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三就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兼政委之后，针对当时太行地区经济严重困难，提议由总部和北方局召开全面研究根据地建设的会议，会议决定大力发动部队垦荒种地，建纺纱厂、织布厂、制鞋厂、兵工厂，办合作社和银行，以解决部队吃饭穿衣，武器弹药供应，发展根据地经济，开展与敌经济斗争的问题。同时，成立了以彭德怀同志挂帅的华北财经委员会，由彭德怀、张慕尧、杨立三、聂荣臻、邓小平、郭洪涛、高捷成7人组成，彭德怀任书记，张慕尧任副书记；华北财经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杨立三同志主持。
1940年春，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峪村召开了军民联欢会，号召全体村民开展植树造林和军民大生产运动。当时，村里的树都属于个人所有，军民种植杨柳树都用“树栽子”作树种，也就是将树上的树枝伐下来，作成三四尺长的树来栽种，需要在树上砍伐，杨立三部长配合村干部、民兵来砍伐“树栽子”，当时也有个别人不同意在自家的树上砍树枝，杨立三部长经过耐心的说服，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军民共同植树两万余株，朱德总司令亲手植下“红星杨”。
杨部长除担负供给部队后勤军需和配合植树造林外，还带领部队向群众学习纺花织布，由庄上的妇女负责教战士们，为村民和部队织了大量的白布。当时，村里的王建业、崔占寅两家开着染坊，杨立三部长就亲自学习染布技术，把织好的土布染成灰色，解决了军队的被服问题，同时还帮助群众开荒种地，打柴割草，担水看病。
1940年6月，后勤部再次返回砖壁村。同年11月，离开武乡移驻辽县（今左权）下麻田村。
（第十四节）八路军供给部驻地——西堡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移驻武乡砖壁村后，供给部也一同来到武乡，驻扎在西堡村，对外番号“黄峪部”。供给部驻扎在李祖寿家东楼院。部长周玉成住东房，副部长谢今古（黄达）与部机关住西房，后有周文龙接任副部长仍住这里；当时，后勤部部长杨立三经常来指导工作，住正楼西屋。后勤部直属的制鞋厂（村里人都叫鞋工厂）住李海旺家；卫生队住土地庙；专门供应卫生部的药材站住在李海生家。还有负责运输的辎重营也住在西堡村。
供给部在西堡村期间，由于当时八路军已经有了很大发展，而国民党政府给的供给非常少，而且还常常拖欠，这给八路军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为了保证八路军的衣食住行，供给部遵照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想方设法解决部队供给，比如开办经济合作社，组织农村妇女纺花织布，组织易货贸易等，并创办了被服厂、皮革厂、纺织厂、肥皂厂、卷烟厂、毡帽厂、造纸厂、毛巾厂、织袜厂等。
1940年4月，朱德总司令到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时，供给部通过多方周旋，国民政府同意补发所欠军饷，周文龙副部长带领供给部的有关人员，包括科长、出纳和从兵站部调来的两个运输连，还有专门驮运军饷的10匹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骡子，跟随护送朱德总司令的队伍一起前往西安。为了把领饷工作做好，周文龙与西安八办领导反复研究，商讨对策，如怎样进行交涉，办理领款手续；除领回应发的军饷外，如何追回去年被扣发的款项；由于货币贬值，如何要求增加物价补助；为了便于运输，要适当增加大面额的钱币等等，都进行了研究。但国民党方面确设下重重障碍，先是派特务绑架了我方办事人员，后又说我方准备兑换的旧币是假币，利用各种方式来刁难。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协助下，周文龙再次对领军饷的每一个步骤、措施，都进行了反复研究和部署，使这项工作再也没有出现漏洞和挫折。直到6月29日，才把该领的全部军饷领齐，共计257.795万元。加上以旧币兑换新币5.1万元，两项合计共263万元。7月20日，周文龙率队终于回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砖壁村。彭德怀、左权、杨立三和他们紧紧握手，彭德怀说：“这一趟出去了整整三个月，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总部办了一件大事。大家感谢你们！”
1940年11月，由于日军频繁“扫荡”，八路军总部离开武乡，供给部也转移到辽县（今左权）大林口村。
（第十六节） 野战卫生部驻地——土河坪、刀把嘴、左会村
