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到处打听有关杨虹的事情。这天，他又找到一条线索。他告诉谢青，几年前杨虹刚到巴黎时曾经在一个车衣工场打过工。那个衣工场老板是越南人，地点在AC人不很多的18区，打工的大部分是一些福建人。谢青觉得好生奇怪，这事反差太大了。他只知道杨虹在巴黎住着豪宅，常和一群身份显贵的朋友在上流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她怎么可能会在衣工场打过工呢？而且依她以前的性格，她不大可能会去做这种低档的工作。他问文春，这事会不会是搞错了吧？文春说不会的，提供消息的人以前在这个衣工场当工头，记得她的样子，还记得她的名字。
“那人还知道些杨虹的其他情况吗？”谢青问。
“我也问过他。他说具体情况他不知道。可能那些和她一起干活的女工会知道多一些。”文春说。
“要是有机会和那些女工聊聊就好了，也许她们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情况。”
“你真的很想见到那些女工吗？”文春说。
“当然。过几天，我就要再次和警察见面了，可我并没了解到多少杨虹的事啊！”
“你要是真想见到那些女工，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文春说。
“什么办法？”谢青急切地说。
文春翻开了报纸，找到一小块广告，说杨虹做过工的就是这家叫“宏发”的衣工场。谢青看到那上面是招工广告：招熟练女车工五名，男杂工三名。文春说，要是想寻找杨虹在这里打工的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谢青自己去那里做几天工，和那些女工混熟了，也许能找到几个还知道杨虹情况的女工。谢青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
第二天，谢青去“宏发”衣工场应工。按照文春的指点，他起了个假名字，说自己是刚刚偷渡来的，什么身份也没有。衣工场老板看他身强力壮的，要的工钱也不多，就把他收下了。
衣工场是在一个约三百平方米的长方形的密闭仓房内，屋内通风很不好，空气中全是棉花的粉尘。工场内分为裁剪﹑缝纫﹑熨烫和包装几个工区。谢青的任务就是在几个工区之间搬运布料和成衣。工场内有五六十个女工在干活。由于空气里粉尘很重，她们都戴着口罩，所以她们的样子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女工的工资是计件的，干活的速度象机器一样飞快。谢青没有看到她们之间有谈话的机会，一是都戴着口罩，再说电动缝纫机的噪音非常大，不大声喊叫是无法听到彼此说什么的。谢青很卖力地干着活，找机会想和那些女工套近乎。但大半天过去了，他几乎还没见到一张女工完整的脸。
“她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打工呢？难道她刚来时缺钱花吗？”谢青想象着杨虹曾经在某一台机器前象眼前这些女工一样埋头苦干，她的脸上也蒙着大口罩，头发上沾满了棉花尘絮，觉得这简直是很难思议。谢青在国内时经常去一个制衣厂运货柜，曾经到车间里参观过。那些车间里灯光明亮，有良好的除尘通风系统。制衣女工穿着统一的工作服，戴着头巾，脸带笑容。按谢青现在所见，巴黎的制衣厂女工过的简直是旧社会的“包身工”日子。
吃中饭的时候，机器声停了下来。女工们终于把口罩脱下了，露出了脸，拿出家里带来的饭盒吃起饭来。这个时候她们的脸部肌肉处于飞快地咀嚼运动之中，所显示出来的更多的是动物的特性而不是人的表情。谢青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女工们难得露出来的脸，想找到一张他认为比较容易套上近乎的脸。可不到二十分钟，机器重新隆隆响起，女工的脸又都消失了。
