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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尧典》——东方文明的“创世记”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相当于《圣经》中的《创世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关于中国政治文明初始状况的描述。以时间先后为序,《尚书》分为四个部分:“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尧典》记载的唐尧本是“前虞舜”时代的人物,从理论上说,可以另辟“唐书”予以安置。但是,在《尚书》的结构体系中,并没有“唐书”。《尧典》只好寄身于“虞书”之中。当然,这样的安排也自有其道理,因为,《尧典》的主角虽然是唐尧,但《尧典》的作者却是虞舜时代的史官。因此,《尧典》是后代史官对前代政治人物的追述。

《尧典》的内容主要在于描述尧的德与行。其德之美被概括为:“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中,“钦明文思”是四种内在的道德品质。按照郑玄的解释,分别是指:敬事节用(钦)、照临四方(明)、经纬天地(文)、道德纯备(思)。当然,也有人把“钦”解释为“威仪表备”。将这四种内在美德践之于行,尧又显示出诚信、勤勉、善能、谦让的品质。其实,这些德性与品质,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比较含糊的。在一定程度上,与其说它们是尧的品质,还不如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品质。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德性、品质,所以天地之间,四面八方,都充满了尧的光芒与恩泽。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神奇魅力的政治领袖的形象。这种政治形象的核心特征不是武力,甚至也不是智慧,而是美德。因此,政治之德高于政治之智。这样的政治形象,与柏拉图构想的“哲学王”形象是不同的。“哲学王”的意涵是“智者之治”,政治领袖应当由智者充任。但在《尚书》中,政治领袖是“德者之治”,政治领袖的首要品质是德性。

正是因为尧是美德的化身,具有先知的地位,所以,他能够创造性地建构这样一种具有文化个性的政治形态:通过发现、甄别、任用有德之士,发挥他们的辅佐作用,首先使“九族”趋于和睦。所谓“九族”,郑玄认为是从高祖到玄孙,共九辈人。在这里,当然不是指九辈人之间的和睦,而是指在九世之前属于同一个祖宗的整个大家族,都能和睦相处,或者说,是泛指宗族内部的和睦。但这只是第一步,在宗族内部和睦的基础上,还要使百官群臣知德义、讲礼法,进而协调万邦诸侯,使天下所有的百姓都能够变得友善和睦。这就是唐尧建构的政治秩序:通过自己的美德影响自己的家族,通过自己的家族影响百官群臣,通过百官群臣影响各地诸侯,通过各地诸侯影响民众,这里的“影响”,其实就是“教化”、“治理”、“调整”。这样的政治秩序及其建构方式,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所讲的“差序结构”一词,庶几近之。这就仿佛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激起一圈又一圈不断往外推的波澜;尧就相当于那个不断扩散的同心圆的圆心,甚至就是激起波澜的那块石头。波澜所及之处,都是教化所及之处。由于尧的美德的无限丰厚,因此,他激起的波澜将无远弗届,所有的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尧的教化而趋于和睦。这样的政治形态意味着,理想政治的唯一动力就是那个唯一的领袖,他泽被四方,泽被万世,他的美德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其他所有人都是被动的,都要接受他的恩泽。一言以蔽之,政治领袖是政治的发动机。

那么,尧的政绩到底有哪些呢?《尧典》列举了以下几项。

首先是主持制定历法:他让羲氏与和氏,小心地记载天象,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编成历法,昭告天下。他的具体安排是,让羲仲住在东方,等待日出,测定太阳升起的时刻,根据昼夜长短,确定仲春;让羲叔住在南方,测定太阳在南方的运行,以确定仲夏;让和仲住在西方,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以确定仲秋;让和叔住在北方,观察北方太阳的运行情况,以确定仲冬。根据这些人收集的信息,尧公布了历法,以之规定百官众臣的职责。

在这里,“历法”就是“立法”。主持制定历法就是主持立法。如果没有历法,任何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都无法形成,时间不能测度,历史不能记录,意义也无法凝聚。因此,历法乃是最具基础性的法。《尧典》叙述尧的功绩,首先叙述他主持编制历法,确实大有深意。在人类历史上,制定历法、规定时间的人,往往就是最有影响的人。在古代中国,尧既然被尊为最初制定历法的人,那么,在象征的意义上,他就成了创造“历史”的人:在他之前,中国没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不知今夕何夕”;在他之后,时间清晰了,历史觉醒了。对于历法的意义,写《尧典》的虞舜时代的那些史官未必有清醒的自觉,但是,他(或他们)在尧的诸多圣迹中首先记载了这桩事,而且还不厌其烦地叙述了相关细节,这就意味着,先民们对轻与重的把握已经达到了相当精准的程度。