1937年8月，在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保证八路军医疗卫生工作，同时将中央军委卫生部改编为八路军卫生部，由姜齐贤任部长，刘惠农任政委。为战争需要卫生部一分为二，前方卫生部跟随总部前往山西抗日前线。1938年3月，前方卫生部由晋西南撤回延安，前、后方卫生部即合并，合并以后恢复为原来的军委卫生部兼八路军卫生部，领导全军卫生工作。但由于我军分别在各个敌后根据地，交通不便，也不可能统一业务领导，实际上也只是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后方卫生工作。
1938年秋，朱德总司令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期间检查了军委卫生部工作。认为卫生部有五个领导，部长姜齐贤，政委刘惠农，副部长姬鹏飞、孙仪之，副政委易秀湘，这在人才短缺的时期是一个极大的浪费，特别是医疗卫生工作，延安后方没有很多事，而前方却大量缺少医护人员，严重影响战场救护工作。于是决定，调姬鹏飞去新四军工作，调刘惠农到晋西北，调孙仪之去前总组建野战卫生部。同年10月，孙仪之率后方卫生部少数干部及一个兵站医院，到达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成立八路军野战卫生部。
1939年7月15日，八路军总部进驻武乡县砖壁村，同时，野战卫生部驻扎在距砖壁村不远的土河坪村。在土河坪村时，卫生部住岳兆祥家，部长孙仪之住岳兆祥家西房。当时，部机关有100多人，分设医政科、医药科、供管科、秘书科等几个科室。
鉴于反“扫荡”时人多行动不便，总部号召精简机构，要求是在战况紧急的情况下，不可能派兵掩护，要具备各自为战、单独行动的能力。1939年10月野战卫生部自动精简，由100多人减为11人，包括部长1人、助理员3人、秘书1人、警卫通讯员6人，不设机关。精简下来的人员，都有专业技术特长，一部分充实到了野战医院，另一部分组建了卫生学校，校长由孙仪之兼任，政治主任兼教务主任由任傅九担任，专门为总部直属单位、一二九师及所属旅培养卫生人才。
之后，野战卫生部根据情况随所属卫生学校、野战医院或制药厂行动，除土河坪村外还经常驻扎在刀把嘴村，孙仪之部长住韩四尧家西房，由于野战医院、总部制药厂也在该村，房子非常紧张。野战医院又来了许多伤员，村里的房子住得满满的，没有做手术的地方，孙部长就将自己的住房腾出来作为手术室。为解决住房问题，孙部长还想出一个办法，在房子的梁上拴一根绳子，把手术床吊起来，做手术的时候放下来，手术结束后，吊在空中，腾出地方来办公休息。
为解决药品供需矛盾，野战卫生部将总部原有的制药所和一二九师制药厂合并，成立了八路军（十八集团军）卫生材料厂（制药厂），并设立几个分厂，利用当地中草药制作药品，还研制出第一支柴胡注射液以及丸、散、膏、丹中成药，不仅解决了自己的困难，还补充了附近各医院的药品不足。
1939年秋，为了支援八路军抗战，还有一些外国朋友来支持我们，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印度援华医疗队，另外还有一名德国医生米勒。延安总部考虑到太行根据地的实际情况，便由延安军委卫生部秘书马寒冰陪同几位外国医生来武乡八路军总部野战卫生部，几位外国医生为八路军的医疗工作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0年秋季反“扫荡”，野战卫生部也经常遭到袭击，孙仪之部长带领部机关及野战医院经常转移到武乡东部的深山里。在反“扫荡”中，别的部门的东西可以埋藏，便于转移，而野战卫生部因有伤病员，不能远途转移，只能就近活动。比如，敌人袭击砖壁村八路军总部时，总部转移圈子特别大，走了几百里，而卫生部只跑了几里路，钻在深山里。医院伤病员轻的组织随队转移，重的隐蔽在山沟山洞里。卫生学校便成了武装队，担任侦察警戒，同时还在转移时抬担架，运送伤员。药厂人员搞粮食，靠机动灵活，单独活动、自力更生、自保安全。
1940年底，为了加强后勤机关的战斗作用，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根据八路军总部决定，将野战卫生部与一二九师卫生部合并，由一二九师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担任部长，野战卫生部部长孙仪之担任政委，合并后，仍称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野战卫生部，下设医政科、供管科、秘书科；卫生部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秘书科。机关设在左会村，住在申培民家，机关住正房，部长钱信忠住西房。次年2月迁至辽县（今左权）东隘口村。
（第十七节） 八路军军工部驻地——柳沟村
