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毛泽东从井冈山到瑞金的那段日子。此间，毛泽东被三次免职，存中央没有一点发言权，但他没有消沉，平静地做了阿件事：一件是写调查报告；一件便是潜心读书、在江西特有的樟树下，他把马列的书真正读懂了，也就胜券在握了。
所以，真正的好书，都是为失意者预备的。然而，有好书读得下的日子正是幸福的时光，又何来失意！
13.英雄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初，《自由或死亡》的文字版和电影版都给我震撼与激荡，使我感到：作为一个男子汉，天生就跟英雄与伟业相联系着；“不自由毋宁死”，既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宣言，亦是英雄实现的一种图式。
现在是一个非英雄的时代，靡软温颓的生活气象，令人不可忍受，便渴望呼吸到一点英雄的气息，便率然再读《自由或死亡》。
《自由或死亡》，卡赞扎基著，王振基泽，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一版。卡赞扎基是新希腊文学的缔造者之一，生于1883年，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写作。他曾被选为希腊社会党高级议会主席，并被任命为内阁部长。由于不能容忍英国凌驾于希腊之上，使希腊无法摆脱屈辱地位，便断然辞去公职。从此离开祖国，定居法国，继续为自由、和平事业而奋斗。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他的代表作。又是他的信念之作。文学与信仰的高度统一，使他赢得了被压迫社会的广泛尊重，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曾于1957年邀请他来中国访问，受到周恩来、郭沫若和矛盾等的亲切接见。感于中国人对他的崇高礼遇，它写了歌颂中国的文章，并把包括《自由或死亡》在内的他最重要的几部著作的版权赠送给了中国作有协会。
重读《自由或死亡》，感到它与中国的英雄主义诗篇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非概念化。
他笔下的英雄人物，不是神灵与圣子，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私自利者。好人、勇敢的人会变成懦夫；而懦夫、坏人也会有善良和勇敢的活动。善与恶互相渗透着，英雄与懦夫互相转化着，一切都缘于生活本身的变化与诱惑。在他的小说里，英雄会随时跌倒，随时又会重新站起来；没有大功告成的终极胜利，有的却是自我不断的迷失而又得救的过程。因而，英雄的产生不是教条的产物，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生活之赐、人性之赐，是美好的人性受到时事挤压之后的裂变与突变。所以，《自由或死亡》既是一部英雄史诗，又是一部平常人的牛活史和心灵史。正如1956年法国《知识生活》所说：“小说气势磅礴而又充满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理所当然地置身于世界文学巨著之林。”《自由或死亡》的几个英雄人物，均是男性；他们英雄气概的迷失与复得，亦集中体现在他们与女性的关系上在土耳其未进犯之前努里·贝是个好汉，其标志在于，他拥有了克里特最美丽最风情的女人爱米奈。爱米奈有雪白的胸脯、优美的腹线，身上常常散发出蚀人心魄的麝香。这一切，让克里特的权贵人物米哈伊队长心中不快；他想铲除掉努里·贝。因为努里·贝是个异教徒，米哈伊便有了行动的口实，他要努里·贝离开克里特。当要求被拒绝之后，米哈伊在爱米奈面前捏碎了一只酒杯，显示自己的男人气概。敏感的爱米奈懂得男人的心，便提醒他的丈夫怒里·贝：“砸碎一个曼陀林，你能行，努里，真的，你能行。”
