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首先要学“笨”些，而不是学“精”，就是说多保持一些诚实的东西，少来些虚假的东西，按此法其必有大成就。若顺应商业化社会那种只重交际技巧，矫揉造作的路子发展，不会有大作为，充其量只能当个公共关系部的主任。
人生处世要放长远眼光，大智若愚，这一道理是中国大儒们努力所做的。曾国藩给其弟的信就说明了这一点：
弟来信自认为属于忠厚老实一类人，我也相信自己是老实人。但只因为世事沧桑看得多了，饱经世故，有时也多少用一点机巧诈变，使自己变坏了。实际上因这些机巧诈变之术总不如人家得心应手，徒然让人笑话。使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这几天静思猛省，不如一心向平实处努力，让自己忠厚老实的本质还我以真实的一面，回复我的本性。贤弟此刻在外，也要尽早回复忠厚老实的本性，千万不要走入机巧诈变那条路，那会越走越卑下。即使别人以巧诈待我，我仍旧以淳朴厚实待他，以真诚耿直待他，久而久之，人家有意见也会消解。如一味勾心斗角，互不相让，那么，冤冤相报就不会有终止的时候了。
曾国藩是最反对人傲气的，他的家书中，指出傲气是人生一大祸害，切要根除，他说：古来谈到因恶德坏事的大致有两条：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多言。丹朱不好的地方，就是骄傲和奸巧好讼，也就是多言。
在另一封信中他又讲到这个问题，告诫其弟一定要戒牢骚。信上大意说：
在几个弟弟中，温弟天资本是最好的，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以前在京城就不爱读书，又不爱作文，当时我就很担心这一点。最近听说回家以后，还是像过去那样牢骚满腹，有时几个月不提笔作文。我们家如果没有人一个一个相继做出大的成就，其他几个弟弟还可以不过分追求责任，温弟就实在是自暴自弃，不应把责任完全推托给命运。我曾见过我的朋友中的那些爱发牢骚的人，以后一定有很多的挫折。……这是因为无故而埋怨上天，上天就不会给他好运；无故而埋怨别人，别人也决不会心服。因果报应的道理。自然随之应验。温弟现在的处境，是读书人中最顺畅的境地，却动不动就牢骚满腹，怨天尤人，一百个不如愿，实在叫我不可理解。以后一定要努力戒除这个毛病，……只要遇到想发牢骚的时候，就反躬自问：“我是不是真有什么毛病以致心中这样的不平静？”不狠心自我反省，不决心戒除不足。心平气和谦虚恭谨，不只是可以早得功名，而且始终保持这种平和的心境，还可以消灾减病。
盛气凌人也罢，牢骚太盛也罢，都是自傲的一种表现。自傲是人生一大误区。做人自谦，从个人来说这是最老实的态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个人无论如何神通也不过宇宙间一个尘埃而已。更何况山外青山，楼外楼。水平高的人多的是，只是你未看见而已。从外人来说，自谦也是最实际的。夹着尾巴做人不是虚伪而是诚心。朱熹在给其长子家信中说：“凡事谦恭，不得盛气凌人，自取耻辱”。这就是说自谦招福，自傲招害。《三国演义》中马谡，纸上演兵，盛气凌人，结果兵败人亡。所以《颜氏家训》中说：“满招损，谦受益。”真是为人之真言。
所以，为人处世，尾巴不要翘得老高老高，而是应永远放下来，夹起来。这样做似乎弱些，似乎软些，一时还会让小人得志，其实笑到最后的一定是你。真正聪明的人处世的高明之处正在于着眼于大处，着眼于长远。
6抓大放小，难得小事糊涂
真正高明之人，并非时时处处都工于心计，他们看问题能抓住主要环节，对主要环节能全力以赴，精明待之；而对于无关宏旨的次要环节，则又能糊涂为之。
现实人生确实有许多事不能太认真，太较劲。特别是涉及到人际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太认真，不是扯了胳膊，就是动了筋骨，越搞越复杂，越搅越乱乎。
顺其自然，装一次糊涂，不丧失原则和人格；或为了公众为了长远，哪怕暂时忍一忍，受点委屈，也值得，心中有数（树），就不是荒山。有时候，事情逼到了那个份上，就玩一次智慧，表面上给他个“模糊数学”，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是“难得糊涂”。
评职、晋级时，某候选人来百般游说你，讨你个“民意”，你明知道他不够格儿，可又不好当面扫他的兴，这时候你该怎么办？不哼不哈，或嘻嘻哈哈，划“○”时再较真，不失原则；人格哪，似乎也不失，当事人问到了，坦诚指出他不够格儿的地方，不问，顺其便。
“难得糊涂”是既可免去不必要的人事纠纷，又能保持人格纯净的妙方。
“难得糊涂”作为“牢骚气”，原本就是由“不公平”而发的。世道不公，人事不公，待遇不公，要想铲除种种不公，又不可能，或自己无能，那就只能祭起这面“糊涂主义”的旗帜，为自己遮盖起心中的不平。假如能像济公那样任人说他疯，笑他癫，而他本人则毫不介意，照样酒肉穿肠过，“哪里有不平哪有我”，专捡达官显贵“开涮”，专替穷苦人、弱者寻公道，我行我素，自得其乐。这种癫狂，半醒半醉，亦醉亦醒，也不失为一种“糊涂”，这种糊涂真正是“参”透、“悟”透了。
