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晴（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脑海深处的记忆
夜深人静，仿佛看见先生远远的站在那里，脸上挂着浅浅的笑容，白发，布衣，一如既往。
那年，Wezler教授从日本返回德国，中途在北京逗留几日。夏日的晚间，日照还在，耳旁不时传来布谷鸟的鸣声。我那调皮而话多的小师弟走在Wezler的另一侧，说那叫声的意思是“光棍好苦”，Wezler大笑，并且赞同地说，光棍就是苦啊。我用德语说到Schmithausen教授有鸟，实际想表达该位教授家中养鸟的意思。此时只见Wezler脸上掠过一丝狡谲的微笑，随后纠正说，不可以这样表达，如此表达的意思是说，Schmithausen教授脑筋有问题，精神有毛病。
我们就这样一路说着，笑着，沿着未名湖，来到先生家。
先生已吃罢晚饭，一张破旧的八仙桌上干干净净的。先生让我们坐下，Wezler坐在八仙桌的一边，先生坐在另一边。师弟和我大概在犄角旮旯找了个凳子坐下了。师母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木板床上，这是她一贯坐的地方。床上的陈设简单到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印象。
Wezler教授面对师母，但礼貌地不去打量，而专注地和先生谈话。师母也只是问我，石头好吗？听我回答很好之后，也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先生用德语交谈。师母看着我们，颜色正敷愉，却已老态龙钟。
谈话当中，师母突然连着打起喷嚏，鼻涕也流了出来。我看在眼里，知道师母患上感冒，患上鼻炎。可是，当着外国教授的面该如何处置这令人尴尬的情形呢？此时只见先生起身，从床头栏杆上拿起一块毛巾，亲自为师母拭去流出的鼻涕。这一切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先生落落大方地处理过后，又接着与Wezler谈话。后来还是师弟提醒，说先生习惯早睡。Wezler方才结束了与先生的谈话。
在我见过的老一代学者中（见的不多），要数许国璋先生的太太美丽，那真是美女，年轻时必然若天仙，老了也美丽尚存。我以为，我们的师母也是十分美丽。许夫人是南国美女，眉头总是锁着淡淡的忧愁；而师母是北国佳人，脸上天生带着慈祥的笑意。
今夕何夕，昔夕何夕！如今这画面中人，德国印度学界最著名的学者Wezler因遗传的缘故患上了忧郁症，真的是“有鸟”了。师母早已离去，而似能长生不老的先生也去了。那聪颖而顽皮的小师弟俨然已成江南第一名嘴，而我已经能感觉到流泪之后眼睛的干涩。
应去终须去，无复独多虑。
（2009年7月14日）
亲情
看过写先生家庭生活的文章，那些零散的画面又从记忆的深处浮现眼前。若不将这些画面用文字勾勒出来，怕是不得安宁了。
先生的家曾经那样温馨。
李铮的年代，我们常常可以随便打个招呼便径直走入先生的书房。先生的书房藏书丰富，而且没有图书馆闭关的限制，所以一有了非查不可的念想，首先想到的便是先生的书房。师兄弟、姐妹们都曾尽情享受那里的书香。
这样一次，我逗留在那里，到了先生家开饭的时间。先生说，先吃饭，然后再看。于是从书房步入有饭桌的房间，那里也是师母晚上歇息的地方。印象中吃的是面汤，还有自家腌制的雪里蕻，小小的一碟儿。
那时候，先生的女儿婉如还在。饭后先生家的女眷迅速收拾好了一切。她们让我坐着别动，跟先生聊。我坐着，背朝连着厨房的门厅。背景处是笑声和说话声。倏忽间，她们不知何时已经返回，师母坐在角落里的木板床上，那永远是她坐的地方，而且永远守住这一角。婉如半躺着，头部和上半背抵着墙，依偎在母亲身旁。
全不记得我们在谈什么，只记得先生端坐着，满面生辉，话语不多，但是富有幽默。先生在和我谈话，实际上是说给师母和婉如的。说得师母和婉如很开心。师母转过头来看着婉如，满眼慈爱。她们相对着，格格地笑啊，笑。先生愈发满面光辉，以他特有的方式尽情享受着这人间亲情的快乐。
