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手工业生产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农业、手工业直接结合是古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特点。印度更突出之处在于，这种结合不但存在于家庭范围内，而且存在于村社范围内。在每个村社中，除家家耕织结合外，都有专门的各种手工业者，如木匠、铁匠、裁缝等等。他们与外界很少联系，主要是为村社成员服务，制作农具和简单的家庭用品。作为报酬，他们或者从村社得到一块土地免税耕种，或者由村社成员给予一定数量的粮食。独立于村社之外的手工业者在16世纪前已经存在，如有专门的手工业村，更多人是住在城镇，其产品面向市场，以满足城镇人口的需要。有些手工业者生产较高档的产品供封建主使用和供应输出。
17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增长，独立手工业者数量增加。许多村社手工业者逐渐脱离村社而成为独立手工业者，其中不少人迁到交通较为便利的新地点居住，形成了新的手工业集镇或村落。17世纪初访问纳拉萨普尔地区（在南印高康达国）的一个英国人记载道：“紧靠着城市，在整个沿岸地带，住着许多织工和生产花布的手工业者。这里还有其他一些手工业者：铁匠、木匠、首饰匠、裁缝等。”又据记载，旁遮普有一个村庄，其居民“主要是织工和染工，为周围的农村服务”。在村社内，手工业者的服务，有的开始改用货币付给报酬或兼用实物、货币支付；有的村社手工业者，在为村社成员服务之外，开始为市场而生产。这意味着，这些手工业者已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不过，整个说，这个过程只是开始，农业手工业在村社范围的直接结合还没有根本改变。
印度最主要的手工业是棉纺织业。手纺车和简单的织机遍及全国农村和城镇。主要产棉区形成为主要的棉纺织业中心并常有其特色的产品，如北印和北科罗曼德海岸地区主要生产白细布，德干和孟加拉以生产平纹细布著称（达卡地区产品最好），最优良的印花布产自南科罗曼德海岸地区，丝棉混纺布则出产于古吉拉特。这些特色产品不但在国内供封建主消费，还远销东南亚、西亚、北非，稍后在欧洲找到很大市场。孟加拉棉纺织品产量最高，品种最多，以至欧洲旅游者把孟加拉称为不但是印度而且是亚洲的纺织工厂。丝织业是另一重要部门，中心在古吉拉特。孟加拉、克什米尔及阿格拉、拉合尔也是重要产地。毛纺织品以披肩、地毯为主，销售于国内外。在与农产品有关的手工业中，最主要的是蓝靛加工和制糖（蔗糖）。蓝靛主要产于阿格拉、比哈尔、古吉拉特和科罗曼德海岸地区，是纺织品主要的染料，在国内外有很大市场。蔗糖主要产于孟加拉、阿格拉、木尔坦、奥里萨，在城市有很大消费量，也是远销国外的产品。其他主要的产品有铁、钢、硝石、钻石等。造船、造车业也是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17世纪以来，印度手工业在使用工具和工艺上虽然较过去没有大的改进，但是，独立手工业者的专业分工更细了，特别是市场需要量较大的手工业产品部门。例如棉纺织业，不仅纺纱织布分别成为独立工种，原来的漂白、印染工序也分别成为独立的专业，出现了专职的漂白工、印染工。丝织业中缫丝也成了专门工种。分工增细使生产者专业化，更有利于发挥其娴熟的技术能力，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量。
印度手工业产品因消费对象不同有各种档次。供封建上层使用和供出口的高档次消费品有一些质量是相当高的。某些棉纺织品因工艺精良，质地卓越，早已享誉国外。17世纪许多欧洲旅游家和商人都以羡慕的口吻夸赞印度织造品的优美。法国人特维尼尔说，印度的细纱布“织得太好了，你拿在手上简直感觉不到它”，又说，“在色康吉（位于西印度马尔瓦）织造的一种布精细异常，穿在身上就像没有穿衣服似的”。17—18世纪，仅孟加拉就有95种棉织品、丝织品和混纺织品出口。生铁和钢的冶炼、锻造质量也较高。南印度冶炼的钢锭因为质量好，被波斯商人运回国制造武器。欧洲人来印度者也有人带一些回国内馈赠亲友，用于制造刀剑和带刃工具。造船技术水平更得到欧洲旅游者称赞。迟至1811年，法国人巴尔塔札·苏文斯还说，在造船方面，“印度人至今仍堪作欧洲人的楷模”，英国人“向印度学会了许多新工艺”。
