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李白》重排，我终于在剧组把心里话说了。我说，那句台词没有错！第一，没有否定官场，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官场一直存在。本剧江边一场就曾借纪许氏之口说出，“读书人想为百姓做点事，不当官有啥法子？”第二，只要官场存在，就会有混与不混两种官员；第三，语境里分明实指惠仲明，李白骂“混账东西”，自然是惠仲明了，谈不上“辩证”与否；第四，即使话语存在片面性，那也是李白的台词，不能等同于作家的思想。我又说，《李白》一剧已收入我自家的文集，文集里我保留着原台词；这次重排，我希望把那句改了的台词在舞台上恢复过来，文责自负，我愿承担由兹引起的一切后果。导演和主演欣然同意。
舞台上，戏演到此处，赫然出彩。观众会心又公道，反响热烈而平和，是另一种形态的“诗教”，所谓“温柔敦厚”是也！
创作与评论之间的互动不需要妥协。
四
编剧有“特权”。
具体地说，历史剧的编剧可以有效地攫取历史学家的科研成果。倘若换成诗僧皎然《诗式》中的说法，也可以叫“偷”。只要高手“才巧意精”，偷得奇绝，那么史家，还有史学界，都会笑着“从其漏网”。
我在剧本构思的过程中，大量吸纳了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研究成果。这部诞生于“文革”年代的历史着作在学界多少受些非议。在下不敢人云亦云，便认真研读了该书。我惊异地发现，尽管有不敢苟同之处，但那毕竟是大家之作！该书立论大胆有创见，求证小心有底气，兼有翔实的史料，游乎其间的是一种学界罕见的创新精神和“藩篱尽毁”的霸气。
比如，《永王东巡歌》现存十一首，该书认为应该只有十首，现存十一首中的第九首是伪作，因为它“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过了秦皇汉武，比拟的不伦不类，和其他十首也不协调”，同时推论“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该书还提出另一个参照系，即李白“其后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歌》也只有十首，显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为一‘什’的办法……”崇论闳议，朗朗然。
我很赞赏该书的论述。我把《永王东巡歌》第九首作为李白从璘谋逆案的重要“证据”来处理，由此锻造出一条戏剧链。我感谢我的本家前辈郭沫若先生！（郭老与我家乡饶平郭氏同出福建，饶平郭氏系明季入粤，郭老族人系清初入川，有郭老散文《芭蕉花》可为证）是郭老的科学考证启发了我的戏剧思维，我把郭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艺术创新，或曰：“偷”。
于是乎有一个文化现象引人遐思。史学家在论据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不敢妄作论断，他必须小心翼翼等待着新论据浮出水面；文学家则不然，史料或记载中闪烁、暧昧乃至语焉不详的去处，恰恰是想象力得以驰骋的广阔天宇。《李白》的许多情节缘此而来。
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付诸想象，催生形象，是史剧家的“特权”。遗憾的是，“特权”在前，人偏不用（或者说，没本事用），却昏昏然陶醉于低品位的“戏说”，呜呼哀哉！
突兀歧出的史论
伍立杨
近时看南明史料甚多，后世历史学家评述此段史实的着作，以顾诚先生的《南明史》最厚重。但这厚重似乎只能指其篇幅而言。盖其辨析结果，颇有突兀歧出的走火之论，极关键处俱不中的，令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
顾诚先生说：
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着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南明史·序论》）。
这样的论断，真可说是醉汉打枪，随意之至，以为中的，而偏离靶心不少。
世上本没有在任何时、地都能手定乾坤处置任何危难的人。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坏人。国家强于社会，体制的力量淹没个人，如海浮槎。好人难有大作为。史可法、瞿式耜、郑成功他们的杰出品行，或曰完美度，并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满足人群的预期，并独力旋转乾坤。他们即使达到作者想象中的完美标准，南明同样会灭亡。
他们尽了最后的心力。不能把坏制度的弱点加在他们身上。反而他们的处境，数百年后仍令人一掬伤心之泪。晚明业已陷入专制朽坏周期率的死穴，他们所受的掣肘太多太多。干呢，干不起来，笑呢，绝无此理，哭呢，不像话！
正因其优异“完美”，其所受压制越烈，所受邪恶势力的聚焦打击也越沉重。较之入侵者和腐朽当道，他们恰恰是老百姓微弱可怜的希望。
如果说，制度对邪恶的压制消弥可起到能动的作用，则“南明根本不会灭亡”倒还似乎可以成立；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专制实体的朽坏，无论内外因，总不能维持其命运于永久。当时外族来侵略，令明帝国解体。后则混杂通婚融合之。但他们当时汹汹而来之际，无论明朝怎样腐朽，他们前来，却并不是推翻专制、打击腐朽，不过是乘其危而遂其欲。城破之日，迁怒于老百姓，放肆杀戮，可百姓并未得罪他。今有人以当下眼光视往事，他们今天完全不能想象先人是怎样从那场浩劫中活过来，煞有介事以为抵抗错误。难道应该引颈受戮吗？须知，他们是杀戮来的，是窃掠来的，是镇压来的，是蹂躏来的，是持刀挥鞭来的……不是送压缩饼干也不是送美国罐头更不是送自由的生活方式而来的……他们所依赖为统治合法性的背景，乃是皮鞭大棒和刀枪炮。
左光斗在京担任主考的时候，在郊区的庙宇里遇到复习应考的史可法。风雪严寒，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左公即解下貂皮袍子盖在他身上。后来考试时又将他批为第一。他已看出文卷中的担当，等到左公被魏忠贤构陷下狱，备受酷刑，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脱尽，史可法去探望他，呜咽不止。而左公以糜烂之国事晓谕，力促其离开。史可法后来流涕告人：“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这是方苞的名文《左忠毅公逸事》所载。可窥史可法的精神资源之所由来，他的良知、以及作为民意代表的份量。
