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成就霸业之后，晋国盛极而衰。从晋文公于公元前628去世到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程。在前一个世纪，晋国勉强维持百年的霸主地位。但是，这样的维持是与若干个异姓大家族的崛起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晋国姬姓之外的异姓大家族的强势，才使得晋国在晋文公时代结束后继续占据天下霸主地位近百年。但是，晋国公室也正是在异姓大家族的发展中走向了衰亡。孔子是积极面对历史发展中的必然进程的，所以，对于异姓家族在晋国的得势，以及这种得势对于晋国政治和天下政治的积极作用，孔子并没有表示过异议，而是认真地面对和评价这一历史现象。从孔子儒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些大家族能够在个人和社会道德的培育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由他们治理晋国，甚至治理天下，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
在孔子时代，晋国所谓“六卿专政”的代表家族是赵氏家族，代表人物是赵简子（赵鞅），以及他的继承人赵襄子（赵无恤）。此父子二人的政治措施，不仅成就了赵氏家族在晋国独一无二的地位，也是晋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世称“简襄功烈”。孔子虽然未能与赵简子和赵襄子谋面，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孔子既然能够面对现实，并不以为晋国的家族专政有什么可非议之处，而赵简子又是这方面的杰出人才，当然孔子就会给予很大的重视，这从一些历史佚事中能够略睹一二。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中，因为专制政治体制一向占主导地位，所以，各级政治权力的运作过程，就是一个用人的过程。用人得当，权力运作体系就会比较正常，并且能够发挥其积极作用；用人不当，则会走向权力正常运行的反面。就历史事实而言，无论是旧的政治势力要想保持其统治地位，还是新的政治力量想努力获得地位，能否恰当用人，都是最关键的因素。而晋国赵氏家族的崛起和得势，同样在用人的环节上下足了力气，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在赵简子当政的年代，赵氏家族人才济济，最终成就了赵简子不朽的政治事业。据记载，赵简子曾经有两位重臣，即尹绰和赦厥。这两人的个性和政治风格都截然相反，用赵简子的话举例来说就是：“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意思是说，赦厥非常在意赵简子的面子，不公然在众人面前纠正赵简子的过失，尹绰则刚好相反，越是在人多的场合，越要劝谏赵简子的不当行为。对于这样的不同，赵简子的解释是，赦厥是真心喜欢主人的，而尹绰则达不到这个程度。对于赵简子的这种看法，尹绰坚持了他一贯的作风，针锋相对地指出：“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赦厥看重的是主人的面子，而不在意主人是不是有过失，是不是能够改正错误；尹绰则相反，他更看重主人的过失，而不在意主人的面子。
很显然，赦厥的做法更注重主人的感受和他自己在主人心目中的印象和地位，而尹绰则更看重事情的是非对错，更在意主人的实质性的政治成败，更希望赵简子知错即改，从而有益于他的政治事业。显然，尹绰的做法更符合孔子儒学对君主的要求。对于过失，孔子最著名的观点是：“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而孔子本人对于君主和各国的当政者，也是要求他们直面自己的过失。所以，对于赦厥与尹绰的不同，孔子的评论是直截了当的。孔子说：“君子哉！尹绰，面訾不誉也。”要想有效地批评一个人的过失并希望他改正，最好是当面提出，这是孔子式的尽责大臣起码的政治素质。如果当着君主或主人的面，只会说一些好听的称誉之辞，最终只会毁了对方，而达不到尽职尽责的臣子或下级的基本要求。
在另一项记载中，当孔子弟子子路请教“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时，孔子的回答是“尊贤而贱不肖”，尊敬贤能之人，鄙视修养太差、没有实际才能的人。对于孔子的这个观点，子路提出了异议。子路举例说，在赵国，范氏和中行氏家族也能做到“尊贤而贱不肖”，最后却被赵简子主政的赵氏家族所消灭。换句话说，子路怀疑孔子的观点并不是普世价值。对此，孔子的解释是，范氏和中行氏虽然能够尊敬贤能，但却止于尊敬，而没有把贤能之人任用在适合于他们的位置上；虽然他们也能够鄙视无才无德之人，但却不能把这种人从不适合他们的位置上赶下去。结果是，贤能者因为得不到任用而抱怨，无才能者却因为受到鄙视而怀恨在心。这样一来，范氏和中行氏家族的臣子，非怨则恨，这两个家族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从上述两则记载来看，身在晋国之外的孔子，颇为关注近邻晋国的政治动向，而对于处在晋国政治中心的赵简子，孔子更是关注有加。特别是对于赵简子的政治指导思想，孔子不仅有比较多的了解，而且认为与他的思想有诸多契合之处。不过，虽然孔子对赵简子之政有欣赏的地方，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赵简子毕竟是现实中强权政治人物，在其现实的政治经营中，出于私利而忽视政治道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的身上。对此，孔子既有隐忧，也有直截了当的批判。比如说，对于赵简子收留阳虎的事件，孔子就表达明确的反对意见。
