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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现代亚非文学(6)

诗歌方面,20世纪50年代末期,马来西亚出现了“朦胧诗派”。“朦胧诗派”追求形式主义的美,内容晦涩难懂,其代表人物有扎查里(1930~)、努尔(1933~)、阿明(1929~)等。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主力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五十年代派”诗人,如乌斯曼·阿旺、马苏里等,以及新成长起来的一批院校诗人,如加西姆、阿赫马德(1933~)、格玛拉(1941~)、瓦哈卜·阿利(1941~)、基哈蒂·阿巴迪(1938~)等。这时的院校题材较以前新颖。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现的三诗人——拉迪弗·默希丁、巴哈·扎因、穆罕默德·哈吉·沙勒,他们的诗歌创作和文艺思想在7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诗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拉迪弗·默希丁的《湄公河》(1972)、巴哈·扎因的《真情之延宕》(1973)、穆罕默德·哈吉·沙勒的《有识者游记之二》(1975)等都是风靡一时之作。1979年出版的诗集《时代小桥》,汇集了从20世纪30~70年代马来西亚著名诗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民族特色。

马来西亚的剧本创作,在60年代已由传统的“邦沙万”剧发展到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现代剧。加拉·迪瓦塔(1925~)的《瓦顶与沙峨树叶的屋顶》(1963),乌斯曼·阿旺的《从星星到星星》(1965)、《肯尼山上的客人》(1968),加拉姆·哈米迪的《厄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剧作。剧作家萨哈罗姆·侯赛因(1919~)创作的历史剧《丹戎布德里的驼子》(1960)也是在马来亚地区颇具影响的优秀作品。

现代埃及文学

由于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1919年,埃及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这对埃及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起到促进作用。“埃及现代主义派”(又称“埃及现代派”)的出现,标志着埃及现代文学的开端。这一文学流派,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于20年代,繁荣于30年代,在阿拉伯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埃及和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的主要流派。但是,它同西欧的现代主义颓废文学是迥然不同的。这一派主张,以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文化复兴为目的,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以表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幸为理想和愿望,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服务。这一流派的主要成员有: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朱麻谢赫和其他故事》(1925)问世后,受到埃及文学家的称赞,被誉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陶非格·哈基姆(1898~)是现代阿拉伯戏剧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取材于司法工作的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赢得了好评。他的哲理剧题材广泛,含义深刻,如:取材于基督教故事的《洞中人》(1936)、以《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为题材的《山鲁佐德》(1934)和取材于希腊神话的《皮格马利翁》(1942)都是杰作,有的作品还借鉴了西方荒诞派的艺术手法。享有世界声誉的塔哈·侯赛因,也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在阿拉伯文学中,埃及小说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小说创作的良好局面凝聚着老中青三代作家的辛劳。

老一辈作家仍笔耕不辍,继续有新作问世,著名作家纳吉布·马赫福兹(1911~)继战后50年代发表著名的3部曲,《宫间街》(1956)、《思宫街》(1957)、《甘露街》(1957)之后,于20世纪70~80年代又出版了许多新的作品。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是个多产作家,出版有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30多部,如《我家有个男子汉》(《难中英杰》)(1957)、《罪恶的心》(1958)、《一切都无所谓》(1963)、《子弹仍在口袋中》(1975)、《我们都是贼》(1982)等。阿卜杜·拉赫曼·阿斯谢尔卡维(1920~)在20世纪50~60年代发表了《土地》(1954)、《农民》(1968)之后,转向宗教题材的创作,又发表了《伊玛且阿里》、《欧麦尔·本·阿卜杜·阿齐兹》、《欧姆鲁·本·赫托卜》等长篇小说。

一批中青年作家关注时代的变化和现实斗争,艺术上不断探索和创新。他们的努力正日益受到阿拉伯以及西方评论界的注意。其中最突出的是穆罕默德·优索福·格伊德杰马德·黑托尼、马吉德·突比亚和穆罕默德·杰拉勒。自1971年起,格伊德,连续发表多部小说,其中有《迈尼西庄园的消息》(1971)、《冬夜》(1974)、《干旱的日子》(1974)、《一周是七天》(1975)等。格伊德的《迈尼西庄园的消息》、黑托尼的《吉尼·贝拉卡特》和《宰阿法拉尼区的案件》、突比亚的短篇小说集、杰拉勒的《红石榴》已被译成法、英、俄等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享有一定声誉。

