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寂寞的批判哲学家
如果有人说，康德哲学在中国是热门，这也许并不算言过其实（特别是同其他德国哲学家相比而言），因为大学里有这么多人以康德哲学为研究对象，也有许多人选择康德哲学为哲学启蒙的材料，各种专业杂志上以此为主题的论文也屡见不鲜，关于康德的各种译作、研究专著或传记文献如雨后春笋。译者翻译的这本《康德的世界》也就汇入了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洪流，我们当然期望它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过仅仅指出这些事实是不够的，还应看到，康德哲学研究在中国固然是热门，但却存在许多隐忧。在面临这个异质的思想形态的时候，我们不是表现出懵懵懂懂、不知所云，就是走向非此即彼、各执一端。
当然，许多人选择康德哲学走上哲学思考之路，多半是自发行为，不是追踪什么思想潮流，也鲜有实际的功利考虑，相反，他们在选择之前往往已经清楚地知道，康德哲学是以晦涩和艰深著称的，这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实际情况往往是，你会陷入思想的困境，很难找到一个单一、明确的答案。思想上的独立选择、自我承担是我们活学活用康德的第一条原则，但我们并不是从他的说教中，而是从他的实际行动中看到这一点的：康德在《一位视灵者的梦》中，谈到人的灵魂是否在此生也与神灵世界的所有非物质性物类纠缠在一起这个命题时，也反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也使用学院的腔调说话呢？这种腔调更为断然，使作者和读者都免于迟早要把他们引向恼人的犹豫不决的思索。始终使用理性的语言，这实在是一件麻烦的事。主动地选择一条崎岖的小路，这不仅迫使人们在困境中思考，而且自然而然地造成这样的结果：人们都审慎地、理性地看待自己得出的结论。
毋庸讳言，虽然康德哲学的翻译和研究如火如荼，但我们应当扪心自问，我们真正理解康德吗？进一步说，康德哲学与中国的哲学发生了真正的碰撞吗？我们最缺少的是那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去研究康德哲学的文化自觉，而不是盲目跟随西方潮流，搬用西方标准。大家都在说康德，却是自说自话，更为取巧的做法是重翻译轻研究，停留在简单的介绍和评述上。这或许是一条捷径，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推迟了问题的回答。这就是在光鲜之下的寂寞，也为我们提出了真正的难题。通过传记了解康德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他的哲学观点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契合之处很多，这促使我们设身处地地理解他的观点，而且可以说，从知行合一的要求去评价康德的生平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特质的表现。
二、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之所以在这里首先谈到康德哲学，我们的意图无非是想强调，康德哲学和康德生平是难分难解、融为一体的。通过康德的传记了解他的生平，是我们进一步理解康德哲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劝学篇》），通过了解康德的生平经历，可以促进对康德哲学思想本身的研究和理解，当然这里的意思只是说，康德的生平经历使他的思想观点显得更“合情合理”，而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去梳理康德对其观点的论证结构。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将他在形而上学（认识论）领域进行的革新与哥白尼在天文学领域的革命作了类比。哥白尼如果假定全部星体都围绕着观测者旋转，那他就无法顺利地解释天体的运动。于是，他尝试让观测者自己旋转，反而让星体处于静止状态，看这样能否取得突破，于是他完成了天文学上的一场革命。康德在形而上学领域的革命性纲领是：我们能够先天地从对象中认识到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置于其中的东西。这包括两个方面，对象的直观和规定对象的概念。康德说，如果直观必须依照对象的性状，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如何能先天地认识对象；相反，如果对象（也就是感官的客体）必须依照我们直观能力的性状，先天的直观就是可能的。规定对象的概念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即使概念必须依照对象而定，我们也不能先天地认识对象，而如果假定我们认识到对象的经验是依照概念而定的，就会有一条更为便捷的出路，因为经验本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在对象被给予之前已经先天地存在于认识者心中了。
