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精锐部队独立第七旅，旅长王以哲8月间曾亲自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沈阳形势，请求将入关部队调回几个旅，以防日军有所举动。张学良则答称，蒋介石已指示暂不要抵抗，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随后，张学良又转来蒋8月16日的铣电，再次重申：在日军侵略面前，不准抵抗，避免冲突。故此，当9月18日日军炮击北大营，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逼近时，七旅官兵因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参谋长赵镇藩电话请示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得到的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仓库里"的命令。这样，至11时30分，日军占领了北大营西北角，19日凌晨，日军突人营垣，赵镇藩率队从南北两而出击，掩护部队撤退，北大营陷于敌手。
进攻沈阳城的日军第二十九军联队几乎未遇到抵抗，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坚守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严厉阻止守城军警抵抗。虽有部分官兵进行自卫还击，但终因势单力薄，力不能支而撤出战斗。至9月19日上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城。
在攻打北大营的同时，9月19日晨1时至2时之间，关东军司令官官本庄繁发布了占领南满铁路重要城镇的命令。仅19日一日，日军便相继占领了安东（丹东）、凤凰城、营口、大石桥、本溪、抚顺、瓦房店、盖平、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等城市。南满铁路的北端、吉林的重要门户长春也于19日被日军占领。由于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变，日军于23日兵不血刃占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30座城市，并完全控制了12条重要铁路线，初步完成了第一阶段军事进攻。
占领辽吉两省后，日军并未放松侵略的步伐，1931年11月占领黑龙江省，1932年1月3日侵占锦州，2月5日攻陷哈尔滨。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为日本殖民地。"九一八"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变巾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局部的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方针
南京国民政府自成立始，内部便纷争不已。1930年巾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暂时赢得了表面上的统一。正当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之时，反蒋各派以胡汉民被扣押为导火索很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组成反蒋联合战线，日本也于东北屡次制造事端，妄图发起对东北三省的侵略战争。在此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蒋介石权衡利害，以为目前紧要事务，首属铲除国内腹患，故而于1931年7月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唯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声言"不先剿灭赤匪"，"不先剿平叛逆"，"即不能攘外"。8月4日，蒋介石自南昌电告国民党中央，再次强调"安内可以攘外"。"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组织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败局已定，红军革命力量不但未被"剿灭"，反而有了很大的增长。蒋介石为了全力对付中共及反蒋异己，对日军的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而单方面想依靠国联交涉解决。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便轻易占领了东北三省。蒋介石也由于政局的混乱与不利，于1931年12月通电下野。
1月蒋介石复出后，感觉一味施行不抵抗政策将不利于时局，于是开始修饰内外方针政策，继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四不"方针之后，又重提"攘外必先安内"方针。不过此时的"安内"，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的取消及反蒋联合战线的瓦解，其着重点已全部放在了"剿共"问题上。至于"攘外"，亦即抵制日本侵略方面，在1935年华北事变前，蒋介石由于一直将内外政策重心放置于"剿共"方面，故而对日军的侵略采取名义抵抗，实则退让的政策；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一方面由于日军的侵略威胁到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央红军已迁出国民党中心地区，转移至西北偏远之地，故而蒋介石对日妥协外交政策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向抗日方向转变。
总而言之，"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段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只是由于时局形势的变化，其政策重心在"安内"与"攘外"之间有所侧移罢了。但是，蒋介石南京政府处理内政外交的原则，在此时期始终将"安内"作为"攘外"的前提。