现代黎巴嫩文学

在现代黎巴嫩文学中,埃及现代主义派的最早成员,就是赛勒马·萨伊格(1889~1953)。她的代表作《气息》(1923)等反映了劳动妇女的悲惨生活,富有现实主义力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黎巴嫩又出现了“道路派”,此派因反***联盟创办的杂志《道路》而得名。他们的创作表现了反侵略的思想以及争取和平、向往民主的愿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黎巴嫩的现代文学又有新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和作品。老一辈作家陶菲格·万素福·阿瓦德(1911~)于1972年发表新的长篇小说《贝鲁特磨坊》,反映1968年黎巴嫩的政治、社会危机。此外,还有艾哈迈德·苏维德(1927~)的小说《来自太阳的宽恕》(1955),穆罕默德·达克鲁勃(1929~)的短篇小说集《长街》,乔治·汉纳的中篇《教堂的祭司》(1953),莱伊拉·巴阿莱贝基(1936~)的《我活着》(1958)和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新作《丑陋女神》等。

现代巴勒斯坦文学

1948年5月后的巴勒斯坦文学分为被占区文学和流亡区文学。

被占区文学又称“抵抗文学”。开始时只有农村流行的一些民歌,这些民歌表现了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以后,艰难的时势造就了一批诗人。他们的诗歌摆脱了悲观失望情绪,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的长诗《巴勒斯坦情人》抒发了对祖国的热爱,表达了作者与祖国同命运的感情。陶菲格·齐亚德(1936~)在《决不能》一诗中抨击了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指出巴勒斯坦是不可征服的。塞米哈·卡西姆(1939~)在《道路之歌》(1964)、《我满手鲜血》(1967)等诗集中也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精神。陶菲格·法亚德(1939~)的长篇小说《被损毁者》,揭露以色列当局对巴勒斯坦人的歧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黄色的街道》表现了巴勒斯坦人受压迫的苦闷。迈哈穆德·舍吉尔的短篇小说《别人的面包》、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第一天》等揭露了阶级压迫,反映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被占区的作家大多遭到迫害,或被监禁,或被迫流亡。

流亡区初期的作品带有失望和思乡的情绪。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作品的基调也起了变化。如女作家赛米拉·阿扎姆(1927~1968)的短篇小说《又一年》,描写分界线两边亲人难以相会,情调凄凉。后来写的《因为他爱他们》则表现为愤怒的呐喊。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1963),暗示人们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有出路。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作品的题材和内容也更加广泛。叶海亚·耶赫里夫的短篇小说集《母驹》,赖沙德·艾布·沙维尔的短篇小说集《回忆往昔》、长篇小说《情人》,赛勒瓦·巴娜的长篇小说《大河彼岸的新娘》等,表现了游击队员的生活和斗争。宰因·阿比丁·侯赛尼的短篇小说《海米斯先死去》,歌颂了一对恋人为了解放事业而不惜牺牲的精神。格桑·卡纳法尼的中篇小说《塞阿德大妈》塑造了一个坚持斗争的妇女形象。迈哈穆德·里马维的短篇小说《小穆罕默德的疑问》表现了儿童的觉醒。

流亡区文学的诗歌方面,有哈伦·哈希姆·拉希德(1927~)的《和流亡者在一起》(1953)、《革命的土地》(1959),女诗人法德娃·图甘(1920~)的《孤独度日》(1952)、《在关闭的门前》,阿卜杜·凯里姆·卡尔米(艾布·赛勒玛)的《流亡者》(1953)、《祖国颂》(1959)、《以我之笔》(1971)等。

巴勒斯坦现代文学是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的,不少诗人和作家为了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但他们在现代巴勒斯坦文学史上留下的作品却永放光芒。

现代伊拉克文学

伊拉克的现代文学,大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最早是在小说创作方面显露了现代的特点。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1901~1037)的小说《杰拉勒·哈立德》(1928),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促进作用。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是伊拉克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者,他的早期创作有浪漫主义倾向,后来受到苏联文学的影响,提倡“人民文学”。祖·努·阿尤布(1908~),是属于埃及现代派的作家。他敢于尖锐地揭露社会黑暗和无情抨击反动势力,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伊拉克现代文学中还有许多作品也比较著名,在小说方面如祖·努·阿尤布(1908~)的小说《彷徨的人们》(1958)、《魔鬼》(1958),阿卜杜·马立克·努里的小说《人性的使者》(1946)、《土地之歌》(1954)。

在诗歌方面,有诗人穆罕默德·麦赫迪·贾瓦希里(1903~)的诗集《贾瓦希里诗集》(1957),女诗人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的诗集《碎片与灰烬》(1949)、《波谷深处》(1958),巴德尔·沙基尔·塞亚卜(1926~1964)的诗集《掘墓人》(1952)、《武器与儿童》(1954),阿卜杜·阿里·瓦哈布·阿里·白雅帖(1926~)的抒情诗集《天使与魔鬼》(1954)、《破罐》(1954)、《光荣属于孩子和橄榄树》(1956)、《流亡的诗》(1957)等。

