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七促膝谈正统（上）
范昭回想几日来与吕四娘的连番舌战，忽然道：“天意。我想，一定是天意。”吕雁梅问道：“什么天意呀？”范昭道：“咱俩的相遇，一定是天意。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其实正统什么的我根本不在意。”吕雁梅害羞得低下头，然后又抬头道：“正统之事不能儿戏，正统是天下人心所在。昔前秦王猛告诫苻坚不要伐晋，只因东晋是人们心目中的正统。苻坚不听，才有淝水之败。”范昭点点头，自嘲道：“我说怎么会败给令慈，令慈手握大明玉玺，代表汉家正统，我输给她再正常不过了。足见上天待我何其厚也。”吕雁梅道：“福份因果，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朝代兴衰，个人荣辱，岂非都是天定。”范昭微微皱眉道：“话说回来了，什么才是‘正统’？才是天定？”吕雁梅一笑，道：“范哥哥的样子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典故。”范昭一愣，问道：“什么典故？”吕雁梅答道：“三国时，曹睿问黄权，天下三分，到底哪一个是正统？黄权答道，正统不正统不是我们说了算，得验证于天文，往年荧惑守心，而文帝卒，这就是验证。”范昭抱拳道：“燕姑娘家学渊源，在下佩服。”
吕雁梅莞尔，道：“你不用恭维我了，其实你说得也挺有道理的。”范昭道：“可是你娘的驳辞，我无话可说。清廷的文字狱确实为祸尤烈，就说吕家这件事情，源头在于曾静案，曾静案实为谋反案，尊祖吕公受其牵连而祸至子孙。吕公不过是著书立说，学术探讨而已。如果看了书的人做事需要写书的人负责任，那谁还敢写书？反倒是康熙一朝虽也有文字狱，但是史家认为‘文禁稍宽’，所以，清初思想大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不但没事，还能著书立说。吕公学说也能安然流传。大抵康熙皇帝能理解前朝遗臣遗民的心情，故而以安抚为主。”吕雁梅道：“我娘虽然痛恨雍正，但对康熙却偶有赞言。前明遗老王夫之晚年集毕生心血着史论《读通鉴论》，内有‘（对付夷狄）杀之不能为不义，诱之不能为不信’等等大忤逆之言论，康熙帝视而不见，足见其胸怀宽广，非雍正能及。”
范昭来了兴趣，详细问《读通鉴论》。吕雁梅详为解答。异史氏不一一记之，只总结如下：王夫之大约从六十九岁开始论著，至其七十三岁逝世前才完成。此书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分析历代成败兴亡，总结经验，探求历史发展规律，寻求中国复兴的大道。全书约六十余万字，分为五十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三十目；目下又分作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
最后吕雁梅道：“我娘非常赞同王夫之的一句话：‘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范昭道：“原来令慈的捡漏说根源于此！”吕雁梅点点头，道：“明朝已经亡了多年，亡国原因早已有人详细总结了。清朝是不是正统，还可以争议。我娘曾提到，按照北宋欧阳修的说法，正统可以传递，也可以绝统，比如宋遥继唐的正统，而五代时就是绝统。眼下清廷是胡人，是正统还是绝统得全面仔细审视。”范昭道：“原来如此，是正统还是绝统要看是不是复兴汉学，所以文字狱就成为清廷复兴汉学的污点。满清文字狱，坏就坏在文人自己身上。”吕雁梅道：“也不能这么说吧。大抵文人总有文人情结。俗话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仁政者必不会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奸恶之徒，必会党同伐异，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满清文字狱之毒，始于庄廷鑨《明史》案，始作蛹者，其无后乎！”
范昭想起《鹿鼎记》中的双儿，遂问《明史》案来龙去脉。吕雁梅思索一下，说出一番话来。
吕雁梅细说庄廷鑨《明史》案：“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是个盲人，有感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也想留下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尚贼’、‘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夷寇’等等。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权臣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清军在杭州城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范昭道：“这么说，《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之恶劣先河，致使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吕雁梅道：“是。