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仅仅出身不好的人，还不能算“分子”，称作“子女”。后来，毛主席又在子女前面加了几个字，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定文为争这个“子女”地位，受了不少气，吃了不少苦，跑了不少路，也找了不少人。
人，都是一分一分努力往好里拱的。在那个年代，即使称作“子女”的，只要有一丝可钻的缝隙，也要变着法子往出身好的等级里钻。往往女性最有条件，嫁给出身好的家庭就行。所以才常有出身不好的俊俏女子，嫁了出身好的跛子、独眼，乃至傻子的事。男性改变身份就不容易了，唯有趁未成年的时候，抱养给无儿无女出身好的人家。这种机会不可能太多。一是哪有那么多无儿无女的好出身人家等着你。二是自己也有爹妈，老了需要照料，抱养给别人了，亲生父母怎么办？因此，绝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只有夹着尾巴，听天由命了。不过，“子女”和“分子”，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分子是敌人，敌人就要被全方位监控起来，随时批斗之、打击之。
定文最清楚分子的地狱底层地位。他曾一度被当作分子对待，受尽了屈辱和折磨。他本不该是分子的，这都怪他父亲，在四大任务中受不得折磨，投水自尽了。他母亲是解放前夕病死的，父亲一死，四兄妹中他居长，就弄来顶了缺。其时他还不满十七岁。凡召开地富分子会，都要他参加；凡地富分子该做的，他都要做；凡地富分子该受的，他都要受。他想不通，更受不了，找来政府的政策条文仔细研读后，声称自己不是分子，只能算子女。比他年龄稍大一点的海成不听他的，和他同样大的守云也不听他的。他找工作组，工作组也认真听他反映，可到了召开地富分子会时，依然要他参加。他终于明白，关键还在海成和守云。其实，海成和守云都知道他在成都读书，还是个学生。但问题的核心也在读书上。守云和他一般大小，小时候一起玩耍，凭什么守云不能读书而你要读？还要从县里读到省里？守云从没进过一天学校门，更不要说成都的学校了。就凭这一点，你定文就该是分子。定文多么希望守云念在小时候一块玩耍的分上，能在工作组面前松一松口。但守云早把儿时关系弃之一边，用他的话说，这是提高了阶级觉悟。亲不亲？阶级分。你定文和我守云，怎么说也是隔着阶级的。阶级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兀然存在，隔在不同的人中间，比山还高，比河还宽。你在山那边，河那边；我在山这边，河这边，就这么回事。
为表示这种不共戴天的关系，有天晚上，在召开地富分子会后，海成和守云把定文单独留下来，要他重新汇报思想。定文一听，就知道又要有意刁难。他不止一次领略过“汇报思想”的滋味。比如你汇报自己一直老老实实、遵纪守法，偏要说你暗中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若否认，便说你狡辩抵赖，还猛不防给你举出一些例子来：某天某时干活时，你单独坐在一旁出神，不是想着蒋介石反攻是什么？某天某时听见你在家里打猪骂猪，语气凶狠恶毒，明是打猪，实是发泄内心对共产党的仇恨。定文诅咒发誓，说绝没有这样的意思，便又招来一阵斥责怒骂。如此反复，直到都筋疲力尽了才肯罢休。这一次又要他单独汇报思想，说到底，就是要他承认想变天，好重新去成都读书，他怎么能承认呢？变天，他绝没想过，读书倒是想，想也不能说，说了后果严重。何况，眼下他想得最多的，还是怎样不惹祸端，好好把三个妹妹养大。他先是在屋子里站着汇报，由于不老实承认，便又弄去院子里站着。正值隆冬，寒风刺骨，快半夜了，温度更低。守云又玩出一个新花样，若是他不老实，就脱光了他的衣裳。定文说，我实在没有那样想过啊！守云说，不承认就算了，脱！于是脱光定文身上所有衣物，只留下一条内裤。守云叫民兵轮流守着，什么时候定文老实承认了，就什么时候让他穿上衣服进屋来。他自己则去屋里打瞌睡。直到鸡叫三遍，东方泛白了，这才作罢。定文从开初的十分寒冷，到后来的皮肤麻木，浑无感觉。几次晃晃悠悠想倒下，终于没倒。他以为这下准得病，可直到第二天、第三天，居然一点感冒的症状也没有。
定文所受折磨越多，就越想甩掉这不明不白的“分子”身份。但无论如何喊冤叫屈，“分子”如影相随一般总是紧跟着他。后来，他不再说这事了，仿佛习惯或适应了一般。其实，定文是颇有韧性和头脑的人。他的韧性决定他不会罢休，他的头脑又告诉他，得寻找机会。在没有任何机会的情况下，便只有等待。这也是他多次受挫之后，总结出来的一点经验。
这一等，就是十多年，直到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继1964年“四清”之后，又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运动，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更加响亮。定文尤其感到危机，再次生起甩掉“分子”身份的强烈愿望。他也似乎看到一点希望。因为灵泉寨所在的公社，是全县“社教”的试点，工作团成员都是公社副职以上领导干部，具有较高政策水平。尤使他感到意外和欣喜的是，进驻灵泉寨的工作组长，是他高小同班同学，姓向。果然向组长还认识他，一次在路上相遇，竟主动招呼了他。在他印象中，向同学心眼不坏，一贯友善待人。当时他真想立刻反映他的情况，可于仓促间，只嚅动了几下嘴唇，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但他看准了这个机会，无论如何得紧紧抓住。
