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山口县还和中国有着一段无法提及，却又不能不提的关系。山口县的下关亦称马关，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这里与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山口的下关就成了19世纪末中华民族落后与屈辱的历史见证地。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日谈判就是在山口市东部红石山上的一家日式旅馆——春帆楼进行的。春帆楼原名月波楼医院，是日本医生藤野玄洋于1862年开办的眼科诊所。此楼所处之地居高临下，登楼远眺，关门海峡尽收眼底，附近有一处温泉可供休养。藤野玄洋医生死后，其妻美智子不通医术，但却很具有经营眼光，她将医院改建成专供当地特产的河豚日式料理店兼旅馆。
对于春帆楼，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别有一番感情。明治维新前夕，伊藤博文冒着生命危险在马关一带秘密进行倒幕活动，曾在美智子的河豚料理店下榻。当上总理大臣不久，他还在这里发出了解除禁吃河豚禁令。一日夜晚，伊藤独身一人夜卧此楼，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想到明治维新以来山口先烈的理想将要在自己手中实现，不禁心潮澎湃，从榻榻米上坐起，朝关门海峡远眺，只见夜空中海面上渔火点点，耳听关门潮汐，眼前隐约有万舸千帆竞潮争流，令其感动不已。联想到自己别号春亩，伊藤不禁兴致大发，欣然为此店取名“春帆楼”。这家旅馆中共有三栋楼，另外两栋分别为月波楼和风月楼。
在中日甲午和谈问题上，伊藤博文先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广岛和谈，侮辱清廷派出的全权特使张荫桓，后又直接指名要李鸿章前来，同时为了避免各国列强的干扰和封锁谈判的消息，特意避开皇军大本营所在地的广岛，选择此地为谈判地点。想必伊藤博文还有另外一个意图，就是效仿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所作的一样，要拼命吃下清政府这条“河豚”。
1895年3月14日清晨，李鸿章偕其子李经方、美籍顾问科士达等及随员从天津上船，经过几天颠簸后于19日抵达下关，船靠岸抛锚后，李鸿章在船上歇息，并未去日方为他准备的引接寺驿馆。引接寺与春帆楼只相隔一里多地，是1560年建成的菩提寺。第二天下午2时30分，李鸿章一行下船，乘轿登上春帆楼。春帆楼上，围着方桌摆放着十多把特意从东京浜离宫中调过来的椅子。自从1885年4月，伊藤代表日本政府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朝鲜问题以来，两人数次交手，是一对相互非常熟悉的老冤家了。这次伊藤特意吩咐为年逾七旬的李鸿章准备了痰盂，同时还宣布四条命令：一是除谈判人员外，不论何人因何事，一概不得踏入会场；二是各报的报道必须要经过新闻检查后方可付印；三是除官厅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四是住宿在该旅馆的旅客出入，均必须接受官厅稽查。此外，伊藤博文还特别宣布：清政府议和专使的密码密电，均可随时拍发，公私函牍概不检查。从表面看去，好像日本人对李鸿章非常客气，其实，日本人在甲午战争前就已成功破译了清政府的密码，李鸿章与朝廷往来的电文，日本人早已一览无余，自然也乐得送个顺水人情。
3月20日的首次会谈，主宾寒暄数句后，互换全权文凭，伊藤博文借中国文凭上只钤玉玺而无御笔签名一事大肆发难，谓其为“阙典”，指责中国“缺乏诚意”。李鸿章要求议和前先行休战。他首先发言，大讲中日两国都是东方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密切，希望中日合作，共同与西欧文化竞争，以遏制白色人种的东侵，并希望能以此唤醒日本人的恻隐之心。但是，伊藤却是嗤之以鼻，相反大谈日本所谓的进步。
3月21日上午，李鸿章搬入引接寺。下午继续谈判，着重讨论休战条约。伊藤博文首先向李鸿章提出了停战条件：日军占领大沽、天津、山海关一线所有城池和堡垒，驻扎在上述地区的清朝军队要将一切军需用品交与日本军队，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也要由日本军官管理，停战期间日本军队的一切驻扎费用开支都要由清政府负担等等。这样的条件，清朝政府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李鸿章听罢大惊失色，连叫“过苛。”因为，山海关、天津一线如果被日军占领，整个北京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炮口下面了。而伊藤博文等的就是清政府的拒绝，这一停战条件被清政府驳回，日本政府就能将不愿停火的帽子扣在清政府头上，继续再战。尤其狡猾的是，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
在第三次谈判中，伊藤博文甚至蛮横地指责中国企图借助西方力量来阻止日本的侵略，说中国外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李鸿章当然进行反驳，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在谈判中伊藤博文故意告诉李鸿章，“我国之兵已向台湾进行，”甚至还威胁说：“不论贵国版图之内何地，我倘欲割之，何国能出面阻止？”一连三天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毫无进展。伊藤博文蛮横无理，耍尽刁滑手段。李鸿章委曲求全，唯恐和议中梗。日方终于以苛刻的条件逼中方自动撤回停战建议，达到了不停战而谈和的目的。
恰在此时，一桩“几乎酿成国际异变”的突发事件改变了谈判的进程。
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满腹心事地步出春帆楼，乘轿返回引接寺驿馆。谁知，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到达引接寺时，突然遭到日本右翼团体“神刀馆”的成员的枪击，子弹打进左颧骨，顿时血流满面，当场昏厥。此事传出，国际舆论顿然大哗。此时的伊藤博文最担心的就是有什么把柄落在列强手中，让一直虎视眈眈的西洋各国从中干涉，迫使自己将吃到嘴里的肉再吐出来，右翼浪人的行为无异于授人以柄。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而事实上，当时，俄罗斯已派军进入中国北部，狼狈不堪的日本政府担心第三国借机干涉，“宸襟深感烦恼”，这才由“日皇遣使慰问谢罪”，遂“结约解兵”。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伊藤博文下令沿着春帆楼左侧的山腰间修了条专供李鸿章往来的小路。
李鸿章负伤后，伊藤博文曾专程前往引接寺探望，并连夜赶到广岛大本营，向睦仁天皇面陈事宜协商对策。在28日的第二次探望时，告之日本天皇已下令停战时，李鸿章闻之感慨万千，仰面长叹。30日，中日停战条约签字。两个星期后，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李鸿章看到如此苛刻条款时，曾表示无法接受。谁知伊藤博文竟恶狠狠地说：“今日之事，所望于中堂者，惟‘允’与‘不允’之明确答复而已。”并威胁到：“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督队继进。一旦时间到来，当即进发，而无可犹豫。”
《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一早，伊藤博文乘八重山号军舰赶到广岛，立即赴行宫晋见明治天皇。睦仁大悦，降诏嘉勉，称此举“洵足显扬帝国之光荣。”
凝结着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是继1860年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后外国侵略者加在中国身上的最恶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实际利益，并借此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强国之路。春帆楼前石碑为证，石碑上刻着“今之国威之隆，实滥觞于甲午之役”。《马关条约》签订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1亿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3亿日元。中国方面的统计，则为2亿两的赔款、3000万两的“赎辽费”，还有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战后3年间日本就实际得到2.315亿两白银，合3.4725亿日元，大大超过1896至1898年三年间日本全国税收26890万日元的总和。甲午战争颠覆了中日两国关系，《马关条约》又使日本在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