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烟里村
1939年7月15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率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转战抵达武乡县砖壁村一带，在这里指挥反“扫荡”作战。北方局驻扎在烟里村，代号“香港”，烟里村相距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砖壁村仅3里。北方局与杨尚昆书记住韩布霄家院子里，机关办公在西房；杨尚昆同志住东房；局机关各部均住在烟里村的民房里。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刘锡五、宣传部部长李大章、秘书长杨献珍、青委书记宋一平、直属政治处主任康克清也都驻扎在该村。同时，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住在烟里村。
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人员统一穿八路军的军装，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对外称为野战政治部第二梯队，杨尚昆同志的对外职务也是野战政治部第二梯队主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主要职能是：领导华北地区的党组织，正确执行党“巩固华北”的方针，创建华北各根据地；管辖区域包括：晋、冀、鲁、豫、察、热、绥各省和平、津两市全部，以及皖、苏、辽部分地区。
中共中央北方局进驻武乡烟里村后，正是日军向我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九路围攻的时刻，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指挥华北军民与日军在各地展开作战，保卫各抗日根据地，寻机歼灭敌人。而在此时，顽固派却乘机向八路军、抗日政府、山西新军和抗日民众不断发起进攻，一味地制造摩擦，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华北抗日军民面临“前门打虎，后门拒狼”的局面。面对这种虎狼夹击的严重局势，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社会各种力量抗日，杨尚昆书记研究了华北的形势，要求各地八路军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抗日的政策，揭露顽固派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的可耻行径。1939年9月，在北方局指示下，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在武乡县东堡村召开了全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全区党的战斗任务，要求太行区各县党组织要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伪夹击，巩固根据地。10月，就山西开展反逆斗争的问题发出指示，指出：山西形势继续逆转，必须有适当的斗争才能克服这一危机。10日，以山西省委的名义公开发表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坚持山西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山西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山西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就在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日，为解决生活缺水问题，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移驻到王家峪村。
1940年6月27日，由于日军突然包围王家峪村，对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形成了威胁，北方局再次返回烟里村。紧接着，两日后，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一起发出《对晋西北工作的补充指示》，要求晋西北在发展进步势力及反对顽固力量方面加强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工作，爱护一切抗日人民的利益，用一切方法来帮助民众，减轻民众负担。紧接着，杨尚昆同志又在《党的生活》第十六期发表《中国共产党十九周年》，总结了抗战以来华北党的工作，指出“没有共产党坚持华北抗战的正确方针，没有八路军在敌后的英勇奋战，就不会有今天的河北、今天的山西、今天整个华北的局面。”
8月1日，遵照北方局黎城会议精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涉县东辽城正式成立。20日，北方局领导协同总部在华北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百团大战。
9月，北方局再次在砖壁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杨尚昆主持，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长篇报告，重点讲了形势、统一战线、财政经济政策、经济建设和1941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会议强调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给自足，以支持长期战争，提出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这两次会议的召开，对于统一根据地领导机构的建立，推动根据地各方面建设的深入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北方局会议刚刚结束，华北日军就集中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其重点是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一二九师师部、晋冀豫区党政机关所在的太行区，以武乡、辽县、黎城、涉县一带为重点。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北方局离开烟里村，于10月14日经石瓮村向黎城西井转移，10月22日返回武乡，经大井盘、石瓮、郊口再次返住烟里村。这时，日军第四混成旅团冈崎大队800余人向八路军总部设在黎城县北部的黄崖洞水腰兵工厂发动进攻，该厂是总部最大的兵工厂。得此消息，彭德怀决定寻歼冈崎大队，将其包围在关家垴村，彭德怀于29日下午到石门村，指挥部署战斗，经过两昼夜激战，歼敌500余人。
