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个地方，想起雅各、卢梭与罗曼·罗兰，这些写过杰出艺术作品而不见容于本国官方舆论的思想家，我很痛苦。一个人是否应当像卢梭、罗兰那样正直呢？”
“应当正直，死而无悔！”我们披衣走到房顶阳台上，一直谈到曙色照着莱梦湖。衣服都让露水打湿了，心里却是暖洋洋的。
“海粟！在中国，上亿的人终生未到过县城，在巴掌大一小片土地上劳累了一辈子。我们既然有幸来到欧洲，就应当学些真本事回去为祖国服务。国内学者，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到我们现在这样方便的条件。”他目光炯炯地望着旭日，似乎不是在同朋友交谈，像是在和遥远而又贴在心头的祖国絮语。我们在一道爬山，游泳、探讨画理，他的游泳同他的法语一样，比我出色，我是甘拜下风的。在我作画的时候，他就看书，整理札记，十分勒勉。
1930年，我们又同去比利时参观该国独立一百年的博览会，
看到了鲁木斯、伦布朗的名画。出会场的时候，他说：“比利时这样小，办了这样大的博览会，为小国扬眉吐气，可是，我们中国却办不起来，……”他是多么渴望祖国富强起来啊！
我们一起到了梵蒂冈大教堂，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壁画很高，还有绘制在屋顶上的。我们仰头看累了，就躺下来看；眼花了，就用镜子反照下来低着头看。一天一天，完全沉迷在艺术的境界中。
我画二千年前古罗马独裁者故宫和角斗场的遗址、画佛罗伦萨、画但丁与神秘少女Beatyix相遇的古桥、画水乡威尼斯的风光。我们讨论着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雨果的作品；论文艺复兴巨匠们的杰作，一直到罗丹的雕刻、印象派和野兽派的画，也有过争论，但并不影响友情。
我住在巴黎拉丁区沙蓬街十八号，罗林旅馆四楼上一间小屋里，每天都要到卢浮宫去临画。我认真研究大家代表作，从画布大小、色泽深浅、构图特点、美术史家的评论，做到一丝不苟，是和博雷的鼓励分不开的。有一次，我画伦勒朗的《裴西芭出浴》，光线乍看只集中在几小点片，但临摹起来，发现用色极为复杂。我们讨论着，啃着面包，穷得连一般的菜也吃不起，但精神上却很愉快。我在巴黎三年期间，临了意大利威尼斯派大师提香的《基督下葬》、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巨头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和《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局部)、法国现实主义巨匠米勒的《抬穗》、柯洛的《真珠少女》、后期印象派创始人塞尚的《缢死者之屋》等等。这些画1979年在北京被香港美术评论家黄蒙田先生看到，誉为“中国还没有第二个人在钻研古典油画方面下过这样大的工夫，这样认真地吸收营养”。听到朋友的赞誉，使我更加怀念傅雷了。傅雷在法国很爱买书，对接济穷苦的海外同胞，也十分慷慨。有一次，他向我要去一笔钱，三天便花光了。我知道他不会有不正当的开支，并不过问，他也无酸腐扭怩之态。
有位巴黎小姐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蔚蓝。她很会画几笔，也能弹钢琴，思想不是太深刻，却酷爱探讨艺术，和傅雷一谈话，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一样喁喁不绝。他俩的感情逐渐深厚。
早在傅雷出国之前，老母便给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这位值得尊敬的未婚妻，具备东方人传统的美德，不过当时还没有表现这些美德的机会。傅雷平生尊重母亲，对老人家的决定一向没有异言，现在遇到有共同爱好的玛德琳，觉得比表妹可爱得多了。
现在读到一些学者、名人传记，很少涉及爱情，我并不主张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去描写私生活，但是如实叙说他们的思想感情活动，也包括纯洁向上的爱情，并不损害传主。完人不多，既有事实，何必为死者，贤者讳？
傅雷是个内向的人，他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来促使自己狂热地爱她。这一点，我是旁观者，稍力清醒一点。提倡或反对找异国配偶，都无必要。只是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穷书生。热恋中的判断并不理智，我对他们的恋爱持保留态度。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博雷给母亲写了一封辞婚的长信，并向老太太介绍了金发女郎的各种长处。看完信后，我一夜不能入睡。第一，巴黎的恋爱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第二，照傅雷的做法，对老太太和梅馥姑娘都是沉重的打击，我最后决定：把信揣在怀中不寄。
几个月之后，玛德琳同傅雷终于闹翻了。傅雷的脾气也的确很怪，有些地方不近人情。玛德琳和他决裂是性格上的冲突所导致。不见得都怪这位巴黎小姐。
一天，旅馆老板很惊慌地告诉我：“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
一会。傅雷气冲冲地走了进来，将手枪放在桌上，面色苍灰，两颊下陷。我不敢去夺枪，只温和地和他讲话，一面给妻使眼色，让她把枪拿到手中。