大儒孙奇逢所编的明史资料《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后被人营救出狱。更有歹徒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范昭感慨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清朝文字狱如是，明朝呢？”吕雁梅微微一怔，道：“文字狱不过是朝政者清除异己，维护统治的一种手段。明朝也有文字狱，但因是汉人江山，所以，忤逆者鲜有涉及华夷言论、谋反罪名，也就不会连累家门族人。燕王朱棣登位后，杀方孝孺，令‘藏方孝孺诗文者，罪至死’。方孝孺诗文改名为《侯城集》，才得以行于后世。永乐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被斩。与方孝孺有关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师宋濂（《元史》的作者）诗集中有“送方生还宁海”，全部被删节涂墨。另外，有关建文帝及殉难诸臣的诗文一律被禁，并鼓励告密。”
范昭皱眉道：“人治社会不如法治社会甚矣。”吕雁梅微微一笑，道：“明清都有律令，如何不是法治社会？倘若执法犯法，平民百姓有冤向何处伸呀？”范昭一扶额头，道：“是。我糊涂了。”吕雁梅道：“文字狱并不限于民间，官场上也有文字狱。比如康熙五十年的文字狱《南山集》案，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检举当朝名士、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言狂悖’。康熙命刑部查处。”范昭脱口道：“都是当官的，怎地不官官相护？莫非赵申乔和戴名世有嫌隙？”吕雁梅不答，侃侃而谈。
为方便今人阅读，异史氏整理如下：
康熙五十一年，刑部上奏康熙，查实戴名世十年前刊印的一本叫《南山集偶抄》的书中“悖逆”之处有：《与余生书》一文中录有南明三王年号，并将南明与蜀汉、南宋相比，认为未可以伪朝视之。在另一文《与弟子倪生书》一文中提到清开端应为康熙元年，顺治朝不得为正统。《南山集》中尚记有以下内容“….（前明太子朱慈烺）徒步至前嘉定伯周奎家。奎，太子外祖也。是时，太子秭长公主，栖于奎家，相见掩面器。奎举家拜伏称臣。已而奎俱祸，言于官曰：‘太子不知真伪，今在臣家。奎不敢匿也’。因召群臣识之。或言为真，或言为伪，谓真者皆死。太子后杀于狱中”。
《南山集偶抄》为十年前戴名世之门人尤云鄂所刊印，南明三王年号及事迹是戴名世从方孝标一书《滇黔纪闻》处抄得。方家的与戴齐名的一个大名士方苞为此书作序。这使此案一下又牵涉到了另一大家族——安徽桐城方家。
方孝标，别号岗楼，安徽桐城人，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官弘文院侍读学士。八年后（1657年），“南闱科场案”发，因其弟方章钺卷入其中，“方章钺……俱着责40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三年后，康熙即位大赫天下，方家得回故里。
康熙九年，方孝标游历了一次滇黔，回来后追记成书，名曰《滇黔纪闻》。书中记录了永历帝在滇的覆灭，南明的忠义之士、遗民的事迹，李定国北伐等史事。
刑部原拟对此案以“大逆”论处。这样戴名世将被凌迟处死，其三代以内直系亲属十六岁以上者将被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女眷将发边或作功臣奴仆。为《南山集》作序者方苞等人将处绞刑。同时与此案有涉的方孝标家族也将被一并治罪。
康熙却没有对此立即处理，因为即使按《大清律》，此案也够不上“大逆”的罪名。康熙其实对此案中的所谓“悖逆”文字并不十分在意。但康熙最终还是没有放过此案，只是从轻论处。二年后，五十二年（1713）康熙下诏：戴名世立刻处斩，方孝标此时早死，被发棺“戮尸”。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等，孙子方式济等，以及方家的族人方苞，方贞观、方世军等被流放黑龙江。
康熙成此冤狱原因很多。有人分析认为，《南山集》记录前明太子朱慈烺被睿亲王多尔衮以假冒太子的罪名杀死，犯了康熙忌讳。康熙亲政后，不断有反清复明志士打着朱三太子（朱慈照，实为崇祯第四子）的旗号反清复明，达十起之多。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浙江东部有一位志在反清复明的念一和尚听到朱三太子健在的消息，遂打起了朱三太子的旗号在大岚山起事。朱慈焕（早已改名王士元）闻讯，立刻带着一个儿子由浙江逃到山东，两年之后被朝廷抓获。康熙最后以假冒朱三太子罪名杀了王士元。此后，再无人打着朱三太子旗号反清复明。此事距《南山集》案发不过三年，戴名世算是撞在枪口上了。康熙冤杀王士元，导致九阳会的成立，卷四《风起云涌》叙述详细，不再赘记。至于《南山集》案中的一些人后来的命运，可参看注解，并非后人想象中的那么悲惨。
