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有多篇以“誓”为题名的经文，《甘誓》是第一篇。全文仅111字，很短。篇名中的“甘”是地名，在有扈氏的国都的南郊。“誓”是君王告诫将士的一种文体。《甘誓》的主角是天子夏启，他因诸侯有扈氏不服自己继承帝位而出兵讨伐之，战场就在有扈氏的家门口。因此，这篇文献记载的是夏启攻打有扈氏之际所发表的临战前的檄文。
那么，夏启为什么要攻打诸侯有扈氏呢？《史记·夏本纪》交待了一些背景：大禹作为天子，在东巡的过程中，死在会稽，留下的政权由伯益接手。伯益是皋陶的儿子，也是舜任命的山泽之官，在舜、禹两代，都是重要的政府阁员；再加上父亲皋陶的巨大声望，伯益接手最高职位并不令人意外。但是，三年之后，伯益又把政权让给了禹的儿子启。据说，启很贤明，得到了诸侯的拥护，于是继承了帝位。但是，有扈氏却不服。其实，这有扈氏也不是外人，他就是启的同姓兄长。他反对启的理由是：以往的尧传舜、舜传禹，都是把天子之位禅让于贤德之人，但是，启的继位则相当于禹把天子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中间有三年由伯益执政，可以视为禹与启之间的过渡期），因此，启的继位违反了沿袭已久的“王位继承法”，不具有合法性。以此为理由，有扈氏向启直接发起了挑战。后来的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失败的挑战，有扈氏为启所灭。
如果说，有扈氏挑战启的理由是：启违反了“让贤”的政治传统，那么，启又将如何反驳这种观点呢？且看《甘誓》的记载。
临战之际，在自己的将士面前，启的论证非常简洁：有扈氏轻慢五行，怠惰废弃天地人之正道，因此，上天要断绝他的命，现在，我就代表上天实施对他的惩罚。
启的指控聚焦于自然法则，认定有扈氏没有尊重水、火、金、木、土交替运行的自然规律，这样的自然规律见之于人事，则是仁、义、礼、智、信五种品性。更具体地说，有扈氏与夏启同姓，既有君臣相处之义，也有兄弟相亲之恩，因此，按照自然法则，有扈氏应当恪守为臣的本分，顾及兄弟的情分。有扈氏的挑战行为既违背了君臣之义，也违背了兄弟之恩，因而既轻漫了仁、义、礼、智、信五种人伦之道，也轻漫了水、火、金、木、土相互作用的自然法则。按照后世中国的说法，则是对于天理的违背，因而天理不容。自己的征伐行为，可以说是代天而罚，当然具有足够的正当性。
比较有扈氏与夏启各自的观点，可以发现，这是一场合法性与正当性之争。有扈氏认为，君主的更迭，应当遵循以“让贤”为核心的禅让规则。从尧到舜的更迭，从舜到禹的更迭，都是实施“让贤”规则的结果。但是，夏启继承君主之位，本质上却是“父传子”，这就打破了“让贤”这个基本的政治准则，因而，是一种违法行为——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违宪行为，因而不具有合法性。对于有扈氏的责难，夏启并没有正面辩驳，他诉诸更抽象的五行观念，认为人的行为要符合天地之间的运行规律。有扈氏对于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的伤害，具有叛逆性质，是对自然规则的轻漫。在夏启看来，这种以五行为核心的自然法则，乃是一种更高的、更应当遵循的规则。对这种规则的轻漫，则是一种更严重的不义；对这种不义行为的征伐，当然具有正当性。
那么，谁的论证更有力呢？相比之下，启的论证似乎略占上风。因为，有扈氏的论证仅仅诉诸一个比较具体的制度——政治领袖的更迭制度。但是，启的论证则着眼于一个更基础的自然法则——五行法则，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高级法。