“你为什么生这样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太痛苦了！”
我叫刘抗把巴黎少女叫来了，对她说：“即使爱情破裂，友谊仍应当存在！”
两个人吵了一阵，姑娘哭着，傅雷流着泪，我们又一起去吃了饭，用了咖啡，他们有感情，也还有格格不入的一面。手枪交给了旅馆老板锁入了保险箱中。一出戏的高潮过去了，但并未结束。
我拉着他到塞纳河边去漫步，百般安慰他，并且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此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坏事，何必自找许多无代价的痛苦来妨害事业呢？”
“谢谢老兄美意，我还不死心，要试一试，玛德琳会爱我的！”说完便分手了。
他一再努力都失败之后，对我说：“我是自找苦吃，谁也不怨，扪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是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活得成么？”
“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么？”我把揣在怀中未寄的信退还给他，他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那时，巴黎是世界美术中心，在蒙博那斯，有许多专供艺术家休息谈心就餐的咖啡馆，其中波尔咖啡馆很有名，我们一道在那里见过很多的画家。傅雷的法语非常流利，引起法国艺术家们的惊奇。
我和博雷回国一周后，蔡元培先生在威海卫路一家不大的菜馆中为我们洗尘，作陪的有周子勤，还有后来附逆的褚民谊。当天就爆发“九一八”，事变，整个上海都沸腾了。
11月底在功德林酒家，我和蔡先生正商议把中国现代画赴德展览一事推迟到1935年进行。忽然一位工友将我请到邻室说：“傅先生被学生围起来了。”
“为什么事？”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诧。
“他和学生会发生了冲突！”
原来学生会提出，要准许同学们上午开会，上街游行、宣传，把绘画课改到下午上。
傅雷坚持：改动课程可以，但是，原定在下午讲授的美学、美术史课程要在晚间补上，不能荒废学业。
学生会的骨干们也同意了。
这天下午一点钟，傅雷正在给一班学生讲《西方美术史》。他用彩色幻灯把名画的复制品投射在粉墙上，使学生身历其境，如对原作，加上他的分析富于创见，把画中的人物关系及背景介绍得如同一幕戏剧，深入浅出，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当学生会通知集合的时候，这班学生听得入了迷，完全被傅雷的生动讲课所吸引，纹丝不动。几位热情洋溢的学生会骨干便闯进课堂，要求停讲；傅雷一定要讲完这一节，推迟二十分钟开会，否则校规便会等于废纸。
这样，他被学生们围住了。
我很理解群众的心情，更能体会傅雷也是个坚定的抗日派，他对学生是善意的。经过一番思考，便叫工友回去，因为我确信师生之间是可以达到谅解的。在这样的时刻，不但我回去左右为难．就是惊动蔡老到学校去，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以静待动，静观应变。回到家中，我心中依然很不安。
晚上十二时，学生会主席成家和，还有活跃分子赵丹、徐韬、王为一等十位学生把傅雷送回家来。
阿丹说：“我们年轻人很鲁莽，说做就做。希望傅先生不要生气。”傅雷在屋里徘徊了片刻，手扶着桌角叹了一口无声的气说：
“这书也没法教，学生也没法学，从此我不再进课堂了。
我对阿丹他们说：“你们回去和同学们作些解释，明天开个欢迎会，我负责让傅先生出席，并且把课教完。”
阿丹说：“傅先生不要扔下我们！我们真爱听您讲学！”
成家和说：“欢迎会我们负责开得热热闹闹，但是校长一定要请他出席！”
直到一点多钟，学生们才回去。
第二天中午，傅雷笑盈盈地回到家中，兴致很浓地说：“今天会开得很热烈。学生们单纯、坦率、可爱极了。对于抗日，我一向坚决拥护，也有勇气为祖国献身，可是办学校总不能没有一点纪律，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属于多余，他们完全懂得我的心意。为了这样有为的一批青年，我把课讲完，累死也高兴！一定要把学校办好，办到国际水准让大家满意，做到抗日、功课两不误！哈哈，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我也分享了怒安的喜悦。傅雷本人和阿丹他们一样单纯、坦率、可爱。但是在本期课上完之后，傅雷便宣布辞去教授职务，不再上课，并将办公室内所有表册文件，图书一一清点。回到家中，便以译书为乐。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说过的话不能改，不但现在不教，将来也不教，若在别的学校教一节课，我对不起你。”我知道他的性格，不好勉强了。后来外国语学校出高薪请他去当法文系主任，他果然坚决谢绝。事过二十五年之后，我才知道他之所不愿教书并不是和同学们意气用事，而是另有原因。后来一位参加过围攻傅雷的同学杨志荣告诉我，那天他和同学们一起冲进教室的时候，曾经打过傅雷几拳头。为了这件事，他多年惴惴不安，考虑再三，最后还是把真相告诉了我。志荣解放前参加过进步运动，曾经遭到反动派的逮捕和关押，出狱后，去巴黎留学。1935年我路过巴黎参观马蒂斯画展，遇见过他和梁宗岱，解放后他与我在华东艺专同事，后来，因病调离，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他当年的这种认错精神还是好的。傅雷后来认识了杨志荣．对挨打一事从未提及，很符合他一贯的性格。