学生抗日请愿运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学生的抗日热潮迅速高涨起来。上海、北平、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处的青年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组织起抗日救国会、抗日宣传队、抗日义勇军十人团等抗日组织。为督促政府抗日，各地学生不断派选大批代表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南京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心。在此期间，有3次学生联合请愿示威，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学生第一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发生于9月下旬。9月26日，上海各大学代表团51人抵达南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集中兵力，驱逐日寇出境等5项要求。蒋介石以哄骗搪塞的手段敷衍学生，请愿毫无结果，学生们决定扩大学生请愿队伍。28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和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校学生共5000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慑于群众威力，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但他拒不答复出兵抗日的要求，反而要学生"早点回去，安心上课"。29日，上海交通、暨南、大同、同济、法政、持志、中法、中公等19所学校学生3000余人，也先后赶至南京，再次向蒋介石请愿，重申上海学生代表团于26日提出的5项要求。蒋介石在接见学生代表时，曾表示愿意接受学生们所提的要求。上海学生信以为真，当晚乘车返沪。上海学生请愿运动虽在蒋介石的欺骗下暂时结束，但他们的行动已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熊熊烈火，在宁、沪学生带动下，全国各地学生也纷纷赶到南京请愿。
学生第二次大规模请愿活动，发生于11月下旬。1931年10月底，日军又大举向黑龙江进犯。马占山率部奋起抵抗，终因弹尽援绝被迫撤退，11月19日黑龙江沦陷。消息传出，学生再次掀起以声援东北马占山抗日为中心的请愿高潮。11月18日，万名学生向南京国民党四全大会请愿，提出武力收回东北失地，切实援助马占山抗日，坚决制止溥仪复辟等12项要求。蒋介石为了摆脱反蒋各派逼其下野的困境，在代表大会上宣称效法岳飞，率师北上抗日。大会也作出决议，要蒋介石"迅速北上，保卫国土，收复失地"。于是全国各地学生掀起促蒋北上的请愿运动。25日，上海、江苏等地学生请愿团2万余人相继到达南京。26日晨，在南京请愿的复旦、暨南、光华、大夏、中大、商学院、中国公学、同济、东吴、商船、美专、无锡学院、镇江中学等校学生万余人，联合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迅速北上，命张学良戴罪立功"，并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表示"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党政府"。27日下午，蒋介石不得已乃接见学生，慑于学生的爱国激情，不得不作出"三天内出兵东北"的书面保证。但是，第二天蒋便撕毁协议，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学生"各尽其责"，"勿越法纪"。所谓"北上抗日"之说，只不过是欺人之谈。学生们识破骗局后，认识到单纯的请愿是不够的，便把请愿发展为示威，自12月上旬起，发起了第三次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
初，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北京大学、北平工学院等北平20余校学生代表千余人，组成示威团南下请愿。南下示威团起草了《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揭露了国民党当局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种种卖国行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开放民众抗日爱国运动，退出"国联"，惩办外交失职人员和实行革命外交等。3日中午示威团到达南京。国民党当局对此极感恐慌，一面指使中央党部派代表在车站前备饮食"迎接"学生，妄图软化学生斗志；一面指使南京卫戍司令部扣留了北平示威团印发的《告全国民众书》和《南下示威宣言》四千余份。4日，国民党的御用喉舌中央社发出"南京查获反动传单"的新闻，为镇压示威学生制造舆论。
上午，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从中央大学住地出发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举"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的大旗，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国民党出动1000多名警察宪兵，在成贤街包围了示威队伍，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大打出手，结果示威队伍被冲散，185人被抓走，1人在乱棍下丧生，33人受重伤。此即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学生立即响应和声援北大南下示威团的斗争。北大学生被捕的当天，南京中央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和北大示威团的部分学生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要求政府立即释放北大被捕学生，惩办凶手，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5项决议。随后，3000多名学生潮水般涌向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斗争一直坚持到深夜。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苏、安徽、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示威团学生万余人在南京举行联合大示威。游行队伍从中央大学出发，经中山路鼓楼，过外交部、中央党部，直奔百子亭国民政府门前。