阳虎是鲁国人，在孔子年轻时，阳虎就是掌握鲁国大权的季氏家族的家宰。据记载，有一次季氏大宴士人，年轻的孔子也兴冲冲地赶去参加，却被阳虎挡在门外，理由是孔子没有“士”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没有贵族的出身和头衔，而孔子则认为真正的“士”应该是有修养和学识的人。但是，现实政治毕竟更多的是讲求实利，年轻的孔子当然无法抗衡阳虎的力量。直到公元前501年，50岁的孔子开始踏上鲁国政坛，而阳虎则开始跃跃欲试地打算取季氏而代之，企图掌控鲁国的大权。
到这一年的六月，阳虎的篡权阴谋失败，他本人逃往齐国。齐国和鲁国相邻，双方有一些矛盾，阳虎很想利用这样的矛盾，借用齐国的军队攻伐鲁国，以期实现私利。幸好齐国上下对于阳虎的借刀杀人之计及时识破，并将阳虎囚禁起来。阳虎意识到在齐国的结局不会很好，就设法逃离了齐国，在被宋国拒绝收留之后，投奔了晋国，被赵氏家族接纳。出于对晋国政治和阳虎其人的特殊关注，当孔子得到赵简子收留并任用阳虎的消息后，不禁叹息道：“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有阳虎在，什么地方也不会安宁，包括晋国及赵氏。而事实上，赵氏因阳虎而乱，被孔子不幸而言中。
显然，孔子对于晋国，特别是对于当时执政的赵氏家族政治成败的关注，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孔子与像赵简子这样的有头脑的政治人物的会见，必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另一方面，既然是同时代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孔子当然不会仅仅满足于传闻中的了解，也不会满足于通过各国政治间信息交流的了解。《论语》中记载，孔子会见了当时许多有影响和有成就的政治人物，并且这些人物或者由于自己的成就，或者由于与孔子的交往，最终成为历史名人。比如楚国著名政治家叶公、齐国政治家晏婴，还有卫国的蘧伯玉，而鲁国的政治人物就更多了。另一方面，孔子50多岁以后周游列国14年，也热切希望能与各国的当政正面交流，以期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既然孔子对赵简子相当注意，到晋国去看一看，实地了解一下赵简子的政治风采和政治成就，也应当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在黄河东岸的卫国未能得到政治发展，就打算西行去晋国，与晋国掌握实权的正卿赵简子会见。也许在孔子看来，赵简子的政治思想中，有许多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沟通。但是，由于一直未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孔子并不能确认这一点。所以，如果能够西赴晋国，与赵简子进行一番正面交流，就既能真正了解赵简子的政治作为，还能找机会与赵简子合作，在晋国创造政治业绩。
然而，不幸的是，当孔子与弟子一行人到达黄河岸边时，却听到来自晋国的令人震惊的消息，致使孔子马上就打消了渡河赴晋的想法。那么，究竟是个什么消息呢？原来，一直被孔子所称道的晋国贤臣窦鸣犊和舜华被赵简子杀死了。
按理说，在那个时代，当权者杀死自己的臣下是常有之事，孔子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很显然，赵简子杀死的这两位贤臣，肯定在孔子的心目中不是一般的人物。所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特别是窦鸣犊。
窦鸣犊名犨，字鸣犊，是赵氏家族有名的贤大夫。用孔子的话说就是：“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史记·孔子世家》）换句话说，赵简子之所以能够掌握晋国的大权，在其权力上升的过程中，得到了这两贤臣不可或缺的支持。但是，随着赵氏家族的势力不断上升，随着赵简子的权力和地位越来越稳固，赵简子与窦鸣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思想分歧。据《国语·晋语》的记载：
赵简子叹曰：“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窦犨侍，曰：“臣闻之，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难，而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这段记载说的是赵简子与窦鸣犊的一场对话，二人围绕“化”的意义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说。赵简子以自然现象为例，说的是有一些动物，随着环境的不同，就会蜕化为不同的种类。赵简子所举的例子，究竟是不是生物学意义的事实，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赵简子话中所传达出的政治信息。赵简子真正想说的是，人也应该像他所列举的那些动物学习，外界环境不同了，就要改变自己的主张和做法。按理说，赵简子的话确有些精彩之处。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或任何人的思想观点，确实是应该面对现实、顺应环境，不能够一成不变。但是，问题的关键是，面对现实和顺应环境，并不等于失去立场、不讲原则。所以，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说“化”是对是错，而需要看具体的“化”的内容和“化”的取向。动物的“化”多半是本能使然或天然遗传使然，而人的“化”，特别是思想观点、行为动作的“化”，则远比动物之“化”要复杂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