启的论证思路虽然较优，但他的论证过程却有些粗糙：有扈氏在哪些方面违反了“五行”？又在哪些方面违反了天地人之正道？根本就没有交待。不过，在剑拔弩张之际，详细的论证既不必要，甚至也无可能。那个时刻，只需要一句精炼的用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的口号就足够了。一句口号就是一面旗帜。废话三吨，不如微言一克。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典籍中，上述分析却不可能被接受。在《尚书正义》中，将“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观扈，周有管蔡”相互并列，意在将有扈氏和其他“坏人”一起打入奸臣榜中，给他们贴上叛逆者的标签，予以永久性的“抹黑”。这样的判断，虽然见之于堂皇的经典，但却不必迷信。因为，历史总是由获得胜利的一方书写的。在《甘誓》的正文中，只记载了夏启之论，并无有扈氏之言。原因在于，有扈氏作为失败者，只能处于听取宣判的地位，只好任凭历史的胜利者、书写者把他固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如果不以战场上的成败论英雄，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审视，那么，有扈氏的立论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在“传贤”的政治原则之下，尧将帝位传给舜，舜将帝位传给禹，已经形成了一种政治惯例，或政治习惯法，或不成文宪法。如果始终按照这样的政治原则来选拔政治领袖，也许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传统中循序渐进地完善政治、发展政治。而且，较之于“传子”所蕴含的“天下乃君主私人之天下”，“传贤”蕴含着“天下为公”的色彩，在政治伦理、政治品格上，明显高于夏启开创的“传子”政治。从这个角度上说，有扈氏的言行，是在捍卫一个品质更高的政治传统。如果尧、舜、禹之间的禅让确有其事，如果这个伟大的传统终止于夏启，那么，有扈氏即为这个伟大的政治传统的殉葬者。他虽然被夏启的武力所灭，但他所代表的政治观念，自有其不灭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说夏启。根据《史记·夏本纪》和《尚书·虞书》提供的线索，可以注意到，早在舜当政时期，皋陶、伯益父子的政治声望就已经很高了。那时候，伯益已经是很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了，启很可能尚未出道。至于皋陶，则是整个时代最高的思想领袖，要论实际的政治影响力，严格说来也不逊于禹——虽然禹享有君主的名号。因此，按照当时的政治传统，禹死之后由伯益接任君主之位，应当是最为妥善的政治安排了。事实上也是如此，禹死之后，伯益接手了政权。但是，仅仅过了三年，政权就从伯益的手上转移到启的手上。从情理上推测，这应当是一场相当残酷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启颠覆了伯益的政权，成了胜利者，伯益是这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虽然，天下的多数诸侯都归顺了启，都善于“识时务”，但是，依然有一个诸侯明确地提出了异议，那就是有扈氏——他想必是不能忍受启的政治阴谋，才拍案而起的。
根据《甘誓》的记载，为了惩罚有扈氏，夏启要求：战车左边的兵士要善于射箭杀敌，战车右边的兵士要善于执戈杀敌，驾驶战车的兵士要认真驾车；服从命令的，在祖宗的神位之前给予奖励；违反命令的，在社稷的神位之前给予惩罚——要么贬为奴隶，要么直接杀掉。
夏启的这番命令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具体信息：首先，他是一个相当强硬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政治铁腕——既猛烈地攻击政治对手，也严厉地训诫兵士，以恩威并重的两手激励兵士。这样的政治性格，帮助他获得了最高权力，也让他开创了一个“传子”的政治传统。其次，祖宗的神庙与社稷的神庙各有不同的功能。前者是祭祀祖宗的地方，代表君主的血统，在阴阳之间，主阳。后者是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代表大地与谷物，在阴阳之间，主阴。因此，要奖励一个人，则安排在祖宗的神位之前；要惩罚一个人，则安排在社稷的神位之前。再次，夏启对兵士的命令还揭示了当时的一个军事习惯：一辆战车上，通常有三个人：一人驾车，一人射箭，一人执戈，他们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