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门外北大街像一条车流奔涌的河流，河畔立着一座白色的大楼，楼下有家龙港饭店，专门经营东北菜，经常有一些当年在黑龙江下乡的老知青在这里小聚，他们不是来看车水马龙、流光异彩的风景，而是来怀旧的。
那天，路过北京的我，也找了几个战友，多数是16团报道组的：北京的高文杰、杨兵，上海的曹焕荣和夫人北京的王芳，还有来凑热闹的北京的吕树奎。刚从《国土资源报》副总编岗位上退下来的吕树奎，办了一个“黑龙江兵团网”。话题就是曹焕荣最近在网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北大荒--我新闻工作的“零公里”处》，那篇文章引起一阵热评，文后留言颇多。我的留言是：“小曹是我们《兵团战士报》最年轻最勤奋的人，他从一个连队报道员，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党报的最重要部门的领导，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迹。他的成才经历，很值得新闻人才专家去研究。”
1970年5月16日，16岁的上海中学生曹焕荣，来到伏尔基河畔的16团3连。参加的第一场战斗是到工地修水利，他和战友抬着上百斤重的土筐，沿着木跳板向大坝上奔跑。不几天，双肩被压得先肿后溃，双手也布满了血泡。班长让他在每天的“讲用会”上讲一讲自己的劳动体会，他的发言稿题目是“胸怀七亿三十亿，扎根边疆志不移”，那时他保管班里的《兵团战士报》，每天都细看，也学会了几句词，没想到他的这句话成了连队的口号，在全团也流传开来。他的讲用很生动，他说：“每天听到起床号，真是恨死司号员柳树樟了，恨不得把他的军号砸了。可是到了晚上，盼着收工号响起，这时觉得最可爱的就是柳树樟了。”因为这次讲用，曹焕荣被指导员点名调到了连队报道组。
当时曹焕荣的领导是“老棉”--北京女知青赵棉红，是能写会画的高中生。他的搭档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姜昆，因为在另一个连队犯了“错误”下放到他们连队“改造”的。他的主要“错误”就是当司务长时，把伙食结余买乐器了。后来问题搞清了，连里给他落实了“政策”--让他当连队文艺宣传队的总编导，还兼着报道组的工作。宣传队搞得很好，别的连队成本大套地演《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而他们原创了《完达山组歌》，其中有独唱、合唱和男女声二重唱，还有朗诵，全是姜昆写的。大合唱时，前排男生向左晃，后排女生向右晃，很有视觉冲击力。后来姜昆还在工地上创作了一个相声（可能是他的处女作），其中有个“包袱”--“我高兴地双手抱住他的脸，你看怎么着？两边五条黑手印。谁让我双手是黑泥呢！”他问小曹怎么样，小曹说：“不怎么样！”后来聪明的姜昆把在连队蹲点的陈股长的一句话“被窝里伸出脚丫子--你算几把手”记住了，写进了后来的相声中。
虽然姜昆和小曹天天写稿，可还是没有进展。每天早上六点钟，他俩站在连队操场旗杆上的大喇叭下，听团广播站的节目，就是零下40摄氏度，他俩也听，可是就没他们写的稿。一天小曹终于在《兵团战士报》上发现了一首叫《熏肥》的十几行的小诗，署名是“16团3连报道组”，这就是姜昆写的！为了庆祝“零”的突破，他俩到小卖店买了“北大荒酒”和几瓶罐头，在小学校吃喝了一通。如今姜先生吃遍了世界，他说唯这顿饭最香。
他们乘胜前进，在实践中总结出按“农时节拍”写生产稿，按“政治节拍”写政治稿的经验，很快3连报道组发稿率大大提高。而且稿件写得很生动，这大概要归后来成为相声大师级人物--姜昆的功劳。在团里召开的“如何在报道中做到言之有物”的讨论会上，曹焕荣代表3连报道组的发言，引起团报道组长高文杰的注意，她又向团宣传股干事窦强作了汇报。这位1947年参军随十万转业军人到北大荒的军旅作家，通过团报道组会聚不少知青人才，他当即决定把小曹调到团报道组。
1971年9月的一天，曹焕荣到团报道组报到了，真正走上了“向阳路”--这是16团报道组的“名字”，组里的报道员，无论谁写稿都署这个名。
那时16团是全兵团的典型，“向阳路”发稿总是第二，仅次于“天下第一团”--18团的“反修兵”。“向阳路”由来自各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生组成，只有曹焕荣年纪最小、学历最低。高文杰组长让天津南开附中的薛敬尧带他，手把手教他，小曹进步很快，也开始在《兵团战士报》上发小“豆腐块”了。诲人不倦的老薛后来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天津实验中学当校长，多次参加全国高考出题。尽管小曹学有所成，但仍是报道组中发稿最低的，也不是他的水平低，而是其他战友水平太高了。也在附近种地的张抗抗，已成了知名的知青作家，可并没有成为报道组成员。现在和抗抗一样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欢，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当年连队报道组也进不了。没有办法，小曹成了团报道组精简的对象，善良的老窦给他找了个好地方--电影放映队。那时文化活动奇缺，电影队最吃香，到哪儿都是好招待，大家都抢着到电影队工作。
