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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禹贡》——天下体系的形成

《禹贡》全文仅1193字,但围绕《禹贡》衍生出来的注疏、研究文献,早已汗牛充栋。古之学者,大多视之为一篇讲“贡赋之法”的文字。所谓“禹贡”,即为“禹制九州贡法”之意。这种解释,主要突出了《禹贡》在税负、贡物方面的规定。但是,晚近学者更注重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研究《禹贡》,把它看做是一篇地理志。理由之一是,“贡赋之法”并非全篇的主体,篇中谈论贡赋的内容仅299字,仅占全文篇幅的四分之一。不过,《禹贡》的主旨,恐怕不宜完全以相关内容的字数多少来衡量。作为“书经”的组成部分,《禹贡》的政治哲学或法理学意义不仅应当置于其地理学意义之上,也许还应当置于其“贡赋制度”的意义之上。因此,我更愿意把《禹贡》看做是一篇政治哲学论文或法理学论文,它的政治哲学的意味更值得咀嚼。

虽然,从表面上看,它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九州的山水、土壤、物产之类的地理要素,且句法单调,平铺直叙,意象重复:从冀州到兖州,从青州到徐州,从扬州到荆州,从豫州到梁州,最后再到雍州,九州的山水逐一得到治理,九州的贡赋逐一得到确定。这些内容,看似充当了文章的主体部分,其实都不过是漫长的铺垫与序幕而已,直至最后一段宣称:天子的声威教化,遍及于四海之内,于是舜赐给禹玄色的美玉,以示大功告成——这才算达到了《禹贡》篇的高潮。所以,读《禹贡》的过程,就类似于很多人偏爱的旅游,辛辛苦苦地跋涉数百里、甚至数千里之后,目的地终于到了,一片美景终于展现在旅游者的眼前,旅程在此戛然而止。

《禹贡》最终的目的,就是天子的声威教化遍于四海,实现天子对于普天之下的支配,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形成和实现。因此,理解《禹贡》的一把钥匙,就是“政治共同体”或“天下政治”的观念。禹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在于把普天之下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加以治理,把普天之下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政治场域。按照《禹贡》的逻辑,“政治共同体”或“天下体系”的形成和实现过程,包含了两条相互平行的路径:一是九州的划分及其贡赋制度,二是五服的划分及其差序格局。

先说九州的划分。九州的概念与划分虽然不一定始于禹,但是,禹或许是第一个走遍九州的政治领袖,禹在九州范围之内,都打上了自己的痕迹。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活动。见之于《禹贡》,首先就是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把天下这个抽象的概念“坐实”。天下虽然不能限于九州,但天下首先表现为九州,或者说,九州充当了天下的主体部分。九州的确立、坐实,使天下成了一个饱满的、可以触摸的政治空间。天子作为天下的主宰,就可以在九州这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空间之内体现出来并发挥作用。试想,如果天下不能见之于九州,天下就将是一个游弋不定的概念。但是,九州的划分、坐实,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它把想象中的天下变成了面对面的、历历在目的、有山有水的九州。

对于这个目标,在《禹贡》的开篇即有暗示:“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短短的12个字,已经透露了《禹贡》的意图:禹在九州范围之内,整治水土,随行山林,斩木开道,为各地的高山大川规定尊卑秩序,以便按照不同的礼仪予以祭祀。禹的这番劳作,本质上是开疆拓土。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当年的探险家“发现新大陆”具有相似的政治效果:把所到之处,都明白无误地纳入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之内。禹在某个地方修一条路、建一座庙,就相当于西、葡、英的探险家在某个“新大陆”插上一面旗帜,用现在的政治观念来说,就是一种主权性质的宣告。在中华文明初始时期,当然没有现代性的主权概念,甚至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九州更不可能是禹的殖民地。但是,禹的行动,确实有助于把九州都纳入自己所主导的政治体系之中。因此,禹划定的九州山水,最终的结果,是确立了自己对于这些地区的政治支配与政治控制。换言之,九州的划分,绝不是一个水利、交通、土地调查、资源勘探之类的技术性问题,而是一种十足的政治行为。它的政治目标,就在于把天下整合成一个政治共同体。通过划分九州,通过对九州山水的治理,天子的权力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存在,而是一种遍及于九州的权力。

不过,仅仅划分了九州还不够,因为这仅仅是一种静态的安排。为了让九州的设置“动”起来,为了让这种划分具有持久的政治生命力,还需要把九州之内的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禹建立、完善了贡赋制度,以之作为天子支配九州的制度平台。这里的贡赋,既是各州向天子交纳物质财富的方式,同时也是各州向天子表达政治忠诚、政治服从的方式。通过贡赋制度,以天子为中心、以九州为范围的政治共同体不仅在制度上得以形成,而且还可以不停地运转。正是为了这个目标,禹在巡视各州的路途上,总是要为各州确定贡物的种类、税负的等级。譬如,冀州的贡物是皮服,赋税是一等或二等;兖州的贡物是漆、丝、绸,赋税是九等;青州的贡物有盐、细葛布、柞蚕丝,赋税是四等;徐州的贡物有五色土、大山鸡、桐木等,赋税是五等;扬州的贡物包括金、银、铜、玉等,赋税是七等;荆州的贡物有羽毛、象牙、金、银等,赋税是三等;豫州的贡物有漆、麻、细葛等,赋税是二等;梁州的贡物有美玉、铁、银等,赋税是八等;雍州的贡物有玉、石、珠宝,赋税是六等……

