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1）
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采访，在省文明办白石副主任处见到一份材料，题日《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1981——1999年大事记》，只见开篇首页这样写道：
1981年11月，驻保51034部队一一二师借鉴华北演习时的经验，在保定地区新城县崔中旺村搞起了军民共建文明村试点……
崔中旺村绵亘在我心里已有一些时日了。现在，它躺在8月炽热的阳光中，像一汪绿色液体流进我的视野。
崔中旺村位于京广铁路北端高碑店镇以西5公里处，有250余户人家，1000多口人。村北有条人工挖掘的运粮河，倘若雨水充足的时候，你撑着一叶扁舟，就会向东流向一个叫做白沟的地方，去听那里沿水而聚的蛙鸣和水鸟的啁啾。白沟现在是著名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尤其是80年代，它曾搅动京城，闹得周天寒彻，大有谁人不识君之势。而沿白沟向南或朝着东南走，就是大名鼎鼎的保定城和白洋淀，这两处地方都好生了得，一是因《野火春风斗古城》而成名，一是因拍摄《小兵张嘎》而风靡一时。如果说文化也是一种产业的话，这两处的盛名就是很经典的例证。保定是京南之处，历代均有重兵镇守。文革期间这里派性严重，军队和地方由文斗发展到武斗，兵戎相见，不一而足，以后虽然文革结束，但军地双方的仇结却仍然没有解开。于是，就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前夕。驻军在保定地区呈扇面分布各地，军营壁垒，森严整齐，当地老百姓虽然奈何不得，但却可以用当年对付鬼子的手段来对付部队——发展农业生产，外地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却有人喊：靠着营房吃部队！于是，骚扰、偷盗部队的事儿经常有所发生。夜袭队翻墙入院，小至马扎坐凳，大至肥猪木板，乃至部分军用设施，无所不拿。部队高筑围墙，他们便横掏其洞，部队白天堵，他们便黑夜掏，矛盾非常尖锐，打架斗殴的事儿时有发生。白天还有那嫂子大娘们不约而同的大筐队，她们每人背着一个大筐，整天在营房周围游来逛去，见到部队的东西，不管是铁的木的、酸的甜的（瓜果蔬菜），稍不留神就顺手牵羊，装入了筐里。一旦被人发现，她们撒腿就跑；个别跑不脱的，解裤子一蹲，哪个当兵的还敢上前？军民鱼水相依的关系在这里遭到了破坏。
摘自驻军某部《政工简报》崔中旺村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崔中旺村附近驻防的是51034部队。这是支英雄的部队。抗日战争时它们曾参加过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时又从东北一直打到西南边陲，朝鲜战争中他们奇袭飞虎山，打出了国威和军威，被彭德怀司令员称之为万岁军。但就是这支威名赫赫的部队，被当地群众围而辱之，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事情的原委缘起于一个口误：一天夜里，部队营房放映电影，临近的崔中旺村和别的村子的青年拥进了营区，把放映场弄得沸沸扬扬，秩序一片混乱。部队首长哪见得这样的混乱，就随口说了句：侦察排要维护好秩序。大概这位首长的普通话说得不甚规范，早已不耐烦的战士误听为把他们弄出去，于是就把平时练就的捕俘拳糅进了推推搡搡之中，双方争斗升级，竞弄得十多个农民受了伤。此事一出，村民们背起铺盖卷开始告状上访，从保定告到石家庄，又从石家庄告到北京，本来是鱼水关系硬是给弄成了水火关系。
华北平原对于中国革命有着特殊的意义。著名诗人郭小川曾把它写进诗行，用青纱帐命名，诠释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特有的深情。青纱帐掩护过八路军武工队，掩护过晋察冀边区政府，掩护过吕正操、聂荣臻和徐向前，掩护过小说中或现实中如朱老忠、金环、银环、肖飞等无数志士仁人，对于革命者来说，青纱帐实际就是一支激昂的燕赵绝唱，就是壮士一去不返的临风长啸，就是义薄云天的断肠之地。它是民风民心民性的外化表现。
然而，这支歌却在和平年代走了调儿。军地双方都为这种局面而痛心。
原村党支部书记李云腾回忆往事时说：谁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步田地，想想真让人痛心。战争年代，老百姓手里有一个窝窝头，也要掰一半分给我们的子弟兵，现在却颠倒了个个儿，他看当兵嘴里有块肉，说啥也要弄半口，还说就是要虎口拔牙……俺和几个村干部合计着这样下去可要出大事，就想着要改善和部队的关系，正好春节到了，我们就先向部队发出邀请，请部队来村里和老百姓联欢……
请柬送到了驻军首长的案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怕是村里摆了鸿门宴吧？有个参谋说。
首长想想，也颇狐疑。村里三天两头告状上访，咋会突然好了？于是就警惕起来，特派一群众干事先去村里探听虚实，若村里真有什么动作，部队这头也好心中有数。
当侦察员弄来情报后，部队首长反而羞愧了。军队什么时候变得怕人民了呢？
这支部队不仅在战场上威名赫赫，在群众工作上也功绩卓著，曾有13个连队被评为爱民模范连。在唐山救灾中，他们从废墟中救出一个失去父母的5岁女孩，一直把女孩抚养到13岁才送她回原地……