从康德的这种哥白尼式的革命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首先，康德意在追求获得关于对象的先天知识，因此他也称自己的哲学为先验哲学；其次，认识主体决定认识对象的观点颠倒了人们的常识；最后，康德不仅提出了这种假设，还对其进行了详尽的论证，可以说，《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条纲领的展开和论证。对认识的主体性的突出和强调，与康德在生活中追求独立自主是完全一致的。在经济方面，康德终其一生都非常重视独立性。他上大学时没有申请奖学金，而是自己通过打台球和给人辅导挣钱，因为他不想拖欠国家的。独立是自由的前提，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而自由的主体，这可以解释他的一个独特习惯：他每次都是当天上午才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这样他就给别人留下了抉择的余地。认识主体的独立性不仅保证了我们所获得的认识的先天普遍有效性，而且也设立了主体自由的根本前提，可以想象，如果我们只能被动地感知对象并进行对比，然后通过归纳得出规律，那么，认识主体就只能跟在对象后面，受对象制约，况且这样所获得的认识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将人的自由高度评价为“唯一的、始源的、每个人凭借自己的人性应当具有的权利”。由于持这种观点，康德必然把孩子的出生视为一个问题，因为没有人会问这个孩子，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可以猜测，康德之所以没有结婚也是不想陷入由婚姻所带来的依赖性。
康德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在给门德尔松的信中说：“实际上，我很难想出一种办法，既能表达我的思想，又不致遭到别人的嘲笑。”所以，康德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是非常谨慎和有所保留的，当然这并不妨碍他进行严密仔细的论证。而正是这些论证给康德带来了许多苦恼。《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反响平平，康德将原因归于通俗性不够，为此撰写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对《批判》的内容进行简明扼要的介绍。应该承认，康德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对每一个人都是理智上的挑战，这也正是康德哲学的魅力所在。同时，康德用他表现出来的理性的诚实和谨慎，表达了他对理性的狂妄自大和矫揉造作的极度厌恶。康德在其著作中一般都用理性存在者来称呼人类，这隐含着康德一个较为谨慎的前提。大体上说，康德认为还有另外两类存在者，高于人类的存在者只具有纯粹的理性，不掺杂一丝感性欲望，也能不受阻碍地直接实现自己的意愿；低于人类的存在者只具有动物性欲望，理性不起作用。而居于中间的人类则既有感性欲望，又有理性，居于中间状态。这种对人的看法是他的批判哲学隐含的前提，理性和感性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中所具有的关系也不一样。在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领域，理性（知性）所提供的纯粹概念只能运用于通过感性所接受到的经验性材料，然后形成认识。感性通过纯直观（时间和空间）一方面提供了概念加工的对象，使这些纯概念具有了客观现实性，另一方面，它也限定了纯粹概念的应用范围。超出这个范围进行认识的理性只会造成幻象。《纯粹理性批判》的任务就是演绎知性概念（范畴）的客观有效性，同时为其运用划出界限。实践理性领域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实践理性作为立法者给出唯一的道德法则，感性欲望却成为阻碍遵循道德法则的因素。甚至可以说，道德内涵的多少就取决于主体克服了多少感性因素才遵循了道德法则。
康德形成这种基本立场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知道，康德早年的兴趣在于自然科学。1744年，年轻的康德开始思考“活的力”的正确测算问题，撰写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年轻的大学生康德从牛顿那里获得了观察世界的自然科学基本原理，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这些原理首次达到高潮。康德将物理学知识置于一切知识之上，因而他的兴趣在于观察自然，这差一点将他引上骄傲自负、歧视人类的邪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相信只有这才能构成人类的尊严，而且我瞧不起什么都不知道的下层民众。这种被蒙蔽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敬人。”这种转变的原因来自卢梭的影响。《关于活的力的正确测算的思考》于1749年出版后反响平平，因为他用形而上学的想象代替了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在学者们有关力的测量的争论中，读者感兴趣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思考，而是令人信服的数学和物理学的方法。《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的命运也不好，发行不顺利，销售量很小，在18世纪文献中很少被提到，因为康德没有严格的自然科学成果，他同样缺少严谨的观测者的耐性和测量师或数学家的思维和计算的精确。精神世界的泰坦神康德在进入批判时期之前，并未为自己好学深思的形而上学天赋找到最佳的发挥场所。只有当康德将他的形而上学天赋用于对人的思考时，他才真正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从卢梭那里学会了重新审视人。他不仅继续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把握自然界，而且也开始了对人的实践认识。
三、道德法则与崇高感