日军在关家垴遭受沉重打击后，于11月3日集中兵力合击八路军总部。刘伯承得到消息，下令三八六旅到西营、蟠龙以东的大陌村南北一线，阻击进犯之敌，掩护八路军前方总部和北方局转移。11月4日，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一道，从烟里、砖壁村撤出，经黎城、涉县，转移到达辽县，北方局驻扎在上南会村。
（第二节）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王家峪村
为解决生活缺水问题，1939年10月11日，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到武乡县王家峪村。北方局驻扎在前王家峪村赵秃孩家，杨尚昆住正房。北方局妇委、政权工作部、秘书处、调查研究室、财经委员会、社会部、城工部等都分散在该村群众家办公。
为了更好地指导各地区党的工作，在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基础上，又于11月15日创办了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正如发刊词中说：它的出版，适应了当时华北抗战，单靠少数同志努力是不成的，必须使《党的生活》成为担负巩固、发展华北党组织的历史重任，成为全华北党集体的刊物。在此期间，在下北漳创办了鲁迅艺术学校，为根据地培养文艺宣传骨干。
由于在阎锡山授意下，山西发生了新旧军冲突，也就是“晋西事变”，为了抵制顽固派的逆流，于1940年1月12日，在王家峪村召开了北方局扩大会议，讨论在反逆流斗争中自卫反击的问题。经过我们的有力反击，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共逆流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反而吃了不小的亏，形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2月，杨尚昆在《党的生活》上发表《论晋南政治事变（即十二月事变）的教训》一文，总结这次反逆流斗争中我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晋南地区的教训，强调：（一）要正确认识中国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才能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团结和斗争问题，坚决打击已经明目张胆地实行投降反共的分子，争取中间分子和中产阶级，继续抗日下去；严重的正确的斗争可以保持已取得的革命阵地，可以团结整顿革命队伍，可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二）要提高革命警觉，预见情况发展趋势，恰如其分地处理问题。临汾失守后，山西境内逆流横行，有人主张停止新设施，打击进步青年，排斥进步军队，有的同志常常从“顺境”方面着想，丧失应有警惕；原因是在民族抗战怒潮中发展起来的党，“没有经过阶级斗争的锻炼”，“缺乏革命失败的切身体会”，这就要扩大政治眼光，注意国内国际的政治动向，学习党的历史，恰如其分地处理“可能到来问题”。（三）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清除混入党内的不纯分子，彻底改造抗日的政权机构。（四）学习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方式等。
1940年3月1日，八路军总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野战政治部在离八路军总部驻地王家峪村仅三里之遥的下合村与城底村中间的城墙根，召开了晋东南各界反汪拥蒋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晋东南军、政、民各界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团体、学校，共3万余人。会议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野战政治部主任傅钟主持，朱德总司令致开幕词，他在讲话中痛斥了汪精卫的卖国罪行后，号召全华北的军、政、民广泛开展反汪运动，反对一切公开和暗藏的“汪精卫”。号召各抗战党派、军队和人民，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彭德怀副总司令也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聂荣臻以及青年、妇女和抗日团体代表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讲演。最后，大会决议：以3万军政民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加强团结，声讨汪逆，肃清内奸，抗战到底。这次大会，对坚持华北抗战，克服投降、分裂、倒退危险和肃清暗藏在抗日营垒中的投降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总结抗日战争以来党在华北的工作，根据新的形势和中央关于1940年工作的指示，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前，在王家峪北方局驻地召开会议，讨论了根据地工作，并决定在黎城县北社村召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和一二九师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会议。11日至26日，北方局黎城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杨尚昆、邓小平主持。杨尚昆作了《目前政治形势与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邓小平作了《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和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和会议总结，刘伯承作了《关于党军建设问题》的报告，薄一波作了《关于建政问题的结论》。会议提出了建政、建军、建党三大建设方针，强调纠正在反逆流斗争中出现的“左”的思想，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后，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建政、建军、建党工作。会后，杨尚昆等领导立即返回武乡北方局驻地，从5月开始在八路军中进行了整编工作；在各级组织内，重点是基层党组织开展了第一次整党。