现代伊朗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伊朗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浪潮高涨,对现代伊朗文学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1946年,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著名诗人和作家巴哈尔、尼玛·尤什吉、萨迪克·赫达亚特、伯佐尔格·阿拉维、萨迪克·秋巴克、赫加泽等。大会从诗歌、散文和文艺批评等方面探讨了伊朗现代文学发展问题。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伊朗相继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短篇小说,如萨迪克·赫达亚特的《明天》(1946),阿赫玛德·萨迪克的《同志》(1952),奥密德的《白色地平线》,达里亚的《反叛》(1952),伯佐尔格·阿拉维的《一个吉兰农民》(1951)、《书简及其他故事》(1952)和《水》(1952)等。

1953年,伊朗穆罕默德·礼萨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的政府,镇压蓬勃发展的人民革命运动,出版事业和文学创作又一次遭到沉重打击。1953年以后,西方侦探小说和色情作品开始在伊朗泛滥。

20世纪60年代,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出现了一批反映现实的长篇小说。这类作品如穆罕默德·阿里·阿富·尼的《阿胡夫人的丈夫》(1961)、贾玛尔·米尔·萨迪基的《长夜漫漫》、萨迪克·秋巴克的《坦格斯坦人》和《顽石》等,特别是《阿胡夫人的丈夫》反映了伊朗妇女的不幸和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出版后获得广泛注意和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创作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现代叙利亚文学

现代叙利亚文学,大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19年,由诗人和作家建立的阿拉伯科学学会创办了文学刊物并出版了文学作品,这对叙利亚的语言、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0年,叙利亚变相成为法国殖民地以后,叙利亚人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现代叙利亚文学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诞生了。

最早出现的是表现了反侵略、反压迫、渴望自由的文学作品。诗人舍菲格·杰卜里的《黄莺之歌》、海鲁丁·齐拉克利的《我的祖国》等,表现了反对压迫、渴望解放的迫切愿望。虽然有的诗人在艺术表现上采取了象征和寓意的手法,但是,爱国主义热情却溢于言表。

叙利亚作家迈阿鲁夫·艾纳乌特(1892~1948)的小说《欧麦尔·本·海塔卜》(1936)和欧麦尔·艾布·雷沙的诗剧《济·卡尔战役》(1936)以及赫利勒·欣达维(1906~)的《盗火者》,虽然都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和希腊神话的作品,但是却共同地反映了阿拉伯光荣的过去和反侵略的优良传统,宣传了爱国主义精神。

20世纪30年代以后,叙利亚的小说有了新的发展和重大的突破。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的以先进技术进入农村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机器的葬礼》和以农民自发反抗奥斯曼统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史》,在艺术上独具特色,被誉为叙利亚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

另外,叙利亚还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哈纳·米奈(1924~)的长篇小说《蓝灯》(1954)、《不可见的线索》(1958)、《阴天的太阳》(1973)和《残画》(1974),女作家艾勒法·伊德里比(1912~)的小说《叙利亚故事》(1954),阿卜杜·萨拉姆·欧吉里(1917~)的长篇小说《塞维利亚之灯》(1956)、《噙泪的微笑》(1953)、《冈特拉城骑士》(1971)等。

现代土耳其文学

现代土耳其文学在诗歌方面曾出现过受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影响的“七火炬”流派。

20世纪30年代,内吉普·法泽尔(1905~)的表现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孤独、绝望和痛苦的诗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纳齐姆·希克梅特则以其描写社会生活的自由体诗歌而闻名。后来,迪纳莫(1909~)、勒法特·厄尔卡兹(1911~)和阿·卡迪尔(1917~)等人也写了不少反映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诗歌。但由于希克梅特这些进步诗人被监禁及遭受迫害,这些诗人的创作未能顺利发展。

20世纪40年代,以诗人奥尔·韦利(1914~1950)为代表的“怪诞派”对土耳其诗歌进行了重大革新,进一步发展了自由体诗歌。这时还有一个不属于任何流派、风格独特的诗人达拉尔贾(1914~),以其抽象的、富有哲理性的作品而引人注目。这时在短篇小说方面,有不少作品描写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反映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如:雷菲克·哈利特·卡莱伊(1888~1965)的《乡土故事》(1939)。此外,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1906~1954)的作品也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1956年后,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曾出现过一个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流派。他们的作品内容抽象,结构奇特,语言晦涩,不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其中一些作家后来也都改变风格,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土耳其政局动荡不安,各种思潮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这一切都由感觉敏锐的青年作家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反映了出来,因而在这期间短篇小说的创作比较活跃。其中较为有名的有贝基尔·耶尔德兹(1935~)、奥斯曼·沙欣(1938~)和女作家菲吕赞·塞尔柱(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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