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上将赶到伦敦，和最高司令部、伦敦监督处的人员一起密切关注德军动态。正讨论是否要轰炸塞纳河上所有桥梁，包括巴黎市内的桥梁，以阻止德军的增援部队。午夜时分．机要秘书送来刚收到的消息：希特勒命令第15集团军返回加来，并让西欧其他地区的德军火速增援加来，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尽管诺曼底的战斗还在激烈进行，但大家都清楚，登陆已经胜利在握了。但最吃惊的却是比万，他从来没有想到“卫士”计划会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说：“既然希特勒是这样的大傻瓜，我们怎么会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大的精力才打败他呢？”接着，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英国情报局局长孟席斯来到最高司令部，高度评价了“卫士”计划的组织实施：在英国情报部门悠久的历史中，这是登峰造极的成功！
这一切围绕诺曼底登陆的战略欺骗和保密计划，成为保障登陆成功的护身符。正如丘吉尔所言：
“战争中真理是如此宝贵，以至于我们要用谎言来保卫。”
七、棘手的时间选择
当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行将结束、盟军最高统帅的参谋部已经转移到朴次茅斯时，对于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来说，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莫过于最后选择登陆日期（“D日”）和时间（“H时”）了。
围绕登陆日期“D日”和时间“H时”，盟军三军曾展开过长期激烈的争论。
陆军一直坚持，为保持登陆的突然性和上岸后的作战，最重要的是登陆兵第一梯队必须在黑暗中渡过英吉利海峡，在白天上陆。而该地黑暗时间不长，因为在那个纬度上，6月份3点钟天就发亮，4时30分就大亮了。
就具体确定“H时”而言，陆军认为要认真考虑潮汐这个特殊的因素。在诺曼底这一段海岸，平均潮差5.4米，最大潮差7.5米，海滩的坡度很小，每30米才升高30厘米，低潮时滩头纵深长达300多米。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希望第一梯队在快到高潮时上陆，以缩短部队通过暴露的海滩所需要的时间，并能在“D日”第二次高潮时使第二梯队也顺利上陆。
与此相反，海军却赞成在低潮时登陆，因为此时舰艇可以在抗登陆障碍区以外抢滩，而海军工兵爆破队可在高潮到来之前排除抗登陆障碍物。
空军只提出一个条件，登陆当夜必须有良好的月光以便空降作战。
三方各执己见。
为了把“D日”和“H时”最后确定下来，同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于1944年5月1日召开会议。
经过几天的争论，通过了一个折衷方案，决定“H时”应在最低潮之后1～3小时，在日出之前12分钟到日出之后90分钟之间，即恰好高潮与低潮中间上陆。
最后决定：由于5个登陆地段的潮汐情况各不相同，因此，分别规定了5个不同的“H时”，最早的“H时”（6时30分）和最晚的“H时”（7时55分）之间相差85分钟。除了满足部队对潮汐和日光的要求外，计划人员还查阅了天候年鉴，找出有利于飞行员飞行的月光日期，以便把“D日”安排在有满月的日子。
这样，在1944年6月上旬，基本符合三军要求、惟一能够利用的日子只有5、6、7日三天。
5月23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进一步确定“D日”的日期已刻不容缓，因为用以构筑“醋栗树”防波堤的船只到达登陆地域需要6天。
于是，他把6月5日暂定为“D日”，并把6日和7日作为天气不好需要推迟时的替换日期。这三个日子和预定的“H时”十分机密，直到5月28日，当盟军海军司令拉姆齐将军发出“执行‘霸王’作战”的信号时，才将“D日”和各登陆编队的不同的“H时”通知各指挥官。
八、最后时刻的到来
实施登陆作战的准备一切就绪，287万将士只等着“D日”的到来。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在临近关键的预定登陆日期——6月5日时，天公却不作美，大雨倾盆，狂风大作。从6月1日开始，大西洋上空大气扰动正在形成，几个低压槽正向纽芬兰和爱尔兰之间接近，这预示着英吉利海峡将出现一段较长时间的恶劣天气，天气的变化使艾森豪威尔焦急万分。往年春季，英国只下蒙蒙细雨。但是今年，狂风裹着暴雨，席卷着整个英格兰。在波特斯摩斯附近的南威克庄园里搭起的、作为反攻行动指挥部的军用帐篷，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无不有随时倾倒之危。停在树丛和伪装物掩蔽下的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拖车也被大风掀倒了，浸泡在泥水中……
从6月1日起，艾森豪威尔每天安排两次同高级将领们一起听取天气预报，一次是晚上9时30分，另一次是早晨4时。会议是在朴次茅斯附近的索思威克大楼的食堂举行。这是个很大的房间，三面排列着高大的书柜，室内有一张桌子和许多椅子。另一面墙上分成上下几排挂着一张张气象形势图。
气象委员会成员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的领导是斯塔格空军上校，这是一位性格倔强、行动机灵、作风谨慎的苏格兰人。
在这些听取会上，通常先由气象专家们介绍气象发展的动态，然后是专家们与司令官们的热烈讨论。讨论是非常严肃的，每一点迹象都被认真地提出来，由专家周密地分析，再由司令官仔细研究。
可是，随着关键时期的来临，英吉利海峡的天气却一天比一天更令人担心，因为出现适宜天气的希望越来越小了。
6月2日，整个北大西洋上空充满着连续性的低压气层，前景暗淡。
6月3日，出现西风带不稳定天气，在格陵兰岛和亚速尔群岛的上空各有一个高气压，而位于两个高气压之间的低气压向东及东北方向横越大西洋，风和海浪情况很可能使6月5日不能成为“D日”。
