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台湾需要了解大陆，对外宣传是一项重要工作。我还能为祖国统一贡献什么？我想，贡献笔墨，写点稿件总可以办到吧？工作之余，我留心观察身边的物事，积累素材，趁隙动笔去写。写好后，寄出去，不少稿件被中新社采用为通稿，又被国外多家报纸选载。记得有一篇是写鼓楼的，那时候鼓楼没有修复，拆毁的鼓楼还只是个基座，可是，园林局巧妙利用这个基座，设置盆景，栽培花卉，使之成为尧都古城的一道风景。秋日气爽，登楼观景，真让人心神畅怡。从鼓楼下来，我连夜行笔，写就了《鼓楼空中花园》。后来，这篇稿件不胫而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当然也走向了港台，据说有10多家海外报刊选载刊出。现在忆想，当时的鼓楼基座，不过是弹丸之地，即使养花种草，也只是雕虫小技，何以能引起世人注目？那是因为，过去的中国曾经大批封资修货色，只能以粮为纲，种花弄草那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趣。不仅不能种花弄草，就是作家诗人的笔下也不能出现这种低下的格调。据说诗人流沙河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写了诗歌草木篇。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诗人，立即被打发到乡村劳改。流沙河拉着大锯流着血汗养家糊口。多少年后，他写诗道：我恨大锯无情，啃我青春时光；我爱大锯有情，养我一家三口。读到这首诗时，我心胸起伏，忿忿不平，难道仅仅歌吟一下花草就会有如此的罪孽？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我那篇拙稿，正好在时代变幻中透出了一枝出墙红杏，所以，便格外招人眼目。时隔不久，山西省编撰了一本书《桥》，汇集了对外宣传的文稿，这篇小文很荣幸也跻身其间。
从此，撰写稿件成了我的天职，我有感而发，动笔成文，愿为海峡两岸，也愿为海外世人，搭起一座互相了解的桥梁。正因为如此，我还获得了山西省的奖励，除了证书，居然还有一件长城牌的风雨衣。不要小看这件小小的风雨衣，这可是对曾经批判过的“物资刺激”的一次大大地冲击！遗憾的是，一向穿着朴素的我，很难穿着风雨衣招摇过市，待到我也穿着在身的时候，风雨衣不再招人眼目，已成为一种流行色了。
不久，一个时髦的名词传播开来——台属。我和我的家人也荣幸于台属的行列。台属不再被人歧视，似乎还得到不少人的青睐。想当初沾点海外关系似乎就十恶难赦，现如今，即是和台湾有了联系也受人垂青，这变化，这世道的变化可真让魔术师也咂嘴吐舌。
17
那一天，前往台湾的飞机总体上是平稳的，可是，偶尔也会有不经意的颠簸。每遇颠簸空姐便会用甜美的声音告诉乘客，飞机遇到了强气流，请大家系好安全带，坐好。
颠簸来得突然，过去的也突然。突然的一瞬间，飞机就又冲破颠簸趋于平稳了，平稳的前进，前进……
前进中的我却心池颠簸，波涛翻卷，无论如何也难以平缓。我反复思考的是阅历，我反复咀嚼的是苦难。是的，在那已经过去的岁月里，由于爷爷的原因，由于台湾的牵连，我的阅历增添了不少的波折，我的行程滋生了不少的苦难，这波折挟裹着我，这苦难缠绕着我，让我费尽心思，拼尽气力也挣扎不出去。无疑，波折和苦难是人生要千方百计疏离的东西。倘若，人生摆出多种形式，倘若人生的形式能自由选择，我敢说，没有任何人选择波折和磨难，包括我在内。