史、瞿、郑这几位梁柱，国难当头，他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并非尽为一家一姓之天下，实在也是对深重民瘼、人间疾苦，念兹在兹，而作悲壮的一搏。制度决定人的命运，而非完美度。完美度，也不能替坏制度背黑锅。
顾先生乃做学问的典范，他着《南明史》，看了一千余种相关资料，有的相当偏僻。端的是皓首穷经，令犄角旮旯资料无遗类，即资深同行专家也极为赞佩。这本来是他所独有别人略无的巨大优长。但其问题在于，一者综合辨别能力稍逊，不能以调和鼎鼐之力手定乾坤；一者运用资料阐明观点时严重走偏，令其价值失色不少。所以他的强势未能转化为优势，徒呼奈何。
由商到文且商且文
黄友斌
二○○七年六月六日，商务印书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会，喜庆建立一百一十周年。会后的一篇新闻通稿上，罗列了商务印书馆的元老：夏瑞芳、张元济、陈云、王云五、高梦旦、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周建人、陈叔通、竺可桢、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
这串名单中，遗漏了一位开创者：印有模。
印有模（1863-1915），字锡璋，嘉定娄塘镇人。少时随父在上海日新盛布号习商。光绪九年（1883）在上海、娄塘等地开办纱厂、农场。光绪二十七年（1901），商务印书馆扩大规模，印有模出资，成为该馆的主要股东。民国二年（1913），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遭暗杀，董事会推举印有模继任第二任经理。民国四年（1915），印有模去日本治病，十一月十六日病逝，终年五十二岁。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是重文轻商。印有模虽然当过一年多时间的商务印书馆经理，从事印刷出版的文化事业，但是，一来他时间短、二来他还有自己的实业，所以，在文人们眼里，他只能算是个商人，创建商务印书馆的功劳被人忽略，现在，甚至名字也给抹掉！
让我们还原历史真相，看看印有模对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现代出版事业所起的作用吧。
商务印书馆创立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当时，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位集资三千七百五十元，买了几台手摇脚踏的小印刷机，租了几间房子，办成了一个小印刷所，取名商务印书馆，意思是为商界提供印刷服务。
一九○○年，日本人开设的修文印书局无意继续经营，拟廉价出售。
夏瑞芳几位过去都是排字工人，印书馆刚开办，并无雄厚之实力，于是，青浦人夏瑞芳便找到嘉定人印有模，请求投资，买下当时上海最大的印刷所——修文印书局。闸北纱厂的老板印有模十分爽快，事情很快办成。商务印书馆便成了一家设备齐全、先进，不仅能印一般商业文件，而且能印中文、西文、日文书籍的现代化印刷所。
这次兼并，对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关系巨大。高凤池在三十多年后回忆说：“商务基础之稳固乃发轫于此。”
可以说，印有模对商务印书馆，是关键时刻做了一次关键投资。此间，印有模与蔡元培、张元济等合作，自编、自译、自印和自行发行各种图书。
而让商务印书馆走上规模化经营之路的，是此后与日本人的合作。这次合作，也是印有模的积极斡旋。
原亮三郎是日本金港堂书店的创办人，当时，原亮三郎的三女婿山本条太郎担任山井洋行上海支店的店长（也称三井洋行经理），条太郎，就是印有模在闸北办纱厂的合伙人。
一九○三年，经印有模、条太郎反复游说，原亮三郎投资十万元，入股商务印书馆。原亮三郎的加入，使商务印书馆成了一家总资本二十万元的合资有限公司。
那么，印有模为什么看中了原亮三郎的资金呢？原来，金港堂在日本是以出教科书闻名的，是明治年间日本四大教科书出版社之一，编辑方面有人才，经营方面有经验。
一九○五年，清政府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各地兴办新式学堂热情高涨。办新式学堂必须有新教科书，合资后的商务印书馆便及时编纂了《最新国文教科书》、《最新小学教科书》等一批教科书，获利巨大。
这次中日合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资金、扩充了机构、网罗了人才、增购了机器、引进了技术。从一个以经营印刷为主的企业变成了全面经营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综合性文化出版大企业。
一九○七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八十余亩的总厂，包括四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以后，又在闸北天通庵路设立第五印刷所，并先后在北京、香港设立分厂。还陆续在国内各省市及香港、新加坡等处设立分馆，前后共八十余处。一九一二年在河南路二一一号建造总发行所新楼。
合资后，董事会董事中方二位日方二位，后来变成中方三位日方二位，印有模一直担任董事，是一位懂经营善管理有眼光能把握企业发展的关键人物。
也正因为如此，夏瑞芳被刺身亡后，印有模得到董事会的一致推荐，出任总经理。
他招募人才，大量编译西学着作，创办发行所，向全国发行图书。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编印的《辞源》出版，印有模亲自担任该书的发行人。
民国元年（1912），在考察国外电报业后，印有模萌发了创立汉语电报编码系统的设想。招集人才，耗资数万，费时三年，以语词之相互关联为条件，编成十余万言的电报编码书，为国内电讯界普遍采用，印有模因此也被称为是中国电报业的先驱。
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为宗旨的商务印书馆，在自己的历史上，遗漏这样一位“有魄力、有远见、有调度、有经营能力”的总经理，没道理，不应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