然而，宽容的努里·贝并没有以牙还牙，去砸那个曼陀林而足主动表示与米哈伊和解。因此，好汉努里·贝在女人心中的地位陡然下降了；从英雄变成了懦夫。米哈伊从此获得了心理平衡。后来，努里·贝终于遭到暗算，伤了阴囊，失去了男性雄风；在绝望巾，他用匕首刺进，自己的心脏，悲壮地挽回了自己的面子。
米哈伊终于以能够拥有爱米奈而称雄了，却痛苦地发现，他的伙伴波里辛吉斯队长捷足先登，成了爱米奈的情人。他开始鄙视爱米奈并与伙伴展开了无情的明争暗斗。
正此时，土耳其人进犯了，在民族危难关头，两人只好一致对外，但内心深处，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痕。在一次战斗中，米哈伊得到爱米奈被土耳其人劫持的报告。出于一种本能的爱，米哈伊放下正在战斗的波里辛吉斯支队，悄悄地离开了主战场，去救爱米奈。米哈伊中了土耳其人的离间计，爱米奈得救了，但波里辛吉斯的队伍却受了重创，两人的分歧愈来愈深了。
这时，米哈伊陷入两难境界：他既想拥有美丽的女人，又想在民族危亡关头充当拯救者的角色；他想主动放弃爱米奈，又经不住她美色的诱惑。在时局逼迫面前，他感到爱米奈是个障碍-一他的存在，涣散了他的战斗意志，分散了他与波里辛吉斯的战斗合力；美色像一条温柔的绳索，羁束着他建立功业的英雄壮举。于是，男性内心的软弱，使他决定了一个最有悖于人性的选择，把美丽的女人杀了--他一个箭步窜到房间中央，慢慢拔出匕首，屏住气，踮着脚尖，迈着轻步走到床前，伸出左手，揭开毯子。这时，女人的胸脯露了出来，发出白光。米哈伊的眼睛顿时显得明亮，但思想仍然阴郁。熟睡的女人轻轻叹了口气，动了动。她准是做了一场美梦，因为她在微笑，嘴唇在动，像是悄悄地说几句秘密的话。米哈伊低下头去，在长明灯的微光照耀下，刀刃反射出一道寒光，然后猛地一下，利刃插进白色的乳房，一插到底。爱米奈叫了一声，眼睛睁开了一刹便又合上了。她看见并认出了米哈伊，既惊又喜，既是疼痛又是责怪，都在这一短促的最后一瞥中闪现出来。“哎呀！”这男子汉全身被痛苦所撼动，发出一声吼叫。他迅速地拔出武器，一时妄想对方不致丧命，但为时已晚，爱米奈的眼睛已暗淡无光。
（《自由或死亡》第399页）这是一段凄美得令人心碎的文字，读到此，我失声大哭--为美丽的无辜者而哭。
爱米奈消失了，两个男人又重新结成英雄的联盟，毫无牵挂地，亦是绝决地走上反抗侵略的征途。最终，高喊着“自由或死亡”的口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雄便如此而诞生了。
那么，是谁给了英雄的自由？不是英雄自己，而是英雄的祭品--无辜的女人。
这不禁使我想起水泊梁山的诸位好汉与英雄，比如宋江、武松、石秀、杨雄等，他们劈荆斩棘的英雄之剑上，哪一个不沾染着女人的鲜血！这些英雄的本质，都是怯懦的、好色的，有着双重的人格；他们有享乐的欲念，经不住世俗的诱惑，对女色的觊觎与占有是一种代表。这构成他们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障碍，所以他们惶恐而自卑；但他们个个都好面子，便把一切归罪于女人，从鄙薄到斩除，以消灭女性来医治他们六根不净的致命伤。这路英雄的心理，已有人描刻得极其深刻和细致了，那就是“新感觉派”的作家，比如施蛰存。他的《将军底头》和《石秀》可以算是经典文本。
由此看来，无论中国，无论希腊，世界上的英雄之途差不多都走着相同的轨迹--是女人的血，或者说，是人性的淬火，才使他们的懦夫之剑，有了英雄的钢性，他们都有着并不光彩的“出身”。
也不难看出，男人的天性是享乐的，容易迷醉于世俗的快乐。在和平时期，他们以能否拥有和享受女人为荣誉的标记；在战争年代，是外部的压力，迫使他们树起反抗之旗，但贪恋享乐的劣性，使他们不得不以牺牲女人，作成就英雄的前提，换言之，和平时期，男人是以拥有女人的利益为荣；战争年代，男人是以牺牲女人的利益称雄。
无论如何，英雄的在线，总是以对女人的占有为点击。
于足，一想到英雄的桂冠上常常沾染着无辜女人之血，我们敬慕的眼神便有些黯淡了。那么，从感情上，我们便真的痛恨战争了。