可是，远距离反观，回过头去观望和品味，波折的阅历和苦难的行程就变了模样，换了滋味。对于我来说，波折和苦难构成了我人生不可多得的财富。首先，我外化的性格变得内敛了。小时候，我很任性，想办的事非要去办不可，办不成就发火，就使性子，为此，没有少挨骂挨打，但是，任何打骂也未能改变自己的秉性。真有些江山易移，生性难改了。然而，世事的严酷，一次又一次警告我，假如我要是仍如往常那么风风火火，锋芒毕露，我必然要招惹更多的祸事。因此，我只能将自己的语言隐忍在口中，埋藏在心底，哪怕这辈子也不让它出唇，但是绝不能放纵它出来招惹是非。其次，是增强了我生命的韧劲。我不必虎虎生气，绝不必勇猛无比，我遵循的是无声无息，却步履不止的前移。无论前面有风有雨，有波有折，我都不能止步，只有这么义无反顾的行走，才能滴水穿石，才能柔意克刚，才能将生命延展到极至。
当然，这番道理是我在知天命以后才通晓的了。其时，我只能在时势的险峰峭壁中寻找那一线天的光缕。因而，我生命的光缕就不仅是爷爷来信后突然豁亮的，而是这之前就有了想不到的转机。这转机来自我走进公社。进入人民公社，那当时的权力机构，同样的人忽然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
有一件小事颇能说明这种变化的惟妙。
那是个冬日的清晨。我舒爽在被窝做着暖梦。夜里加班写了个材料，在一格一格的书写中黑暗一层一层涂上去，繁嚣一阵一阵低下来，四野静得死寂死寂的。我就常常在这死寂中走笔，把公社政令，把领导指令，凝定在纸页上。继而，再由领导把凝定的纸页吹奏成动员的号角。每每别离死寂，就标志着我完成了一种凝定。我解脱了，我还原为常人，在床榻上拥抱应有的酣梦。
我的酣梦里响起了“咣咣”的声音。咣咣的响动为我的梦境增添了活力。似乎是在看花鼓，似乎是在看腰鼓，声音不大，时断时续，声响中间穿插着多样的舞姿。好像是在正月里看红火，可是我总觉得怎么也挤不到跟前，游人如织，拼力再挤，挤得我掉进了路边的水沟。我打了个寒战，醒了，醒了，却听见那咣咣的声音还在。我连忙穿上衣服，连忙开了门，这才看清门槛上蜷缩着一个人。
天寒的缘故，那人蜷缩在破旧的棉袄里，若不是他抬起头，亮出两缕乞怜的目光，我还以为是谁把破棉袄堆放在我的门前。这是一个熟人，我们生产队曾经的队长。可是，他脸上的表情，目中的色泽，我却十分生疏。
队长留给我的是另一副模样。那次分粮，在村西场上，分稻子。我担着家里补修过的破箢子去了。稻子还没分完，过秤后在场上倒开一个个小堆，每堆上一张纸条，纸条是户主的姓名。到了场里，我转了一圈，找到了自家的稻堆。待到全部分完，大伙儿一涌而上去搓自家的稻子。我当然也不例外。可就在我搓起要走的时候，突然，场上响起炸雷：
“别走，倒下！”
场上的人都惊呆了，仰起头，疑惑地搜寻声响的起源，声响的起处是队长。队长正在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车没撑稳，摇晃了两下，倒在了地上。队长回望一眼，没有搀扶他的坐骑，弯跳着居然蹦到我的脸前，夺过我的箢子，哗嚓一下，稻子全部撒在地上，厉声说：反革命子孙还能吃细粮！
随着那一粒粒稻子的四散，我的心碎了。我觉得眼泪一滴一滴流下来了，但是，我咬紧了牙关，我告诫自己：不能流泪，不能流泪！我感觉到嘴唇破了，咬破的，而我的心头早被泪水淋得溃湿。
我昂着头，瞅了一下队长的脸。脸冷厉的像是挂在场厦里的铁犁，铁犁的破洞喷射着邪火，像是耕田时碰在了石头上，而那邪火正是队长眼睛里的产物。从此，那张铁犁，铁犁的破洞以及破洞里的邪火就永远刻在我脑海里了。
可是此刻，此刻这厮没开口就递给我一支烟。我不抽烟，他还是硬往我手里塞。他努力在笑，可是冰冷的肌肉怎么也组合不成正常的笑容。他就用这无法完成的笑容，看我，看了我一眼，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对我说，羊被扣了。
