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夸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任何事物的第一个尝试者，总有他的独特之处。第一个想试试用脚尖跳舞的，第一个想坐气球上天的……都是富有开创性而又使人们感到奇特的人物。自费安电话在北京等大城市早已不是新闻，但在1984年5月的安庆，连局长家里也没有电话，因此人们看王峻装电话，就像看第一个坐气球上天的人那样觉得不可思议。
当年王峻第一个办起窗口商店，那是比他第一个装电话还需要十倍的勇气的。
1979年8月，王峻调到破烂不堪的安庆食品厂。食品的产量在安庆已经饱和，王峻有一种危机感。要生存只有打出去。他八迸合肥，三下江西，七上黄山……终于在1980年10月，在合肥闹市区开了第一个窗口——安庆之窗。当然，合肥方面是要坚守阵地，赶走外来之敌的。我们多少年来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割据的领地。不要说引进外国的什么什么，就是外省乃至本省的另外一个城市的技术、产品也休想来竞争的。你们想挤垮我们？合肥两家食品厂的厂长接到了一个来自上级的命令：一定要把安庆之窗挤出去，否则撤你们两个厂长的职！
合肥安庆之窗的经理郑杰才面对合肥方面的压力的同时，又受到安庆方面的压力——安庆市长谢永康对王咹说：如果你们给挤出来了，我就撤你们——王峻和郑杰才的职！
二十五岁的郑杰才原来不过是安庆食品厂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王峻向上级打了报告，希望把小郑派到合肥当经理。有关领导不同意——太年轻啦！王峻眼看没有商量的余地了，谈话不好继续了。尸、好改换一个对方爱听的话题：讲过去，话当年。
——听说，过去你当连长、营长的时候非常年轻？
——嘿嘿嘿。
——那为什么小郑就不可以当个经理？
——啊，你这个老王啊，哈哈哈……
王峻相信，社会越发展越是应该给人提供发展的机会。只要给小郑一块舞台，他就能演好戏。不过，小郑演的简直是武打片。他已经身陷重围，随时都可能被吃掉。当地不给粮食、蛋品等原料。交付比当地高得多的房租并向他提出不切实际的卫生标准……为了站住脚，小郑安置了一些合肥有关方面的人员在店内就业。以至他这安庆之窗成了一个有八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经济实体——全民的、集体的、待业的、退休的、招聘的、留用的……他规定了奖惩条例，谁不照章办事都不行。不管安庆之窗是不是要靠你的父母说话。虽有特殊途径进来的人，但企业内部没有特殊政策。小郑带着十二个年轻人报考函授大学，不过有言在先：任何人都得拿到毕业或结业证书才能报销学费。
合肥安庆之窗的人的素质和食品质量一起看涨。合肥人天天排长队来买这里的鸡蛋糕。光是这种小蛋糕，每天销售一千多斤。小蛋糕的威力继而又从合肥辐射到阜阳、淮南、淮北、界首等地。一个合肥安庆之窗有了五个销售点，形成自己的经济网络。这种具有放射性的核战的结果，使合肥市的食品工业公司采取了一个果断的反核弹战略措施——集中了合肥名牌优质的糕点乃至烟酒，在第一家安庆之窗旁边开设了一个康福商店。
不是卡你，而是想法超过你，这是一种观念的改变。
两家商店摆下了面对面的阵地战，开始了堂堂正正的竞争。这是安庆的挑战，这是合肥的拼搏，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中国经济要上国际市场竞争的早期培训。
搞现代化需要现代化的手段，包括物质手段现代化和思想方法的现代化。王峻有个观点：既然自己相信自己，为什么不帮助别人也自己相信自己？窗口经济可以髙速造就人才。他厂里三十四岁的工人沈昆明自己要求到兰州开设一个安庆之窗，进而开发大西北。1984年9月2日开业。9月10日（中秋节）前后，日零售额高达一万六千余元。现在他正在兰州筹建商业大厦，准备成立安庆食品总厂兰州分公司。
这是人的力量的辐射。
至此，全国巳有北京、上海等三十二个安庆之窗。根据王峻的战略，以兰州为中心，要向新疆、青海、宁夏、西藏辐射。以洛阳为中心，要向陕西辐射。以北京为中心向东北辐射，以上海为中心向华东辐射……辐射面越大，先进对落后的覆盖面就越大。王峻就需要越来越多的郑杰才、沈昆明。
王峻打的小蛋糕这只球，打出了安庆第一家窗口经济，继而又冲出安徽，走向全国。王峻必须相应地建立起一个信息网，相应地实现物质手段的逐步现代化。安庆市第一个自费安的电话终于在王峻家里出现了。
强者的局限
在多少年的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爱好、统一口径、统购统销以及种种统一之后，好像突然地，人们一下子对于消费品有了很不统一的要求，不仅需要花样翻新的时装，适应时代新潮的高档家具，还对营养食品、方便食品、保健食品提出了从数量到质量的名目繁多的需要。食品结构要改变，食品机械要更新。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就需要钱。坦白地说，就是需要贷款。