为各州确定贡物的种类、赋税的等级——禹享有的这种权力,是典型的主权性质的权力。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的核心,就是税负的征收权与财政的支出权。譬如,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其载体就是税制革命:革命之前,征税权和财政支出的权力都由君主拥有,是为君主主权政体;革命之后,征税权和财政支出的权力转移到议会,是为人民主权政体。可见,不同的税制决定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在《禹贡》中,禹为各州确定赋税、贡物,其实就是在行使天子所享有的政治主权者的权力,其言外之意是:我可以为你确定赋税,就表明,你臣服于我,我君临于你。在这里,赋税的等级表明了税率的高低,但对于禹来说,高一点或低一点,多收一点或少收一点,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可以确定你纳税的等级。正是在贡赋的缴纳过程中,天子与九州之间的上下关系、尊卑关系、君臣关系在制度上得以形成,一个有序的政治共同体开始有效地运转。

再看五服的划分。在《禹贡》的最后一节,还确立了一种名为“五服”的正式制度。表面上看,这是在九州体系之外另行设置的一种地理区划,但是,五服的真实意义是政治区划。按照五服制度,不同的地理区域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首先是天子的领地,它以国都为圆点,以500里为半径划一个圆,圆圈内部的区域,即为天子的领地,显然,这是地位最尊的政治区域。其次是甸服,它环绕着天子领地,是一个圆环状的区域,圆环宽度为500里。在甸服之外,依次是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它们和甸服一样,都以天子领地为圆心,都是圆环状的区域,一环套一环,每一圆环的宽度都是500里。换言之,五服就是以天子领地为中心的五个同心圆环。

这样的政治区划,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溅起的一圈又一圈的波澜。每一个环状区域,都以天子为中心。因此,天子居住的“中央”不仅是最高权力的中枢,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处于真正的圆心。为了让这样的政治区划能够坐实,禹还为每一“服”设置了不同的义务。譬如,在甸服之内,离国都最近的100里区域,向天子缴纳带秆的禾;200里区域,缴纳禾穗;300里区域,缴纳谷;400里区域,缴纳粗米;500里区域,缴纳精米。概而言之,甸服区域,主要向天子缴纳农产品。甸服之外的侯服区域,主要服差役。侯服之外的绥服区域,主要推行天子的政教,维护天子的安全。侯服之外的要服区域,应当与其他区域和平相处,遵守相互之间的约定。至于要服之外的荒服区域,主要是维持臣服关系,甚至是否向天子进贡,都还处于流动不定的状态。

五服之内的每一“服”,都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不同的义务既意味着地理上的远近,也意味着政治上的远近。越是靠近中央的区域,意味着来自中央的政治控制力越强;反之,越往边缘,则意味着中央的政治控制力越弱。到了最远的荒服的边缘,中央的实际控制力已经趋近于零。这种政治控制的式微,意味着天子权力的边界。五服之内,也许是当时的中国人能够想象的最宽广的空间了。在这个空间之内,则呈现出一个地理上由近及远、政治上由高及低、文化上由文及野、情感上由亲及疏的政治格局,套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所说的差序格局,那么,五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就促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差序格局。

通过九州贡赋与五服格局的建构,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权基本上建立起来了。九州之内,构成了这个政权的疆域。各州通过不同的贡物与赋税,与中央建立了制度化的交往关系。这是最早的“央地”关系。在“央地”关系之外,还有制度化的“五服”。五服虽然也是在地图上绘制的政治区域,但它与九州的划分互不隶属。一方面,在五服之内,与中央的远近,等同于与中央的亲疏;在九州之内,中央与各州的关系没有严格的亲疏远近之别。另一方面,九州中的各州,在政治上具有均质化的特征;但五服中的各服,其政治地位是参差不齐的。九州区划与五服区划的并行,可以解释中国早期国家的两种属性:法律属性与伦理属性。九州贡物与赋税制度的确立,体现了中国早期国家已经出现了法律化、客观化的趋势,甚至使最初的“央地关系”呈现出法定化的特征,一个客观化、法律化的政权,已经呼之欲出。与之不同的是,五服制度虽然也确定了各“服”的不同义务,但是,五服的划分主要是以亲疏关系作为标准,天子与各服之间的亲疏关系,仿佛拟制的血缘关系;这样的差序格局,具有鲜明的伦理属性。如果说,九州对应于政治上的地缘关系,那么,五服就对应于政治上的血缘关系。两者分别表达中国早期国家的法律性与伦理性。

九州的划分及其贡赋制度的确立,五服的划分及其差序格局的规定,标志着一种相对成熟的政治形态与文明秩序已经浮出水面。这样的功绩,虽然在《禹贡》篇中,被正式算到了禹的头上,但却不大可能是禹一个人完成的;即使把这些制度称为尧的旧制,禹只不过恢复或重建了这些制度,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想。我们也许只能说,这两套制度表达了中国早期的政治观念,表达了早期中国人对于理想的政治秩序、文明秩序的想象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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