羊被扣了，这是常事。那时候大批资本主义，杀猪宰羊是不能随意的。就要过年了，队长想吃肉，还不想掏肉钱。办法是在邻村买一只羊，自己宰了，卖些肉够了本钱，自己白吃肉不说，还能煮羊骨头，喝羊汤。队长的年会过得美滋滋的。
谁料，比队长更精细的人还有。队长以为夜半天寒，偷偷带羊回家不会有人知道。防卫的人却知道，夜半天寒正是投机倒把的时候，于是防卫没睡，亮着一双大眼睛。队长过来，一下就进了亮闪闪的眼睛中，羊被扣住了，防卫要证明，证明是给集体买的才能放行。
无奈何，队长蜷缩到了我在公社的办公室门前。对着这一张脸，这一双眼，我该怎么办？我以牙还牙？我置之不理？都可以。最起码，他是求我，求我给他作弊，我不和他同流合污总是可以的吧！偏偏我可怜了那一张乞求的脸，为他从主任手中讨出一张证明信来。
那一团窝在椅子上的棉袄起来了，走到门口还回过头，笑笑，我一看是真笑，笑终于完成了，我屋里的炉火温暖出了他正常的笑容。
不仅仅是这件事，更多更多的琐事，例如，领结婚证，买火柴、碱面之类的小事，我能照顾乡邻的都尽力而为，渐渐我在村人眼中居然成了像模像样的人物。就是那位硬汉支书不几天也叩拜一回我的门庭，坐一会儿，没啥事，走了，我知道是来刺探公社领导的军情了。
磨难的寒流在生命的春色中渐趋消融，淡化……
18
我家盖起了新房。
新房盖在村南。一溜五间大瓦房，气气派派展示着家庭的风貌。新房的挺立标志着我家一扫穷颜步入了新的岁月。新房落成的时刻，一挂鞭炮唱响了整个村落。在这喧闹的响声中，我忆想起好多好多的往事。
从我记事起，就与穷字结伴，30个年头须臾不离。光景的艰涩，不是现成的词语可以形容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吃饭。吃饱肚子是那年头的主要话题。当然，吃不饱肚子的不是我一家，大家都为吃饭发愁，大家都在关心吃喝，所以至今乡邻们见面问候，仍然是：吃了吗？
吃了吗？说着轻松，在那年头却折腾得我难以安宁。每年春天，都闹粮荒，我深深记住了没有饭吃是什么滋味。为了抗拒春荒，冬日里就得早早储粮。奶奶常说，省俭要在瓮口不能到了瓮底。省俭的办法很现成，把细粮换成粗粮吃。
入冬以后，我们把自留地产的有数的稻子碾成大米，再过筛捡净，往口袋里一装，驮在自行车上进城。进城去换成玉米面，1斤可以变成2斤半。有时候碰巧了换成麸皮，1斤可以变成3斤，回来后再到生产队的饲养处换成玉米，磨成的面净落也比2斤米要多。这种吃法乡亲们说比细粮要“受做”。
可是，变换粮食不是件易事。那时候，村里人穷困，城里人也不富裕。粮食都由国家供应，供应都是定量的。定量的粮食都是粗细搭配的，一般家庭很难有余粮，也就不敢以粗换细。只有个别特殊家庭，才能把玉米面换成大米，享受常人难以享受的福份。而换大米要找到有福份的家庭，那可真有些靠运气了。
每次进城，遭遇不同。最寒心的一次，是整整在城里转了一天，却找不到一个有福份的人家。那是1970年的元旦，整个城市都挂着欢庆的色彩，不少机关门前挂着横幅：欢度新年、欢度元旦。我在大街小巷转来转去，转到哪里都能目睹欢度的喜色，转到哪里也甩不掉我满脸的愁容。
消解我的愁容不难，只要把大米换成玉米面就成，可是，眼看日落天黑，我就是找不到这一丁点幸运。换不了，我只能继续转着，不停地喊叫。写到喊叫，就想起萧乾先生写过的吆喝，我的喊闹也是吆喝，却绝没有箫乾先生笔下的韵致。我想，我那喊声一定是无奈地嘶鸣，无奈地叫闹。我的确无奈，我必须把大米换掉才能填补无米之炊。那时候，我已经进了学校，当了民办教师，每天讲台上都应有我的身姿，我必须对学生负责，不能随便耽误他们的课程，撇开众多的豪言不说，我也记得一句古语：误人子弟如杀人父兄。因而，天黑日暗我仍然在巷子里穿行，在门庭前喊叫。
