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的语文离现代时代的需要差距很大，全世界用字母，只有我们用汉字，许多人很得意，觉得了不起。所以你真正要懂得文字学，必须要研究比较文字学。所以我讲，你搞历史学，只研究中国的，或者只研究一个朝代的，这算什么历史学呢？我说，同样地，文字学的研究，一种文字不与其他的文字作比较，你当然不知道，所以我研究中国的东西，要从比较文字的角度来研究。我最近发表了一个东西，我可以送给你们。最近教育部提倡纪念《汉字简化方案》五十周年，我就写了这个小文章，我的文章不登大雅之堂，所以放在小杂志上面。《群言》杂志是二十年前胡乔木提倡的，他请了二十个人办这个，我是二十个人当中的一个。他说，我们这个杂志大家自己要写文章。我一直给它写，我现在每月给它一篇文章。我这里面写了《形体简化是一切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繁化简化并存，而繁化为主；一种是繁化简化并存，简化为主；我是第三种意见，形体简化是一切文字的共同演变规律，我不仅用中文来证明，还做比较，比如，我比一个“婢”字，中文是一个“女”，一个“卑”，“女”是表示意思的部首，“卑”是表示声音的。古埃及圣书字里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女，完全一样，这个是代表声音，跟我们的“婢”结构完全一样。
赵丽明：形声字。
周有光：可是两河流域的巴比伦丁头字不一样。一个“婢”，它不是一个形声字，它是一个会意字，它是一个“女”、一个“山”合起来的。婢是山上来的女孩子，跟中国今天北京的保姆是从乡下来的一样的意思，所以做比较文字就非常有趣味。甚至古代外国跟我们的想法完全一样，那么后来变成这个样子就看不清楚了。我这本也送给你们。（笑）中国的东西要和外国比较，你不能比较，你的眼光就狭隘。这本送给你们，是六月份的，我每个月给它（《群言》）写一篇文章。
我们的传统只知道中国，只知道四海之内。我们今天要走出去，要走到四海之外。所以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漫谈太平洋》。中国人把太平洋看成是外洋。美国人把太平洋看成是内海！这是不一样的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走出原来的圈圈，我认为研究古文字也好，研究今文字也好，一样要跟外国文字做比较。
比较文字学是中国一个缺门，我为什么要提倡比较文字学就是这个道理。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研究中国文字在世界文字里是什么地位，所以我写了《世界文字发展史》，把人类文字分三个阶段。很多人骂我，说我贬低了中国文字。我分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字母文字，我们的文字是古典文字，是客观存在的，没有什么贬低不贬低。所以一定要了解世界，才能了解中国，这是我的原则。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你不了解世界你就不能了解中国。
赵丽明：我就是按您的思路在讲文字学。
周有光：（笑）我们是同志啊。什么叫同志？基本观点相同是同志。我认为这很重要。在中国看中国，今天好多宣传，都是沙文主义，那就没有前途。昨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和日本相比，人均GDP日本是二十，我们是一，日本的GDP是中国的二十倍，美国还要高，你想中国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我们赶快要赶，要学外国。今天有许多的沙文主义、复古主义、国粹主义，我觉得不足取。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一定要比较。
你必须知道世界的文字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开头就讲，世界文字鸟瞰，就是简单地了解。这道理很简单。达尔文怎么搞的进化论，他很多年在轮船上面，转了许多地方，他就发现动物有的像，有的不像。他慢慢地就产生出了一个进化论，他假如老在英国，就不会有进化论的。我讲得也不一定对，你们要批判地来听。
赵丽明：他们都是好学生，在班级都是第一名第二名的好学生。好好向爷爷学习。来的同学都很幸运。看周爷爷如何做人做学问，思维一直与时俱进，比年轻人还清楚。
周有光：外面的情况我完全不知道，耳朵是聋的，活动我都不能参加。国外学术界的朋友常常寄国外材料给我看，所以稍微知道一点，也是不全面的。
赵丽明：爷爷特别注意从各种渠道了解信息。应该让更多人学习老先生治学的道路。
周有光：一○一岁只能算一岁，我要重新开头。
赵丽明：您休息一下吧。
周有光：没有关系。我这里写的东西不一定对。但我这个观点要坚持，必须了解世界才能了解中国。好多人反对我很激烈，在网上写文章骂我。（笑）赵丽明：休息一下！今天太累了，我们听了两堂课。
（赵丽明、赵璞嵩根据录音整理）
百岁学者周有光教授访谈
赵丽明
我和周老的结识要追溯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大学的图书馆，偶然看到一本发黄的小册子《字母的故事》，上面写着“周有光著”。眼前一下子打开了世界文字宝库的大门，并从此被诱惑进去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读博期间，每当从田野回京，都要去周老先生那儿聊聊，在哪里发现了什么新的文字，女书、苗字、侗字、瑶字……并成为一种习惯。而周老不断出版的书中也就不断更改着中国境内文字的数字，十七种，十九种，二十一种。
