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之夏，众人的目光远远不只属于德意志。
尽管之前也曾爆出“北大学子卖肉”的新闻，尽管有教育界人士尖锐地批评北大、清华的美名只是地域优势的结果，社会舆论的是是非非仍让本该安静的校园备受关注。从“港校招生风波”到“人才引进有假”，从游人们的声声质问到包机送新生上学，在一片“倒掉”声中，看似草木葱茏的燕园再次身陷“麻烦”。一时间，媒体质疑风起云涌，新闻不谈北大几成奇事。丘成桐的“造假说”、旅美学者薛涌不乏煽动性的“二流论”更是被各大网站频频转载，再加上薛涌一句“宁信其有”，顿成举国震惊之势。
对此有人评论：聚焦北大，和人们关注超女并无两样——曾经有媒体把一群参加普通选秀节目的女孩子捧上九霄，又是同样一班人马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内地高等教育系统贬入地狱，潮流滚滚前行，不过都是挖掘卖点而已。这样的话，对于媒体来讲或许有些苛刻，何况一些普通的带有商业目的的花边新闻并不曾引起如此轰轰烈烈的全国性讨论。关于超女的广泛争议尚能基本分为旗鼓相当的两大派系，这来源于新老两代对于审美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不同理解；而关于高校系统的“热炒”几乎呈“一边倒”之势，恰恰说明“北大事件”紧紧揪住了万众内心深处的一点——正如爸爸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不如邻人家的，总免不了有些“恨铁不成钢”，全国人民眼睁睁地看着在国内备受宠爱的两所高校在面对港校的时候似乎频处下风，其焦急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北大、清华的历史，岂是香港几所高校可以比拟；地处首都核心，汇聚全国人才、亿万经费，如此天时地利尚落于人后，此校不批，更待何者。
于是风口浪尖的北大便重重地戴上了“浪费国家资产、欺骗人民感情”等帽子。可是实情是否如此，远远不是在纸面上讨论丘成桐和田刚的私人恩怨就能解释清楚的。未名博雅的美景中流淌着五四精神的血脉，飘扬着新文化运动的旗帜——百年沧桑赋予燕园无价的精神遗产，然而今时今日还算是国泰民安、稳步发展的中国，却将北大放在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地位上——燕园学子曾经的骄傲成为我们似乎无法超越的过去，北大人缅怀历史似乎被人嘲讽为回忆祖上富裕的“阿Q”。诚然，北大人一直力争以忧心天下为己任，以振兴民族为重担，但是在这高速转动的时代，这个担子已经不是一人一校能够挑得了的了。我们感谢“北大精神”这些词汇所赋予我们的历史性荣光，然而当这样的荣誉变成了众人对我们越来越挑剔的理由，我们也会感到委屈；我们说未名湖是个海洋，我们自称兼容并包，可是“一塔湖图”已经承载不了国民超负荷的期望。相反，回首眺望时，我们在不远的国境线外看见了首尔国立大学中，曾被政府捧为国宝的黄禹锡从宝座顶峰跌落，遍体鳞伤。我们可以说黄禹锡事件部分地源于黄本人的“虚荣心”，然而黄的倒掉更是被全体国民期望压垮的结果——他们太过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于是从最高政府领导人到普通民众，千千万万的目光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一个并不算大的韩国可以毁掉一个工作刻苦、本来颇有潜力的科学家，那么在中国，十三亿的目光和一百多年振兴民族的迫切愿望，足以让压力成为我们的不可承受之重。
2006年9月开学时，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北大面对“媒体冲击波”的沉默：“我们不作回应便说我们理亏，而我们出面澄清一些事实就说我们缺乏北大‘兼容并包’的风度。”北大在沉默中呼唤宽容。呼唤宽容并非寻找借口为自己护短——所谓“理解万岁”，我们又何尝不明白，亿万人民即我父母，对北大、清华乃至内地高校系统的批判乃是百姓学者对我们“爱之深，责之切”的结果，对这样的爱我们不能也无法拒绝。然而归根到底，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只是中国千千万万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之一，逃不掉这个还未完善的社会体制所附加给我们的种种缺陷；北大、清华的学生只是一群普通、血气方刚却也不乏七情六欲的年轻人；北大、清华的老师和研究者只是科技界的普通战士——比起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西方大学，北大、清华都是正在成长的孩子。正所谓“望子成龙之心不可无，揠苗助长之举不可有”，如果连自家父母都不肯给孩子一点点温和的环境，如果连至亲好友都始终把光耀门楣挂在嘴上，那么这个孩子必然只能在阴霾下长大，更何况一所大学内部状况的复杂性又怎是一个孩子可以相比。
我们很清楚“忠言逆耳”的古语在今天并未失去效力，媒体对企业和社会机构的监督毕竟意味着社会进步，北大清华也并不需要毫无约束的溺爱。在某些时候我们需要外界的声音当头棒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必须感谢它。在这个夏天我们是被父母训斥的孩子，尽管心里会有委屈和压力，然而血浓于水是必然的事实。站在今年更便捷、更人性的新生入学绿色通道上，我们都在踮着脚尖向前眺望，不知道在火热得让人心烦的夏日过后，焦躁的社会是否会有一颗更冷静的心；或者，至少有一张更宽容的嘴，来善待一个尚不完美的孩子，并和它一同成长。
（李萱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05级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