就是这样一支曾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的部队，却遭受了前所未闻的情感重创，痛定思痛中，部队首长决定认真检讨自己，重新找回失去的世界……
他们找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
1981年的华北大演习，为这支部队初次找回自信提供了契机。一切均按战时规定，部队在华北北部的寂寥霜天下依序撒开，或进村落，或人青纱帐，或在山野安营扎寨，实际上是又一次把军队投入到社会的巨大怀抱里。在强有力的亲切簇拥中，子弟兵们就像古希腊神话中那个大力神安泰那样，从大地母亲那里找回了失去的力量和自信，并由此受到启示，和当地村手创造了新形势下的军民关系的经典范例，并由此拉开了全国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序幕。
20年后，当笔者再次走进崔中旺村时，往日的喧哗和跃动已化为恬淡和沉静。村庄就像一池秋水那样横陈在我们的视野里，安详而深邃。就像进行了一次远足，由于它不遗余力地领跑，耗尽了体力和热能，如今它成了疲惫的思考者。
但是，当精神文明之树在全国蔚然成林的时候，看山间层林尽染，听枝头春意俏闹，徜徉其间的人，谁也不会忘记那些最早的植树者。
崔中旺村现任支书宗友：
我们村的老支书叫李云腾，1952年入伍，退伍回来就一直当村干部，那时已是20多年的老支书了。他看到村里的夜袭队和大筐队时常骚扰驻军，就经常批评规劝村民们，然而收效甚微。原因是农村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的自主性有所提高，而对农民的思想和文化的教育却相应减弱，农民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而精神文化方面的问题却冒出了头。在我们周边几个村庄，一时赌博迷信之风甚嚣尘上。有些老百姓说：东跑西颠。不如搬砖（打麻将）。记得总政在我们这儿开现场会之前，杨尚昆同志和余秋里同志都来过，还让东义和庄的赌博者表演如何利用赌具赌技骗人，以此教育村民。在现场，几十张赌桌依次排开，赌民们捉对厮杀，有的瞒天过海，有的暗度陈仓，各路赌界高手云集，引来很多村民竞相观看。当那些骗人的伎俩纷纷曝光之后，许多村民才如梦初醒，连呼上当。那时的村民都有一种集体失重的感觉，好像是刚从别的星球降落到这片土地上似的，脑袋里一片空白……过去几十年里共产党的教育一阵风似的全给刮跑了，封建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一下子又回来了。后来我们知道这是文革造成的内伤的结果。文革不仅仅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发生大倒退，还使人们的思想和信念发生了动摇。
当时的支书李云腾和驻军之所以搞军民共建，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的……
驻军某师副政委程志勇：
那时军地双方着手治理文革后遗症，可以说是下了猛药的。文革后遗症不仅仅伤及地方，部队亦如此。地方老百姓偷偷摸摸，部队的一些战士违法乱纪，同样触目惊心。当时全民关系比较差的有四川成都，江苏徐州，再有就是河北保定了，我们都是重灾区，可以说是重中之重。既然意识到这是文革后遗症，犯病的不只是一家，那就要双方携手治病，于是就有了军民共建这条路子……
宗友：
记得那时驻军部队的政委叫葛庆昌，据说他已转业到山东省财政厅工作了。他讲政治，口头表达能力很强。记得部队来村里放电影时，葛政委亲自给大伙作动员，给大伙讲军民共建文明村的意义，说咱解放军这一次又进了夹皮沟，第一次进夹皮沟是为了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这一次进夹皮沟是为了治理脏乱差，为了树新风扬正气，它的意义非同一般哩……
说来也巧，葛政委说的夹皮沟可不是乱说的。当年东北剿匪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排，就在他所在师的直属连里，战士们对自己连的传统早已记在心间，听说部队要像当年那样再进夹皮沟，都高兴得直蹦高，这些战士也想在与老百姓的接触中多学点实际知识，回家乡后能派上用场。
于是，一幅幅动人的画面出现了——
翌日，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一队队官兵唱着战歌，喊着号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崔中旺村。这个只有一条长街的小村庄，顿时沸腾起来。部队一连连、一排排地分开，清理积雪，平整街道。他们将路上的冰水、污泥，垫上黄土；把一堆堆粪土，整治得四四方方；把一堆堆柴草，打扮得漂漂亮亮。接着，又用白灰刷墙、刷树、书写标语，一天下来，整个村子完全变了样！开始有人站在门口看，后来也都拿出铁锨、大镐同部队官兵一起干起来。还有的拉出双轮车，开出自家的拖拉机，运土运粪，没有一人讲报酬。
第二天，部队又以连队包生产组的形式，清扫各家的庭院、房舍。同时，部队还派出理发组、补鞋组、医疗组，义务为群众理发、修鞋、治病。村民宗和的媳妇张凤仙，因长年卧炕不起，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屋里乱得没法落脚，脏得气味难闻。张凤仙说什么也不让战士们动手，战士们一点儿也不嫌脏，不但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连病人疮伤玷污的衣服、被褥一件件洗了个干干净净。张凤仙在炕上过意不去地看着，感动得不住地落泪……