正由于《自由与死亡》揭示了英雄产生的真实样相，它人道主义的伟大光辉便穿越了时空，沐浴着我们凡屑的心灵，更加渴慕真正的英雄了。
14.金钱挤压下的文思
萨冈是法国文坛的畅销书作家，其成名作是《您好，忧伤》。她的小说一般描写的都是两三个人世界里的感情波澜，无大的格局。她喜欢写调情、通奸，笔下的人物之间的确有不可告人的狂热爱情，但并非单纯的三角恋爱和情场艳遇，而是由特殊境遇孕育起来的真情。因而就异常地诱人和感人。
萨冈是法国当代文学的奇才，19岁便在文坛上崭露头角、青云直上，迄今为止她已发表了近三十部小说、剧本和回忆录。人们关注她的一切，采访者众，但她极力回避采访，她说：“我憎恨谈自己，因为几年来我听人家谈我谈得太多了，也就是对自己是什么，自己在人家眼里又是什么，再也不感兴趣……”
萨冈拒绝采访、憎恨淡自己，不是一种矫饰，是她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必然表现：（一）她19岁就已享有盛名，女人的虚荣心已被喂食得肥硕，几近魇足；（二）被社会空前的关注，使她听到了太多的有关自己的议论，使她感到，真实的自我与他人眼中的自己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
她坦率地承认，她写作，并没有深刻的背景，而是她爱好写作：写作是一种恶习，也是一种德行。在写作两部书之间，她不碰纸，不碰笔，不写任何东西。她很慵懒，坐在躺椅中与小狗同眠，醒来阅读几页侦探小说，然后去散步，去看望朋友。在这种舒适的环境中生活久了，她感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平庸，她需要振作一下，获得一种新的平衡，便拿起笔来写作。她写想象中的一切，从不把自己和生活中的人与事写进书中的章节，她认为：如果那样，很贫乏、很不知羞耻。
还有一种情形促使她写作，便是外界的压力，既需要交税，又要有钱花的迫切需要，她说：“这恰是救了我，我若下辈子不用愁钱，上帝知道我会落得个什么下场”是建立内心平衡的需要与外界金钱压力的汇合促使她写作。她说二者是一种纠缠，不写作就无法解脱。
所以，从来不缺钱的萨冈却有穷人一般的金钱观。她说：
说钱不重要是不得体的。要自由，要独立，钱是必须的，钱可以提供方便。没有钱很可怕，不可避免地与人产生摩擦。五个人住一个房间，五十人挤一节地铁车厢，一个人永远没法单独过！经常能单独过，这是幸福的一把钥匙。我一直在想这句话：钱是个好佣人，但是个坏主人。这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目的。为什么？因为钱使人定心。（《答复》）她的钱可以使人定心的话再通俗不过了，但她的没有钱就“不可避免地与人产生摩擦”的话却极为深刻地揭示了金钱社会人际关系的本质。在纯朴的时代，在饭桌上，人们从不谈钱、谈财产、谈风化；而现在的饭桌上，谈得最响亮的，就是这些货色。在那个时候，慷慨解囊，扶危救贫，是人们的自觉意识；现在发大财的人个人都拒绝借贷和赠与，仿佛财富就是要学会说“不”。
至于她的没有钱，“一个人（就）永远没法单独过！”
（而）经常能单独过，这是幸福的一把钥匙的说法，则深入到了人性和精神的层面--单独过，是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象征；亦是爱写作者生存的条件--一个写作者真正所需是什么？正如伍尔芙所说，“一间自己的屋子”而已。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什么？“单独过”的权利而已，虽然如此简单，在价值失衡的金钱社会，“一问自己的屋子”，没有一定的金钱保障，亦无从谈起人说，金钱的挤压，是一般生民的初级感觉；在萨冈这里，更是知识者、思想者和写作者心灵的深层感觉。如果有谁只一味地强调让文人安于清贫，那么，他不是不明事理，便是别有用心。
15.两种诗人
马雅可夫斯基与帕斯捷尔纳克都是大诗人。但是，是两种不同的诗人。