那时我好羡慕，羡慕婉如可以依偎在母亲身旁。我的母亲很早便去世了，或许是这个原因吧，所以看到人到中年的婉如还可以依偎在母亲身旁，便格外的羡慕。
后来先生说，德华走了，婉如走了，把他的心也带走了。
忆昔荷畔清屋居，
炊香书味总相宜。
莫论人间疾与苦，
儿女承欢有贤妻。
（2009年8月1日）
最后的告别
和邦维相约，我们于4月4日乘火车赴山东临清。邦维、老葛、我三人挤坐在硬座车厢。说是“硬座”，其实已经不硬，已经是30年前的软席了。车厢中人很多，大约是到了清明时节，人们纷纷回乡祭扫的缘故？拥挤的车厢令我们行动不便，于是端坐着，以邦维从小卖部买来的如手指粗细的“双汇火腿肠”充饥。那里面除了淀粉，便是各种添加剂。我曾经买过这种香肠作为“爱心食物”喂给六院的猫，猫也嗤之以鼻。当然，还有苹果一枚。不过春天的苹果，您能想象已经是什么程度！邦维就是这样，永远记着30年前的艰苦。
来到季先生的家乡，多少回忆又浮现眼前。人与故土，一定有灵相系。而季先生之灵在他的故土还在为我们诉说着什么。
终于到了季先生骨灰安葬的时刻。大人物各种讲话之后，是安葬。待到大队人马撤去。邦维的一席话，令我热泪满面。邦维说，我们来这里，是缘分。这是我们和老先生一生的缘分。正是因为老先生，也才有你我相识、共为同事的缘分。
季先生是改变了我们一生的人。
待到大队人马撤去，长枪短炮蜂拥着大人物远去。邦维、老葛、我，三人围着季先生和师母的坟头环绕做右旋礼。我们要过铁锹，每人铲了三锹土，覆盖在老先生的骨灰盒上。此时，泪如雨下。仿佛在与先生做最后的告别。我们前来季羡林的憩园，亲手为先生培土是真正的目的。这是老先生灵魂的感召。填土之后，仿佛感觉到老先生的欣慰。为季先生的墓亲手捧上一掬土，这是我们一行的真实目的。
（2010年4月5日）
面向大海
下手按动键盘时，脑海中浮现出季先生的话：写文章，不要强写。心中没有感受，不要写。然而，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对我的触动还不够强烈吗？
4月3号，兄弟姐妹相约去海边凭吊父母。到了明年，我的父母的骨灰就已经入海安葬20年了。这20年来，父母常常入梦与我们相会。父母与我们相伴的日子，终究是回忆了，伴随我终生。
这是20年来，我们兄弟姐妹第一次去海上共同拜祭父母。我们相约前行，其实还有一个约定。这一趟我们在海上向父母表述，有一天我们故去，将身赴大海永远陪伴父母。
那一年，季先生重返德国，带我随行。父母来机场相送，他们与季先生第一次会面。一边是抗日战场杀出的将军，一边是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学士。父亲眼中充满了对季先生的崇拜，而在我母亲眼中，季先生不过是个慈祥的老者。季先生不善于寒暄，特别是不知道如何与军人寒暄，但他后来对我说，他其实很佩服那些曾经与日本鬼子搏杀的军人，对他们充满崇敬之心。
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个知识分子。那年他来京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正逢抗日战争爆发。于是父亲投笔从戎，毅然加入敢死队。准备誓死捍卫民族的尊严。若不是战争，父亲一定会是一名享誉中外的建筑师。父亲的才华，终于在战后得以展现。大难不死之后，父亲成为新中国修建机场的专家。曾经那些遍布祖国大地的机场，都烙印着父亲的足迹。母亲是父亲的原配夫人，也是老土山西那个地方的大家闺秀，生得眉清目秀。在父亲的带动下，她也投身抗日的行列，成为一名军人。
父母走出了他们的家乡，走遍华夏大地。最终在我们的护送下，永远安葬在大海中。我们也将身赴大海，将永远与父母相伴，直至海枯石烂。
（2010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