定文回到家里，立刻找出当时从学校带回的一张通知书。通知书上写着他的名字，并有他考试的各科成绩，还告知家长下期开学的具体时间。虽然从那以后，他再没机会返回学校了，但通知书却一直保存着，如同保存一份温馨的回忆，保存越去越远的某种幻想。十多年了，纸张早已陈旧发黄，可一旦捧在手上，校园气息便又浓郁起来。他把通知书揣在贴身口袋里，在又一次开大会的时候，看见向组长一个人在一旁，便立刻走了过去，慌忙掏出通知书来，边说边展开给他看。向组长听着他的申诉，并接过通知书细看，边看边点头，然后交还给他，说你好好保存着，再不要给任何人看了，以免弄丢。定文不知向组长是何态度，仍以期待的目光看着他，又有些嚅嗫地说，你看……我这……向组长这才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他，没问题，有这通知书就够了！定文顿时脑爽身轻，内心激动，油然想起曾读过的《范进中举》一文。也许，他现在才理解了范进。当然，他宗定文不会疯，他只是万分激动，激动万分而已。
果然，又一次开大会的时候，叫他去了“子女”一边。虽然地富子女和中贫农相比，也属另类，但毕竟不是另类中的最底层，再怎样受歧视，经常被敲打，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非敌我性质。这就让定文谢天谢地了。
从最底层走来的定文，显然不如原先那么压抑和恐惧了，慢慢就有些活泛起来，犹如得了些雨水的干旱树苗，渐渐便有新叶抽吐。原先是“分子”的时候，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现在是稍好一点的子女，总能说一说，动一动了。读过中学、进过省城的定文，自然比一般人眼界更宽，脑子更活，主意更多，无论是生产队里的事，还是村寨中谁人家里的事，他都能帮着出些好主意，想点好办法。于是，他原本的长辈角色开始显露，身价也随之渐渐提高。
海成守云当然盯牢了他。定文由“分子”变成“子女”，他们心中本就很不舒服。现在定文又“活”了起来，怎不瞅他的漏子呢？恰恰在这一点上，弟兄二人都颇为擅长。平常时候，他们都不动声色，把宗姓“子女”的一言一行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到了冬春季节搞运动的时候，才一盘一碟端出来。先是向工作组汇报，免不了一番夸大其词。只要把工作组说动了，某某子女便成了危险人物。何谓危险人物？就是极有可能成为“分子”的边缘人物。对这样的人，先是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用工作组的话说，叫“敲山震虎”。怎么不是虎呢？因为你会颠覆共产党的天下，是万恶的和可怕的。敲山震虎的目的是为了捉到虎，射杀虎。如果把属于虎的材料查实了，就会公开射杀——推上台去斗争。往往斗过之后，就被赶入“分子”行列，成了名副其实的敌人。
幸好定文还没走到这一步，不过也着实虚惊了一场。
有一次晚上通知开会，恰好定文的猪拱出圈了，他急着逮猪入圈，生怕跑到集体地里吃了庄稼，担一个破坏罪名，为此耽误了时候，赶到时，会已开始。正是运动高潮期间，工作组已在此前的会上，不点名地批过他了，之所以还没把他推上台的原因，在于一些关键东西尚未查实。在如此关键时刻，他又开会来迟，工作组怎不恼怒，于是有人厉声喝问定文，为什么来迟？还没容定文作解释，就叫他去台上站了，面向着群众。所有人都坐着，只他一人站着，这和四类分子接受批斗的样子差不多，只是还没批他，只是让他站着。会接着开，先是工作组的人讲，后是大队干部讲，谁也不再理睬定文，仿佛他并不存在。直到大家都讲完了，即将散会的时候，才问他该不该迟到。定文把头垂得很低很低，努力表现一副极度诚恳乃至可怜的模样，并以近乎乞求的口吻说：我错了，保证今后不再迟到。海成等人巴不得马上批斗他，可工作组始终没开这样的口。从这以后，定文收敛了许多，在外面干活，决不轻易开口，除非主动问到他了。
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形势连续发生变化。先是将所有四类分子的帽子摘掉，接着土地承包到户。至此，整个农村连“分子”都没有了，定文还怕再被弄成“分子”么？土地到了户，各家干各家的，“集体”几乎名存实亡。定文这才幡然醒悟过来：原先笼罩在头上的这担忧，那担忧，一概都不存在了！他和所有人都有一样的身份，都具有一样的权利。这一警醒，使他原本灵活的脑瓜子，一下子就放开了。他自由地说，往往言之有理；他自由地做，往往行之有效。宗姓族人，越来越看重他，不仅后辈如此，就是同辈的立清、立凯，也对他刮目相看，凡事总要征求他的意见。定文的长辈地位，就这样迅速确立起来。可以说，在现有的宗姓长辈中，定文在大家心目中的威信，似乎更高一些。但他的威信地位，主要体现在智慧方面。宗姓人公认的头领，依然是立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