道德法则是康德实践哲学的核心。康德用了20年时间为遵循准则的生活和各种崇高品质寻找伦理学上的最高依据，道德法则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道德法则表现为绝对命令，而且绝对命令只有一条，这就是：要这样行动，你能够同时设想自己所遵循的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遍法则。康德借助形式逻辑上假言判断和绝对判断的区分，澄清了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与这两种判断对应，伦理学有两种命令，即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前者提出达到某个目标的手段，比如：如果我要保持健康，我就应该锻炼身体。绝对命令则直接标明伦理学的最高目标。伦理学的“应该”不是假言命令中的手段，而应是绝对命令中的最高目标。这个最高目标就是道德法则。为什么道德法则表现为命令的形式？康德解释说，因为人受到感性因素的阻碍，不会自动地遵循这条法则。但同时，这条法则也是每个理性主体向自身颁布的，不是来源于外在的权威。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康德径直指出，有两样东西，我们越经常越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越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增无已的景仰和敬畏：我头顶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在充斥着冷静而细致的论证的康德著作中，这种饱含激情的表达实不多见。这正透露出康德哲学中情感因素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康德在对道德法则进行论证时，将敬重规定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康德在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一章中专门讨论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从康德一生的经历和著述来看，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与康德对崇高感的考察遥相呼应。1764年，40岁的康德在《关于美感和崇高感的考察》中已经意识到，他自己刻意追求的性格上的坚强是由一种情感所引导和鼓舞的：对崇高的情感。他对这种情感十分熟悉，它比美感更能征服康德的心灵。在更早的时候，这种情感是借助“星空”征服了他：星空无限延伸，人类在其面前显得十分渺小。1755年，康德在《一般自然史和天体理论》中试图科学地把握这种天空，同时也没忘记这种崇高感。而正是气质上多愁善感的人容易感受到崇高。康德自己也清楚，真正的道德即出自基本原则的道德本身包含某种东西，而这种东西似乎在很多情况下都与多愁善感的心境相吻合。
四、康德哲学的现实性
康德去世二百多年以来，这位献身于批判事实的哲学家一再成为争论的中心，启发了人们的灵感，锻炼了人们的思维。对于为哲学寻求系统论证的哲学家来说，康德所提出的先验哲学和义务伦理学及严密论证都是一种挑战。康德牢牢地强化了人们追求先天的纯粹知识的倾向，将经验主义立场作为自己可能的批评对象；而对于伦理学上的功利主义，康德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评，提出了难以回避的问题，使得再坚持这种立场的人就难以自圆其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切重大的精神挑战和政治挑战，康德都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到在实践哲学中弘扬真正而纯粹的道德，从和平问题到可以言语和思考的界限。两百多年来，学者们仍在皓首穷经，并总能在康德哲学中发现具有当代性和现实性的一面。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康德总是从普遍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尽量考虑各种特殊情况，尽量吸收。康德就启蒙运动发表的文章选择了一个宏大的主题，采取了超然的立场，不陷入任何学派之争。他总是提出一个极其根本、极其彻底的问题，并尝试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然后以主要的精力进行论证。人们可以质疑他所提问题的意义，也可以反驳他论证中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但正是康德用行动体现的批判精神和彻底精神征服了读者。康德同时代的批评者哈曼嘲笑康德自居于启蒙者的地位，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别人，但应记取的是，康德的启蒙只要求每个人都可以公开使用自己的理性，这种自由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他没有规定运用自由的领域和对象，这当然包括别人反过来批评他的自由！如果现在有人批评说，我们现在进行哲学思考只能面对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只能从他们的著作中学点东西，我们其实选择的权利有限，因为历史已经替我们作了选择，这种观点同哈曼的批评如出一辙。但是只要比较就可以发现，康德提问的彻底性和论证的严密性确实展现了思想的魅力，而不是权威和独断的力量。
