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在《坛经》开头的《行由品》中，惠能自报家门，说：“惠能严父本贯范阳，左降流于岭南，作新州百姓。”这一点就说明了惠能不是文盲。惠能说他家本来的籍贯在北京。范阳者，唐朝之北京也，在今天的北京良乡、宛平、大兴一带。惠能说他是北京人，他父亲在北京做官，后来被流放到广东新会，做了广东百姓。左降者，贬官也；流者，流放也。我把这些专门的术语一讲，大家就知道惠能出生于官宦人家，父亲是做官的，儿子会是文盲吗？这从常识上是万万说不通的。即使他父亲被贬了官，家风、家学必然还在；即使他父亲死得早，惠能是母亲带大的，也必然从小读书识字，完全不可能一字不识，一下子就失了家传。唐朝官宦人家的迁徙是常事，那些官宦子弟伴随着父亲的升与降满世界飞，飞得最远的当属与惠能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李白生在西域，长在四川，娶于河南，发迹在长安，游学于齐鲁，安史之乱奔突江湖，最后葬在安徽当涂。唐朝最看重文化，官宦家庭即使家道中落，依然注重文化培养。像李白与惠能这种由贵族或官吏家庭降而为商人家庭或平民家庭，是当时社会常态，但这种家庭身份的降落不等于说会一下子变成文盲家庭，刚好相反，会更注重文化培养，以图东山再起。李白之父李客是商人，从小培养李白饱读诗书；惠能之父早亡，其母育之，也必是有传承才不辜负先人。惠能饱含深情地称其父为“严父”，这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的、专门用来称已故父亲的雅词，这一个词就暴露了惠能是个知识分子。当然，他是个平民化的知识分子，混迹于市井的大文人。他说他不识字，并非不识字，是一种清高，一种孤傲，是一种禅。他不攀，不比，不争，不辩，是个独立特行的人。我们这下可明白了，李白是什么人，惠能就是什么人。李白会是文盲吗？那岂不是说太阳比足球小？惠能会是文盲吗？那岂不是指着滔滔长江水说“这里面没有一滴水”？
我说惠能不是文盲的第二个证据是，根据《坛经》记载，惠能会仿作并翻新神秀的诗偈，这说明他有很高的文学水平，一个有很高文学水平的人会是文盲吗？也许你要说那只是短短的四句话，是口头仿作再请人记，谈不上文学水平，那我请你再看《坛经》最后的《付嘱品》，里面记载了两篇惠能作的很长的诗偈，前一篇是《真假动静偈》，诗五言，共三十二句；后一篇是《自性真佛偈》，诗七言，共三十二句。从这两篇都是三十二句看，惠能很擅长作这种篇幅的诗偈，肯定是长期修炼、长期练笔、长期推敲形成的绝活。也许你要说可能是弟子代笔，好嘛，“代笔门”都出来了，那我告诉你，代笔是可能的，代说是不可能的。从《坛经》看，惠能讲经说法，引用最多的是《金刚经》与《心经》，其次是《净名经》、《涅槃经》、《般若经》，对《法华经》、《楞严经》、《维摩诘经》诸经典都很熟，文言佛经一段一段引，一段一段讲，分明是个佛学老夫子。这样一个人，又是学者，又是诗人，你敢说他是文盲？不识字、不会写、不会读？
第三点，惠能会数学。《行由品》记载他卖柴收钱，这说明他会计算。又记载他接受一位客人赠送的十两银子，这说明他会数较大笔钱。惠能在五祖门下干了八个月的粗活，他知道日子过去了“八月余”，这说明他会记时。《顿渐品》记载行昌行刺惠能，被惠能给了十两金子摆平了。当时惠能已是曹溪宝林寺当家人，这十两金子应该是寺庙的钱。从惠能可以自由调度较大笔公款来看，一方面说明了他的领袖地位，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有较高、较好管理大寺庙的能力，包括经济能力与会计能力。
再说一点，惠能熟读史书。《疑问品》记载惠能回答韦刺史关于“达摩大师宗旨”的问题时，引用了史书中梁武帝与达摩的对话这一著名公案作答。
以上几点，我分别从惠能的家庭情况、本身的文学修养、长期维持生计及管理寺庙形成的数学及会计能力、讲学中透露的佛经及历史知识综合来看，证明惠能不是文盲。
有趣的是，惠能在《坛经》中自称“不识字”，在《机缘品》中惠能对一位叫无尽藏的比丘尼说：“字即不识，义即请问。”他是说他不识字，请对方直接问他佛经中的意思。比丘尼迷惑，不由就问：“字不识，焉能会义？”于是引出了惠能的经典名言：“诸佛妙理，非关文字。”这才是惠能真正想说的话，他之所以宣称自己不识字，最喜欢别人以文盲来对待他，是想告诉大家不要被文字遮住了佛理。此谓文盲禅，是文字禅的高级版。他告诉我们勿执于相，一切有为法，应作如是观。
