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急东横线的终点站—樱木町。
翔哥站在香烟的自动售货机前，藏青色的西装上衣配深灰色的水洗布裤。我特地看了看翔哥的屁股，心里突然有了一种想抚摸它的冲动。翔哥小心地看着我。
翔哥说：“你的脸看上去好像真的有点儿红肿啊。”
我说：“就是洗车用的药水的过敏反应，现在也很痒的。”
翔哥顺便在车站附近的药店买了一支药膏给我，然后说要引见他的父亲给我。
翔哥的父亲在中华街的一家餐厅里等我们。我走在翔哥稍后一点儿的地方，眼睛就是离不开翔哥的屁股。翔哥的屁股给我某种幻想和刺激，我觉得自己有一点儿不正经因而一声不吭地跟在翔哥的后面。这一刻我是苦恼的。
餐厅里人很多，说话的时候不大声喊就听不清楚。我觉得翔哥的父亲选择了一个很糟糕、很烂的地方。翔哥的父亲看上去极年轻，更加像翔哥的哥哥。我本来是有一点儿紧张的，但是翔哥的父亲说话时东张西望根本不看我。面对面说几分钟话我就知道翔哥的父亲东张西望并不是在找人，是习惯。
翔哥坐在我和他父亲的身边。翔哥和我们第一次在池袋的四川餐厅里见面时一样，也是不太说话。翔哥的这副从容安静的神情日后常常浮现在我的心里，特别是我们熟悉了以后，当我们成为相爱的一对男女，一对情侣，我总是熬不过它。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女人来说，男人的最终意义是一种神秘的感染性以及多余的复杂性。是为了解释一个存在的梦幻。为了这一点，后来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去实践。当我渐渐可以因理解而说明的时候，代价大得要我押上全部的肉体、全部的信心。答案只有一个，是注定好了的。所有的一切，都须重新来过。
翔哥的父亲说要带我去见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会带我去他的朋友的朋友的制果工场。我看着翔哥，翔哥要我跟着他的父亲走。分手时翔哥说他会给我打电话。
翔哥的父亲带我走进一间办公室。一个中等身材的胖胖的男人等在那里。男人见了我们后即刻站起身来走近我。“会日语吗？”
“会一点儿。”我说。
“那么你就跟我走吧。”
来不及跟翔哥的父亲说一声再见，我已随着男人匆匆忙忙地到了街上。照男人的吩咐我坐在他乘的摩托车的后尾座上。
“搂紧我的腰。”
对于我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乘摩托车。新的体验令我又惊又喜。摩托车的快速使我觉得我的心脏就要跳出心房。
只有五分钟的路程。五分钟里他告诉我制果工场刚好是今天才开张，正在找工人。加上我现在已经找到四个工人。厂长是台湾人，会说北京话。男人还说工场里的活很简单，不用学就可以做，等等。
没想到横滨中华街里的这个角落像极演变出来的袖珍中国。桌子上的录音机里传出我喜欢的邓丽君的歌声。朝我围拢过来的几个人都说着国语。我们的四周是一面面的铁架子，上面摆满了馒头、肉包和月饼什么的。想一想我就要在这种地方和这样几个人一起讨钱生活，我觉得安心很多。带我来的翔哥的父亲的朋友什么时候离去的我没有留心。只感觉他的摩托车像一阵轻烟。
厂长说到了吃饭的时间了，要我吃完饭就换上工作服工作。
片刻间我和他们就熟了。饭是广东来的卫东做的。空心菜在油里炒了一下而已，很难吃，但是茶水是热的。人多热闹，虽然菜不好吃我们还是吃了个底朝天。如果换成过去，我断断不会一边听着邓丽君的歌一边吃饭。邓丽君的歌声哀婉凄怆令我心痛胃痛。我还是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声不胃痛，本来以为是不可能的事。
