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这种顽强的连续性促使我不断在追问：是什么因素在顽固阻挠着国民的文明化进程？中国的“国民性改造”出了什么问题？现代性在其中究竟起什么样作用——是因为国民对现代性吸纳得不够而不能近代化呢，还是因为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在中国水土不服而横遭悬置呢？传统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因为国民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的影响而不能近代化呢，还是因为社会抛弃了传统而导致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沉沦呢？历史转型期的道德建设问题除了与生俱来的传统与现代关系的博弈外，有没有其他力量在起更加关键的作用？道德建设除了表面的风俗进化作用外，有没有其他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起着更大作用的因素存在？这些历史因素或作用，对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有着怎样的历史启示？
在我看来，要真正理解并深入辨析这些问题，决不能只靠研究启蒙精英的言论来解决，因为这些先觉者的思想常常超前于时代并脱离于社会民众。换句话说，研读启蒙精英的言论，只能告诉我们当时那个社会正在朝哪个方向努力，而决不能因此而断言说这个社会已经达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了。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翻阅“五四”运动时期的新兴报刊，我们常常会被新知识界精英们的妇女解放论调所吸引，以至今天的一些读者会误以为，男女平等已成当时社会风气，但如果深入到实际运行的社会民俗资料里去看，直到新中国成立时很多大户人家还在坚持给自己的女儿缠足呢。为此，笔者决定将清末民初的国民道德建设放在北京这个由封建旧帝都到向民国新首都的城市功能转型的过程中，予以地域性、动态性的连续考察。
一是注意将伦理道德沉降到地缘物态载体中，考察京师地方行政机构、城市管理机制及社会公共空间对道德建设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道德建设不像“文学革命”——靠大跨度的断裂思维即可取得飞跃式的发展，它是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状况，协调地方自治团体的利益，才能持续推动的累进式工作，往往具有渐进性、长期性、反复性等特点，绝不能依靠人们善良的主观愿望急于求成，必须将道德建设置身于当地现实的物质生态空间里，才能有一个切合实际的评估与推进。就转型期北京的城市管理来说，从清末到民初，偌大的北京城竟是一个没有独立地方行政处置权的中央“飞地”，即京师行政、财经、治安、教育等权力都由中央所属机构直接管理，与名义上的地方最高权力机构——顺天府没有任何隶属关系。顺天府有名无权，中央所属机构各执权柄，遇事不能独断、需会同办理就成为京师城市管理中迥异于他省的独特机制。北京这种无需市政府、中央所属机构“条条管理”的分治格局，对于维系中央政府对首都的绝对控制力是极为有效的，但在无形中却是以严重破坏京师地方的自治权益为代价的。
转型期北京国民道德建设过程中，地方自治团体——北京教育会为争取地方教育自主权，联合地方会员起来对抗中央所属机构——京师学务局，就鲜明反映了北京部分阶层首都地方意识的觉醒。国民道德建设本身与生俱来的传统礼俗与现代观念的冲突和融通问题，与实际推动过程中岐出的中央权威和首都地方意识的碰撞和对接问题紧紧地纠结在一起，形成转型期北京国民道德建设中犬牙交错的双重命题。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北京的国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层面上是一个道德实践问题，但如跳出道德范畴看问题，它更深层地反映了转型期首都地方控制权的归属问题，亦即它不单单是一个传播“什么道德”的问题，而更主要的是传播“谁的道德”和“谁”来传播的问题。
二是注意将伦理道德放置到风俗教化结构中，考察维系京师地方风教的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的各自功能及相互关系，探讨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道德教化功能的差异及其社会影响。道德的终端外显为一种行为习惯。风教结构就是维系地方群体性行为习惯——风俗的组织化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官方职能部门和民间风教组织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有时相反其实相成，有时冲突其实互补，共同维护着地方的风俗传统；宗教组织是保持风教结构稳定的坚强基石，但在大的社会转型期，宗教领域总会出现新兴宗教迅速崛起的现象，这其实是社会变动折射到宗教领域的集中反映，捕捉新旧宗教组织的观念和制度差异，可分析社会转型期风教结构演进的发端。清末民初的北京风教结构是一个新旧社会秩序、中西文化观念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结合体。内外城巡警总厅（后为京师警察厅）代表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同时依靠传统的会馆、同业公会以及新兴的社会团体如商会、教育会维持基层秩序，庙会延续原有的百姓日常信仰，新兴社会改良组织又在传播现代的道德观念，京城的百姓就在这样一种新旧磨合的复杂结构中接受着风俗教化。
