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理论和创作的关系，如同一般的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美术理论是美术创作实践的反映和总结，并指导创作实践和受创作实践的检验。理论对美术创作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中国古代美术理论究竟怎样呢？
中国美术的起源，可追溯到距今六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那时产生了彩绘陶器。仰韶文化精美的彩陶体现了原始社会先民的艺术创造才智。继承陶器工艺传统演变发展而来的是青铜器。现在看到的青铜器最早出于殷商时代，实际上青铜器不始于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夏代就有了青铜器，只是至今还没有实物发现。青铜器与彩陶相比，它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艺术发展的新貌。但这两种工艺美术创作的理论，在古代非常少。彩陶产生时还没有文字，当然无从记载。关于青铜器，直至春秋也只有极少的议论。研究青铜器的工作开始于宋代。欧阳修把青铜器、石碑、石刻搜集到一起，编写了《集古录》，着重于收藏，评论较少。宋代还有赵明诚和李清照从事过青铜器的研究。这一情况说明中国美术理论，特别是关于工艺美术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落后于创作实践。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工艺美术，如青铜器，在奴隶制社会中是贵族的生活用品。他们在祭祀、宴会等活动中大量使用青铜器，可是对它的制造者——“百工”之事，是不重视的。只使用，不研究，不评论，这大概是当时没有理论的原因。
中国美术理论从春秋开始多起来，所以我把春秋至两汉作为一个阶段。这个划分与一般文学史、艺术史不一样。我所以要这样划分，是因为在这段历史时期内，美术理论有共同之处，我把它称做诸子论美术。诸子论美术有两个特点，一是评论者不是专搞美术的，大部分是各立其说的哲学家，这与以后的魏晋时代不同。魏晋一些画家，自己一方面画画，一方面发表意见。二是从论及的内容看，诸子本意不在美术，往往用美术作例子说明或比喻其学术观点，当然也有专谈美术的，但为数不多。
诸子论美术的价值何在呢？尽管他们原意不在谈美术，议论也是只言片语，东鳞西爪，不成系统，但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即艺术的社会作用问题；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怎样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艺术本身的特殊规律问题；艺术创作中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作品的关系问题等等。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阐述虽不详尽，但毕竟是提出来了。任何事物都是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诸子的美术理论，起了先驱和拓荒作用。有了这一基础，才可能产生魏晋以后的比较系统的美术理论。还要看到，有些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其价值就在这里，故应予以重视、研究。
本章先从有关青铜器的理论叙起。
青铜器的理论，见于古籍记载的只有一则：
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左传》）
前面说过，目前还没有发现夏朝的青铜器，然而从商朝的青铜器的盛行迹象可以断定，在此以前的夏朝已经有青铜器了。没有夏朝的青铜器肇创为基础，商朝的青铜器的盛行发展是不可能的。《左传》的这段夏朝“铸鼎象物”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做是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代表理论。“使民知神奸”说的是青铜器图纹的社会作用。这是中国绘画理论最早的功能说。
青铜器纹样种类繁多，有真实的动物形象，如虎、牛、象、蝉等，也有虚拟想象的动物形象如龙、凤、夔、饕餮等。郭沫若说凤就是孔雀，不一定。现在找不到凤这种动物。夔与龙差不多，只有一足。晚周帛画中有一凤一夔作斗争状。郭认为凤代表善，夔代表恶，善战胜了恶。关于饕餮，解释更为纷纭。有人说是一种贪得无厌的动物，吃人卡在脖子里了；有人说就是牛头，但细看不是牛头，有的有角，有的无角。在众多的形象中，以象征的意义来说，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象征善的如龙、凤、羊等，一类是象征恶的如夔、饕餮等。“使民知神奸”所指的就是这两类，善的称为“神”，恶的称为“奸”。把自然界的动物区分为神奸两类，固然以动物本身的温和或凶残的属性为依据，同时也包含着人们的主观思想意识。从夏朝起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各种道德观念，作为道德基本范畴的善与恶，也即神奸二字，各阶级的解释是不同的。“使民知神奸”，就是通过铸鼎象物教育人们区别善恶；自然，这里的善恶是贵族阶层的标准。于此可见，任何阶级评论艺术，都是离不开其政治标准，也即艺术的政治功能和它们的社会作用。“使民知神奸”论是我国古代美术理论中较早地体现这一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