当然，这些只是印度工艺园中的几朵突出的奇葩，它们是印度手工匠人在漫长的岁月里呕心沥血练就的精湛工艺的结晶，而不是革新技术、使用新工具的结果。在生产组织上，依然是家庭劳动性质或者是简单的劳动协作。职业划分依然保持在种姓框架内，种姓制决定职业世袭，使不同专业成为封闭的集团。种姓组织对本专业成员的权益起维护作用，但同时严格限制外种姓成员进入本专业，对生产发展起妨碍作用。17—18世纪，随着分工的扩大，有些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开始突破种姓限制，改变职业，从事别种手工业活动，或由亦农亦工变成以手工业为主。不过这主要发生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地区。总的说，手工业发展依然被种姓绳索牢牢捆住。
在商品生产发展和需求增长的基础上，17世纪中期以来，在手工业生产组织方面，毕竟出现了新的变动，一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一些部门出现了。例如孟加拉、迈索尔出现许多棉纺织手工工场，织机从三五台到十多台不等，雇工生产，按件付酬。迈索尔税法还专门规定了对具有不同数量织机户的征税办法。孟加拉、古吉拉特等地的缫丝工场，有的有30口锅，每口锅由两人操作，实行计件工资。北印度和孟加拉的制糖工场，有的雇工50多人。旁遮普、克什米尔的披肩工场常常雇佣数百名工人。迈索尔的冶铁工场有几道工序，各种工作工资不等，部分用现金、部分用实物支付。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雇佣劳动规模更大的是造船业和采矿业。造船业中心是西海岸的苏拉特、东海岸的吉大港等。通常由专人承包，再雇佣各类手工工人，往往多达数百人，分别完成各种工序。如高康达造船业17世纪70年代雇佣木匠、铁匠等100多人。采矿业主要在南印，有铁矿、钻石矿等。高康达的钻石矿由私人向国家租赁矿山，雇工开采，实行计件工资。每个矿场少者数百人，多者数千人，有个矿有6000人，有个矿区工人总数达60000人。在纺织、缫丝、制糖等部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是小型的，工场主多为手工业者地位上升而来。像造船、采矿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其组织者只可能是商人，他们拿经商赚的钱投资，成了造船场主和矿主。到18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数量还很少。
在手工业生产领域发生的另一种变化是包买商制度的产生，它开始在不同程度上控制手工业者以及许多农民的手工业生产活动。外贸和内贸的发展对印度某些手工业产品（如棉、丝织品）提出越来越多的需求，商人为获得足够的产品，便借助于包买这种形式。最普遍采用的形式是提供预付款订购，交付产品时再行结算。在手工业者和农民普遍贫困的情况下，许多人只有拿到预付款才有钱购买原料，这样就形成了这些手工业者和农民在生产上对包买商的依赖。他们自己与市场的直接联系被切断，对包买商收购产品时的压价盘剥只好忍受。这样的包买商大中小都有。大的如南印的卡济·维兰纳控制了从马德拉斯到阿尔马冈的整个区域的纺工织工。据欧洲旅游者记载，17世纪70年代的马苏利帕塔姆地区，手工业者和农民如果得不到预付款，就无法维持正常的生产。还有些包买商直接提供棉纱给生产者，收取棉布，付给工资，或提供棉布给漂白工、印染工加工，按件付资。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者购销两方面与市场的联系都被切断，完全依赖于包买商，实际上成了包买商指挥下的系列生产过程的加工者，失去了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的身份。包买商提供给生产者生产工具的不多，把生产者集中起来的更少，在当时生产工具简陋全靠手艺的情况下，并没有集中生产的必要。这样，他们在向手工工场主转化的道路上就停留在中途。这也是印度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数量不多的原因之一。当然对印度手工业生产来说，包买商制度是在分散的小生产基础上组织较大的生产，对促进产量的提高和分工的发展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包买商对小生产者的控制是资本主义萌芽另一种较低级的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是印度封建社会内部经济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它说明印度封建社会在缓慢的发展进程中也开始出现了未来社会的新质因素。当然这只是刚破土的嫩弱的幼芽，沉重的封建压迫、自然经济的统治像板结的土层使它的生长困难重重。它发展缓慢，对封建社会母体还起不了震动作用。