晋代人裴遐在东平将军周馥的家里做客。周馥做主人，裴遐和人下围棋。周馥的司马劝酒，裴遐正玩在兴头上，所以递过来的酒没有及时喝。司马很生气，以为轻慢了他，就顺手拖了裴遐一下，结果把裴遐拖倒在地。在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以为这种难堪是难以忍受的。谁知裴遐慢慢爬起来，坐到座位上，举止不变，表情安详，若无其事地继续下棋。王衍后来问裴遐，当时为什么表情没有什么改变，裴遐回答说：“仅仅是因为我当时很糊涂。”
另一个晋代人谢万，字万石，是谢安的弟弟。曾经和蔡系争一个座位，蔡系把谢万从位子上推了下去，把帽子和头巾都弄得快要掉了。谢万慢慢站起来，拍拍衣服，边坐座位上，边说：“你差点儿弄伤我的脸。”蔡系说：“本来就没有考虑到你的脸。”后来两人都没有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当时人们都称赞他们。
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装糊涂的故事，受侮受损的一方都没有为自己的难堪而大发其怒，记恨在心。相反，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毫不计较的美德和风度。结果不仅没有受到更多的伤害，反而得到了大家的敬重，也使伤人者感到无地自容。
人一生不应对什么事都斤斤计较，该糊涂时糊涂，不计较、糊涂处置的是一些不关大局的小事情；但却不是没有原则地和稀泥，抹光墙。对重要问题，原则问题，就不能糊涂，该聪明时就得聪明。有句成语“吕端大事不糊涂”，说的正是小事装糊涂，不耍小聪明，而在关键时刻，才表现出大智大谋。中国古代这样的大智若愚者是很多的。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可是在下面两件事上的神通广大，实在是没有第二个人，这才是“真人不露相”的注脚。对于这样的老好人谁会防范呢？
当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宰相曾公亮吓了一跳，急忙告诉宰相韩琦，想停下来不再去召太子进宫。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韩琦越发催促人们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担任入内都知职务的任守忠这个人很奸邪，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有一天韩琦出了一道代头敕书，参政欧阳修已经签了字，参政赵概感到很为难，不知怎么办才好，欧阳修说：“只要写出来，韩公一定有自己的说法。”韩琦坐在政事堂，用未经中书省而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韩琦拿出了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要是换上另外的爱耍弄权术的人，任守忠会轻易就范吗？显然不会，因为他也相信一贯诚实的韩琦的说法，不会怀疑其中有诈。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
大智若愚，即小事愚，大事明。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愚，并非自我欺骗或自我麻醉，而是有意糊涂。由聪明而转糊涂，由糊涂而转聪明，则必左右逢源，不为烦恼所扰，不为人事所累，这样人生一定幸福、快乐。
7藏锋露拙，匿其锐示其弱
夸耀刀剑之锐利，别人必惧其锐利而远避，或尽可能使刀剑变成锯条。显示自己的聪明，别人必恐你的聪明来害人，并希望你变成傻子。
高明的人待人处世，特别注意藏锋露拙，匿锐示弱。
这里所说要藏锋露拙，匿锐示弱，并非是要人埋没自己的才能，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导致祸端，从而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和专长。追求卓越和超凡出众，本身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一味孤芳自赏，无视周围环境，就会与人格格不入，招人厌恶，千方百计让你过不去。
战国末期韩国贵族韩非（约前286—前233年）与吴起、商鞅的政治思想一致，著书立说，鼓吹社会变革。他的著作流传到秦国，被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看到，极为赞赏，设法邀请他到秦国。但才高招忌，入秦后，还未受到重用，就被李斯等人诬陷，屈死狱中。宏图未展身先死，这样纵使有满腹经纶又有何用。如果韩非不是招摇才华，而是谦卑抱朴，等待时机，或另待明主，或婉转上奏，使自己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相信他并非仅仅就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会成为一代名臣巨相，而不会是一个悲剧人物。
有成语曰“藏芒毕露”。锋芒本是刀剑的尖端，它比喻显露出来的才干。古人认为，一个人若无锋芒，那就是提不起来，所以有锋芒是好事，是事业成功的基础，在适当的场合显露一下既有必要，也是应当。