在十月革命初期，革命与斗争是人民生活的主题，读者无暇静心于文化的修养，所以，他们的阅读与欣赏能力不能算太高，只是需要激励自己斗志的作品。于是，他们选择了马雅可夫斯基，喜欢他的作品，便是极自然的事。
几十年过去了，和平生活又重新激活了俄国人民热爱艺术的天性，读者的阅读与欣赏水平大大提高了。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只富激情的诗，他们还要追求深奥典雅、远离政治而贴近人性的作品。所以，读者又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
因为二者是不同性质的诗人，读者自然对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对前者，可以说是时代的选择；之于后者，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选择激情，而历史选择深刻；激情易现易逝，深刻却沉入时间深处。并不是比较两个诗人的优劣，而是客观地评出一种文艺现象。
郭沫若是集两种不同性质的诗人特征于一身的诗人。
同望历史，他写出了沉雄而深刻的诗篇；涉身时代，又写出了激越而躁动的华章。尽管人们对他的两种诗人特质有褒有贬、或褒此贬彼，但这毕竟是一种文艺存在，即：郭沫若是一个不灭的奇特的历史存在。这个存在的根本特点，便是；既投入于时代，又关照于历史；既沐浴于政治风云，又亲和于世道人心。于是，之于郭沫若，他的激情华章，易逝；他的历史诗篇，长存。他是一座绕不开的风景：你可以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郭沫若，而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墓式的郭沫若；你亦可以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郭沫若，而不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式的郭沫若……总之，他总有你喜欢的那一个点，总有吸引你折服你的哪一点。
这是不是伟大？这是不是不朽？
但可以说，一切文学家，都逃不脱这两种诗人的命运。
我想，像郭沫若这样集两种诗人于一身的文学家是千年一出、或万年一出的个例。我们可学，但很难修出正果；可以不学，但须有清醒的操守--可以贴近政治，投入时代；但不能是投机、迎合、谄媚与附庸。文学有独立的品格，它以人性的眼光看待政治，它要求社会的政治生活不悖逆世道人心，以对人的最终关怀为其运作准则和出发点。如此，大到马克思、列宁和鲁迅，小到遇罗克、张中晓和顾准，虽亦于预政治，却亦有不朽的文学生命。
亦可以做时代的歌手与鼓手，但须真诚。以自己的真情而歌而鼓，为时代播送激情与呐喊，做时代的赤子。当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原有的激情可能被新的激情替代了，但诗人已完成了时代的使命；诗篇虽逝，诗人犹荣。在社会发展史上，会有诗人闪光的一页。否则，如姚氏之流，以文学为猎取政治资本之手段，获取个人名利为目的，不仅被文学史所埋葬，亦为人类史所不齿。
一些作家以远离政治、远离时尚为创作原则，以求得艺术上的纯粹与不朽，这是一种文学的自尊，不可指责。
但是我想说，远离政治、远离时尚，不应该是远离善恶、回避是非。对善恶与是非的评判，可以鉴别出一个作家的文学品格，亦可以鉴别出一个作家的人生品格。
孙犁的《荷花淀》虽然没有正面写八路军的抗战场面，却歌颂丁人性中正义之美。这种正义之美，如诗如花，是可以荡涤邪恶的生存之基。其后期作品虽远离政治，却对文场与世情场的是是非非做了率性的评说，剥去了丑的包装，擦亮了善的容颜，让人感到了人格的魅力与文心的妩媚。
16.一句风流
时光如漏：初始，浩瀚如海；最终，只剩下茕然一粒。
这一粒，或许不是真理，但却有着真理般的价值；因为，它是存在的证明，是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