1935年，怒安去洛阳龙门石窟进行考查，工作项目有测量、摄影、绘画、记述、考据，十多个石窟。其中雕像少的十多尊，多的达八、九十尊，他费时四个月，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可惜这本书没有出版．现在怕连稿子也不会有了。但这项工作却很有意义，使他有机会对古代雕刻，深入研究。和西方的古典作品做了个比较，后来和孩子们谈雕刻就更全面了。他说过一段很透辟的话：“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精神，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良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中国艺术最大的特色，从诗歌绘画到戏剧，都讲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雍容有度，讲究典雅、自然，反对装腔作势和过火的逗趣，反对无目的地炫耀技巧。而这些也是世界一切高级艺术共同的准则。”这种精神后来也贯穿在他和儿子讨论音乐、绘画的全部着作中。
这年，他和刘抗同登黄山，山上的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都使他为之狂喜。他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回来后无限感慨地说：“只有登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抗战胜利后，他搬到愚园路宋春舫家，和宋奇等友人一起编《新语》刊物。出不到九期，便被迫停刊。刊物内容已记不清了。但他后来对我讲过：“中国的晋、魏六朝是文学艺术的一个高峰，那些杀人很多极有权术的人，在客厅里清谈起来，又是那样超脱，无怪日本人把《世说新语》一直当作枕边秘籍，千年来传诵不衰。所以我把刊物命名《新语》半月刊，对文学风格比较讲究，还有不少东西可以重新翻翻的！”这段自我批评的话很客观。
不久我和他为一件事，整整十年没有来往。
傅聪很小，傅雷不让他上学，自己教他文化，请上海乐团一位意大利学派的专家教指法，乐团指挥兼提琴家教乐理，每天要傅聪练习钢琴。傅雷听觉灵敏．听出差错就打，这一点我很反感，劝他说：“小孩子应当上学，过集体生活，让他全面发展，这样打太不好了。”
傅雷说：“我教训自己的儿子你也要管么？”
“你用瓷盆子砸在孩子鼻子上，留下一个疤，这太过分了，我为什么不能管！”
“我偏不服你管！”他的声调提高了。
“你这样做要后悔的！”
“永不后悔！”
他真的不后悔么？不。在认清了自己的过失之后，责己之严，正是怒安本色，他曾对儿子说过：“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对不起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但这已是后话了。
自那次分手之后，我一直怅然若失。想到傅雷没有人谈心，一定会很寂寞。幸而黄宾虹、林风眠两位先生常去看看他。一般的人，他不肯与之往来。
我的女儿英伦，儿子刘麟和傅雷的儿子傅聪，傅敏兄弟常在一起玩。傅敏说：“伯伯！爸爸想你啊！”
1956年冬天，我忽然接到傅雷的电话说：“我来看你。”
“来吧！我们全家欢迎你！”我激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他真的来了，一切和好如初。从此，我们每周总要见面两回，有时一起去广东路古董店走走，他爱买些小摆设，拿来和我一起评赏，只要我说好，他就笑颜顿开。
在反右派斗争这件事上，我对傅雷很负疚。他到政协参加大鸣大放会议，是我请他去的。那天在“中苏友好大厦”开座谈会，发言的次序是周谷城、苏步青……傅雷第六，我第十二。当我讲完之后，他又再次发言，对院系调整提了很多意见。后果真惨，他被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很激动地说：“我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永远爱着我的祖国，问心无愧。既然你们视我为异类，从今以后，我不参加任何会议，该有什么罪，该负什么责任，听候处理。有些善意的意见，我感谢；那些夸大其词的攻击，我反对，决不接受！”从此杜门不出，连领导同志去看他，他也不见。市委在1961年要给他摘帽子，我去找他，希望他不要反对，由梅馥写几句表态的话算了。他没有反应，变得默然，把全部精力用在巴尔扎克着作的翻译上去了。
今天，《傅雷家书》出版了，海内外传诵，被人称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怒安人品之高，情操之美，感动着千千万万的读者。当年执行极左路线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虽已去世；打击傅雷最凶的张春桥也被人民关在监狱，可以说是历史无情又有情了。我的一位老熟人在去年对我说：“当年市委领导人当中，对定傅雷为右派一事就有人反对。我也奉命批判过傅雷，当时也是为了保自己。今天读到傅雷的家书和译文，我知道自己的做法破坏了毛主席制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惭愧万分。傅雷是不朽的，批判他的几个人没有一个能和他相比！”说毕，他痛苦地流下了老泪。我也泫然，久久说不出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