工作确实是简单的。将按照分量称出来的豆沙捏成团团的球，将豆沙球用面皮包起来。厂长姓陈，我们叫他陈师傅。我们是我、广东的卫东、北京的大刘和福建的小林。陈师傅问我们知不知道邓丽君，我们都说知道。陈师傅又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喜欢邓丽君，我们都不回答。说到邓丽君，八七年走红大陆的时候，听惯了进行曲的我从凄婉、哀怨的旋律中晓悟到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中国人原来有着一样的悲伤。悲伤弥漫开来，接下去有张行的《迟到》和张蔷的《东京之夜》，这些有颜色有味道的声音，精灵般在城市的空气里散发着女人、疾病乃至花草等所有一切一切的气息。我病了，城市病了，海突然静了，海水突然凉了。神经在破碎处疲软下来。支离破碎的故事，我十分十分迷恋。
下午很快就过去了。我正想去换衣服的时候，陈师傅说刚才的电话是找我的。以为是翔哥的父亲，却是翔哥。翔哥从哪里知道这家工场的电话的呢？
一想到翔哥会想办法搞到工场的电话我就觉得心在鼓动。我很想快一点儿开始接下去要发生的事。
翔哥在电话的另一端问我：“下了班还有什么事吗？”
我说：“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一起吃饭，”翔哥说：“我六点在你住的纲岛车站那里等你，不见不散。”
仅仅是为了吃饭与男人见面，来日本后第一次出现的事。本来我就不喜欢早回胜见那里，四个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除了一张吃饭的桌子什么都没有。翔哥突然约我吃饭让我欢喜，起码有一个人来陪伴我。
还有，我想单独跟翔哥在一起待一会儿。第一次见面时有连金陪着，第二次见面时有翔哥的父亲在身边。
仿佛是一鼓作气般地赶到纲岛车站，看到翔哥一脸平静地跟我打招呼的样子，我不由得又拘束起来。不知道翔哥是否根本将跟我见面的事情不当事情，或者无非萍聚苛合的那一种。
翔哥有一个习惯是我后来悟到的。后来我无数次搬家，我们吃饭的地方换了又换，总是翔哥等我。然而每一次翔哥都是直接带我走进某一家居酒屋或者饭店，翔哥是在见到我之前就已经将情形把握好了。翔哥的这个习惯常常令我想起○○七那个电影里的间谍。
没想到日本的居酒屋这样吵。首先是音乐声太大，其次是喝着酒、红着脸、无拘说笑的人的声音掺杂在音乐中十分的鼓噪。我看到一个边用牙签剔牙齿边用另一只手抚摸脚趾的男人远远地坐在我的斜对面。
两年后居酒屋成了我在日本最喜欢逗留的地方。法国小说家安德鲁·勃勒东说过一句话：惬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
居酒屋是日本人压抑时的“玻璃房子”。在居酒屋里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惬意。惬意在神情里，在手势的触及里，在没有明确的起音与恍惚不定的瞬间溢出，又与无所终结的地方逝去的音乐的旋律中……卡夫卡的名言：生活在真实中。
烫过的日本酒端上来后翔哥为我斟酒。酒盅里升腾出的一股热气在我和翔哥的中间缭绕。我感觉这股热气很像我和翔哥的呼吸。
翔哥一个劲儿地劝我喝酒。翔哥说的台湾国语在我听起来像是婴儿在咬字找腔调，嗲嗲的绵软无力。这种柔弱的声音来自高大的翔哥，其间的矛盾令我有一种无法控制的冲动。我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之后我就不再控制，翔哥要我喝我就喝。我的身体好像在一股纯净的河流里无止无尽、无边无际地扩张开来。
翔哥每一次都是一口就饮尽了酒杯里的酒。我还没有办法像日本女人那样为男人斟酒。最是那低头的一笑，似一朵水莲1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我不漂亮不难看从来不会讨男人欢喜。我不温柔不甜蜜从来不会拥有宝贝的脸。然而翔哥好像对我并没有期待，翔哥很平静。是翔哥一直都在为我的酒杯斟满酒。“你可以对我讲一讲你的事情，”翔哥说：“譬如你在中国有那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来日本？”