接下来是人事问题。尧与群臣重点讨论了两个方面的人事问题。一是执掌历法的官员,二是寻找一个行政方面的助手。

关于执掌历法的官员人选,有人推荐了尧的儿子丹朱。但尧不同意,他认为,自己的儿子不踏实,信口开河,又好跟人争辩,不是合适的人选。关于行政助手,大臣欢兜推荐了共工,说他在治水方面已有一定的成绩。但尧并不认同,他认为共工阳奉阴违,表面恭敬,内心轻漫,不是合适的人选。尧认为,眼下洪水滔滔,生民最关心的就是解除水患。然而,谁是治水的最佳人选呢?群臣们又说:最佳人选是鲧。但是,尧还是不能认同,他认为,鲧不能履行职责,将有损于整个邦族。但群臣们强烈要求:给鲧一次试用的机会吧。也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僵持,尧作出了妥协。他把治水的重任交给了鲧,并嘱咐鲧好好干,一定要谨慎行事。但是,经过九年的试用,证明鲧确实不行。

这段叙述表明,尧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出任历法方面的主管官员,没有任人唯亲。这样的解释显然有助于树立尧的完美形象。至于行政助手的选择问题,群臣先后推荐的两个人选,尧都不认同。一方面,这说明尧善于识人、察人,早早就看出共工、鲧都有致命的缺陷,都不适合担当大任。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群臣都是傻子。群臣举荐共工与鲧,很可能是群臣充当了他们的代言人。特别是对鲧的任命,尧是不情愿的,是在群臣施加的压力下作出的政治妥协。这说明,鲧在决策层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已经获得了普遍性的支持。他的支持者如此众多,以至于尧的意志都被迫屈从。鲧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与他的儿子禹在后来的崛起,绝不是没有关系的。此外,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在尧的时代,最迫切、最现实的公共事务就是治水。谁能治水,谁就是最能干的政务官员。中国政治(思想及其实践)与水的关系,在此算是打下了一个伏笔。

再来看《尧典》叙述的最后一个事件:传帝位于虞舜。

到了晚年,尧召集四方诸侯长老,讨论政治继承人问题。尧说:看一看,你们谁能继承我的帝位?各方诸侯长老都谦逊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没有资格继承大位。尧又请大家随意推荐,地位卑下的人也可以。结果,大家推荐了尚未娶妻的舜。舜好在哪里呢?原来,舜有一父一母一弟,父亲心无德义,母亲说话不诚,弟弟傲慢不善,置身于“三恶”之间,舜始终都能够以至孝、德性与他们和谐相处,不断把他们引向善的方向,使他们不至于过于奸恶。这就是舜的长处。

听了大家的介绍,尧承认舜是个不错的苗子,可以试试,以观其行迹;他既然是单身汉,不妨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观察他迎娶二女的法度,从他治家的水平看他治国的能力。于是,尧把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湾,作了舜的妻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尧对舜很满意。他的结论是,舜能够修己行敬以安人,可以担当大任。

叙述到这里,《尧典》戛然而止。尧的结论,意味着唐尧时代的行将结束与虞舜时代的渐次展开。

分析尧与舜之间的权力交接,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舜的德性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依靠自己的孝道、品德,能够跟恶人相处,能够感化恶人,能够使恶人向善。这种仅见于家庭范围之内的具有道义性质的支配力与影响力,就是充当政治领袖的最可靠的潜力与资质。舜就是因为这种道义能力,脱颖而出的。与舜相比较,各方诸侯长老在表达谦抑的时候,也是在德性方面做文章,称“自己德性不够,不足以高居帝位”云云。此外,还有一个人也不能不再次提到,那就是尧的儿子丹朱,他对帝位其实是“有想法”的,居然没有得到父亲的应允。尧为了天下之利,拒斥了自己的儿子,选择了舜作为自己的政治继承人。

读完《尧典》,历代读者都可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舜获得帝位,是因为德性,他的德性受到了尧和各方诸侯长老的普遍认同;尧选择舜,是因为天下能够“得其利”,是为天下人着想的圣王之举。不过,在获得这样的结论和印象之后,我们还必须意识到,这些信息,这些结论,都是舜的史官试图传递给我们的。这些没有署名的史官,他们到底想说什么呢?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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