6月27日，住段村的日军与襄垣日军配合，从北、西两个方向突然包围王家峪村，面对这一紧迫的形势，总部警卫部队立即对敌进行反击，掩护北方局及八路军总部撤退，当天，北方局再次返回烟里村。
（第三节）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八路军野战政治部驻地——大塘村
八路军部队在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作战中，给予了日军以非常沉重的打击，日军从1940年10月上旬开始，纠集了驻辽县、武乡、沁县、潞城等地3000余兵力，向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分多路包围榆社、武乡地区，日军的目标直指武东。这充分表明日军已经怀疑武东山区一带有八路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而调动重兵来围剿。
当时八路军总司令部驻扎在砖壁村、野战政治部与北方局驻扎在烟里村，日军正是探测出了武乡东部地区有密集的电台讯号，从而判断出有我军高级指挥机关驻扎，所以集中重兵前来“扫荡”，以图报复。
日军的“扫荡”来势凶猛，他们从沁县、潞城、武乡、辽县等据点出发，采取拉网式搜索，步步为营，包围圈越压越小，企图在榆社、武乡一带寻找我八路军主力和高级指挥机关，妄想一口把我指挥机关和主力部队吃掉。13日，糜集武乡东部的洪水、蟠龙、西营一线；14日继续东进，犯至大陌、东堡一线，八路军总部指挥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部节节阻击。
敌人越来越近，距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烟里村、砖壁村两村已不足4公里。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为避免损失，彭德怀、左权等首长决定，立即将不易搬运的物资就地掩埋，轻装转移。于是，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离开驻地向东山撤退，利用深山树林作掩护，翻越琉璃顶，回旋于深山密林之中，临近黄昏的时候，转移到石瓮村，中共中央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驻扎在距石瓮村1里远的大塘村。
北方局驻扎在张凤亭家院里，秘书处住西房，杨尚昆住东房；野战政治部驻扎在隔壁的张水林家院里，罗瑞卿主任住东房，陆定一副主任住西房。他们刚刚住下，就一边安排做夜饭，一边与地方党组织联系。吃过晚饭后，北方局书记杨尚昆、野政主任罗瑞卿就在大塘村驻地接见了石瓮编村党支部书记张泉，支部委员、村长张遇元等人，听取了他们发动群众支前参战的情况汇报，并作了指示：现在正在秋收季节，日本侵略者为了破坏百姓秋收，进行残酷扫荡，妄图从生活上、经济上打垮我们，村里要积极组织民兵与敌人打游击，掩护群众抢收粮食，村里住着决死纵队二十五团的连队，必要的时候可以与他们联系，军民配合共同作战，以保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
虽有我军奋力抵抗，但日军纠缠不退，企图寻找我总部，为确保总部安全，15日一早，中共中央北方局与野战政治部离开大塘村继续东移，于当日晚到达黎城县西井镇。
（第四节）中共晋冀豫区党委驻地——东堡村
1938年12月，晋冀豫区召开区委扩大会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在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时，提出准备召开中共晋冀豫区党代会的建议，并提出会议的两个主要内容：一是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二是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根据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晋冀豫区党委做了充分准备，并由区党委书记李雪峰执笔，写出《十七个月来的晋冀豫区委工作》，上报北方局和中央。
根据北方局指示，决定召开中共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因当时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都驻扎在武乡县，为保证会议的安全，减少警卫部队调动，同时也方便北方局与总部首长参会，将会址选在武乡县东堡、西堡中间的崇法寺。为做好会议筹备工作，1939年8月，晋冀豫区党委机关从辽县（今左权）高家井村搬迁到武乡东堡村。区党委驻扎在赵江河家，李雪峰住史生元家，黄镇住籍秃狗家，王树声住史钟秀家。
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从9月10日开幕，28日闭幕，总共开了19天。在这19天里，代表们不仅到崇法寺参加了大会，听取了朱德、彭德怀、杨尚昆、李雪峰、张玺、何英才等领导同志的报告，同时也在东堡村分别进行了多次讨论，就根据地党的建设和工作任务、扩大正规军开展对敌斗争、大胆开展民主运动、巩固社会统一战线、开展生产运动、进行经济建设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相互交流。最后选举出出席党的七大代表、区党委委员。经过选举，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为：李雪峰、何英才、王孝慈、王维纲、王树声、关山复、陈敬贤、赵武成等。新选出的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有：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黄镇、安子文、彭涛、王维纲、王卓如、张玺、王孝慈、赖若愚、李哲人、张晔、王树声、程式兰、刘建勋、冷楚、陶鲁笳、吴作民、唐天际、嘉康杰等。
晋冀豫区首次党代会结束后，于10月初，晋冀豫区党委迁往辽县西黄漳村。
（第五节）晋冀豫二地委、太行三地委驻地——陌峪、东沟、大有村
1938年春，八路军谢张大队进驻武乡，住在陌峪村的清泉寺。不久，晋中特委转移来到武乡，也住在清泉寺。在这里，依托谢张大队保护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