1939年3月，八路军总部决定成立管理军事工业的第六科，任命刘鹏为科长。第六科跟随总部同住于潞城县北村。第六科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晋东南、冀南、豫北地区我部各师、旅、团、支队及地方政府的修械所和炸弹厂（那时对地雷、手榴弹统称为炸弹）。经过分头到各地调查，当时，部队和地方抗日政府都先后成立了一批修械所和炸弹厂，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修械所只能是少量的修修配配，不能制造枪械。炸弹厂的产量也很小，规格不一，质量不稳定。要发展军火生产，就必须把这些小型所、厂集中起来，进行改造，扩建成兵工厂。在军工科的提议下，八路军总部决定：首先接收了两个条件较好的修械所和炸弹厂，并以他们为基础，改造扩建成两个兵工厂。一是由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修械所、一二九师高平修械所、晋豫游击支队阳城修械所合并成立八路军总部修械所，设在榆社县韩庄村；二是接收武乡县抗日政府的鼙山工厂，改名为八路军总部柳沟铁厂。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军火生产的要求越来越大，为此，管理军事工业的领导机构也要加强。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六科为基础扩大组建军工部，直属八路军后勤部领导，根据总部指示，军工部在武乡柳沟村成立，部长刘鹏，下设政治处、总务处、工程处，分别由孙开楚、徐长勋、郑汉涛任处长。驻扎于柳沟铁厂南厂部。旧址现已经坍塌。
八路军总部移驻武乡后，为扩大总部修械所的造枪规模，为避免敌人的破坏，工厂需要搬迁到更为隐蔽的、安全的地方重新建设，使它成为我军的造枪基地，经过左权副参谋长亲自勘察，工厂新址选择在黎城县黄崖洞，将韩庄修械所改建为水窑兵工厂，也叫黄崖洞兵工厂（也称军工部一所）。同时，在平顺县西安里建立了军工部二所。同年10月，又在辽县（今左权县）高峪村建立军工部三所。冬，由陈志坚等人又在昔阳县里沙窑建立军工部四所。
1940年5月，根据朱德总司令提议，调抗日军政大学特科大队大队长刘鼎担任军工部部长，刘鹏同志改任副部长。为加强黄崖洞兵工厂的建设，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上赤峪村。
（第十八节）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军法处驻地——南山头、下合村
八路军军法处，是八路军的军事裁判与执法机关，隶属于野战政治部。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来到武乡以后，军法处设在南山头村，处机关设在弓三胖家，处长曾传六住在弓国梁家，10月初曾传六处长调离，由阎揆要接任处长。审讯室在弓三胖家西窑，东西房住军法处办公人员。
1939年由八路军政治部起草的《八路军军法条例》，是我军历史上比较完备的军事刑法草案之一，其中详细规定了军事刑法的立法依据、目的和刑罚种类，军人犯罪的各种罪名及处刑幅度。但出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需要，未能公开颁布和在军内统一实施。为适应团结抗战需要，使军法工作有章可循，野战政治部制定了《八路军军法处工作条例草案》，对八路军各级军法处的设置、职权、刑种、诉讼程序等做了具体的规定。这一时期处理案件的法律依据，一是沿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制定的法律、法令；二是结合各地抗日政府和军队制定的法律、法规；三是考虑统战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适用国民党《六法全书》的有关法律条款和有关单行法规。
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移驻王家峪村，军法处也移驻距此不远的襄垣县西营镇花豹拐村。1940年春，又搬迁到下合村，军法处及处长阎揆要住魏怀德家。旧址已经翻修，改变了原貌。
同年6月，再次返回南山头村驻扎。年底迁往辽县（今左权）滩里村。
（第十九节） 八路军总部通讯科驻地——南山头、北上合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县进驻武乡砖壁村后，为加强通讯联络，立即在周边布置了电台。负责领导和管理电台的是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科，当时也叫通讯营，由海凤阁任科长，通讯科驻扎在南山头村，科长海凤阁与通讯科办公地点住弓金月家。下设4个电台分队，一分队设在砖壁村，二分队设在小坪，三分队设在安其盘，四分队设在史家嘴。
1939年10月，总部移驻王家峪后，为方便联络，通讯科也迁至北上合村老爷庙，通讯科（通讯营）驻新窑院韩德秀家，科长海凤阁住一亩儿任生祥家。一分队设在北上合村的玉帝庙，二分队设在南上合村，三分队设在枣林村，四分队设在王家峪。
1940年6月，总部返回砖壁村后，通讯科及各个分队仍然返回砖壁、南山头、小坪等村。
（第二十节） 八路军总部直属政治处驻地——烟里、枣林村
1939年7月，八路军总部由潞城县进驻武乡砖壁村后，负责总部政治工作的直属政治处也同时进驻武乡，直属政治处住烟里村杨秃孩家。1939年10月，总部迁到王家峪时，直属政治处迁至枣林村，住在李专官家。主任康克清住在正窑，1940年4月底，康克清同志跟随朱德总司令返回延安，由吴玉琳接任主任一职。同年6月，再次返回烟里村驻扎，还住在杨秃孩家。1940年11月，随总部转移到辽县（今左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