然而，锋芒可以刺伤别人，也会刺伤自己，运用起来应小心翼翼，平时应插在剑鞘中。所谓物极必反，过分外露自己的才华只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尤其是做大事业的人，锋芒毕露既不能达到事业成功的目的，又失去了身家性命。
所以，有才华的人应该隐而不露，该装糊涂时一定要装糊涂，待机而行动。
杜祁公有一个学生做县官，祁公告诫他说：“你的才华和学问，当一个县官是不够你施展作为的。但你一定要积存隐蔽，不能露出锋芒，要以中庸之道治理县政，求得和谐安定，不这样的话，对做事没有好处，只会招惹祸端。”他的学生说：“你一生因为正直忠信被天下尊重，现在却教我这些是什么原因呢？”杜祁公说：“我为官多年，做了许多职位，对上被皇帝知道，对下又被朝廷的官员相信，所以能抒发志向，现在你当县令，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牵涉到上下官吏，那县令可不是好当的，如果你不被别人了解，你怎么能施展你的抱负呢？
只会惹来灾祸罢了。这就是我要告诉你不方不圆，在中庸之道中求得和谐的这些话的原因啊！”
洪应明的《菜根谭》：“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喜欢夸耀自己名声的人，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一个潜心研究事物的人，倒不如什么也不做来得更安闲。这正是“隐者高明，省事平安”之谓。
自古就有“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意思就是人的才华不可外露，必深明韬光养晦之道，才不会招致世俗小人的嫉恨，而使你的事业一帆风顺的发展下去。
8避招风雨，谨以安身立命
高明之人，他们能够防患于未然，不招风，不惹雨，使自己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安身立命，善始善终。
古往今来，有不少智者、仁人，因为其才能出众，技艺超群，行为脱俗，招来别人的嫉妒、诬陷，甚至丢了性命。于是，避招风雨就成为一些高明的智者仁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处世安身的应变策略。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人，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
有一次，他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却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他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避招风雨，精于应变的结果。
清王朝的开国元勋范文程，在清初复杂而动荡的时期，先后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福临三朝四个统治者，在清初政治舞台上活动了50年，对国家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运用避招风雨的方略处世安身，获得了极高的赞誉。
范文程所活动的那个时期，民族矛盾异常复杂尖锐。在后金和清统治阶层，一直存在着对汉人的疑忌和歧视。范文程身为汉人，又是大臣，在这种微妙环境里，处境自然十分险峻。
一方面，他要忠于清廷，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他又要小心谨慎，在内部权力倾轧中保存自己。因此，他虽然得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官至大学士、太傅兼太子太师，但他仍为人深自廉退，处处小心。顺治九年（1652年），他受命“监修太宗实录”时，知道自己一生所进奏章多关系到重大的决策问题，为免得“功高震主”，便把他草拟的奏章大部焚烧不留，而在实录中所记下的，不足十分之一。功成引退后，他“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弄木，引亲故，徜徉其中，时以诗书骑射课子弟，性廉好施与”。太太平平地度过了晚年。
避招风雨的应变策略，初看起来好像比较消极。其实，它并不是委曲求全，窝窝囊囊做人，而是通过少惹是非，少生麻烦的方式，更好地展现自己的才华，发挥自己的特长。
9居安思危，凡事留有余地
高明才智之士，能上能下，能屈能伸，能进能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要做到这一点，做事就要留有余地，预留退步。
“功成身退”是一种退守策略，是指一个人能把握住机会，获得一定成功后名利已有，留有余地，见好就收。
老子的知足哲学就包括“功成身退”的思想。这位智者认为，过分自满，不如适可而止；锋芒太露，势难保长久；金玉满堂，往往无法永远拥有；富贵而骄奢，必定自取灭亡。而功成名就，激流勇退，将一切名利都抛开，这样才合乎自然法则。因为无论名或利，在达到顶峰之后，都会走向其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