这个整天笑嘻嘻的小曹突然来了倔劲，哪也不去！他自愿干起没人愿意去的“公差”，打起行李到水利工地办小报，边和战士们一起刨冻土，边采访，晚上编小报。知青们对他的评价是“一点儿也不像上海人”！后来他到连队蹲点时，竟钻进热浪滚滚的窑里取砖，然后写了一篇报道《16团发明了多用小砖窑》，发表在《黑龙江日报》上。由于小曹的“横下一条心”，他从报道组里“多余的人”成了最能干的人。在报道组工作的前后二十多个知青中，只有他和另一个人成为专业新闻人。
现任《人民日报》国内政治部主任的曹焕荣，每天最忙的事是安排关于政治局的重要报道，忙里偷闲，他忘不了联系那些当年报道组的战友，他知道他们对他的指导，仍然是重要的。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康绍邦，当过他的头，这位天津大学附中的高中生，在全国数学比赛中得过奖，他对小曹的“最高指示”是“抽象思维，形象落笔”，这句话指导了他几十年的新闻写作。
当年老康执笔的一篇《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导养蜂》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了几乎一版。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河北大学，本科毕业又考上北大的南亚研究所，成为季羡林先生的研究生，主攻印度古代哲学。后来他成了中国中印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的重要学者。1978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他正任党建教研室主任。有一次中央一个重要部门来人到党校了解康绍邦，校方很紧张，不知他哪篇文章惹了麻烦。原来康教授写过江泽民同志党建理论的文章，中央很满意，要请他主编一本这方面的书。这次本来要请老康一起团聚的，杨兵说，他正在青海给干部讲课。他说，这小子特能白话，一个专题的讲座能讲四天，根本不拿讲稿。我在“百度”搜寻了一下“康绍邦”，条目太多，看不过来，我看到了他翻译的《一个艺术家的宗教观--泰戈尔讲演集》和点击率很高的他的文章《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国际战略》，还有报纸对他最近对台海局势的言论的报道。曹主任说，老康已是举世瞩目的人物了。
曹焕荣还回忆起当年他和现任上海交大经济管理学院执行院长、经济学家费方域教授的一次“经济学合作”。那是1972年下半年，周总理“抓批极左”，要把生产搞上去，《兵团战士报》破天荒地开辟了“搞好经营管理”的专栏，向“向阳路”约稿。小曹就和小费把被批判过的《国营农场管理学》找出来研究一番，又找老农场干部采访，写出一篇“作业组如何进行小段包工”的稿件，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那时敢提出一个“包”字已是相当不易了。尽管脑门铮亮、戴着漂亮眼镜的费方域对经济学心仪已久，可返城以后当了警察，夜里常去“蹲坑”。眼睛虽不太顶用，可他的分析判断力很强。后来考上了上海交大，毕业又北漂读了北大的经济学硕士，又跑到哈佛当访问学者，现在是当代经济学的博导，还兼着上海现代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饭桌上，大家讲个故事，杨兵的儿子在清华大学经济学院读书，是用一本统编的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教材，可是市场上脱销了，儿子来找他想办法，他笑着说：“我给你要一本，那书是小费翻译的，他是我们兵团的哥们儿！”儿子很吃惊。这本名为《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的着作可非同小可，它的作者是美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哈尔·范理安，这本书的引进被认为是中国思想解放的奇迹，它已再版了6次。