大概在下午三点多，一个工头慌张跑进来，说是警察来查身份了，让没有身份的黑工赶紧跟他到工场后面去。工场的厂房是长方形的，没有后门。工头带着这十几个黑工穿过机台跑到后面的墙角。他把靠墙的一个工具箱移开，后面的砖墙有个活门。活门一推就开了，里面有个夹层墙。工头把十几个人往里推，让他们往里挤。那个活门马上关上了，四周一片漆黑。
这一切发生得很突然，在不到一分钟时间里，谢青好像被装进了一个黑暗的罐头里。他一只手还别在背后，身体扭曲在那里，一只鞋子也被踩脱了。但是他不敢乱动。挤压着他的身体的是另一些身体，他不知道这些挤压着他的别人身体是那些部位，也不知道这些身体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不敢把别在背后的手臂扭转过来，万一触摸到别人的敏感部位，让人臭骂一顿怎么办呢？不过这个时候是没有人敢骂的，大家都紧张得摒住了呼吸。谢青知道，没有身份的人打黑工要是让警察抓住了马上会被强制遣送回中国。这个时候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哪敢吱声呢？工场里的机台还在响着，轰轰隆隆的声音在夹墙里变得震耳欲聋。谢青不知外边会发生了什么事。他想着法国警察大概应该已经走进了工场里了，他们是怎么样搜查黑工呢？是象电影里日本鬼子进庄一样吗？电影里的鬼子通常是把村民集中在打麦场上，挑出几个严刑拷打。还有的村民躲在牛栏里或者稻草堆里，鬼子拿着刺刀到处乱捅。那些电影现在想起来还真是好看。记得有个孩子哭了起来，一个女人赶紧撩起衣襟把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由于夹墙内绝对的黑暗，谢青的视网膜象黑暗中的电影银幕一样亮了起来，出现了一串串意象。在晒谷场上一群被刺刀顶着的村民中间，杨虹的脸庞若隐若现。她就象那些电影里的女主人公，即将被那些手持刺刀的敌人从人群中辨认出来。谢青象银幕下的观众，明知所看到的是虚假的故事，可还是会紧张得手心冒汗。
工场里的机台突然停了。夹墙内十分寂静，能听到夹墙外的说话声。警察说着法语，在盘问着工场主。现在，夹墙内要是有人咳嗽一下，就会闯下大祸。但这时谢青倒不觉得那么紧张了，他已适应了环境。尽管空间还是那样拥挤，他不知不觉地已调整了姿势，成功地将手臂移到了前面，还把被踩脱的鞋子重新穿了上去。黑暗中人的意识象是个万花筒，突如而至的寂静好像把万花筒颠动了一下，里面的图像完全不一样了。谢青眼睛的瞳孔已放大到了极点，看到黑暗变得像黑丝绒一样柔软明亮，从中开出了一朵朵鲜艳的玫瑰花。一束刚刚开出，马上又有新的冒出来取而代之。
外面的盘问或许是搜查还在继续，让人觉得没完没了。站了这么久，腿都有点发麻了，谢青扭动了一下身体，给腿换一下重心。当他扭动身体时，紧贴着他的对面的一个身体也扭动了一下。谢青突然发觉这是一个女人的身体。他能感觉到这个比他矮得多的身体的两个饱满的乳房正紧贴着他的上腹部两侧。当察觉到这一点时，他的嗅觉也捕捉到了这个紧贴着他的身体发出的是女人特有的肉体气味。一种快感不可遏制地传遍了谢青的身体，他低垂的下体慢慢地坚硬起来，顶住了对方的身体。谢青心想不好，他得赶紧把自己的“洋伞柄”收起来。他试着按顺时针方向调转身体，结果是身体转过了一些可“洋伞柄”反而更加直接地顶住了对方。这真是令人恐慌和尴尬的时刻。“洋伞柄”的典故来自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上海的公共汽车特别挤，经常有男士的下体翘起顶住了女士。而饱经世故的上海妇女会得体地提醒男士：当心保管好侬的“洋伞柄！”