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卸下驻美大使一职之后，胡适原本打算留在美国续写《中国哲学史》。但是，一心想着振兴中华的胡适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马上启程回到了他旅美这几年一直梦萦魂牵的北大校园。
然而，胡适做梦也不会想到，北大校园依旧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地——1949年4月6日，随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势面前的溃败，一直信仰美国牌“自由主义”的胡适从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离开祖国前往美国，开始了他在纽约的“流亡公寓生活”。
当胡适“流亡”纽约之后，却发现这个在二战后迅速繁华起来的国际大都市既熟悉又陌生——纽约，这个记录下他的青春往事的城市，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的淳朴了，这里已经成为亿万富翁的乐园，生活成本已经比之前高出了很大一截。
而此时，刚刚抵达美国的胡适却只带着一丁点儿存款，要想在纽约生存下去是非常的不容易，很多时候要靠朋友的救济。为此，胡适感到非常的丢人，便整日将自己关在家里专心考证《水经注》。
1950年，胡适在纽约的生活才算好了一点，因为他的家人也来到了纽约——他们居住的房子虽然很破旧，但是毕竟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是其乐融融；他们虽然生活比较清贫，但是粗茶淡饭的生活也别有一番风味……
然而，这样的日子在持续了8年之后也继续不下去了，因为没有谋生技能的胡适已经无法应对越来越昂贵的生活成本了。由于生活过得非常拮据，胡适选择了回到台北去生活——1957年秋天，在美国生活了8年的胡适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决定回到台湾担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次年4月上旬，胡适便飞离美国，于8日下午飞抵台北机场，结束了在美国整整9年的流亡生活。
再次回到“蒋介石怀抱”的胡适，受到了台湾高层的热烈迎接，他的飞机一到台湾机场，台湾国民党政府“副总统”陈诚就携一干大员前来迎接，场面非常宏大，接机的人有五六百人，就连已经80岁高龄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拄着拐杖坐在机场进口处等候。
4月10日，胡适正式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并于当天主持了第三次院士大会。这一天，不但有很多台湾高官前来捧场，就连“总统”蒋介石也是亲临致辞。
至此之后，胡适再也没有离开过台湾，他一心在台湾做学术，先后三次主持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大会，选出了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任之恭、吴健雄、杨联升等三十多位新院士。他的著作也逐渐成为台湾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他最心爱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在台湾影印了。当然，他最擅长也最喜欢的演讲也从没有在台湾停止过。
胡适抵达台湾后的晚年生活中，除了过着和名人政要交际不断的“显赫日子”之外，他也非常喜欢与市井小民交朋友。有一位叫做袁瓞的卖芝麻饼小贩就是他的台湾“平民朋友”之一。这位小商贩除了卖芝麻饼外还喜欢研究英美的政治制度，其在闲暇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谈论到底是英国的社会制度好还是美国的社会制度好。不过，囿于知识有限，他从来也没有弄明白过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到底好在了哪里？各有什么优缺点？于是，他在感到很困惑之时便贸然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请教。
胡适接到袁瓞的信后非常惊讶，一个卖芝麻饼的小贩竟然会在业余时间勤奋自修，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一种精神啊！于是，胡适马上提笔给袁瓞写了一封回信，全文如下：
袁瓞先生：
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四八，十，廿五夜。
从此之后，这个卖芝麻饼的小贩袁瓞便成了胡适的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聊天，让胡适的晚年生活多了一份惬意与宽慰。
虽然胡适在台湾的晚年生活还算不错，但是也有一些事情令他的晚年生活多了几分不快和惆怅——1959年到1960年间，胡适因为“总统”的连任问题而心烦意乱了好些日子……
自从蒋介石在1954年当上第二任台湾“总统”之后，因为其年事已高，再加上“宪法”的规定，他已经不能继续再连任台湾“总统”了，所以很多的政界要员和社会公知人士都希望蒋介石退居二线，让年富力强且很有才干的蒋经国出任总统。在这场“连任风潮”中，胡适也站出来支持蒋经国接任，反对蒋介石继续连任，他请时任“总统府”秘书张群向蒋介石转达了自己的意见，希望他“明白表示尊重宪法，不做第三任总统”。此后，他又在报纸上多次发表蒋介石不能再连任总统的话，他曾说：“当领袖的人应该培养继任人，到了适当的时候便推选这个人出来，还应全力支持他，这才是大政治家的风度。”
结果是，胡适因为反对蒋介石连任而被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本来只想安安稳稳享几天清福，在学术方面再取得一些突破的胡适被接踵而来的政治压力弄得坐卧不宁，透不过气来。此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被蒋介石的支持者进行“围剿”……
就在这样一种政治压力颇大的境遇中，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胡适，终于在孤寂与忧愤中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困扰他很久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怀着愉悦的心情由福州街前往蔡元培馆参加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五次院士会议。教书数十年的他早已桃李满天下，他从早上一起床就陆续接到学生们的问候电话，好几位蜚声国际的学生都回来参加这次院士大会，这怎么能不让胡适心情愉悦呢？