贷款，这又是一个新的观念。过去企业都以不欠债、不贷款为荣。我们长期引以自豪的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虽然我们一贫如洗。可是，贷款是企业获得活力的重要手段。敢不敢贷款似乎可以检验经理对未来有没有信心，能不能贷到款可以看出该企业有没有信誉。安庆食品厂好像对贷款有巨大的消化力。王峻用贷款从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先后引进了雪糕线、饮料线、面包线……
引进先进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了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挑战——基础问题，技术问题，管理问题，更不用说贷款问题。再说，一个企业总要涉及商业、税务、银行、计量、卫生、公安、交通等等很多方面。哪个方面都可以给你横上一道关。哪个具体办事人员都可以拖延你、消耗你、剌激你、折腾你。谁也得罪不起，怠慢不得。
但是支持改革的人终究是多的。不改革，怎么能发展到今天？安庆一位领导说了，不要把食品厂的改革看成王峻个人的事业，这是安庆人民的事业。1985年4月12日，以安庆食品总厂为主要承办单位，加上服装厂、船厂、煤矿等单位实现了跨行业、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成立了具有更大辐射力的安庆之窗股份有限总公司。
窗口经济提高了一个层次，公司总经理王峻也需要提高一个层次。他引进的第一条线——意大利花脸雪糕生产线调试成功了。这种雪糕在奶白的底色上用可可印着一个抽象的花脸。当王峻捧着这第一条引进线的成果的时候，他已经累得焦头烂额，脸上青一块肿一块的，也成了花脸雪糕了。但是他立刻义想着其他儿条引进线的工程，想着他那一大卷图纸。他又让人设计了几个项目：大厦、宾馆……有一天中午他抱着大卷小卷的图纸走进副市长何其哲的家。他把图纸一张一张地铺一地。王峻啊，何其哲笑着，你再不把步子放慢一些，我们跟不上啦。
人的行为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局限的。人看清客观条件给自己带来的局限固然不容易，看清自己主观上的局限就更难。一个人想做的事，在你这个特定的环境里被允许到什么程度，或者说社会的承受力有多大，都是有限度的。人也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做所有的事。世界这么大，个人在这个世界分担的事总是冇限的。
一个王峻不能干两个王峻才能干的事，但王竣又总是希望去干两个王峻才能干的事。这是他的特点，也是他的优点。何其哲对我说，这样的人是专门打江山的。不过后方要巩固，力量要均等。何其哲既不赞成王峻式的扩张主义，又很理解他。是的，不必要求王峻的每一个想法都很现实，都行之有效。也不必要求一个企业家考虑问题能像一个市长那么周到。王峻有王峻的功能，何其哲有何其哲的功能。每个人在生活的特定结构中有其特定的功能。王峻抱着大卷小卷图纸中午闯入副市长家里，不管人家是不是在午睡，他简直像个天真好动、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牛犊。不过，王峻若不是这个性格就成不了王峻，就不可能异想天开地去打开第一个安庆之窗了。
孙超现象（上）
5月23日会议的前前后后，我老缠着胡江：如果我见不到孙超，那就太遗憾了！
据说孙超目前正在各地组织出口货源。这是他在1985年春季广交会上订的合同——三万吨红高粱、两万吨大豆、五千吨黄玉米……不过胡江已经打听到他24日下午要从北京飞到合肥和外商签一个引进线的合同，然后即飞回北京。胡江从长途电话里要孙超从合肥赶来安庆，哪怕来几个小时也好。
我感觉到胡江对孙超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别的什么。
但是，孙超怎么还不来？我知道他是不愿见记者的。晚上七点半，八点，九点！
啊，有人敲门。是他。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疲惫不堪、但又能给人强烈印象的人。鼻子、眼睛都有点异化。前者那么高，后者那么凹，不太合乎国情。尤其是一头棕色的长发向后垂到肩头。大概肩膀阻碍了头发的向下发展，所以发梢处自然地卷曲起来。他清秀而消瘦的脸要是能放大的话，有点像法国电影里的佐罗。
我听说过，他前两年还是一头黑发。只是在搞外贸窗口后，紧张得头发向白转化，但又没有完成这个转化过程，不知怎的成了夹杂着白发的棕发。近期他三个月没工夫上理发店了，于是成了长发。
他忙，所以没人强求他来参加这个研讨会。而且他也极少参加任何会，甚至极少露面。连他的秘书吴显应也很难见到他，只是在每天半夜左右能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这电话，也不定是从全国哪个角落里打来的。孙超人称孙悟空，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今天深圳，明天中苏边境。孙超那公司派往各地的人也习惯于每晚到次日凌晨打长途电话到安庆，然后由吴显应再把电话中转到孙超那儿。
