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名所见的“益稷”，是舜的两个大臣：益与弃。益，即伯益，皋陶的儿子，舜任命的山泽之官，近似于现在的林业与渔业部长。弃，舜任命的主管稷事之官，近似于现在的农业部长，把弃这个人直接称作“稷”或“后稷”，是以官名代人名，相当于直接称某人为“农业部长”。无论是益还是弃，都不是《益稷》篇的主角——他们都没有出场，至少在史官的笔下，没有见到他们的言行。本篇的主角仍然是舜、禹、皋陶。把“益稷”作为篇名，是因为在禹的发言中，提到了益与弃的辅佐之功。
从内容与逻辑来看，《益稷》与《皋陶谟》其实是连成一体的。两篇经文叙述了三个圣贤之间的同一次会谈：《皋陶谟》记载了会谈的前半段，《益稷》记载了会谈的后半段。一次会谈，为什么要分篇叙述？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为了突出皋陶的思想地位。因为，在这次会谈中，主要人物是舜、禹、皋陶（谈话结束之后，舜的乐官夔才出面安排了一场歌舞唱和）。三人中，舜是最高政治领袖，其资历、政治地位明显高于其他两人。但在会谈的前半段，舜并没有说话。把这次会谈分成两段、分属两篇之后，在《皋陶谟》中，就看不到地位最高的舜了。《皋陶谟》记载的出场人物就只剩下了禹与皋陶。且皋陶成了主角，禹充当了配角。一场多边讨论就变成了二人对谈。当谈话进行至下半段——《益稷》所反映的阶段时，舜才开口说话。显然，当皋陶在讲述《皋陶谟》中记载的那些政见时，舜一直在场倾听。
皋陶自己说完之后，他和舜都要求禹也谈谈自己的想法。禹说：“皋陶的思想已经尽善尽美，自己仅仅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已。到底做了什么呢？首先是治水。在治水的路途中，与伯益一起，把新猎获的兽肉送给了当地的群众。水患解除之后，与弃一起，安排播种五谷，又把粮食送给众人；又想出办法，在各地民众之间进行调剂，互通有无。于是人人有饭吃，天下因此而得到治理。”做完这个简短的述职报告之后，禹又反过来告诫舜：“您在君主的位置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建议您静心考虑各种细微之事，要依靠正直的人作为助手。如果能这样做，您振臂一呼，既能得到天下人的响应，还能得到上天的褒奖。”
舜回答说：“君臣之间，确实应当相互亲近，相互依赖，共同成就美好的政治。臣是君的眼耳手脚。我想帮助民众，我想治理四方，都需要你们的帮助。我希望你们设计制作不同样式、不同图案、不同颜色的礼服，以体现不同的上下等级关系；我希望通过倾听不同风格、不同旋律的音乐，以考察政治的成败与治乱，你们也要帮助我倾听。还有，当我有了过失，你们也要帮助我。不可当面附和，背后非议。我要求我身旁的大臣，都要恪尽职守。对于那些愚蠢而又喜欢谗毁的大臣，要依法予以惩戒。”
禹回应道：“对于大臣，要善于使用，要善于分辨。要依据他们的言论接纳他们，依据他们的业绩考核他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物质上的酬劳。”禹还说：“丹朱就很糟糕，既傲慢又懒惰，因此不能继承帝位。我则愿意全心全意投入到治水大业中。现在，各方面都很配合。只有三苗顽抗，不愿接受分配的任务。您可要考虑这件事。”舜说：“要宣传我们的德教，你安排的任务，三苗应当顺从。如果他们实在要违抗命令，可以请皋陶依法处置。”
舜说完之后，在乐官夔的安排下，音乐响起，祖先的灵魂依次降临，各地诸侯登上庙堂，相互揖让致意，堂上的君臣或歌或舞，相互唱和。舜作歌祝愿“大臣欢悦，君主奋发，万事兴旺”。皋陶作歌祝愿“君主贤良，大臣贤良，万事兴旺”。