这个问题是最为令我或者其他来日的人们感到痛苦的问题。你说你不是为了钱谁都不会相信。甚至我自己也不能说当初来日本和想赚更多的钱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九十年代初是大多数人都想出国的年代。出国太难，越难越是想出国。能够出国的人就是有钱的人或者是有能力的人。真正的原因应该是我刚刚和零儿离了婚，离了婚还不得不住在从零儿单位分配到的公寓里。零儿搬走了，我每天进进出出的却要和零儿的同事见面打招呼。痛苦可以由我和零儿分着扛，别扭的感觉就没有办法分着扛了。中邪了一般，我越是想尽快地忘掉零儿，零儿的同事们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将零儿提示于我。我想逃也是逃不掉的。我和零儿同属于一个机关，不仅是在公寓，即使是工作上的接触也多是零儿的同事。是的，九十年代初还不知道自己换工作什么的。大学毕业时由学校决定后就被决定了。这些事我不想对翔哥说，说了会有怪怪的感觉，好像我在有意说自己那个国家的坏话，好像自此要求翔哥跟我相依为命似的。
能够确定的是挂在居酒屋墙壁上的那件紫色风衣。是和风衣有关的一张照片，和照片有关的一本书。这样说听起来太复杂了。两年前我在北京饭店的购物处买下这件风衣，穿着它走在北京的街头时曾有迎面走过来的男孩子冲着我竖大拇指说我酷。这样的一件风衣换成在今天的话一定是一般得不得了，然而回到九十年代初的话就是不得了加了不得。
我曾经有一个秋天只穿这一件紫色的风衣。风衣长过小腿，小腿处黑色的长裙罩着高腰靴。大头是年轻人中较有名的画家兼摄影家。大头说我穿这件风衣很像紫丁香的微语。大头说想为我拍一个紫风衣的特辑，就叫跳动的忧伤。照片中我两手插在风衣的口袋里。大头虚实反复地折腾了半天，几十张照片中只有抢拍的那一张令他在看了之后说好。“你看，”大头说：“你皱着的眉头，你的眼神，还有你的眼睛里好像挂着湿漉漉的泪水。”大头说他在这张照片中捕捉到了紫丁香跳动着的淡淡的忧伤。
照片被大头放大了一张用木框镶起来挂在我睡觉的床头上。
大头是我最喜欢的朋友，但是我从来就没有给过大头可以和他上床的机会。“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跟那么多人恋爱偏偏就是不给我机会呢？”大头问我。
我对大头说：“就是因为你太太养的那几十只宝贝猫啊。”
我说：“大头你全身上下里外都散发着猫的腥气。跟你恋爱，仅仅是想象，就会晕倒在某一间小房间里了。”
“你说得也太绝了吧。”大头说。
大头从来不会介意我说他什么。我说什么大头都会迁就我。大头一生中最宠的女人就是我。
大头为我拍的这张照片后来被我用在一本散文集的封面上。书出版后大头看着书的封面说不像散文集像明星照。大头总是令我的情绪可以高高飞扬起来。后来我办出国的时候对大头说：“大头你要等着我安定下来，安定下来我就将你也办来日本。”我不会跟大头恋爱，但是我一生都想大头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头说：“我等着你办，但是你要快一点儿。”
“我来日本是因为一张照片。”我对翔哥说。
后来我把那本书寄给了一位因工作关系才认识的日本大学教授。教授收到书后决心要将封面上漂亮的女孩子变成自己的女弟子。这是教授后来自己对我说的。教授给我写了一封信，问我是否愿意到他所在的大学留学。很多是有它的机缘，好比我那时正好与零儿办理离婚手续，好比我正想从单位的那一座公寓里逃出去。“就是这样，我从来没想到要出国，一张照片的缘故，我现在坐在这里和你一起喝酒。”我对翔哥说。“人一生中有很多偶然的东西，有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是和另外一个人相遇。”翔哥说。“晚上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想，我怎么突然间会在胜见的家里呢？我终究是为了什么要来日本受这份洋罪的呢？我不是应该尽快地回到北京吗？我在北京有自己喜欢的工作，还有大头那么好的朋友。我在制果工场的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对翔哥说。
“不用想那么多。”翔哥说。
“赚钱也是比较现实的事。”翔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