我们回头来接着讲《坛经》的三大意义。第一条意义先前讲了个开头，是说《坛经》是中国人自己作的佛经，虽有引用，但已经不是翻译过来的，是创作；虽重传承，但别开生面，气象一新，说是另起炉灶也可以。这就是《大学》中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坛经》的出现是佛教的一个大转折，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消化良好的盛宴，也是中国的一个新起点，因为他表明了“佛教归化中国”这个程序已经完成。以往学者爱用“佛教中国化”或“佛教汉化”这些说法，这些说法的背后是“佛教传入中国”这个观点在作支撑。这个观点是通用观点、流行观点、“主流观点”，很多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照我看来，“佛教传入中国”这个观点、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佛教并没有主动传入中国，而是中国主动派人去取经，“请进来”的。一请在汉，汉明帝梦佛而迎之；二请在晋，法显取经；三请在唐，玄奘取经。这些史实表明：是中国把佛教请进来的，不是佛教传到了中国，中国不去请，他到不了中国。一个“传”字是杀人放火的文雅说法，传教即战争。比如佛教从北天竺“传”到南天竺，又“传”到全印度，一度取代了印度教的地位，但最终又被印度教夺回统治印度的宝座，佛教教主释迦牟尼沦落为印度教众神之一，这些事说明了“传”是“打”的代名词，但这一套用在中国头上不灵光，印度教也好，佛教也好，要想“传”到中国，那是不可能的，中国人有很强的国家观念，汉唐自不必说，就连小朝代与分裂时期的中国都不曾丢掉自己的魂：信仰与文化，以及由此确立的神圣国土。“传”就不必了，但作为一个懂得交换与和谐共处的民族，中国善于学习，常常主动把一些先进思想、先进科技或者自己没有的、可能有益的东西“请进来”，这说明了中国人心态好，且有积极的行动，愿与世人分享文明、共创文明。中国既然是此间贤主人，如此好客，那些被礼请进来的尊贵客人就应该明白自己是客人的身份地位，礼尚往来，尊重主人家，这才是起码的做人的样子。如果有人因为主人的邀请，一时飘飘然，反而认为自己成了新主人，把真正的主人抛一边去，那肯定是搞反了。佛教与中国的关系就是这样，中国把佛教请进来，是想他有益于中国与世界，成为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我想来想去，发明了一个新的说法：“佛教归化中国。”这样更确切些。只有在“佛教归化中国”的话语里，我们才能说“佛教中国化”或“佛教汉化”，否则一说就错。中国为主，佛教为客，中国请客，主客大欢。融为一体后，首尾依然不能颠倒。我们一定要突出中国的主体地位，强调中国人的主人翁地位，并且强调中国文化的好学、好礼、好客，善于学习、交流、包容，这样才能读懂以唐朝佛教为标志的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是包容的佛教、圆满的佛教、和谐的佛教。我们要这样说：佛教酝酿于印度，诞育于尼泊尔，真正产生与发扬光大在中国。因此我们不能人为贴上印度佛教、尼泊尔佛教或中国佛教的标签，那样容易顾此失彼，抬举一方必然会同时得罪另外两方，要这样说：佛教是喜马拉雅山的产物，中、印、尼三国人民都是喜马拉雅山的孩子、山民，同享神山圣峰，同在昆仑文化里，共同光大了佛教。佛教是珠峰雪莲，佛教可称昆仑之花。佛教是印度、尼泊尔、中国这雪山三国共同诞生的人类精神的花朵，佛教是中国的，也是印度与尼泊尔的，也是全世界的。中国是佛教的光大之地。一开始，雪山三国共同孕育了佛教。再后，中国三请佛教来华，最终把佛教发扬光大。佛教之所以能被称作佛教，中国是关键因素。没有中国的包容，就没有佛教的延续。自从有了《坛经》，自从有了惠能，中国人有了自己的佛教，有了自己的佛学，有了自己的佛法，有了自己的佛经，有了自己的佛。惠能告诉大家：你们喜欢佛教，好，我就给你佛教；你们需要佛经，好，我就造一部佛经；你们喜欢这样祖那样宗，好，我就亲自现身一回，做你们的禅宗六祖。《坛经付嘱品》记载，惠能在向弟子讲遗嘱时，自封为佛教三十三祖。在整个佛教系统（不分中印）里，惠能是三十三祖；在教外别传的禅宗里，惠能是六祖。总之他都是“祖”。这是他老人家自封的，过了一把当祖宗的瘾。《坛经付嘱品》中惠能讲他是佛教三十三祖，原话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