那么，戴名世和赵申乔有何嫌隙？据《清史稿》记载，戴名世自三十四岁后即游历“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效太史公之“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之所为，大约从此时戴名世就有“（康熙）方宽文字之禁，欲成一代之（明）史”（其着《孓遗录》）。游历期间，戴名世文名满天下。戴名世才华横溢，免不了有些恃才傲物，得罪了一些贵人。或许戴名世早年对清有低触情绪，但后来天下太平，国家日盛，逐渐认同满清。戴名世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从苏州进北京，考中举人。四十八年（1709）参加会试，中第一名贡士，殿试获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被授翰林编修，参与编篡明史。本来，以戴名世的文名及会试第一，戴名世理所当然会成为今科状元，却不料状元竟为一无名小子赵诏熊所得。赵诏熊就是后来首告戴名世的赵申乔之子。于是，朝中有些清议，认为赵申乔可能作了手脚。平心而论，此事更可能是康熙有意为之，因为状元都是钦点，以康熙之精明，赵申乔不可能操弄他；且赵申乔是个清官、能吏，颇有操守，未必肯冒险行此无耻之事。可能是戴名世一向狂名在外，康熙有意治其傲气耳。故而，赵、戴结怨在所难免。
范昭不懂，道：“王士元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是朱三太子朱慈焕？他全盘否认，推个一干二凈，不就没事了吗？”吕雁梅道：“个中详细外人难知。王士元之案，流传中也只得大概。”范昭道：“这么说，康熙成《南山集》文字狱，与负王士元一家的原因一样，为的是宁天下人？”吕雁梅点点头，道：“康熙两年后才给此案定罪，足见其用心良苦。”范昭叹道：“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皇帝的，也有难以自己的时候啊。”吕雁梅道：“是。康熙虽然冤杀戴名世，于律法也不算太过，毕竟戴名世在其文集中承认南明，否认顺治朝，这对承接汉文化、注重皇室正统传承的满清皇室是一大挑衅。戴名世出生于顺治十年，并非前朝遗民，实为清朝翰林，康熙处死他，也能说过去。”范昭一怔，道：“是呀，如果他自认明朝遗民可就麻烦了，中国历朝历代的，谁的祖先不是从前朝过来的，按这个理还怎么确定？”吕雁梅笑道：“没什么不好确定的。文化传承、历史人物、家庭血统、社会地位本来就是不同层面不同角度的概念，不能简单混为一谈。一朝天子一朝臣，世间常态。民养君，君事民；臣食君禄，臣尽忠心。”范昭突然一笑，道：“当官的屁股决定脑袋，原来古人也讲这个。”
九觉道长瞅了吕雁梅一眼，道：“你这个准剑仙，不简单哪。看来，今后贫道可以不和范昭见面了。”
注：方苞(1668～1749)字风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派创始人。32岁参加江南乡试中举，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进士第四，因母病，未参加殿试。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牵连入狱两年，后经李光地营救免死，编入汉军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书房，后移养蒙斋，编校《御制乐律》、《算法》诸书。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元年(1723)赦还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迁待讲学士，十一年，迁内阁学士、礼部待郎，充《一统志》总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礼义疏》副总裁，七年，因病辞归，赐翰林院待讲衔。治经以宋儒为宗，尤致力于《春秋》、《三礼》。论文提倡“义法”，认为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以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论，以此为纲领加以补充发展。着有《周官集注》、《周官辩》、《周官析疑》、《考工记析疑》、《仪礼析疑》、《丧礼或问》、《礼记析疑》、《左传义法举要》、《春秋通论》、《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录》、《离骚正义》、《方苞文集》等。
方观承(1698～1768)字遐谷，号问亭，又号宜田。清治水与植棉专家。式济子。少年因《南山集》案牵连，祖父、父亲被流放黑龙江，他与兄观象寄居于江宁清凉山僧寺。因书法被平郡王福彭赏识，任症郡王记室。清雍正十年(1732)随福彭征准噶尔，十三年，补内阁中书。乾隆二年(1737)充军机处章京，累迁吏部郎中。七年，授直隶清河道，后历任按察使、布政使、山东巡抚、浙江巡抚、直隶总督。二十年，加太子太保，署陕甘总督。闪年仍任直隶总督。总督直隶20年，重视治水、兴修水利以及棉花生产，先后治理永定河方略数下疏，延赵一清、戴震辑《直隶河渠书》130余卷。三十年，绘制《棉花图》(又名《木棉图说》)16 幅进呈乾隆，系统地说明从种植到制成棉布的过程，总结了每个生产程序的生产经验，并在当地推行。病卒后，谥恪敏。蓍有《述本堂诗集十八种》、《述本堂诗续集》、《薇香集》、《燕香集》、《问亭集》，另与秦惠田同撰《五礼通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