毕业后来到清华教书，时时请周老来清华讲学，香港高级公务员班、文字学等，每次先生都欣然赐教。周老九十三岁时，杨家庆校长亲自送周老回家，不忍再劳驾周老了。我便每年带学生去看望周爷爷，聆听学术，感受人生。就在先生一○○岁时的圣诞节，周老应邀到现代文字馆做讲座，周老的公子周晓平老师还问要不要通知清华的同学来听，周老说，不用了，他们听过。清华学子很幸运，每次去的同学都感动不已，感慨不已，惭愧不已，激动不已，激励一生，我更是如此。
与时俱进、与时代的脉搏同步跳动的周老，通晓洞察当前最热点的国内外大事。最近几年周老很关心当前语言文字混乱、规范化以及文化遗产问题。我们稍加整理，与读者分享。
汉语的未来--能和英语成为世界的
两大主要语言吗？
赵丽明：他们在上文字学的课，读您的书。我说我去看爷爷，他们想一起来看看。爷爷给咱们清华讲课已有二十年了。
周有光：那本叫《在清华听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一）的书，有我的讲演稿在里面。
学生：（指着书架）您是语言学家，可这么多历史方面的书，请问您对哪个时代的历史感兴趣？
周有光：是这分店，第一，我看历史书不是作为规规矩矩的学问；第二呢，我研究历史，不是研究一个朝代，我是要研究历史的发展规律。譬如说中国有许多朝代，你把这个朝代分几个阶段。怎么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你研究了你就知道。许多学者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还有，我研究历史，不仅研究中国，主要研究全世界，要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发展规律跟历史的发展有关系。
学生：我又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有一种说法，将来全球化以后，汉语会跟英语一起成为世界的两种主要语言吗？而且汉语还有大过英语的作用，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呢？
周有光：你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昨天我刚拿到国外的一本杂志，这本书人家拿走了，它上面就有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国外。主要是华裔华侨写的文章，认为现在中国振兴起来，汉语热起来，全世界大家都学汉语。汉语人口最多，要压倒英语，变成世界最重要的语言。国内讨论这个问题也特别多。我的看法是这样的，我写过一篇《英语怎么变成世界共同语的》，我不知道诸位看过没有？我是从历史开头来写英语地位怎么变的。
英语成了国际共同语，跟英国成为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关系。它成为国际共同语是经过三百多年，不是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语由于美国的关系发展得很厉害。这不是法定的，也不是任何开会通过的，但实际上英语变成了国际共同语。
很有趣味，我读大学读的是洋学堂。自己在受帝国主义教育，还反对帝国主义教育。那个时候我进的是圣约翰大学，是当时最高、名气最大的一个学校。在这个学校学习是很困难的，一进学校就讲英语，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才是讲中国话。我们的外语是法语、德语。那个时候法语是最重要的，因为开国际会议都要用法语的，外交都要用法语，到今天国际邮政协会还在用法语。上一次不是国际邮政协会在中国开会吗？就发生问题了。用什么语言呢？当然用法语啊。在中国开会我们能不能用汉语呢？不许，不同意。所以我们只好服从它的规定。它就是这么规定，本地的语言都不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帮忙打了一个胜仗，就在华盛顿开会讨论能不能法语口译之外同时用英语，法国人不好意思，法国人打了败仗，法国人就同意了。这一同意，糟糕，唯一的国际通用语言，后来就成了英语了。可是法语还是很重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语的地位更不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会用英语、法语两种语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差不多每年到国外开会，都是宣布，我们这个会议用英语、法语。可是由于节省时间，我们都用英语，谁不懂呢？另外有翻译给你翻，它不是在讲台上面给你翻，讲台上面翻要双倍时间。这样一来，美国英语就普遍得不得了。
后来信息化。信息化主要力量是美国，信息技术工作语言大多数都是英语的，这样一来，英语的地位就更高了。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他们反对英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语言。反对了十年以后，慢慢就不反对了。后来知道用英语开国际会议方便，用英语在国际上做生意方便，英语变成一个赚钱的语言，叫moneylanguage。所以今天印度人就利用英语，不再反对英语了。
