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怜的足迹从来没有抵达这里。在我白房子的五年中，我像一个检在检马桩上的马一样，一寸不离地守在那里。我没有因什么公干到过军分区，也没有因为生一病住一次十六医院。但是，阿勒泰这座要塞几乎每一天都要被我们这些大头兵提起。
我是一个昨日的士兵，我像一匹老马一样恋着旧枥。我对老杜说，我得到阿勒泰军分区去报一次到。
在军分区的大门口，老杜给值班室打了好长时间的电话，值班室这情景激怒了我。我抢过电话，对电话的另一头说：“我叫高建群，我是一个退伍的老兵，我现在回老部队来看一看。扯鸡巴蛋，你是谁？你现在给老子开门！”
为了加重语气，在说完上面的话后，我又重复了一句“扯鸡巴蛋”。
门就这样开了。
开门的原因大约正是因为“扯鸡巴蛋”这句话。这是一个老兵油子才能说出来的话。这句话让值班室确信这真的是一个老兵。
我步履蹒跚地走了进去。确实是步履蹒跚。五年骑马生涯曾使我变成了罗圈腿。这罗圈腿又在城市的街道上走了十年之后，才重新变直。现在，不知为什么，走在平坦的路面上，我的膝盖弯曲、臀部后坠，脖子向前勾，又变成了罗圈腿。
政委是1971年的兵，河南兵。政治部主任是1969年的兵，陕西兵。参谋长是1972年的兵，山西兵。
我当兵那阵子，1969年兵是我的排长，1971年兵是我的班长，而1972年冬天这一茬兵，是和我一起人伍的战友。因此，见到他们时，我感到亲切。我说多穿一双解放鞋就是老兵，在你们面前我是新兵蛋子。
政委看过我的书，并且能背诵其中的段落。能有这样一个读者我感到高兴。创作的全部和惟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读者，能叫读者说你的书不错，还可以读，这就是对你的劳动的最高的褒奖。
政治部主任叫张连枢，1993年从塔城边防那边过来的，是老边防了。听说他是1969年的兵，又在塔城，我说那时候铁列克提事件刚刚发生，铁列克提就在塔城境内，因此他当兵的那地方更紧张更危险。
张主任同意我的话。我的话引起他的共鸣和自豪感，也触发他许多的感触。他说那一在兵很难接，眼看就要打仗了，但是陕西的汉中地区还是一次就给这里送出了三千子弟兵。
那一拨的三千汉中兵中，如今风云流散，就剩张主任一个人了。他说他也年过五十，该回家了。回家也不准备再参加工作，离休算了，当了一辈子职业军人，地方上他也不适应。
我问起我们那一巷兵的情况。
在问的时候，我想起当年那一列长长的铁闷子火车，想起“男左女右”的哨子声，想起几十辆大卡车顶着风雪，向阿勒泰奔驰的情景，想起我的皮手套。
我们那一茬兵中，现在好像留下的也没有了。
最后一个人干到边防四团的副团长，又转到吉木乃县武装部当部长，然后在半年前转业回内地，在家乡的那个县里当一名副局长。
这人叫张向前，我认识的，他的小名叫“凯儿”。高高的个子，红脸膛，留着个寸头。他当兵那阵子在克孜乌营科边防站。
张主任说，好像还有几个老乡，是搞技术的，现在还在。他说出了几个人的名字，我摇摇头，表示不认识，因此就不能肯定这是不是我们的那一茬兵。
张主任执意要我在阿勒泰住几天。我说我现在是身不由己，我是兵团文联请来的，我现在得听杜主席的安排。
老杜说，行程已经安排好了，给农十师各团的宣传科长们讲两天课，尔后去布伦托海一天，去哈纳斯湖两天，然后去185团，在团部呆一天，在北湾边防站呆一天，最后去186团呆两天。
张主任掐着指头算了一算说，忙完这些以后，恰好到“八一”了。到时，他们从186团接我到阿勒泰来，在这里过个节，尔后部队把我送到乌鲁木齐，送上飞机。
我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张主任真是一个好人，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后来我的“八一”是在哈巴河四团团部过的，张主任则专程赶到了这里。
那一夜这位老军人给我拉了许多的事情，他无意中告诉我了我的战友“华侨老梁”的故事，那个凄楚的故事我将在最后谈，“华侨老梁”大约是那一火车皮新兵中经历最坎坷和命运最悲惨的人物。这位老军人还向我详细地叙述了当年铁列克提事件的整个经过，我后面专门要辟出一节来谈铁列克提事件。
如果没有张主任与我那一夜谈话，这本书将是不完整的，将会逊色许多的。我因此而感谢张主任，并有些后怕--他如果不来哈巴河的话？
我此生注定将遇到一些重要人物，张连枢就是其中一个。
肖飞将军与422高地
这就是那著名的阿山要塞吗？走在阿勒泰的大街上，我反复地问自己。
在我的想像中，我一直把它与普希金《上尉的女儿》中的白山要塞联系在一起。那里应当有着险峻凄凉的高山，有高高的了望塔，有骑马荷枪的夜哨兵，有威严的城堡，有要塞司令美丽的苍白女儿，有快马斥候不断送来的战斗警报。