正在谢青万分惶恐尴尬之际，发现那被“洋伞柄”顶住的身体有了反应，变得温热，柔软，又慢慢地蠕动起来，象蛇一样贴着谢青的肚皮和胸部，谢青能感觉到她有力的小腹和乳房顶推着自己的身体，黑暗中还能闻到她喘出的气息带着一点酒一样的芳香，女人上了劲嘴里就会有这种气味。谢青知道自己现在是遇上好事了。这样的好事大概每个人一生会遇上一两次。好事有时不一定成双，经常会在一件坏事之后意外出现。谢青猜想着这个在最危险的环境下也能发情的身体是哪一个女工？他在脑子里搜寻着可能的女工，不过他还没记住一个女工的脸，他在午饭时看到的女工的脸都显得又平又大，颧骨很高，没有一个让他印象深刻。
不过这个时候警报解除了。检查黑工的警察走了，他们什么也没找到。活门一开，在里面的十几个人一下子挤了出来。谢青在黑暗里呆了一个多钟头，刚出来时眼睛都花了。他还没看清哪个是刚才和他挤在一起的人，人群就散开了。
下班走出工场的门口，谢青觉得后边跟着个女工。他回头看看她，她冲他笑了起来。她的脸有点宽，鼻梁低，眼睛有点微陷，肤色也比较黑，一看就知道是福建那边的人。谢青觉得她有点脸熟，他毕竟在这里干了一天了，一直在她们的身边跑来跑去的。谢青也对她笑笑，打招呼说：你好！
“刚才是我啊！”女工说。
“里面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你怎么会知道是我呢？”谢青说。
“你的个子特别高，我只能到你胸口。”她说。“你是刚来的吗？也是坐船来的吗？”
“我是刚来的，但不是坐船，坐飞机来的。”谢青说。他知道坐船来的意思就是偷渡来的。“你来多久了？在这个衣工场干很久了吗？”
“我在这里干了三年多了。我叫阿芳。”女工说。
“那你知道以前这里有过一个叫杨虹的人吗？她也在这里打过工的。”
“杨虹？她是什么样子的？”
“个子高高的，样子有点像北方人的。”
“是的，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个人。她在这里只做了一个月的工，很久了，有两年多了。那时她就坐在我边上的机台上。你怎么知道她？她是你什么人？是你的相好吗？”
“她是我一个亲戚。可我找不到她了。”谢青没说她已经死了。看来对方也不知道她已死了。他得从她身上找到尽量多的杨虹的线索。
“哎，我们一起去吃饭吧。附近哪里有饭馆啊？”谢青说。
“干嘛去饭馆，到我家里吃好了，我给你煮鱼丸子吃”
“家里没别人吧？”谢青问。
“没有，就你和我。”
女工阿芳的家就在附近，她的房子大概只有五个平方，一边摆着床，一边摆着煤气炉小冰箱和其他灶具。屋里小的摆不下椅子，只能坐在床上。床是旧的席梦思，两个人往上一坐，中间就完全凹了下来，使得他们两个人自然而然挤在一起。于是，下午在黑暗的夹墙内开始的游戏，现在非常顺理成章地继续了下去。
谢青开了这么多年的长途汽车，在路上的小饭店或者汽车旅馆经常会遇到一些自愿寻欢的女子。合理地利用这些野生自然资源是一个长途车驾驶员的生存基本功，谢青已练习多年，功夫自然不错。他没费什么力气就让福建人阿芳十分欢心。
这天他们真正开始吃饭已经很晚了。谢青喝着啤酒，吃着阿芳做的福建鱼丸，心情颇感放松。他慢慢把话题引到杨虹身上，让阿芳多讲些有关杨虹的事情。阿芳的记忆好像不大牢靠，事情说得颠三倒四，老是把她和另外一些女人串在了一起。后来她说到了去年初在医院里看到挺着大肚子快要分娩的杨虹，谢青以为她一定又说串了什么人，杨虹怎么可能怀孕分娩呢！但这回阿芳坚持说她是亲眼看到的，在巴黎第九妇女医院里。谢青问她你怎么会进入妇女医院呢？阿芳支吾着，说自己是被人搞大肚子，去流产。她说这事绝对不会错。虽然杨虹只在衣工场做了一个月的工，而且有一年多没见到她，阿芳还是能认出她，当时还和她打了招呼，问她肚里的孩子是男是女。阿芳突然还想起了什么，说杨虹当时旁边还有个人，她见过那人，是美丽城一家箱包店的女老板。她去那里买过包，所以还记得她。谢青问阿芳能记得是哪家箱包店吗？她又说不清楚了，那里的箱包店太多了。
