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那天，老爷子比平时起得更早。
“这么晚还没睡？您又叮咣地折腾啥呢？”孙子冲着他喊，边揉眼睛边打哈欠。
“瞎喊啥呀，就你嗓门大？他这是起得早，不是睡得晚。”我也跟着爬起来，受儿子的传染，也揉眼睛、打哈欠，还伸伸懒腰。
“天气真好！蓝蓝的天！”老爷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语。
“天还没亮呢，您怎么知道天是蓝的？爸，爷爷的眼睛是不是出毛病啦？”儿子扭过头懒懒地问我。
“净胡说。他眼睛好着呢，能看见遥远的未来。就是耳朵背，听不见一句坏话。”我跟儿子打哈哈。父亲的确老了，常常黑白不分，一会清楚，一会糊涂。毕竟是快九十岁的人，能活到这把年纪本身就是个奇迹。
我把老爷子扶到沙发上坐下，凑近他耳朵说：“不着急，聚会11点才开始呢，咱十点出发就来得及。”
“最晚九点走，堵车，不能晚了。”父亲皱着眉头向我喊。
“中午聚会，这才五点刚过。着哪门子急嘛，真够恶搞的，我再睡会儿，把刚才的梦再接上。”孙子用拳捶着后腰回到自己的房间。
老爷子只喝了杯热豆浆，就起身换衣裳了。还是那身十几年前仿制的灰布学生装，左胸前挂满生锈变色的校徽和奖章，正中间佩戴一朵鲜艳的绸制大红花，又反反复复地对着镜子把稀疏难见的几根白头发梳理摆放到他认为满意的地方。“几点了？”每过几分钟，他就问一句。
“还是早点走吧？”等孙子一上班，他就不停地催促我。我终于忍不住，刚熬过八点半，就开车送他去学校。
父亲着急参加的是一场同学聚会。从70岁开始，他们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时间定在不冷不热的重阳节。他是此项活动的发起人和积极参与者，除一次因胃部手术外，从未缺席过。每到聚会前一个月，他就变得兴奋而忙碌，不停地打电话通知提醒。戴着老花镜，在涂满各种符号标记的通讯录上反复核实变动的信息。有时他会给已经去世三四年的同学儿女打电话，通知聚会时间地点，惹得人家很不高兴。随着年纪的增长，记忆力开始明显衰退，遗忘的越来越多，记住的越来越少。但不论忘了什么，聚会这件事他却从没有忘记过。
九点刚过，我和父亲就到了大学餐厅。老爷子离休前一直在母校任教，这也是他不厌其烦地张罗校友同学常年相聚的原因之一。餐厅的大门上着锁，显然我们来的太早了。我只好陪他老人家在校园里先散散步。他边走边指点着一处处建筑，向我介绍它们的历史沿革并掺杂着当年的人与事。有些故事我早就知道了，但又不得不装出头一次听说的兴奋。人老了，回忆渐渐变成其独特的健身方式。
我和他走走停停，还在树丛中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总算过了一个钟头又返回到餐厅。校方的校友办公室找来了十几位大学生志愿者站在餐厅门口迎候与会的“师爷师太”们，鲜嫩的脸庞与糙老的面孔对比强烈。
陆陆续续来了二十多位父亲当年的老同学，有拄拐的，有坐轮椅的，也有身板硬朗能独立行走的，但都需要有人陪护。陪护人员的数量远远超过正式参会者。有儿孙跟来的，也有因当年级别职务较高至今仍配备秘书、警卫、司机、保姆的。一位矮个子小老头儿，身前身后围了五个工作人员，其中两位是穿着军装的现役士兵。我凑近父亲耳边问：“这个老头当年是干什么的？”父亲摇摇头说：“不知道！”我指向邻座的一位老太太问父亲：“她叫什么名字，我过去在电视上总看见她？”父亲答：“不认识。”当我把手又指到一个方向时，父亲不耐烦地说道：“你别再问了，我不知道他们姓什名谁！”
我十分诧异地看着老爷子，心里琢磨着是不是哪句话没说好惹他生气了。人老了，有时会变得跟幼儿园里的孩子似的，情绪一天多变。父亲神情沮丧地告诉我：“他们都是我的同学，我们当年在延安读书时一共有四百多位，都是十六、七岁的男男女女。我们叫队不叫班，我那个分队64人。整天在一起学习、训练、打球、唱歌、从不打架。嗨，现在都老了，不少同学早就走了。我是70岁那年开始组织聚会的，每年见一面，来的人越来越少，陪的人越来越多。十八周年啦！年轻时的好同学，退休后的老朋友，多熟悉啊！可现在能叫上名字的人没剩下几个了，差不多全忘了。头十年我不光能说出他们的名字、籍贯，还知道他们的工作单位，包括老婆孩子，现在全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去年还记得的姓名，今年就记不住了。连面孔都陌生了，完了，老了，痴呆了。”老爷子情绪低落，语气伤感。我连忙开玩笑安慰他说：“这种事很平常，年轻人也有记性差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教我中学语文的蔡老师姓什么啦！”父亲不解地瞪着我：“你说啥？快要上菜啦？”
趁着吃饭的机会，我终于打听到了一位姓叶的老太太。她是我父亲当年的初恋。据我母亲讲，这位“生活作风存在严重问题”的叶阿姨年轻时与我父亲有过一段“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暧昧关系。前年八十四岁的母亲去世前还愤愤不平地留下遗言：“我死后不能让你爸和那个小妖精鬼混在一起！”因为那位小妖精五十年前曾亲口央求过我母亲，说如果有一天你走在我前头了，我就搬过来和他一起住。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咬牙切齿地告诉她：“姓叶的，你活不过我！”叶与母亲同岁，虽然母亲最终还是先走了，但她拖着多病之躯活过了八十四岁，也算是竭尽全力了。母亲死后没多久，父亲还是打起了与叶老太太合住一处的念头。我当时已办退休手续，十分震惊地问父亲：“叶阿姨也有这个意思吗？”他非常肯定地点点头。尽管我被两位老人执着的追求深深打动，但还是维护了母亲临终嘱托，劝说父亲打消这个惊世骇俗的荒唐想法。
叶老太太来迟了，等她露面时桌子上的菜差不多吃完了，有几位老人已离席提前告辞回家午睡了。父亲仍坐在那里，不时地四下张望。当叶老太太走到他面前时，他的眼睛似乎真的增加了亮度。两位老人握了握手，没说什么。叶阿姨挨着父亲身边坐下，我这才注意到那个椅子原来一直空着，父亲把胸前的大红花摘下来放在座位上替她占着。他俩旁若无人地相互凝视着，半天不开口。我不得不凑到父亲耳边替他打破僵局：“这位是……？”他缓过神来，扭头告诉我：“你要叫叶阿姨！”。我叫了，她微微笑着，说：“身体还好，我们一年只见这一面！”父亲的听力恢复了正常，点着头说：“明年还聚！”。“对，还聚！”她兴奋地附和着。“最后只剩下咱俩，也要聚！”“一定一定！”叶阿姨没穿灰布军装，而是身着一件鲜红绣花的绸缎夹衣。一头雪白的银发，梳理的整齐利落。
临走时，父亲站在车门前突然问我：“那个女生是谁？”“女生？哪个女生？”我不解地反问道。“就是刚才一直跟我说话的那个老太太”，他边说边抬起颤抖的手指向远处，“你是说树底下的那位穿红衣服的老太太？那不是叶阿姨吗？”我诧异地盯着他。“叶阿姨？她是……？”父亲一脸茫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