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工作是无可替代的……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人生》
永远不要让正规培训阻挡了你的未来发展。
我卖鸡、卖水果的日子在日本占领期间的阴影消除后结束了。我听说英国军事政府（British Military Administration）有一个翻译的职位，但最终申请了英国皇家空军的职员兼打字员的工作。为了准备面试，我开始在一台打字机上打字，参加了位于乔治-布伦大厦（George Blunn Building），也就是如今大家购物中心大厦（Bangunan Kota Raya）的所在地商业学院（Commercial Institute）每小时1元STSD的一个皮特曼（Pitman）打字课程。那是我的第一次正规的就业培训。
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45年10月，一个汽车运输官站在我的后面，双手叉腰，拳头抵着后臀，听着我那均匀的噼里啪啦打字声。那个军官需要一个职员，但却只有一个司机班长的职位。他以后者的名义聘用了我，薪水每月80元STSD，虽然我从事的工作是前者。没过多久，我就正式成为一名三级（Class-3）办事员，接着很快努力升到了二级，而且有希望进一步晋级到一级，薪水提高到当时十分可观的每月180元STSD。
在我这辈子的头19年里，最美好的时刻就是我工作两个星期后拿到第一张40元STSD支票的那天。读者们知道，当时，我对钱的概念是围绕着每分钱形成的，而不是清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整麻袋的日本钱。手里捏着40元，而且再过两星期又是40元，这种感觉真是甜蜜。更加叫人激动的是，快速晋级似乎很有可能，而每14天40元很快就会变成90元。我在维多利亚学院受到的英语教育正在获得回报。作为办事员的那些个月里，充满了类似守财奴的快乐和看到守财奴方式时的惊愕。
回头说说我的母亲慕飞。
她让我半途刹住了车。除了基本的舒适生活外，作为一个政府办事员是没有任何前途的。她强烈建议（那是她的一贯做法）以一半的薪水到吉隆坡刘亚保（Low Ah Poh）食品供应公司谋职。那里会有一番奋斗，但同时也有一个她预计与我的能力相匹配的未来。
我的商业生涯可以划分为从我在英国军事政府的第一份工作开始，直到1971年的开始阶段，以及1971年我创办的法人公司Tan＆Tan Developments Sdn Bhd和怡保公司（IGB Corporation）——这两家公司主宰了我商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本章叙述的是第一阶段。虽然我创办过许多企业，就任过多个不同职位，但主要的标志性企业有：1.华商机构（1948年）；2.华商机构吉隆坡分公司（1949年）；3.泰华粮食（Sino-Thai Rice）（1951年）；4.八打灵花园（Petaling Garden）（1959年）；5.盘谷银行买办（1959—1969年）；6.怡保花园（Ipoh Garden）（1964年）；7.在新加坡开发香格里拉酒店（Shangri-La Hotel）（1969—1971年）。
本书第五章叙述的我的商业生涯第二阶段，包括1971年投资创办Tan＆Tan，总投资达到25万令吉（当时的货币名称），以及我介入的一些高知名度改造和开发项目，比如澳大利亚悉尼的维多利亚女皇大楼（Queen Victoria Building）和国会大厦剧院（Capitol Theatre），以及墨尔本的科摩酒店（Como Hotel）。在吉隆坡，我建造了马来西亚第一个共管公寓项目第一个服务型公寓项目、谷中城、万丽酒店（Renaissance Hotel）和鹰阁医院（Gleneagles Hospital）。其他成功项目有：百汇控股有限公司（Parkway Holdings）和迈可赛国际酒店暨度假村（Micasa International Hotels＆Resorts）。在伦敦，经我同意，罗伯特·陈（Robert Tan）创建了圣嘉尔斯（St。Giles）饭店品牌，在那里买下了两座大型酒店。
我母亲是对的：在私人企业库房里的斗争比英国殖民政府办公室里的斗争还要多。那是1948年紧急状态开始前的时候，以及还在前面等着我的、在刘亚保公司里的许多日子。有些人毫不客气地把手伸向鸡蛋和洋葱，以充实他们的炒棵条（char koay teow）。
中立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雇员来说，你要么支持他们，要么反对他们。这就是说，要么跟他们一起拿些东西，要么遭到排斥。我认为最好、最聪明的做法是诚实。我把这些行为报告了老板，并在后来的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直接面对他们的排斥。过了那段时间后，我获得了提升，管理那里的大部分雇员。我当时19岁。
1948年，22岁
1947年，我当上了刘亚保和刘蝶合营的陆军运输私人企业的联合经理——他们的购物中心（Plaza）如今是武吉宾当路最时髦的大厦之一。我负责双溪大年以及巴特沃思和槟榔的35名雇员，像只故事里的无头鸡一样四处奔波，努力阻止那些装货和开卡车的人们偷盗。为了对付偷汽油（那是华人黑社会主使的勾当），我最好的武器，就是用一根木棍探进油桶去测量。
“你为什么要毁掉我们？”一小伙小偷代表问我，“让大家一起讨生活嘛。”
我继续努力抑制偷盗——这一点从正面证明了我的诚实，也许是我的固执，远远超出了我的智慧。
接着发生了3次企图杀死我的举动——也许是企图说服我。有个擅长泰拳的泰国华人司机，试图把我从正在行驶的卡车上推下去。第二次企图是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用酸液泼我（我一直都不知道是打算用盐酸还是硫酸，但哪种都能得逞）。最后一次，我感到了疼痛——借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话。
两个带着铜指节的大汉在我双溪大年的家的外面堵住了我。如果他们问我是不是想要拳头三明治，我可能会回答炒棵条更好。但是，他们二话不说，上来就打。我拼命躲闪，他们的拳头劈头盖脸地狠狠砸下来。我挣扎着跑进家里。我的肚子酸痛难忍了一个星期，我的脸和腹部青紫了一个月。
按照我哥哥陈锦耀的建议，我去见了当地黑社会的头目。他告诉我，要么花钱让人把暗算我的人毒打一顿，要么以他的名义要求他们摆上三桌宴席，请我和我的朋友们。
那是1948年，我是每月挣290元STSD的运输经理，并且是因为紧急状态（在我遭到毒打之后不久就宣布了紧急法令）而日子更加好过的少数一部分人之一。英国人围捕了黑社会分子，严厉打击了盗窃活动。风气好转了，我的危险也过去了。
同时，我给别人打工的日子也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