而中国人呢？解放以后就是向苏联一边倒，用俄语，俄语当然不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到美国几个大学去演讲。在纽约，联合国有一个联合国工作人员语言学会，因为联合国工作人员世界各国人很多，语言是个大问题，这个语言学会请我去给他们做一次演讲。讲完了，会长接待我吃饭。我就问他，联合国用六种工作语言，哪一种用多少？百分比你们有没有统计？他说我们有统计，不公开发表，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公开发表出来许多国家就不高兴。英语是百分之八十，剩下百分之二十，法语是百分之十五，剩下的百分之五，西班牙语百分之四，剩下的百分之一，这百分之一里面有俄语、汉语、阿拉伯语。所以汉语是百分之一里面的一。这个形势你就明白了。汉语怎么可能代替英语呢？完全不可能的。这是不懂事情的人瞎讲啊。
英语为什么能够成功呢？这里有历史关系，它是一种优势语言。我在这篇文章里讲，它有三方面的优势：第一，人口最多。汉语人口最多，但很多人不讲普通话讲方言，那就不是多了。今天全世界能拿英语出来演讲的有十亿人。我们能讲普通话的只有三亿人。第二，它流通广。全世界各国都把英语作为第一外国语，今天在俄罗斯第一外国语也是英语。第三，文化高。什么叫文化高呢？今天，信息化、电脑、科学，大都是学美国的。大学毕业或者升学留学都是去美国，不仅中国学生去美国，全世界学生都去美国，英国人都想到美国去读书。为什么呢？它水平高嘛。英文出版物比任何其他语言的出版物高了许多倍，在印度大多数出版物都是英语的，使用方便。法语就没有它方便。法语上面加几个符号，麻烦，英语最方便。你当然可以和它竞争，你也要有三种优势，可以跟它竞争，这不是几天的，当然将来可以。我想我们努力一百年或许多一点希望。这个问题许多人瞎宣传，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笑）这个语文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周有光：许多人都说今天大家用英语，用拼音，那么汉字就没有啦？不存在这个问题。许多人觉得汉字有危机。他们说连王蒙都讲这个话。我看到一篇文章，香港的，说王蒙讲的汉字危机论。有人去找他，他说他那个时候讲的不算数，他否定了。（笑）现在还有人提出汉字危机论，我不主张废除汉字。因为汉字文化圈，中国以外是在萎缩。可是我认为在中国国内，恰恰相反是在扩大。因为我们中国，原来人多，都是文盲。外国人笑中国，文明之国就是文盲之国嘛。（笑）我们识字人口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普及小学、初中教育，大家都认字了。十三亿人用汉字，汉字怎么会有危机呢？所以在国内啊，是在扩张，不是萎缩，没有危机，完全没有危机，危机是瞎讲的。谈汉字危机论，相当多。有人收集中国大陆许多报纸都有讲汉字危机的文章，这些大部分是随便写的，不负责任的话。
周有光：如果不改行，
我也很可能是个大右派
访问者南方都市报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一九○六年一月十三日生于江苏常州。一九二三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学，副修语言学。一九二五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入由爱国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继续学习，一九二七年毕业。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等校；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讲授经济学，业余从事语言文字研究。一九五五年奉调到北京，进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曾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中方三编审之一、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名誉会长。周有光著述宏富，共出版书籍近三十种，二○○五年出版《百岁新稿》。
百岁老人周有光一生充满传奇，早年专攻经济学，曾经留学日本并在美国工作，他是屈指可数的与爱因斯坦面谈过的中国人。解放后回上海任经济学教授，一九五五年受命改行至文字改革领域，参与设计“汉语拼音方案”，是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
周有光有“周百科”的外号，拜连襟沈从文所赐。后来果然做了《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三位编委之一，其他两位编委是刘尊棋和钱伟长。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一幢不起眼的楼房里，百岁老人周有光每天悠然地读书作文会客。两大两小四居室的房子，家居摆设还停留在十几年前的水平，却布置得雅致得当。采访的地点在九平方米的书房兼客室，书桌很小，书架上除了周有光的数十部著作外，沈从文的著作摆在显眼位置。
周有光先生神采奕奕，走路轻便，诸事喜欢自理。他的眼睛白内障换了晶体，重放光明，平时用两个眼镜，一个看书（近用），一个看人（远用）。耳聋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谈话需要大声才能听清，访谈基本是用书面提问，周先生的回答思路清晰，中气十足，一个上午未见倦态。不禁让人想起聂绀弩先生当年在西安即兴赠周先生的诗：“黄河之水自天倾，一口高悬四座惊。谁主谁宾茶两碗，蓦头蓦脑话三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