而从中国的文化背景来看，我们除了要批判地借鉴这些政治观念和考察相应的政治演变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康德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有哪些独特之处？或者说，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现实性的具体表现是什么？也许答案在于，康德学究天人之际，批判哲学的两大内容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分别试图为自然知识和实践认识奠定形而上学基础；康德以符合中国人的方式讲述了启蒙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和平等）；他的实践哲学与中国的理想人格有相通之处，而这样的实践哲学并不排除宗教方面的引申和扩展。康德的人格力量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为有道德的生活提出独特的根据，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遵循道德法则，或者可以说，道德法则正是他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提炼与理性化解释，这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人格所追求的知行合一。与此同时，康德对人性的各种弱点也很清楚，并将之纳入自己的哲学思考，甚至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比如，他开始认为影响遵循道德法则的只是感性因素（包括欲望、爱好和避苦等），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不遵循道德法则，这正是人性当中的极恶。不过这也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正是因为人有感性冲动、有极恶的倾向，他才需要一条类似理性向自身颁布的命令的道德法则。如果没有极恶的存在，康德的道德主张就落入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模式。
康德哲学在中国的现实性还在于，当黑格尔的总体化理性和绝对理念的构架在现代社会中崩塌之后，康德对“不可知”的承认无疑显得真诚许多。这本传记的作者盖尔认为，康德告诉我们，对于终极的重大问题，难以获得明白无误的最终答案，“根本就没有什么确定性”；对于超感性的事物，我们既不能证明它的存在，同样也无法证明它的不存在，“我们根本不可能会知道它”。这并不仅仅是理性真诚的表现，对“不可知”的承认也与康德的划界思想一脉相承，理论理性不能超出自己的经验运用范围，否则只能产生辩证幻象。有人批评说，康德空出这个“不可知”是给上帝留下了位置。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不容忽视的是，康德为什么没有直接承认上帝的存在并且像他的批评者科伦布施那样，“我认为死者的复活是上帝给予他的造物更深切的爱。我对此感到很高兴”，带着信仰进入上帝的彼岸呢？这种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值得我们思考。
与其他偏重生平的传记不同，盖尔的这本《康德的世界》则更多地展现了康德的精神世界。除了向读者提纲挈领地全面阐释康德的主要著作，从早期自然哲学方面的处女作，到对视灵者斯威登伯格的批判之作；康德转向批判时期后，作者重点介绍了康德的实践哲学即伦理学。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运用书信、他人著作等还原了康德写下这些著作的具体背景，或者引用作者的生活背景来验证批判哲学中的某些观点。除此之外，它还强调康德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启蒙思想家，人们应该“将他的哲学著述理解为某种政治行动”，甚至“康德本人将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看做认识论问题的纯粹的哲学解决方案”。同时，盖尔还论证了康德哲学对后世乃至当今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康德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作者的出发点是西方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提出的问题影响了西方当代性这个观念的形成，他所制定的政治哲学纲领也影响了欧洲二百多年以来的政治演变过程，尤其是近几十年的欧洲一体化进程。
康德哲学素以语言晦涩、内容艰深著称。这本传记虽然不像一般研究专著那样总结康德批判哲学的观点并进行论证方面的重构或诠释，而是以其主要著作为线索，还原著作的写作背景，将康德的哲学观点和生活经历融会贯通，以点及面，以期让读者全面系统地了解康德的观点和生平，但是，要准确理解原文也要求译者对康德哲学有较深入的了解，而这是译者所不敢自诩的，而且该传记涉及哲学史上的众多人物和事件，再加上译者理解原著的水平有限，出现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也深知，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对照“信、达、雅”的标准，这本译作的不足之处肯定不少。因此，我们诚恳地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有关专家的批评指正。需要说明的是，康德的主要著作都有不止一个中文译本，因此有关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和术语以及引文，我们虽然参考了相关的中文译本，特别是李秋零先生有关康德主要著作及书信的译本，但还是不得不结合自己的理解作出相关的选择，在此一并致谢。
译者
2011年1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