6月4日，天气仍不见好转，预报说云层低，风大，波涛汹涌。这些情况预示着登陆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在这样的天气，空中支援是不可能的，海军的炮火也将失效，甚至连驾驶小艇也是异常困难的……
这一天对于挤在小小的登陆艇上挨雨淋的士兵来说，是难受的一天，而对守在岸上的高级指挥官们来说，则是最忧虑的一天。高级将领们为天气发愁，艾森豪威尔更担心推迟行动会带来巨大的不利。
几天前整个英国曾经到处都是盟军士兵，白天他们带着武器和野战装备在乡村大路上行军，夜间乘坐装甲车通过灯火管制的城镇和村庄，无数纵队向着港口集中，如今他们都登上各自的舰船，在狭小的船舱中一个挨一个地坐着，等待着起航。与此同时，用作“醋栗树”的船只也开始向南移动。另外，3个师的伞兵们在20个机场集结，等待随时登上了运输机和滑翔机飞向诺曼底……
真可谓刀出鞘，箭上弦了！
此刻，这支强大军队犹如一根上紧了的卷曲发条，一条由人构成的卷曲的巨大发条，一但发挥能量的时刻到来，它将以空前宏伟的两栖突击跃过英吉利海峡！
而如果一再推迟行动的日期，这根巨大的发条就会错位，积存的能量也会迅速消耗掉。那么，不但近半年多为此次登陆而作的准备前功尽弃，而且整个进攻欧洲的计划也可能全部告吹。
多么该死的天气！
艾森豪威尔在权衡了所有因素之后，决定把原定于6月5日发动的进攻推迟。
6月5日凌晨，刮来飓风般的大暴风，把艾森豪威尔营地的帐篷吹得东摇西晃，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滂沱大雨。
艾森豪威尔及其随员们在泥泞道上走了近2公里，于3时30分准时来到海军司令部参加气象汇报会。
汇报会一开始的气氛十分沉闷，每个军官的脸上都很忧郁。
气象委员会主任缓慢而认真地报告说：“前一天预报的法国海岸的恶劣天气已经在那里实际出现。如果我们坚持要在6月5日实行登陆，肯定会遭到巨大灾难。”
气象主任首先报告这一点，可能是想使在座的将军们更加相信他们的气象预告是十分准确的。他接着说：“预报到6月5日18时，有两个低压系统将要在赫布里底群岛附近合并成一个低气压，在这个气象图上标号为D1。”
气象主任一边说着，一边指了指挂在中央的一幅气象图。接着说：“在未来24小时内D1将被填塞，英吉利海峡中的风力将减弱到4级，云量也将减少。”
“从6月6日早晨开始，将会有两天的好天气，5级西到西北风将逐渐减弱并转为西南风，最低云层高300米、浪高6米，在这样气象条件下，运载空降兵的飞机将不会出现混乱，舰船在海上保持航向虽然有点困难，但对其作战行动影响不大。登陆区域内海浪较低，拍岸浪也较少，可以实施强登陆……”
听到这个消息，在座的将军们个个喜出望外。
气象主任并不为将军们的欣喜所鼓动，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两天之后可能还会出现狂风暴雨，暴风雨会持续多久，现在从气象图上还不能肯定……”
这一预报使刚刚活跃了的会议，又一下子变得沉闷起来。
究竟是冒险于6月6日行动，还是再将进攻延期至少两周呢？这一生死攸关的抉择摆在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面前。
艾森豪威尔权衡再三，作为一个军事家，艾森豪威尔深知战场上必须的冒险行动是多么的重要，也深信他此次为登陆而做的呕心沥血的准备是多么的充分。他有理由坚信，此次他在充分准备基础上的冒险是值得的，于是他最后决定：只要明天的天气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就立即开始行动。
海军司令拉姆齐将军敏锐地感觉到，这次最高司令的决定是肯定的了，于是他发出了必要的命令，最后确定了第一波登陆时间，即“H时”：
剑区和黄金区7时25分；
朱诺左区/朱诺右区7时35分/7时45分；
奥马哈区和犹他区6时30分。
随即，艾森豪威尔再次征求各位指挥官的意见，蒙哥马利与以往一样，急待发起进攻，海军司令拉姆齐表示同意，空军司令利·马洛里却忧心忡忡，他担心这样的天气空军不能出动，即使出动，也不能准确实施轰炸，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
听完了在座的将军们的意见，艾森豪威尔独自默默地坐在大书柜前面的沙发上，沉思片刻，最后，他举目仰视作出了成败在此一举的决定，斩钉截铁地说：“好！我们进军！”
此时，正是6月5日4时15分。
命令一发出，所有的人都跑出屋忙自己的事了，房间里只剩下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人。他独自默默地坐在大书柜前面的沙发上，沉思许久。然后，轻轻走到桌子前细心地用铅笔写下几行字。他深知，如果盟军登陆作战进攻不利，他就会忙得一塌糊涂，那时他将腾不出手来写任何东西。他此刻应该起草一份公报，以备发表。
他写到“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的登陆失利，没能占领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部队被迫撤退”。艾森豪威尔舔了舔铅笔，划掉了最后几个字，然后补上：“我们把部队撤了下来。”他继续写到：“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动进攻，是根据所得到的最好情报作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恪尽职守，表现出极为勇敢的献身精神。如果谴责此次行动或追究责任的话，应由我一人承担。”然后，他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天知道，艾森豪威尔作出了一个多么困难的决定。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战后的回忆录上，是这样评价艾森豪威尔所作的这个决定的：“回顾这个决定，确实令人钦佩。事态的发展充分地证实了它的正确性，而且我们所以能够获得可贵的出奇制胜的机会，也多半归功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