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砖壁村、烟里村百姓饮水十分困难，加之八路军战士大量驻扎，无法解决饮水问题，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移驻西南10公里的王家峪村，同时北方局也移驻前王家峪，野政移驻下合村。
1940年6月27日，日军突然袭击王家峪，总部与野政不得不再返砖壁村、烟里村。此时，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已调回延安，由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接任野政主任一职。野政各部门再次驻扎烟里村。由于华北日军加紧“扫荡”，根据地遇到很大困难，为此，6月29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至八路军各兵团电》。
8月，为协助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野政积极布置了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发出《正太线战役政治工作指示》，强调指出，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敌后多打大胜仗，激励全国与敌占区同胞的信心；孤立与打击投降派；提高我党我军威信；争取时局好转。为取得百团大战胜利奠定了基础。9月25日，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组织战地工作巡视团赴晋冀鲁豫地区帮助新组建的部队整顿连队、培训干部。巡视团由野政组织部部长周桓任团长，总部参谋处处长阎揆要任副团长。出发前野政主任罗瑞卿亲临讲话，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既要作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作战斗中的模范。按照罗瑞卿的指示，巡视团深入晋冀鲁豫边区各地，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同时还发现和解决了有的部队执行锄奸政策极左，把游击队大部编入主力等方面的问题，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期间，野政还与北方局杨尚昆书记一起组织了北方局黎城会议，对根据地建党、建军、建政作出了明确指示。为了落实黎城会议精神，又几次在砖壁村召开高干会议，罗瑞卿在北方局砖壁村高干会议上作政治工作报告，就抗日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以及抗战三年来我军政治工作的检讨、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作长篇论述。
由于总部指挥百团大战的电台讯号过于频繁，日军集中众多兵力多次在武东地区“扫荡”，妄图找到我总部，10月14日，野政离开烟里村转移到石瓮、西井等地。22日，野政与北方局从黎城返回武乡，经大井盘转移返回烟里村。关家垴战斗之后，日军继续在浊漳河岸往返窜扰，企图捕捉我八路军总部，寻机报复。11月4日野战政治部离开烟里村，与八路军总司令部一起转移到辽县武军寺一带。
（第十二节）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下合村
1940年10月11日，野战政治部移驻下合村，野政驻扎在娲皇庙，宣传部副部长王东明、教育科住西配殿，宣传科住东配殿；民运部部长王卓如住西廊坊，社会调查科住正殿东侧房；野政卫生所设在娲皇庙偏院正房；野战政治部会议室设在娲皇庙戏台。
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住在魏昌中家院内，土改后分配给了梁安平家。1940年5月傅钟离开前方回到延安，由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接任野政主任一职，也是住在这个院子里，傅钟、罗瑞卿先后住东房，因年久失修房顶损坏；陆定一住东窑楼，原为楼房，后上面的楼房损坏拆除，只留下砖窑洞。秘书处（也叫总务处）及先后两任处长青中兴、陈志彬住魏永旺家；组织部及部长周桓住魏永江家；锄奸部及部长杨奇清住杨金凤家；军法处及处长阎揆要住魏怀德家；管理科住旗杆院；生产部住魏国平家，总部招待所住魏国华家。
1939年冬，政治部直属政治处，在下合、枣林村举办了多期基层骨干和支委训练班，对提高总部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素质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年年底，山西发生了“十二月事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阎锡山反共达到巅峰。而在南京，大汉奸汪精卫和日军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的卖国密约，投降危机十分严重。值此“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的危急关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于12月16日，在此召开了总直机关千余人参加朱德总司令的祝寿大会，借以宣传德高望重的总司令，赞扬在华北前线艰难转战、英勇杀敌的八路军，充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八路军将士的无耻诽谤。同时，野战政治部还在这里接待了不少友军将领、爱国人士，如国民党高级参议周励吾，第一战区高级联络参谋王葆贞、申凌霄，着名爱国知识分子李公朴，战地妇女儿童慰问团陈波儿等。
在日军频繁军事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经济封锁，根据地军需民用困难重重。1940年1月17日，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副主任陆定一，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号召全体部队及各界民众，务须一致努力，振我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奋起参加生产自救运动。指出开展生产运动，力求经济上做到自力更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极重要条件，要求部队一年至少自给4个月的粮食、蔬菜及马料。司政机关组织了生产委员会，所属单位也相应成立了生产机构，有效领导了开垦荒地，兴办作坊，养牛养羊等生产自救运动。傅钟、陆定一正副主任亲自带领政治部机关人员，到圪洞沟、龙洞沟开荒种地，到上北漳河滩、下北漳河滩砸坝造地，在驻地附近植树造林等。生产自救运动的开展，保障了部队的供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根据地渡过难关，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野政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不久，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到八路军总部来公开寻衅，我总部首长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杨尚昆、陆定一等同志以礼相待，在设在下合村的总部招待所与之进行谈判，但朱怀冰一意孤行，数次与八路军发生摩擦，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1940年3月5日至8日，集中我八路军13个团的优势兵力，一举歼灭朱怀冰三个师，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进一步巩固了我太行山抗日阵地。