有人给我看过一张孙超一天的活动时间表：中午十二点半从北京飞往广州——下午六点到达广州华安电子贸易公司时，有八位外商等着他洽谈业务，谈到夜里十点至十点半到广州流花宾馆和港商何东夫谈生意——十一点半他到广州中国大酒店和外商梁先生谈引进组装线事宜——次日零点半他又到流花宾馆和港商叶基伟谈引进外资的资金过户问题——凌晨两点半他到广州东方宾馆同黄先生谈业务——三点半他同香港安庆贸易公司丘英中经理谈业务——清晨五点半睡觉——七点接北京电话，召开广州公司业务会议直到中午——一点午饭后又接待六位外商洽谈业务直到下午五点，然后登上飞机离开广州。
孙超本是安庆一个邮电局的二十四级干部。他在小到两年的时间里打开了我国第一个民间外贸的窗口。他那公司创的外汇占全锊的四分之一。他和我说话的时候，烟一支接一支，咳嗽一声接一声。一次谈话他就吞吐了大约两盒多烟。
你这么抽烟伤身体啊。我说。
我每天睡不多少，只能用抽烟顶着。
这对他这个四十七岁的人简直是慢性自杀。
说起四十七岁他就难过。年纪太大了！否则他可以做多少事啊！1982年邮局让他管局里的知青劳动服务队。当时孙超的想法很简单：能让待、青年有事干、有饭吃、不闹事、不要成为社会的不利因素就行了3他在国营百货公司对面的围墙上打洞办商店。卖电视机搞三包（包修、包换、包退），在农村搞了二十多个网点。在布区搞夜市。4月15开业，一天营业额就是二万一千元。到年底获纯利二十五万五千八百元。安置待业青年由四十人扩大到一百四十人。对面的国营百货商店无疑受了震动，受了刺激——因为孙超的公司把一些原百货大搂的顾客也吸引过去了。接着就有人对孙超几次查账，几次封门！
那时孙超办公司毕竟没经验，到1984年，面临公苟倒闭的危机。公司一旦散架，已经安置好工作的青年又得待业，又要成为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已经堆积如山，或者说堆积如粮山——农民卖粮难！安徽农民搞承包制后，孙超哥哥家那儿的农民半夜里挑着粮去排队等天亮。天亮后粮站挂出一块牌，上面写着：今天不收购。农民一边往回挑粮一边哭！有的地方大豆积压着卖不出去，面临变质的危险。孙超是农村长大的，自知粒粒皆辛苦。他决定1984年春节期间趁着华侨回乡团聚，到广州去接触一些客商，看看能不能把卖不出去的粮食销到外边去。既解决一些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又为他那供销公司杀出一条活路。木办成事，不回来见江东父老！
孙超是安庆人，哪里认识什么华侨、港商？不过，人往往受了气更知道争气。强烈的危机感可以产生强大的突破力。红军长征是突破，农村包围城市是突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突破，孙超也要突破。他在广州果然签成了合同：1984年出两批黄豆，每批五千吨。
但是，孙超光知道卖粮难，并不清楚到底哪些地方卖粮难，或是什么地方卖什么粮难。就说黄豆，什么样的豆算是质量好，甚至五千吨到底意味着多少，他不知道。
一次出口五千吨，那是个天文数字！有的同志对他说，我们专门搞外贸的都没有做过这么大的生意。如果不能履行合同，外商就要索赔！你真是糊涂胆大！
我胆大，但我不糊涂。国家机关的人做不成买卖，照样拿工资。他做不成买卖，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他没有体制上的保障，只有经济上的压力。他没有后路可退，只有勇往直前。他已经弄淸凡是交通方便的、粮食批量大的地方，都让国营部门收购了。现在他这五千吨就得零敲碎打地上各个交通不便的乡村里去搞。
他到一处采购黄豆。你们要出口黄豆？是的，已经和客商签了合同了。他照实说来。他只是以信为本，却不知对方一听他已经签了合同了，非买黄豆不可了，立刻变脸抬价。
啊，是这样，那么，孙超只好也变了。他虚晃一枪，说他们已经另外找到货源了，不要这里的黄豆了。对方这才急忙要求孙超买他们的黄豆。
过厂买豆的一关，还有铁路、港口等等关卡。孙超赶到上海港一看，九十公斤一包的黄豆，一共五万八千百三十三包堆在那里。他真正吓了一大跳。他本以为五千吨就是一个五加三个零，没想到五千吨意味着一座山！而且要把这座山及时移到船上。
搬运工人对于移山没有足够的兴趣。生来老实的孙超又给逼得急中生智：给每个人买一双鞋。这是出口的黄豆嘛，不能踩脏了。何况，孙超有几句口头语：有财大家发。工人呢，觉得孙超还真想到他们，就为他高速优质地把黄豆全装进了船舱。中国人是可爱的，孙超说，不就一双鞋么。
孙超给那将别离的黄豆们照好多集体照。黄豆提前七天运往马来西亚。两批黄豆一万吨，创汇三百一十万美万。从签约到结汇只两个月的时间，这一次外贸就创了叫个第一：全国第一次民间外贸，国家第一次出口黄豆到马来西亚，省里出口黄豆批量最大的一次，全市留汇额最高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