起初，那些大筐队成员，见大批解放军进了村，隔着门缝、扒着墙头偷偷观看，不好意思露面。等解放军进了家门，她们再也无处躲闪，好迎出来，招呼着官兵们进屋坐。打这以后，崔中旺村的人见了外村的人都自豪地说：快到我们村看看吧，街里院里，屋里屋外，像用水洗了一遍，连镜框边上都没个土尘儿！一个来这个村走亲戚的人一见军民这个热闹劲，高兴地说：这不是当年《林海雪原》里的解放军进了夹皮沟了吗？
——摘自驻军某部《政工简报》
令崔中旺村和驻军某部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军地双方刚刚伸出手来不经意的轻轻一握，竟然绽放出夺目的时代华彩。
崔中旺村军民共建文明村的事迹不久便见诸了报端。这些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毕竟那年月好消息太多太多。但是没过多久，这些消息却在中央最高层得到了回应——他引起了等一批老革命家们的深切关注。
这似乎是一次长长的期待和守望。期待和守望者就是同志。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转折，会上不仅形成了以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并且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这是一个极富胆略和魄力的决定，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中间，除之外，怕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果敢决绝。20年前的中国可谓内忧外患。一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内伤，二有极左路线的严重干扰，还有国内国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但是，平站在国内国际的大背景中审时度势，断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显示了他卓尔不凡的战略家的气概。
时间证明了这一决定的无比正确。20年来，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在20年间持续高速增长，年增长率平均达到9.8%，在前5年中达到11.8%，钢、煤、原油、电力、粮食、棉花等重要产品的年总产量，跃居世界前列。曾提出的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比1980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已于1995年提前实现。中国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经济大国。
但是，这些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对于来说早在20年前就已了然于胸，他是胸有成竹的。但是，经济的迅猛发展并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利，这些速度和比率，在资本主义国家鼎盛时期都相继出现过，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仅要拥有经济建设的高速度，还要有优越于资本家的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一直萦绕在同志思绪间千回百转的思考点。
1979年夏天，在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起草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之前，就明确指示，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他以极大的热忱关注着这个讲话，多次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就在这年秋天，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叶剑英代表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作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实现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发现将会载人世界文明史册。而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它的思想光芒还仅仅闪烁在理论丛林中，然而到了1981年，的期望就有了回应，河北保定地区的崔中旺村便进入了他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