和每次聚会一样，只要杨兵在场，他就是中心。说来说去，谁也没想到当年“消息总汇”、“意见领袖”的他能成为中纪委的高官（现任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杨兵的父亲杨仿人是我党留原苏联的“老军工”，曾是鞍钢轧钢厂第一任厂长，他的事迹写进中学教材。杨兵当时是报道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古今中外无所不晓，最熟悉中国军工史、中国冶金史。当年绝密的中苏冲突、中美对话他也了如指掌。哪个高级军队干部的调动他都知道，好像他就是总政干部部长。他对16团的政治经济动态更是时刻关注，当时的许多报道都是他的主意。不过他也“闯过祸”，他曾把“反对团政治处刘主任腐败”的大字报，贴到团招待所。因此他被撤销团报道干事职务，下放回连队。若干年后，听说刘主任转业回到一个边远小县，生活十分困难，已经当了纪检组长的杨兵还专程去看望。刘主任感动得流下眼泪，杨兵说：“我当时年轻气盛，做得不妥。”刘主任说：“我做得也很过分！”从这件事上看，更显示了杨兵具备一个纪检干部的基本素质：刚直不阿、勇于斗争和心地善良、关心干部。
大家还说到了杨楠，书香门弟的他1966年初中一毕业就从哈尔滨到了北大荒当农工，因为人老实，文学能力又强，被调到16团政治处当书记，1971年调到《兵团战士报》当了编辑。经他推荐，曹焕荣1973年3月也调到《兵团战士报》，这样我们都成了同事。当时小曹的工作很平凡，接电话、拆信件，到车站接通讯员，安排食宿，还经常半夜起来接传稿电话。那时通讯手段很落后，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用手记，一篇两千字的稿子要记两个小时。经常传稿的有三师报道组的黄海（现任商业部部长助理）和六师报道组的邵煜栋（现任上海浦东区委常委、宣传部长）。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一见到曹焕荣，他们还忘不了表示歉意呢！
在报社里杨楠沉默寡言，特别有内秀，人又正派，大家都说，杨楠最适合做人事工作。后来他真被调到了中组部，担任过党政外事局副局长，每次到北京，他总参加我们的聚餐，关于工作的事他是一句不说的。他是党的十六大的代表，担任过香港中联办人事部长。我们谁要路过香港，他再忙也要和我们见面的。现在想起还让人温暖。
1975年10月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正在19团1连蹲点的曹焕荣的命运，电话通知他，带着行李速回佳木斯的兵团报社。原来，兵团政治部分配了一个北京广播学院的上大学指标，本来我们推荐了杨楠，可因为体检不过关，我们又推荐了小曹。小曹正每天晚上领着连队的知青们讨论“扎根边疆60年”呢，没想到自己先拔根了，那时也在这个连队蹲点的编辑李惠东（后来任《黑龙江日报》副总编）总告诫小曹别在连队搞对象，还好，他很听话，否则真要搞个“小芳”，重情义的小曹就可能放弃上大学了，后来也就不会到《人民日报》和王芳结缘，王芳曾长驻巴黎，是国际部重要的国际观察员，她的评论经常在国际版上见到。当然也不会有他们在同济大学读书的英俊的儿子。一想到这儿，他总是忘不了老李大哥的关怀。
那个月的22日凌晨，从佳木斯上火车，经塘沽转车到北京的曹焕荣，背着行李来到天安门广场，这时一轮朝日正把长安街照得一片灿烂，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真的走上了“向阳路”！那以后的故事就不必细写了，焕荣北广毕业后留校当教师，又到中央广播电台当编辑，再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至今，当过科教部记者、总编室副主任、驻上海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在人才济济的中国最大的媒体中，他也是出类拔萃之辈。
围着餐桌大家谈笑风生，他们都说还是东北的“大拉皮”、“胡乱炖”、渍菜粉和白肉血肠好吃。而我觉得席间的谈话更有味道，大家在议论着这样的话题，为什么这么多知青都能从北大荒这块新闻工作的“零公里处”走向专业新闻道路，或者从这里出发，后来成了各方面的专家或领导干部（现在担任副省级干部的老知青，许多也是当过报道员的）？概括大家的意见，一是在全国有新闻专业的大学都停办时，兵团各级宣传部门认真办过数以千人参加的通讯员学习班，由此引发了更多青年读书的热情，在最困难的时候为许多知青点起希望之火；二是，为许多青年施展才华设置了舞台，那时从兵团到师、团、营、连都有报道组，数以万计的知青能在劳动之余从事文字工作，从培训、写稿、改稿、投稿这个过程，锻炼了一大批人；三是，各地青年之间的相互学习，实现了一次信息大汇总、文化大交流，知青们学到了课堂中学不到的许多东西；四是，平等的命运竞争，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稿子写好了也可以改变命运，调到上一级报道组和专业新闻单位工作，在竞争中人才不断涌流。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兵团培养了任何专业院校也不能培养出的这么多的新闻人才和其他人文人才。
夜色阑珊时，大家依依惜别，我们相约都为正在编辑的《北大荒新闻系》那本书，写一篇自己从“零公里处”起步走向“向阳路”的文章，为中国新闻史留下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