谢青把一大杯啤酒喝了下去，又开了瓶子加满了酒。一种十分奇特的感觉从他腰肢间升起，然后堵在了胸口。阿芳说是在去年初看见她即将临产，那么如果真是这样，杨虹现在会有一个满周岁的孩子了。这怎么可能呢？自从和杨虹结婚以后，他接受了一个比一个糟糕的局面。他接受了分居，接受了她的出国，甚至最后也接受了她的死亡。现在，他似乎又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杨虹还有一个孩子在巴黎！
比起其他那些事，这件事情让谢青觉得十分困难去接受。很多事情借助时间的力量，最终都会被磨灭和忘却。但如果杨虹真的有一个孩子在巴黎，那可是磨灭不了的事实，一直会存在而且还会成长。谢青现在要好好想想这件事。
有关杨虹有一个孩子的猜想，很快被警方证实。
周一上午，巴黎警察第二次和谢青谈判杨虹的后事处理。这回谢青有文春随同，做他的翻译。警察在上周已经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合作，所以这回请来了技术部门的专家﹑现场消防救助人员以及警察局的高级警官，满满坐了一长条桌。
警察向谢青出示了很多证据材料。电脑投影仪把一张张图片显示在银幕上，包括现场刹车拖印的丈量，事故车的机械检验。所有证据证明这是一起交通事故，直接的事故原因是车速过快，转弯时刹车不当。谢青这些天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现场分析，对于警方所说的情况已经熟悉。他现在的疑问集中在杨虹为何酒后驾车，在哪里喝的酒，和什么人一起喝的酒？
警方说，在巴黎酒后驾车造成严重事故的事经常发生，每年要死掉很多人。对酒后驾驶警方处置很严，一经查获通常要扣三点记分或者吊证数月。如造成事故伤害到他人则会处两至五年的拘刑。杨虹的酒后驾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她已死亡，所以也就逃脱了警方处罚。警方也不能去调查死前为什么要喝酒，和谁一起喝酒。对于一个死者来说，她生前所做的事情已成了她个人隐私。
谢青转而提出报纸上说的杨虹在水底打出的第二个电话的事情。警方不愿谈论此事，说这完全是死者的个人隐私。警方说：在法国，有很多法律条款保护个人的隐私，所以即使他是死者的丈夫，有些个人的隐私警方还是不能随便透露。如果他要了解她的私生活，他必须委托律师来进行。
雄辩的法国警察让谢青暂时找不到话了。
警方说：如果没有异议，是否可以请他在结案报告上签字了。
谢青说：他在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会怎么样呢？警察说：签过字以后，杨虹的遗体会马上去火化。然后，警方会通知有关部门将杨虹的保险赔偿付给谢青。谢青又问这些事情办好以后呢？警察说：这个时候他应该回中国了，因为他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个礼拜的时间。
谢青来法国已有一个星期，也就是说，再过一周他的签证就要到期。他得打理好皮箱，重新回到戴高乐机场，坐上飞机飞回到AC去。他得回到车队去上班，得回答没有出过国的同事们大量好奇的问题。他很快得回到公路上，驾驶着那辆东风牌柴油发动机集装箱拖车，在南方的几个城市间穿行。他将慢慢老去，在今后的日子里，很难想象还有什么特别令人惊喜的事情在等着他。他来到巴黎只是一场梦，而且还在梦境中时警察就告诉他梦很快要结束。不！谢青不会走的！他已经想好，无论如何要留在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