但是我们的阿勒泰城多么的安宁啊！像一个傭懒的贵妇人那样斜斜地卧在那里。只有“将军山”这个地名有时还能让人悚然一惊。
阿勒泰军分区建国初期曾短暂地沿袭旧称，叫“阿山军分区”。军分区的第一任司令员叫肖飞，听老兵们讲，这个肖飞曾是王恩茂的老班长。
我没有见过这位有着许多传奇的江西老兵。我到白房子时候他已经告老还乡，在家乡的那个村子里当一名普通农民。记得在1975年的《解放军报》第一版右下角，我见到一篇《将军当农民》的报导，说的正是他。
肖飞司令离开部队是有原因的。他是犯错误回去的。他将苏方树立在422高地上的那根界桩，挥动斧子砍断，从而违抗了上级的命令，按当时的情况来说“违犯的边防政策”。
422高地正属我服役的北湾边防站管辖。它在额尔齐斯河南湾，跨大河大约20公里。
过了大河，穿过白杨和白桦相杂的一大片林子，穿过一段约十公里的开阔地，便进人拥拥挤挤的沙丘地带。最高的一座沙丘，军事地图上叫它422高地。从这里再往前走20公里，便与吉木乃边防站的管辖区接壤。
我第一次巡逻时候掉马，就是在422高地。我的掉马的故事曾传到遥远的内地，传到渭河边我那小小的村子，传到我的心惊胆战的母亲耳朵里。
那个被肖飞司令员砍掉的界粧，斜斜地躺在这个制高点上。它是西伯利亚红松做的，一搂粗，两米多长，已经有些斑驳。半截被沙子掩盖着，半截露出地面。
1962年伊塔事件之前的这一段中苏边界，由于地形地貌的变化，已经模糊不清。那时候的中苏两国忙着举杯交盏，互诉兄弟情谊，也没有对这一点予以足够的注意。
这条国境线叫1883条约线，是左宗棠主持签订的。
左宗棠带着他的三千湘军子弟兵，抬着棺材进人新疆，先平定南疆准噶尔部叛乱，接着收回北疆伊犁，继而与沙俄签订1883条约线。
左宗棠是有功于这个国家的。1883条约线的签订，遏制了沙俄向中亚的领土扩张。前不久我写罗布泊一书时，查阅资料，发现那时的沙俄间谍已经深人到敦煌以西的广大地区，沙俄总参谋部也已经绘制好军事地图，地图将这块偌大地面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处山岗、每一处小小的村落都绘制进去了。（甚至乎1876年进人罗布泊探险，从而成为近代罗布泊探险第一人的沙俄退役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他的罗布泊之行正是应邀为沙俄总参谋部绘制地图。）看到这里我捏了一把汗，这时怀着敬意想起左宗棠。
422高地这一块地面，原来是以一条季节河为界的。河水从西面的沙山方向流来，注入额尔齐斯河。后来这条季节河完全干涸，接着河道为流沙填满，变成戈壁滩地貌。因此，这一段的国界线究竟在哪里，谁也说不清楚。
其实，国界线在422高地苏方一侧约十公里的地方。因为在后来哈巴河县武装部组成军民联防指挥部，强行进入这一块地方冬牧时，我曾扮成哈萨克牧民，蒙古式皮大衣口袋里揣着两颗手榴弹，到这一带保护牧民们放牧。我们在距422高地正北十公里处发现了一根1883条约线界碑。
伊塔事件以后，苏方一夜之间，迅速地在边界上犁出松土带，拉上铁丝网，并在422高地上树起一根松木界桩。
肖飞司令员在一天夜里坐着吉普车赶到了这里。面对这一边界异常情况，他十分愤怒。他认为这是他的失职。边民们哭诉道，他们祖祖辈辈都在那一带放牧，那块地面还有着他们祖先的坟墓。战士们则告诉他，他们巡逻的路线也是在那远处的地方。
司令员用报话机请示了上级。上级告诉他边境无小事，事事有政策，这事须请示了总参再说。
但是愤怒的肖飞已经不能忍耐。是夜，422高地上灯火通明，灯笼火把照耀着这一块地面如同白昼，肖飞司令员借来哈萨克人的斧子，要砍掉这根界桩。斧子借来了，无人敢砍，于是他亲自挥动斧子，向界桩砍去。
“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他对随从人员说。
此后不久，他即卸职回乡。
这就是阿勒泰军分区第一位司令员肖飞将军在422高地上的故事。
我们每一次巡逻路经这里，都要勒住马嚼子，在高地上停立良久，说一说这位昨日英雄。落日西沉，黄羊飘飘忽忽地从眼前的旷野上一剪而过，远处的大杨树下，有苏联集体农庄的庄员在一挥一挥地打着马草。我们面无表情地目睹这一幕，然后顺原路返回。
肖飞司令员当年砍那根木桩时，那个沙丘的高度是海拔422米，
所以称422高地。后来由于沙土的流失，在我离开白房子的前夕，高度已经降下5米，因此军事地图上曾一度将它叫成“417高地”。大约是出于对历史事件的纪念和对故人的尊重吧，现在的阿勒泰军分区的-参谋长告诉我，这块高地重新被叫成422高地。
作为这个故事的尾事，参谋长还告诉我，那一块边界现在已经重新划定，哈萨克斯坦主动地从422高地向后退让了100米。现在双方在那里树立了新的界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