当示威队伍前列抵达国民党政府时，队伍的后尾还停滞在珍珠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门前。因该报秉承国民党意旨，曾歪曲报道学生的抗日活动，示威学生提出质问，要求该报予以澄清，以正视听。遭到无理拒绝后，大批学生冲进《中央日报》社，先将大门打破，电话线割断，后将经理室、会计处、广告股、发行股、材料股捣毁，还有一部分学生冲人地下室，将印刷机拆毁。与此同时，聚集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的示威学生，高呼口号，要求出兵抗日。早已作好准备的国民党当局迅速派出大批军警，从《中央日报》社马路两边，以密集的冲锋队形，手持棍棒、腰刀和上着刺刀的枪枝，向徒手的示威学生展开血腥屠杀。仅十几分钟的功夫，便有100多名学生被捕，30多人重伤，示威队伍也被冲散。上海文生氏英文专修学校学生杨桐恒，被刺死后扔到秦淮河里。当晚，各校学生返回中央大学后，开会决定次日继续举行各校学生联合示威。18日黎明，国民党当局实行临时戒严，调集大批军警部队，武装包围了示威学生驻地中央大学和国民大会堂。强迫他们登上卡车，将各地学生分批送到南京下关车站，逼迫他们返回原地。这就是"一二·一七"珍珠桥惨案。
珍珠桥惨案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连续发表时评，抨击并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暴行。12月24日，上海学生和市民公祭烈士杨桐恒，抬着死者的棺木举行了10万人的大示威游行。此次抬棺大游行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五卅运动以来的第一次。珍珠桥惨案之后，各地学生爱国抗日运动都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生抗日请愿运动，在宣传抗日，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等方面，起到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其中流亡关内的东北流亡群众的救亡热情更不待言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便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东北人民在关内所建的抗日救亡组织，它在宣传抗日救亡、联络与支援东北义勇军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等方面，均起过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国难家仇所激愤的东北流亡群众很快组织起了各种救亡团体，其中最重要的有3个：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以及抗日救国会。在希冀国民政府抗日御侮的愿望破灭之后，各抗日救亡团体深感加强联合，建立统一的民众抗日团体的必要。9月23日，上述3个团体的负责人王化一、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商议，决定将这3个抗日团体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紧张筹备之后，1931年9月27日，400多位东北流亡同胞聚集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举行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成立大会。大会在卢广绩主持下，选举了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等31名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又由执行委员推选出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彭振国、熊飞、霍维周、杜重远、李梦醒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下简称"东救会"）的最高领导机关。常委会下设总务、军事、宣传3个组，各设正组长1人、副组长2人，均由常务委员兼任。
"东救会"以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并自始至终把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东北人民抗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失地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在此种思想指导下，"东救会"从事了多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
本占领东北之后，在各地纷纷成立汉奸伪组织，借此达到统治东北之目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伊始，迅即展开反对日军操纵下的东北各省汉奸"独立"的活动。"东救会"一方面多次向国民党中央及各级党部和国民政府发出电函，要求肃清汉奸、卖国贼，不承认各种伪组织，一方面直接致函和发表宣言，对一些汉奸头目发出警告和声讨，号召东北人民捕杀汉奸，以正国法。9月24日袁金铠在日本关东军策划下成立了"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东救会"向多方发电致函，呼吁捉拿此贼。11月18日，在获悉日寇利用溥仪制造伪满洲国的阴谋后，"东救会"发表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申讨溥仪宣言》，言辞激烈地怒斥日本侵略东北的行径，大声呼吁国民政府对溥仪伪廷予以声讨与惩治。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难民逃亡关内，安置这些流亡难民成为"东救会"的一大任务。对于抗日人员的眷属及流亡关内一时无法谋生的东北人民，"东救会"设立"东北难民教养院"，予以收容救济。对于流亡关内的青年学生，"东救会"一方面成立东北中学和东北难民子弟中学，帮助东北大学在北平复校，收容流亡学生，一方面又把青年学生作为培训抗日骨干的重点。"东救会"建立之初，即组织青年集中训练，11月又于北平宣武门外的江西会馆组织了东北学生军。这批学生军后来大多潜回东北参加抗日斗争，其中不少人还成为东北义勇军的政治骨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