淀，或展示民族的心史，或阐释社会浮躁情绪。他们的艺术空间都大大超越它们所落笔的洼狸镇或州河。令人遗憾的是，在反映改革的作品中，像《古船》和《浮躁》这种在题材上进行较大的超越的似不多见。大部分作品多是就改革写改革，满足于某些改革事件的叙述，某些概念的演绎，或某些新的生活层面的描写和某些有特色的人物形象的描摹，凡此种种，都难以在思想上有所深化。
最后，还要解决一个从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到艺术表现上的深化的艺术转化问题。有人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改革正在深入开展，人们对改革的认正在深化，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深化。这种看法，貌似有理，其实是说不清楚的。因为认识的深化转化为艺术表现上的深化，是要有条件的。我们看到一些作品，着意把改革与反改革的矛盾写得尖锐复杂，而对改革的反映都停留在表层上，这样的作品未必能深刻地反映改革；再有一些作品，议论是深刻的，形象却是苍白的，也很难说是深刻地反映改革的。这两类作品的问题都出在未能很好地解决从思想认识上的深化到艺术表现上的深化这个转化问题。
1988年3月草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