以禹、舜之间的政治讨论开始，以君臣之间的歌舞唱和结束，这就是《益稷》的主要内容。通过他们之间的反复讨论，可以发现，禹主要是一个实践家，所承担的职责类似于后代的宰相。他奔赴四方治理水患，沿途安抚四方民众，致力于公共事业，使天下得到治理，功绩非常突出。在君臣关系这个政治主题上，禹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概而言之，主要有三点：首先，君主要选用正直的人作为助手；其次，君主要善于发挥大臣的作用；再次，君主要注意对大臣的考核与酬劳。这几点，尤其是第三点，体现了君臣关系的制度化趋势，因而具有一定的制度建设的意义。但是，相对于《皋陶谟》中所见的皋陶的系统化的理论建构而言，禹的优势主要在于实践能力，而皋陶则更像一个思想导师。
在这篇文献中，舜也表现出制度建设的积极愿望。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他希望制作不同的服饰来体现不同的名分，使上下尊卑关系从人的服饰上就可以看出来。在服饰的设计上，不同的图案、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样式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实际上是为每个人都贴上了一个符号或标签，强化了人的生存方式的符号性。其二，他希望分辨不同的音乐，因为不同的旋律也有不同的政治含义。通过辨别不同的音乐，有助于体察人心的向背、政治的成败，甚至还可以听到音乐背后的呼声、要求、愿望。因此，倾听音乐的能力，就是一种政治能力，就是一种执政能力。对音乐的敏感，就是对于政治的敏感。舜的这种看法，虽然显得有些神秘，但是，却具有重要的原创意义：打通了音乐与政治的联系，强化了音乐的政治功能。舜的这两点理论思考，开启了后世的“制礼作乐”。一般认为，作为制度的“制礼作乐”出自西周初年的周公，但是，通过阅读《益稷》，可以看到，舜以服饰分等级、以音律辨治乱，其实已经描绘了礼乐文明的雏形。因此，中国早期礼乐文明的历程，似乎可以概括为：萌生于虞舜，完善于周公。到孔子生活的时代，就完全衰败了。舜作为礼乐文明的孕育者，也许是他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最重要的贡献了。
舜关于服饰与音乐的见解，虽然展现了一个古代圣王的远见卓识，但是，舜在《益稷》中的形象却颇有些让人费解。舜享有天子的至尊地位，但是，禹却可以反复地告诫他：告诫他要小心谨慎，告诉他怎样才能得到天下的响应，怎样才能得到上天的支持，等等。对于禹的这些劝告，舜还能表示接受。从他们对话的语气来看，两人之间似乎没有地位或年龄方面的尊卑关系，似乎很平等。造成这种平等关系的原因，也许是禹在治水方面功勋卓著，政绩突出，在事实上已经享有与舜同等的权威（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圣贤自有气象，不宜以常人的标准来测度）。
再联系到《皋陶谟》中所见的皋陶与禹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皋陶谟》与《益稷》两篇文献所反映的时期，在最高决策层中，已经形成了“三驾马车”的局面：皋陶以杰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德性，充当了思想导师的角色，获得了某种以政治智慧为基础的道义性质的权力；舜以自己的资历，以及所拥有的天子之位，获得了一种后世所谓的长老性质的权力；禹以自己的实际功绩和行动能力，行使着一种现在所谓的执行性质的权力，类似于现在的政府总理或企业中的总经理。
在《益稷》的末尾，还记录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歌舞唱和。乐官夔充当了组织者或司仪的角色。在特定的音乐节拍中，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历代先父先祖的灵魂在生者的视界中降临。《益稷》描述的这个细节，旨在证明：舜主持的政权由来有据，舜是远古圣王的合法继承人，是一份政治遗产的合法守护者。远古祖宗灵魂的降临，实际上是在促使活着的人恪守既有的政治秩序、政治格局，因为，这是一种合法的、正当的政治秩序。
§§第二章 夏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