为支持反顽斗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率晋察冀军区两个主力团和冀中警备旅来到武乡，支援晋东南和冀西区的反顽斗争，聂荣臻司令员在此向北方局和总部汇报了晋察冀的工作。总部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华北《新华日报》作了专题报道。2月下旬，野战政治部在下合村驻地的娲皇庙前空地召开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干部会议，由聂荣臻介绍晋察冀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此次会议主要是学习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经验，筹备成立太行、太岳、冀南联合办事处，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建立作准备，所以太岳区的薄一波、三专署的戎伍胜、冀南区的杨秀峰、宋任穷也都回总部参加了会议。
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下合村南城墙根，召开了晋东南各界3万余人参加的反汪拥蒋大会。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40年夏，日军“扫荡”太北地区，到处放火烧麦田、烧村庄，给根据地带来很大的灾难。战后，野战政治部派出慰问团，带着筹集的数十石粮食到榆社、辽县（今左权县）等灾区进行赈济慰问活动。
野战政治部一直重视上层统战和农村统战工作，同样也十分重视国际统一战线的工作，加强国际交往努力争取世界更多的国家和人民对我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援助。傅钟、罗瑞卿、陆定一等野政领导人，曾先后在驻地接待了不少国际友人、爱国侨胞和友军将领。如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爱德华、巴苏华，德国医生汉斯·米勒，英国无线电专家林迈可，新加坡爱国华侨、军火专家谢宾元，英国记者何果，朝鲜义勇军华北支队、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负责人陈光华等。白求恩大夫牺牲后，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通令全军哀悼，并电慰白求恩家属……这些国际友人和爱国华侨在政治部首长的热情接待和宣传影响下，都自动参加了我国的抗日战争，有的甚至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在政治部驻地的日俘杉本一夫（前田光繁），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于1939年11月7日，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时，为了表达他们的革命性，与松本英男等人一道，宣告成立了日人反战组织“唤醒联盟”，后改名为“觉醒联盟”，这是在华日本人组织的第一个反战团体。在太行山武乡县下合村首开其端，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年6月27日，日军集中兵力袭击以王家峪为中心的总部驻地，总司令部与野政不得不转移，野政各部门离开下合村，再次驻扎烟里村。
（第十三节）八路军供给部驻地——义门、寨上村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此时我军的后勤保障建设分为前方和后方两部分。在延安的原总后方勤务部精编为：供给部，部长张元寿；卫生部，部长姬鹏飞。供给部、卫生部和副官处直属于军委总参谋部。八路军前方后勤部门由原红军总供给部和总卫生部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供给部、卫生部；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谢古今；新设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同年11月，赵尔陆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杨立三任部长。
1938年4月，杨立三部长率供给部机关跟随八路军总部移驻武乡，先后在义门村、寨上村驻扎。在义门村时，供给部驻扎在富农李茂堂家，因全院用石板铺就，所以村里人称为石板院。这个院子在20世纪70年代拆除，木料用于修学校。部长杨立三住东楼一间小屋，当时，供给部下设被服厂，被服厂也在李茂堂家院里驻扎。
4月20日，总司令部迁往寨上村，警卫部队也随之行动。为保证后勤工厂的安全，供给部及被服厂也迁到寨上村。供给部部长杨立三及被服厂住村中的旗杆大院，因前清出过武举人而在大门旁立有旗杆两个而得名。这是武举人的后人弓富荣家的院子，有东西两串楼院，杨立三部长住东楼院东房，被服厂的缝纫组也在东楼院，缝纫机安装在三大间的西房内，供给部机关住西楼院，手工组也在西楼院。两串院落共20间，除两间房东占着，其他房屋都住着八路军。
当时由于八路军已经发展壮大，但军费严重不足，被服厂的原材料供给有点捉襟见肘。寨上村的富户较多，在八路军首长的动员下，他们以抗日事业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动员会上纷纷表态，愿意为抗战出力，于是个个慷慨解囊，筹集了许多银元，在故城、段村等镇收购了大量的土布，捐赠给了八路军被服厂，极大地支持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受到朱德总司令的表扬。
1938年5月23日，八路军总部向南移动，供给部与被服厂也一起离开寨上村。
（第十四节）八路军后勤部驻地——砖壁、王家峪村
1937年8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方的后勤部门主要有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副部长谢古今；兵站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周玉成；卫生部，部长姜齐贤。由于没有统一的后勤领导机构，使得后勤管理不协调，更严重的是，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经发展到16万人，而国民政府一直限制八路军发展，仍然按改编之初确定的4.6万人的编制发给军费，日本帝国主义又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封锁和军事破坏，这样，部队的物资、经费、弹药供应都异常困难。为此，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实际出发，提出设立八路军后勤部，统一管理，发展生产，有计划地经营和统制公私贸易；在改善贫苦人民生活的原则下，整理税收田赋；加强敌占区工作，争取运入根据地所缺乏的物资；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开展自愿献金、献粮；有计划地建设军事工业；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清除贪污浪费；成立华北总财政经济委员会。根据这一情况，1939年2月，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致电延安毛泽东等，要求派杨立三来前方主持后勤工作。3月，杨立三奉命来到晋东南前线，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部长，正式成立前方总部后勤部，将原来的供给部、兵站部、野战卫生部划归后勤部领导，并新设立兵运部、财经部。6月，又将总部军工科改建为军工部，也归后勤部领导。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砖壁村，后勤部驻扎在砖壁村马国英家（代号“新昌部”），现旧址已经翻修，改变了原貌。同年10月11日，总部移驻王家峪村，后勤部驻南窑科，南窑科是王家峪的一个自然村，村子里一共十户人家，所以附近的人们称这个村子为十家庄。庄上有一户富农，九户贫农。后勤部设在崔恒林家，杨立三部长住在村民王建业家的小正房，秘书李志凯住在冯冬生家的小南房，庄上还住着勤务员、马夫、警卫班，并设有灶房和马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