在经过一个上午的忙碌之后，胡适所主持的院士会议终于顺利走完了全部流程，选出了七位新院士。下午五时，祝贺新院士的酒会开始举行，当天一直非常高兴的胡适一会儿与学生们聊天，一会儿又与现场的记者们打打趣合合影，简直成为了会场上最为闪亮的“大明星”。
在酒会进行到高潮的时候，胡适进行致辞，他说：“几年前我就对朋友说过，我虽然对物理学一窍不通，但是有两位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位是吴健雄，一位是饶毓泰。我虽不教他们物理，他们自己努力成了大名。可是今天几位海外院士中午相聚时，两位吴博士谈排行，吴健雄说‘我高一辈，该叫师叔’，原来吴大猷先生还是饶毓泰的学生，而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这么一来，我的第二、第三代是三位物理学家，我的第四代还得了诺贝尔奖金呢。我虽然对物理不通，但是非常得意。”
胡适那充满幽默的话语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笑了起来，大家在为他鼓掌的时候都忘记了他是一位有着严重心脏病的老人，而且不久之前刚刚从医院出来。
紧接着，胡适又对他近些年来一直遭受“围剿”的事情进行了一些驳斥，他说：“我去年说了廿五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自由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在讲到这里的时候，胡适的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的嗓音发生了变化，身体开始发出轻微的颤抖。但是，他并没有马上离开，为了不让在座的每一个人因为他的离开而扫兴，他一直坚持到酒会结束。
但是，胡适没有想到，他一时的不忍离去却演变成了永久的离去——在酒会结束后，已经深感不适的他赶紧往外走，就在走到会场中部的时候他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医生急救也没有任何效果……
就这样，在一场欢乐的盛宴结束后，胡适竟因心脏病猝发而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有二。
一代大师就此陨落，而他毕生所追求的“自由精神”则依旧长存于天地之间……
胡适死后葬在了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对面的胡适公园的小山上，这里绿树成荫、芳草成片，他的墓碑是由知名学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名家王壮为先生书写，上面写着：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中华民国纪元前二十一年，卒于中华民国五十一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他人评价”
蒋介石对胡适的评价：“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近代历史学家、胡适的忘年交唐德刚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是位发乎情、止乎礼的胆小君子。搞政治，他不敢造反；谈恋爱，他也搞不出什么大胆作风。”
《新京报》首席评论员熊培云评价胡适：“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100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真诚的社会改造。胡适不仅是约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第二章 傅斯年——没落的鲁西望族中走出来的学术巨擘
他创建的历史研究所为中华民族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他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他对明清历史档案资料的整理让中国明清史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就是傅斯年，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传奇人物，“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
“傅斯年的一生”
生平：1896年3月26日，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出生于山东聊城的没落望族家庭之中。他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大学者之一，在新文化运动中与罗家伦等创建了著名的新潮社，并创办了《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五四运动时期又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在传播民主与科学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在历史学和教育学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一直为后世所敬仰，1949年跟随蒋介石移居台湾，1950年12月20日因脑溢血猝死于台湾大学讲台。
师承：章太炎、胡适、黄侃等人。
著作：《青年的两件事业》、《周东封与殷遗民》、《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中国近三百年对外来文化之反应》、《先秦文籍的演化》、《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留英纪行》、《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美感与人生》、《欧游途中随感录》、《时代的曙光与危机》、《东北史纲》等著作。
任职经历：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学生游行总指挥，为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欧洲留学归国后相继担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7年春，傅斯年兼代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49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