这里要注意的是，新旧、中西事物之间实际上的相互关系，并非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绝对性取代状态，而更多地表现为以一种你中有我、协调共处的相对性融通状态。孙中山先生对此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一度以为，社会文化领域的改革与物质技术领域的改革一样，都是新的取代旧的，似乎一条由低到高的单线进化道路就现成地摆在我们面前，但他进入民国后逐步发现，社会文化领域的性质远比物质技术领域复杂得多，新的不一定都符合我们，旧的不一定都落后。于是，他在晚年非常关注吸收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来重建中国人的伦理道德世界。五四运动后期，北京新知识界也逐步意识到，文化革新运动之所以常常遭到北京市民的漠视乃至误解，原因就在于运动往往出自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而严重脱离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实际。为此，他们开始放下身段，提出到民间去，同情性了解民众的信仰文化，主动抹平“新”“旧”文化之间的鸿沟，默认庙会等民众日常信仰文化的合理性，新道德建设才初步找到与民众日常文化生活切实结合的通道。从这个意义上看，当时北京的国民道德建设，在伦理层面上是一个“新”“旧”道德融通的问题，但如跳出道德范畴看问题，它则更深地反映了转型期上级阶层——知识阶层（“新”）与下级阶层——劳动者阶层（“旧”）之间的阶层融通问题，亦即它越来越不是一个由高到低的单向传播道德问题，而逐步变成“高”“低”阶层之间打破隔阂、双向交流的问题。
三是注意将伦理道德放置到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变动中，考察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中伦理道德变动的状况及其内在规律。道德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一般反映官方意识形态，政府往往通过学校德育和社会教化推广和传播他们的价值观念。清末民初经历了政权鼎革和国体变更，人事纷纭，政争不断，这必然影响到学校德育和社会教化领域，较大的变动反映在从“忠君”到“爱国”德目的替换，以及对“尊孔”德目兴废的持续论争，这可说是随着国体变更而来的道德之“变”。但我们也要注意到转型期道德领域的变动并不一定与政治领域的变动同步，政治领域可以在人事上反映为各种派别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剧烈轮换，但在道德领域却有其超乎寻常的稳定机制。
这不仅表现在不论是晚清专制帝制还是民国共和政体，都受西方社会进化论的影响，而共同把“尚公”、“尚武”、“尚实”等实用性德目作为救国的必备，更深层的表现是，从“忠君”到“爱国”德目的替换，以及对”尊孔“徳目兴废的论争，其变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彻底，事实上，儒家经典从前门被赶走而从后门又溜进来，才是历史的真实，换句话说，一种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在清末民初的那个看似剧烈的转型中并没有根本断裂，那些口头上拼命想拥抱西方的新知识界人士，其实骨子里还深深浸润着传统的文化精神。这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应社会需要而编辑出版的新式德育教科书里就有深刻的反映：表面上接引西方公德类德目，实际上还是得按照中国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路教学。这正是转型期城市近代化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现代性不是决然地与传统对立，而往往是从传统中生长出现代性。在这个意义上，清末民初甚嚣尘上的“公德”与“私德”关系论争，决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公领域”与“私领域”的两分思路，而是蕴含着“私领域”与“公领域”似相反实相成的一体性思维，也就是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通过对“私领域”的批判，达到对“公领域”的接纳，而主要表现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文化特色的从“私领域”中生长出“公领域”的独特路径。
总之，将清末民初北京国民道德建设放置在京师地区官民共治结构、城市管理体制、社会公共空间的现代性转换中予以动态性连续考察，我们会深切地洞察地方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从国民道德建设这个门进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绝不仅仅是伦理道德世界本身的变迁，而是充满了五彩斑斓色彩的京师社会文化生活画卷：中央权威与首都意识的博弈、政府目标与民间权益的协调、精英观念与民众实际的融通以及传统习俗与新式风尚的对接等内容，都在揭示着京师地区近代化进程中复杂而多变的历史发展轨迹。理清这条发展轨迹，进而总结规律并提炼经验，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丰富我们对人的现代化——国民身份的现代转型问题的历史认识和现实启示，对于更好实现“人文北京”的美好愿景无疑也提供了一条通畅的历史借镜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