记不清我是怎么转到铁路的，只记得那天最后的运气还算不错。在火车站遇见一个有办法的人，他的办公室里存有一麻袋麦麸。就是那隐匿的麦麸解脱了我，出城后尽管天黑风紧，饥肠辘辘，我却浑身舒畅，蹬车紧行。
在那样的年头，我怎敢侈谈盖房？一家几代只能在祖上的遗产中蜗居。算起来，我家的房子不少。北房2间半，东房1间半，南房还有2间。可是，居住起来并不宽展。爸爸妈妈住在北房，奶奶住在东房，南房又阴又暗，居住实在不便。更何况先前生产队的牲口圈就在我家的南房。黄牛们无拘无束的咀嚼和拉撒，让南房气味变得繁杂生动。偏偏在这样的年头我要结婚。结婚要有个房子住，住房成了个难题。奶奶早急着要抱孙子，她便自告奋勇要住到南房里去。让奶奶去住阴暗潮湿的牲口圈于心何忍，可是，不忍又有何奈？只好整修南房，挖地取土，重换新泥；剥墙脱尘，重挂新皮。整修一番，择个吉日，奶奶搬了进去。可是，再加整修，也整不去心头的尘垢。每每搀扶奶奶进出，我就想起了久违的黄牛。黄牛的吼声如在耳际，尿水如在脚下，我心头发颤，觉得今生今世都愧对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就这么打发着晚年，晚年的她在南房里用愁绪孕育着笑颜，看着孙媳妇进门，她笑了；看着重孙落生，她笑了。奶奶用笑颜掩饰了一生的愁绪，延续香火的后代似乎冲淡了离情地折磨。
我家的新居，在村上别树一帜。宽畅高朗，显示着家境的富足。无疑，这富足中有我们辛勤的劳作，也有爷爷从彼岸寄来的接济。新房，要有大梁，梁架应有主木人的名字，爷爷的名字在前首列。但是，新房成了，主木人却不能走进全新的屋宇。看着新舍，家人心中总有不小的缺憾，爷爷归里，全家团聚，成为共同的愿望。
因而，大门额嵌上了两个大字：月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
我们盼阴缺远去，悲离远去。我们盼晴圆早来，欢合早来。月圆——离人发自肺腑的呐喊。
19
想不到的好事接踵而至。村里人说，人走疲运平地翻车，人走红运扁担开花。我没有遇上扁担开花的好事，可平地翻车的年头总算过去了。不过，我不信奉什么命运。信奉的是天时、地利、人和，若是不得天时，没有适应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环境，再好的自身素质也不成。丑小鸭虽丑，可是要变成丑小鸭也需要适当的温度，若是天寒地冻，丑小鸭只能是蛋壳里的汁液。即使是天鹅又能怎么样？没有适当的气温，连丑小鸭也变不成，更别说变作天鹅冲天而起了。
头等的好事是我入了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这个愿望，爸爸曾经想过，却因为他想得过早而使青春的船只搁在浅滩。我不敢奢想，因为才想入团，就遭遇到爸爸同样的冷寒。曾经想时，是世事给了我过早的礼遇，刚进公社不久就碰上了双突。只要突击入了党就能突击提拔成领导干部。至少也可以当个公社副主任，弄好还可以当个公社副书记。对我来说，那可真是要饭的烧着吃葫萝卜，美咂啦！要知道，我那时是个什么角色呀？连个正式干部也不是，仅是个从村里借调来的民办教师，说穿了不过就是个临时工。临时工，随时都有被解聘的可能。要是入了党，要是提了干，不仅是个正式干部，而且是位可以指派别人的领导干部。换言之，也就是说，领导干部可以指着别人实施自己的意图。那可真是一步跨过九重天了。这样跨过的人不少，各公社都有1个指标，当时的临汾县就有26名幸运儿。惟有我，没有那样的幸运，连入党的门槛也迈不过去，更别说要被突击提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